天宝探秘(一百六十九)【新前卫系列连载小说】211《人工智能的智迷》】2026年3月(第一期)

林祥新海派赏石门类一一十福石

四二一的前述(一)、在上期(2026年2月)4期中的最后一期【新前卫系列连载小说】，仍就是围绕整个2月份连载小说核心内容来展话题讨论——这一核心内容简言之就是“2026年特殊论”—— 于是，【新前卫系列连载小说】2月份就及时给出配套辨识这一“2026年特殊论”概念的新方法论，去对2026年世界可能发生的大事予以展望？结果，很快在2月份最后一天的28日，这个世界真的就出现了“2026年特殊论”难以言状的所谓“特殊性”—— 所以，新明皇与刘如飞他们俩位，接下来不得不急着在3月份四期连载小说中，来告诉大家只要用上这一新方法论，便可以由自己亲手去拉开，在这个大世界中将要上演所谓最激动人心大戏的序幕——然后，你自己完全可以上去观看、甚至多少可以参与其中，从而可以得到所谓“2026年特殊论”中给出的一种非凡体验；所以，错过了就要白白失去这个特殊性感受，而投入其中甚至无需付出一文代价(就是你只是看)！ 是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人类社会在现代主义世代中，也就是它是自20世纪发生二战以来，所发生最大的、也是最有意义的一出真正宏大叙事的戏！那是因为现在这出戏，它明显超出了2022年2月24日时所出来的那场戏的精彩性——就俄乌冲突所演出的那场戏！ 那是因为小鹅抵抗大鹅的那个剧情，还只限于是代理人冲突那个老脚本；因为在那场戏的戏份中，北约这一后台老板根本没想直接上场(美国当然也没上场)；甚至，在到了2025年时，北约这一后代老板中的总把头，还把这一后台老扳总把头的角色给退了…… 而现在这一在2月28日拉开序幕的新大戏，是美以对波斯人进行侵略的所谓“新大戏”：没错是侵略——因为美以开宗明义讲的是要奔着颠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而去，甚至还在这场新大戏一拉开序幕时，就亮出了最刺激的斩杀情节(斩杀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精神领袖哈梅内伊)； 只是，2026-2-28这场新大戏，为什么是20世纪二战以来最大码的一出戏呢(超出大鹅小鹅冲突)？道理就是波斯被美以干了；但波斯也直接干美以—— 不仅如此，还因为波斯干美以的战争手段，完全超出了小鹅用无人机反击大鹅那一水平的战争烈度；因为，波斯是用自个研发出包括高超声速各类导弹(高超声速这个水平的导弹连美国都没有)去反干美以了(轰美国在中东几十个军事基地、炸世界宗教发源地的耶路撒冷老城)！ 这里需要注一下——美以为什么要干伊朗，美以的意思是为了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可两个都已有核打击的国家却要干死人家不发展核武器)？这里边真正的原因非美以伊三国人自己才说的清；但最近伊朗外交部却发了一个官方视屏，讲伊朗为什么要反抗美以(见以下视屏截图)—— 　　 四二一的前述(二)、我们在2月份【新前卫系列连载小说】最后二期合集中(就是美以侵略波斯第一时间)，连载小说就提出了在现代主义世代人类三大头部文明中，其中有一文明将要降下去，而另有一新文明将要升上来这么一个惊人推论(现代主义世代原三大文明是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俄罗斯文明)——要从三大头部文明里边下去的是西方文明，而有可能要升级到三大头部文明中来的就是波斯文明； 例如，在上期连载小说下半场话题内容讨论中，【新明皇聊天群】中的青白老师，就通过转载流媒体中一篇关于介绍波斯文明中实叶派的公众号文章，来阐述现代波斯文明可能上升为三大头部文明中去的原理—— 那是因为它不是可以用理论去发现的一种新事物，而是由现代主义世代三大文明(最起码由三大文明其中的一大文明——西方文明)去轰开它的历史经验主义(注：历史经验主义被马克思主义称为历史唯物主义)…… 如果，再用技术主义去论述一种文明升降的原理似乎也是明确的；但它的道理一定是偏于形式或简单的——例如，就以现在这个世界突然进入到一个文明急速蜕变期去思考，原来认为超级霸权国家能量十足的理念遭遇冲击？而这个产生出冲击的新力量，恰以一种客观、却也是一种冷门性来展现——那也就意味着老力量与新力量计算强弱的系数，已然进入到了冷门性改变期，就是非常态差异改变了原有计算强弱的系数…… 但是，不管是现代主义世代也好、传统中国世代也罢、抑或整个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起始于公元前221年)，就是在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中，头部文明有一个完全之条件：既必须严格进入社会治理价值性结构中，方能进入到头部文明中去—— 中华文明(包括传统中国世代与现代主义世代)——它的社会治理价值性结构=法道儒价值、社会主义价值(法道儒价值是传统中国内生的；社会主义价值是现代中国引入的——既非内生)； 西方文明(现代主义世代)——它的社会治理价值性结构=资本主义价值(资本主义价值是现代西方内生的——而在现代西方形成之前，西方无任何社会治理价值性结构)注：现代西方之前的传统中国有社会治理价值性结构——例如法道儒价值； 俄罗斯文明(现代主义世代)——它的社会治理价值性结构=社会主义价值(在现代主义世代的苏联时期——非苏联内生，但其特殊性是人类社会首创实践了，用社会主义治理苏联社会而成为社会治理价值性结构)注：俄罗斯现在治理社会的价值性结构为资本主义价值。 那么，波斯文明要取代西方文明(三大头部文明)的完全条件也应该是一样，是波斯文明也要进入到社会治理价值性新结构中去(也就是在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中，已出现的三大类治理社会价值性结构之外的一种新唯物论存在，就是在已有了法道儒价值、资本主义价值、社会主义价值之外的第四种治理社会的价值性)？ 所以，波斯文明若要取代西方文明而上升到世界三大头部文明中去的话，伊朗就必须要内生出在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中第四类治理社会的价值性…… 而伊朗这个国家必须内生出的治理社会价值，当然不是资本主义价值(资本主义价值早在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时，已经被伊朗什叶派给排挤了出去)！当然，也不是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价值自1922年始自苏联开始实践起，从没进入到伊朗社会中去)…… 以下便是经新明皇与刘如飞一起讨论后，给这期话题内容讨论提供出的文本—— 【四二一、在现代文明中波斯文明与俄罗斯文明在形而上学上可以结盟 一、“杜金主义”是打进实叶派新柏拉图主义与传统苏菲主义的楔子 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思想创始人(也称杜金主义)、既亚历山大·杜金本人，就是伊朗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热情崇拜者，他尤其仰慕苏赫拉瓦尔迪(谢哈布丁·叶海亚·苏赫拉瓦尔迪，1191年卒)的“光照派”(伊沙拉基)哲学；而且杜金是波斯语通，他本人甚至翻译了苏赫拉瓦尔迪数部波斯文著作； 另外，杜金还自认与法国东方学家、伊斯兰学家亨利·科尔班(1978年卒，就是上期介绍的那位科尔班)在意识形态上颇为接近；例如，杜金对科尔班伊朗哲学与什叶派形而上学是有深入研究的，尤其是他对伊斯兰密传的传统——苏菲主义和什叶派新柏拉图主义等，作为伊斯兰思想核心维度，作出过全面研究与诠释…… 就此，也可以认为科尔班充当了连接杜金政治形而上学与波斯文明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两个维度上的思想桥梁；因为，每逢杜金访问伊朗，都要去拜访受科尔班影响的伊朗哲学家；例如，杜金曾与颇具伊朗影响力哲学家霍贾马·阿加·阿瓦尼进行过一次深入访谈，专门探讨伊朗传统主义哲学，并了解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创办的思想学院。 只是，杜金对苏菲主义和伊朗什叶派的诠释颇具个人色彩，且带有明显种族性意涵：例如，杜金将二者框架为一场“雅利安~太阳性”以及“闪族~月亮性”与宗教~文化传统之间永恒的斗争…… 杜金认为以“光明形而上学”为标志，以抗击黑暗的特征就是波斯文明的最高形式——它根植于雅利安气质！它也从根本上有别于其他闪族文明？而闪族文明涵盖了阿拉伯、伊斯兰和犹太传统…… 所以，杜金认为伊朗人通过什叶派和苏菲主义的密传维度——因注入了“太阳性”雅利安精神——而这一精神又对阿拉伯伊斯兰教进行了微妙改造；只是，杜金这一叙事也是深受尤利乌斯·艾沃拉、雷纳·盖农等，传统主义思想家以及纳粹神秘主义的影响…… 伊朗与俄罗斯(杜金)的另一条连接纽带是马丁·海德格尔——杜金将海德格尔“此在”(Dasein)的概念作为超越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替代性政治基础，而在此基础上杜金锚定了多极世界——既在这个世界中不同民族各自表达其与“存在”(Being)的独特关系，而非趋同于西方普世主义。 例如，杜金援引海德格尔关于“存在历史”(Geschichte des Seins)和“另一个开端”的概念，将海德格尔的历史叙事重构为根植于“存在”本身的文明多元图景。 所以，杜金就一直主张在一个多极世界中，每一伟大文明都体现其自身历史与本体论的“存在”形式。而在此框架内俄罗斯文明不仅仅代表一种政治或文化替代选项，它一定也是一种独特文明性的“此在”——既一种与西方主体性形而上学和自由普世主义截然对立的独特“存在”方式。 　　 二、实叶派新柏拉图主义以及传统苏菲主义与“杜金主义”迎合 相同的是在伊朗本土，他们也对杜金感兴趣并将他视为海德格尔式的哲学家和理性知识分子——包括伊斯兰法学者阿卜杜勒·侯赛因·霍斯罗帕纳赫和霍贾马·阿加·阿瓦尼(他们继承了一段更悠久的海德格尔传统——伊朗二十世纪知识分子阿哈迈德·法尔迪德(1994年卒)和贾拉尔·阿勒·艾哈迈德(1969年卒)，都曾运用海德格尔传统范式，创造出颇具影响力的“西方化”(gharbzadegi)概念。 既认同海德格尔对现代性与技术的批判，但也将其重铸为对伊朗依附性(依附西方文明)作出诊断。海德格尔传统因此在伊朗兼具双重功能：既是抵抗西化的本土主义工具，也是伊斯兰共和国知识场域中，面对现代性批判的哲学语言——而这两个维度都与杜金对海德格尔的诠释形成呼应。 例如，杜金援引法尔迪德及其弟子礼萨·达瓦尼·阿尔达卡尼提出的观念时，就着重指出伊朗如何成功地将海德格尔哲学，整合进什叶派新柏拉图主义框架是如此引人注目！杜金强调了两者的综合：海德格尔的“本有”(Ereignis)和“最后的神”(Der letzte Gott)之概念，是可以透过什叶派末世论去加以重新诠释的…… 据杜金介绍，在这些思想家里，“本有”对应着终极启示的形而上学，而“最后的神”则象征隐秘伊玛目(马赫迪)的显现——其归来则标志着神圣秩序的恢复。 杜金与伊朗知识界和宗教界的积极往来与密切联系始于2000年代以后；2005年杜金应伊朗外交部和德黑兰战略研究所邀请对伊朗进行正式访问，并发表了数场讲座——并在访问期间杜金还与时任伊朗外交部俄罗斯和独联体事务部主任迈赫迪·萨法里会面，还就未来合作的重点和交流方向进行磋商，可见杜金在伊朗媒体话语中是有权威性的； 例如，伊朗推广“杜金主义”的主要推手是电影导演纳德尔·塔勒比扎德赫(2022年卒)——塔勒比扎德赫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土耳其的多乌·佩林切克相类比；而这两位知识分子都对杜金的欧亚主义思想，怀有真诚而深厚的兴趣，并分别动用公共与私人预算及基金会的资源来组织推广杜金的欧亚主义宣传。 而不同于土耳其人佩林切克，是塔勒比扎德赫更是一位具有知名度和政治人脉的人物——他是保守派电影人，并以2007年制作出电影《弥赛亚》(Messiah)而著名，且深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赏识。塔勒比扎德赫去世后，哈梅内伊称其是“革命性和勤勉的研究者和艺术家”！ 到2016年杜金参加了由“思想时代”(Asr-e Andisheh)杂志与萨德拉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四届人文学术聚会。这次聚会以伊朗与俄罗斯之间的哲学与文明对话为框架，吸引了社会学家马努切尔·阿什蒂亚尼和国际关系学者贾汉吉尔·卡拉米等伊朗著名知识分子出席。 在那次聚会中杜金作了讲话，他着重强调俄罗斯与伊朗两国之间共同的“期待文化”(farhang-e entezar)——伊朗什叶派和俄罗斯东正教，都体现着围绕神圣人物回归的末世论世界观：前者期待伊玛目马赫迪(弥赛亚)，后者等待基督再临…… 杜金还援引苏赫拉瓦尔迪的哲学寓言“西方流亡”(al-ghurba al-gharbiyya)，是作为现代性造成精神错位的其本表征。所以，杜金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代表了此类精神的回归范式，正如俄罗斯东正教也是奠定俄罗斯复兴的基础。 在同年的2016年，杜金还作为特邀嘉宾在伊朗参加了由塔勒比扎德赫主办的“新视野会议”(New Horizon Conference)；此后又多次出席这一年度会议，包括2019年在贝鲁特以杰出演讲者身份参会； 2016年杜金还访问了库姆神学院，并拜会了阿亚图拉赛义德·穆罕默德·迈赫迪·米尔巴盖里(库姆伊斯兰科学学院院长)，此人亦是科学与宗教关系领域的著名理论家。在会面中杜金详细阐释了其欧亚主义理论的宗教维度，尤其着重论述了“自然科学宗教化”的必要性，即从西方实证主义认识论中解放出来理念；而这一理念也是伊朗传统主义学派的核心关切…… 到了2017年，杜金与塔勒比扎德赫一同参加了在伊拉克举办的“阿尔巴因”(Arba'in)悼念游行——即伊玛目侯赛因殉难四十天的纪念游行。这一游行被国家电视频道实况转播。期间还在一次采访中，杜金强调基督徒也应该参与到这一精神性的朝圣游行中，因为它是反资本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斗争性象征！另外，杜金还接受了伊朗保守派知识分子、是曾任伊朗最受欢迎保守派报纸《锁孔》(Keyhan)主编的迈赫迪·纳赛里的采访…… 2020年杜金在哈桑·阿巴西的智库——无国界安全学说分析中心(通称"亚克因"，Yaqin)——发表了一篇长篇讲话(伊斯兰革命卫队著名保守派政治理论家阿巴西主持了这次活动)，在讲话中杜金对同年遭美国空袭身亡的卡西姆·苏莱曼尼给予高度赞扬，称其为真正的殉道者与英雄！ 杜金的名字在伊朗媒体中持续频繁出现不是出于偶然——例如，2022年8月其女达丽娅的遇刺事件就被伊朗媒体广泛报道，普遍沿袭基辅应为此负责的俄罗斯叙事，同时将此次袭击置于俄罗斯对抗西方之更大宏观背景下，并将杜金塑造为因其反西方世界观，因而家人遭受株连的象征性人物！ 杜金在伊朗话语中的持续存在，折射出伊朗方面对他提倡多极化思想和从文明性上抵制西方路线感兴趣。伊朗媒体还始终将杜金视为不仅是代表俄罗斯知识界，更是与执政精英关系密切的政治分析家。 例如，伊朗驻俄大使曾多次与杜金会面商讨国际事务，有影响力的《德黑兰时报》也在报道中介绍他关于俄伊合作条约重要性的观点，与俄外长拉夫罗夫和伊外长阿拉格奇的立场并列引用…… 然而，杜金一系受到保守派媒体和政治圈的热情接待，却激起了改革派思想家们的强烈反弹，他们将其日益增长的影响视为伊朗思想与政治危机的症候。 例如，与保守团体不同的是部分改革派知识分子——那些与哈塔米政治理念以及现任总统佩泽什基杨立场相一致的人——对杜金在伊朗影响力的扩大提出了尖锐批评。 例如，在伊朗就有文章将杜金的追随者描述为“伊朗末世论者”(akhir-e zamaniha-ye Irani)，并将其塑造为伊朗发展力量的主要障碍；那些文章甚至将杜金的“末世论国际主义”界定为严重误导，并警告他将形而上学的弥赛亚主义与政治机会主义混为一谈，最终将滋生派系主义泛滥、以及将会危及伊朗社会的凝聚力？是一种对外冒险主义…… 改革派报纸《东方》(Sharq)的其他文章，也批评塔勒比扎德赫、米尔巴盖里及杜金的其他崇拜者，在伊朗推广错误的意识形态，并认为这是极具破坏性和危害性的。例如，改革派神学家穆罕默德-塔吉·法泽勒·迈布迪等人，就批评米尔巴盖里在库姆与杜金会面，以及随之而来的什叶派弥赛亚主义与反现代基要主义，是权力追求的合流者。 按照他们这一派的分析，杜金既充当外部意识形态之榜样，又充当一面镜子，映照出伊朗强硬右翼话语的伪理论性和权力驱动之本质…… 　　 三、“杜金主义”的模块化翻译——成功的缘由及其局限 亚历山大·杜金的欧亚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触达海外受众，可以通过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来解释—— 其一，是杜金构建了一套深深扎根于神秘主义、神秘学和末世论传统以及地缘政治学的学说，从而能够将当前国际秩序的变革转化为一种形而上学语言； 其二，是杜金充当了一个学说上的“变色龙”：是因为他拥有广博的文化素养；因此，几乎能够针对任何语境调适其参照体系——在欧洲他援引欧洲思想家，在巴西他引述拉丁美洲学者，在中国他征引孔夫子，在中东援用伊斯兰人物……如此，杜金的演讲是被精准针对特定受众、精心设计以及产生即时共鸣的微定向产品…… 而杜金之所以在穆斯林语境中得以产生共鸣，一个重要因素是杜金对传统主义学派的依赖，尤其是依赖雷纳·盖农(他是改宗伊斯兰教者，取名阿卜杜勒·瓦希德·叶海亚)的学说与著作——所以，他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对永恒智慧的肯定，用深刻性塑造出二十世纪伊斯兰知识圈之认识共识…… 而由于传统主义将伊斯兰教置于形而上学体系中的核心位置——以苏菲主义和什叶派密传为传统(Tradition)的特权表达；以及杜金对盖农思想的阐发，为他通往穆斯林受众架设了一座现成的桥梁。 杜金还深受盖达尔·哲迈勒(1947—2016年)的深刻影响，哲迈勒融合了伊斯兰哲学(尤其是什叶派政治神学与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欧洲政治哲学的若干元素——所以，杜金反复强调其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和现代性的全球斗争，将伊斯兰界定为是一种革命性与反西方体制的重要力量…… 以上“杜金主义”在伊朗的种种影响表明，杜金在中东被广泛接受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模块化翻译：就是这一模块可以为各行为方，提取那些与其有各自叙事产生共鸣的片段，并适时通过功利主义丢弃其余部分；而这也意味着杜金的接受方式，实际上充当了当地意识形态焦虑的一面镜子—— 这也就使得杜金他的著作、人格和象征性资本，以不必忠实于其哲学体系整体的方式被动员，而且这还不妨碍他在多元公众中获得可见度。 这揭示出杜金运作的方式与其说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跨国"公共知识分子"，不如说是全球后自由主义不满的“浮动能指”。 所以，杜金思想的接受与其说通过对其密集著作的持续哲学研读实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著作被翻译)，不如说是通过媒体生态和选择性的象征性符号来完成“杜金主义”的传播……】 　　 四二二的前述——在2026年3月第一期连载小说下半场，新明皇与刘如飞对上半场话题内容作了一个小结—— 接下来是新明皇先告诉刘如飞：“我们在上半场话题讨论中，切入了俄罗斯学者‘杜金’研究欧亚主义思想具体演义的一些情况；可为什么要去做那种切入呢？其实是因为联想到我们这边，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边，产生不出中国类似的‘杜金主义’？ 例如，像在我们CCTV4国际时事节目中，会请到像宁夏大学伊斯兰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可无奈他们只是时事评论员级别专家？而且，他们还只是‘坐井中土’观伊斯兰的人，远远不及像杜金对现代伊斯兰所作的那种深入研究，并且还能深入到伊朗与士耳其等地区国家的腹地…… 幸好，我们总算还有【新明皇聊天群】，作为掌握最前卫思想方法论的这一聊天群，可以用前卫的思想方法论去研判现代主义世代文明的演化趋势，以及展望现代主义世代波斯文明的前景？ 接下来在下半场话题讨论中，我们将展开现代主义世代关于反抗西方文明的展望，以及什么是反抗西方文明？” 【四二二、现代主义世代反抗西方文明之论述 一、新三大文明就是所谓反抗西方文明(把西方文明剔出去)后的基本表征 (一)、中华文明除外论——中华文明不属于反抗西方文明的文明 因为，根据历史经验主义，中华文明先发于西方文明；所以，对于中华文明就不能简单把它的存在主义，理解为是对西方文明的反抗？而应该理解为是西方文明(就是西方主义反文明价值——资本主义价值)对中华文明(正文明价值——法道儒价值)的否定，其符号为“←”；那么，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结构主义，就是特殊的文明结构。 所以，当现代西方文明对传统中华文明进入到否定的逻辑中去之后，从否定到再否定便一定出现(就是会，成为逻辑的结构性)——既正文明价值(法道理价值)←反文明价值(资本主义价值)←正文明价值(社会主义价值)注：“←”为否定的符号。 所以，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是一种特殊的、直接进入否定逻辑的文明结构…… (二)、作为反抗西方文明异类的俄罗斯文明 那是因为俄罗斯文明，没有进入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那种否定再否定逻辑的结构性——既正文明价值(法道儒价值)←反文明价值(资本主义价值)←正文明价值(社会主义价值)的结构—— 所以，俄罗斯文明先要进入到被否定的程序，其结构性为正文明价值(社会主义价值)←反文明价值(资本主义价值)；只是俄罗斯文明在进入到上述被否定而不是“去否定”的结构时，俄罗斯现在的反文明价值(资本主义价值)不能否定自己(就是资本主义价值不能否定资本主义价值自己？所以，俄罗斯文明只能再去产生新的文明性价值？)—— 但眼下我们看到俄罗斯文明性价值，只能先进入到一种特殊的修正主义中去，然后，再去产生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反抗(例如，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进行特别军事行动)；而且，这种反抗当然不是针对正文明价值(社会主义价值)，而是对反文明价值的西方文明之反抗…… 那么，根据这一现实存在主义情形，俄罗斯若要对西方文明进入去否定(符号“←”)逻辑的结构性之前，俄罗斯文明便先要进入对已经是“去否定”的那个文明予以反抗； 所以，21世纪后进入西方反文明价值中的俄罗斯文明，在文明否定逻辑的结构性中，只能进入到文明性反抗的逻辑结构中；当然，现在这种文明反抗的俄罗斯样本，也是取得反抗突破唯一的的国家(只是，虽然反抗成功，但离真正的否定还差得很远，因为俄罗斯文明只是对资本主义价值进行了修正主义的反抗)…… (三)、作为反西方文明原教旨的波斯文明 波斯文明的现代属性——开宗明义就是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那一套用于治理伊朗内部社会集成性的功利主义——可这里为什么要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社会，称之为是在功利主义集成性的治理形态中呢？ 第一个原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那套东西是独立的——既完全独立于传统中国世代治理社会的价值性——法道儒价值；也完全独立于现代主义世代治理社会的两类价值性——资本主义价值、社会主义价值； 第二个原理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那套东西，还仅实践了四十几年时间，还没能产生出像苏联红军在二战时攻克柏林时所取得那种胜利性(既摧毁了一支也属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同一阵营中，却是法西斯一派的纳粹力量)；以及像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抗美援朝中，直面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另一个群魔乱舞集团力量的攻击(有17国之多)，并把侵略朝鲜的联军赶出了三八线； 故也就是说伊斯兰革命后的那套东西，还没有受到像苏联和新中国当时所受到西方文明力量的考验——就是反抗西方文明的考验？当然，真正的考验或许在2026年2月28日出现了！ 　　 二、现代伊朗的概念 它除了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概念之外，最特殊的恐怕还有另外一个“帝国”的概念——也就是说波斯在过去三千年以来，能够为整个大区域(从中国的新疆一直向西，直到伊拉克，包括整个中亚以及南亚次大陆)提供一种理想与美好生活方式的唯一可能！ 所以，波斯一定可以用“帝国”性的文明来定义：既它能够为超出其本土疆域外更广地区，提供一套更成熟、更完备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以及教育模式的地方…… 所以，伊朗城市实际上是一个非首都的边缘化城市概念，或者说如果我们用“帝国”这个概念来理解，它可能处于某种意义上的“帝国边缘”。 那么，如对这种“帝国”波斯产生共识，就会因为中心与边缘关系的不同，而产生出明显的地理差异吗？答案显然是不会的。因为，伊朗在历史上，它的帝国中心是不断变化的——如果我们粗略回顾一下伊朗的历史，那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所谓的“波斯”国，自始至终具有特殊的存在性—— 首先，就是“波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1935年，伊朗国王礼萨正式对国际社会以“伊朗”的称呼取代“波斯”；在这位伊朗国王看来，波斯这个概念并不属于伊朗人民的自我认同，而是属于西方人给伊朗的称号。 而这样的改名不仅标志着伊朗国王礼萨，从外部命名到自我定义的转变，也是伊朗民族摆脱殖民统治的标志。因为“波斯”常与伊斯兰教、东方神秘主义、地毯和落后等等封建王朝的名义挂钩，虽带有浪漫化、但更多的是殖民化的贬低。所以，礼萨·沙希望通过“伊朗”这一名称，以摆脱波斯这一旧印象，从而向世界展示一个现代、独立国家的形象。 其实，波斯这一名称并不是什么西方人对波斯的称呼，波斯是今日伊朗法尔斯省的旧称，最初是指契美尼德王国的属地，那片区域大体上等同于今天伊朗西南部的法尔斯省。 波斯(persia)的叫法起源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在描写希波战争时期所使用的名称。如果我们再看一看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最著名的古迹，我们便会留意到波利斯(polis)也是希腊语的名称。 例如，在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并灭了阿契美尼德帝国，波斯进入希腊化时期(Seleucid Empire)，波斯文化开始深刻地同希腊文化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生活在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人便沿用了波斯(persia)的名称。而对于希腊征服以前的波斯而言，波斯国王的自称是：“阿胡拉·马兹达的选民”、“万国之王”等！ 而伊朗这个概念，则源自波斯语“Ērān”，意为“雅利安人的土地”，这个词在萨珊王朝(224年-651年)时广泛使用。它不仅成为了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民族和文化认同的象征。 然后，随着伊斯兰帝国的兴起，这一片区域逐渐被阿拉伯势力掌控，古代波斯语的书写体系随之消亡，波斯的古典文明在这里被阿拉伯化，而成为了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 只是，这一地区的文明并没有因此消失？此后的布韦希王朝(Buyid Dynasty，934年~1062年)和赞德王朝，都是以这一区域的核心。而它的文化重心是呼罗珊，这里也成为波斯文化重生的核心区域。 在阿拉伯人统治伊朗的7~10世纪，正是在呼罗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反抗中央集权的温床，同时也为波斯文化的延续提供了土壤。 定都布哈拉的萨曼王朝(819年~999年)可以被视为波斯文化复兴的起点，马什哈德所在的呼罗珊地区，也成为波斯语文学和行政体系复兴的中心。 以当地方言为基础，融合大量阿拉伯语词汇的“现代波斯语”逐渐成型，并取代了已灭绝的古波斯语。这里孕育了如费尔多西和《列王纪》这样的文学高峰！而成为波斯化的伊斯兰文明后来又向中亚、南亚广泛传播，从而也奠定了此后波斯语世界的文化版图。 此后，在这片土地还经历了加色尼王朝、赛尔柱帝国、伊儿汗国和帖木儿帝国，虽然这些都属于突厥统治的民族。到了萨法维王朝确立什叶派为国教后，马什哈德因伊玛目礼萨(第八代什叶派伊玛目)的陵墓，而成为什叶派最重要的朝圣地之一。 伊朗还有一个文化重心，是今天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和阿塞拜疆地区，这里地处波斯与高加索、安纳托利亚的交汇点。自蒙古西征以来，这里就成为了整个伊朗最为重要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此后的萨法维王朝和恺加王朝皆起源于这一区域。所以，伊朗西北部包括大不里士所在的东阿塞拜疆省等地，自伊尔汗国以来在伊朗历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了恺加王朝时期，大不里士成为“第二首都”，连接奥斯曼和俄罗斯，是贸易与现代化的前沿，并在宪法革命中发挥了极大作用。直到今天，这一区域都有着极为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一片区域90%以上的人是用突厥语来沟通的，甚至在街上几乎听不到任何波斯语，也极少有伊朗其他地区的人来到这里定居。 所以，回顾自1935年礼萨国王改名以来，一直引发来自国外内的双重批评；例如，乌里玛和传统派认为改名削弱了伊斯兰根基；部分知识分子则批评其过于迎合西方，尤其以“雅利安”概念与纳粹的关联引发误解…… 即使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更喜欢“波斯”这个名称而不是伊朗？至于巴列维王朝为什么要从波斯改为伊朗，也许一个重要的、却不为人留意的原因：因为巴列维王朝是伊朗近代以来唯一一个由波斯人建立的王朝。 在过去的一千年里，统治伊朗的王朝几乎全部都是由非波斯族群建立的，他们若不是突厥人、就是蒙古人；换句话说由波斯人建立的王朝、由波斯人登上王位，在整个近千年的伊朗历史中，直到20世纪才真正出现。 三、波斯~伊斯兰：中亚千年信仰与文明的桥梁 直到今天，很多人对伊朗的认识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因为，通常大家一提到伊朗，最先想到的就是伊斯兰教，觉得伊朗就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宗教色彩很浓厚；但一旦人们联想到“波斯”的概念，然后又联想到“突厥”，其实两者是彼此交织、相互影响的。 只是，今天人们所理解的伊朗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的这一宗教属性，和波斯文化、波斯帝国那种文明认同之间，又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两者的关系当然是非常复杂的。要知道任何一个宗教从某个地区向外扩展时，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当地民族自身的文化、甚至本土宗教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有时候可能表现为一种彻底的同化。 例如，当西方的天主教一传入到美洲大陆时，几乎是一夜之间所有人就开始皈依了，或者说在一两百年内，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来自本土宗教的强烈抵抗？ 但这种情况也有例外？例如，伊斯兰教本身就是一个强势宗教，但它的传播民族——阿拉伯人，在文明层面上却是相对落后的…… 也正因为如此，当伊斯兰教扩张进入了像伊朗这样一个无论是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远远高于阿拉伯人的地区时，它与本土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有趣了。 这也是为什么伊朗人信仰的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其实，伊朗信仰什叶派不是偶然的，而是有非常深层次原因的。大体上讲自9~10世纪伊朗人开始皈依伊斯兰教以来，波斯语就逐渐成为了伊斯兰教传播的语言。这里所说的“语言”，指的是伊斯兰教东传过程中，特别是传入中亚、包括中国新疆这一过程中的文化媒介，起主导作用的其实是波斯语，而不是阿拉伯语。 同时，清真寺建筑的艺术风格，也多为波斯式的艺术风格。这种文化传播伴随着生活方式、饮食等同时辐射。例如，我们熟知印度文化中的一些代表元素：像泰姬陵它就是一座纯粹波斯风格的建筑；再比如印度最著名的食物Chicken Briyani，其实也是来自伊朗。这道原本的伊朗美食传入印度后，又经过两三百年的本土化演变，就变成了一道印度菜；实际上今天很多的印度菜，其实本质上都可以说是伊朗菜。 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说明，伊朗表面上并不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但由于它有着强大的文化，更是有着发达且成熟的官僚体系和完整帝国管理的经验，这些因素使得伊朗在文化传播、文明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媒介作用。 所以可以说整个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教信仰，都是通过“波斯”这一概念作为文化载体而传承和建立起来的。所以，波斯帝国因为有完整的官僚体系，而这一种建制化的力量，它就能够更加有机性地将宗教思想，整合与组织到真正意义上地区社会的生活方式中，或者说社会管理机制中…… 这是一种影响方式，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方式，这个方式就是苏菲教团的模式——例如，随着7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波斯地区后，在之后几个世纪里波斯就成为了苏菲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中心，它孕育了众多重要的苏菲思想家和教团； 其中还有一些著名的诗人，包括鲁米(Jalaluddin Rumi)、阿塔尔(Fariduddin Attar)和哈菲兹(Hafez)等，而对政治影响更深刻的则一定是苏菲教团。因为，这些教团自11世纪后就开始制度化了，并形成了如卡迪里耶(Qadiriyya)、苏赫拉瓦迪耶(Suhrawardiyya)和纳克什班迪耶(Naqshbandiyya)等教团。 另外，由于蒙古西征摧毁了中亚原有的政治结构，苏菲教团因其灵活性和社会服务(如提供庇护、慈善)，使得它在整个中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此后，像比较所熟知的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这些地区苏菲教团在其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他们不仅是宗教组织，还扮演了政治中介、军事动员和社会治理的角色。这些教团往往将伊斯兰教与中亚的萨满教、祆教和佛教传统融合，强调社会参与，吸引精英与平民，强调突厥语诗歌和游牧文化，这吸引了大量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等地方的游牧民…… 而通过基层扩展又影响到整个民众，最终让整个上层也皈依了伊斯兰。这些原发地都在伊朗这个地方，或者说都是从那里生长出来的，现在都可以把它理解为某种波斯化的伊斯兰教。 波斯化伊斯兰，或者叫波斯~伊斯兰，是一个非常完善的概念。除了波斯伊斯兰，还有阿拉伯伊斯兰；但实际上阿拉伯伊斯兰相对来说，甚至还不如波斯伊斯兰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阿拉伯半岛的人口和文明现代化进程，基本是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才开始的，而整个阿拉伯半岛的人口加起来，甚至不及伊朗人口的一半。 我们熟知的阿拉伯帝国或者所谓的伊斯兰文明，这些概念有很大一部分基础，其实都受了拜占庭文明的影响；东边的拜占庭和西边的拜占庭，以及东边的伊朗，在这个基础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阿拉伯帝国统治的叙利亚、埃及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是基督教文明非常繁盛和发达的地区。在这些地方许多伊斯兰哲学家，其实是在拜占庭文明或基督教文明的熏陶下发展起来的，而东边的文明自然就是波斯的文明。 所以，我们熟悉的伊斯兰科学、伊斯兰哲学、伊斯兰文化，实际上与今天的阿拉伯半岛伊斯兰关系不大，它们要么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要么是在基督教文明大厦之上建立起来的，或者是在辉煌的波斯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果实…… 　　 四、一神论——波斯文明圈的启蒙与科技 在现代主义进入大国竞争之前，大家关心的未必只是启蒙精神本身，更多的是启蒙理性背后的科学技术。很多时候我们习惯认为科学技术是基督教文明，或者说西方文明的直接产物？ 但事实上波斯文明也是其中的一条进路——例如，伊朗古代科学之所以能够繁荣，根本上还是立足于一种一神论形成了一个大体系。 也就是说为什么中世纪的伊朗人会有发达的科学，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宇宙的渴望和追求，本质上是想认识那个至高的真主。他们总是通过不同路径去认识真主，有的是通过实验科学和经验科学的方式，也有的是通过信仰、神秘主义、修身等方式…… 这些都是他们认识真主的途径。在西方当然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对唯一真主的认识和信念同样非常深厚。这个唯一的真主，实际上并不与伊朗伊斯兰化以前的宗教相冲突。 伊朗伊斯兰化以前的拜火教(“拜火教”这个翻译其实是有误导性的，拜火教本质上也是一神教，它并非是一种万物有灵论或者异神教)。很多人把这理解为波斯的二元论，但其实这不是二元论而是一元论。 黑格尔好像说过波斯是二元论——其实它只是这样的一种一元论：既这个世界最终所有的神都会归于一个至神——阿胡拉·马自达(他是神圣)；还有一个恶神为安格拉·曼纽(Angra Mainyu)代表黑暗与邪恶。 但这种二元对立并非多神教的表现，而是对宇宙中善恶斗争的哲学思考。而拜火教认为人类的任务是选择光明与善，以对抗黑暗与邪恶…… 　　 五、现代伊朗所谓伊斯兰革命的动力到底是人民主义还是神秘主义 1978年秋，当米歇尔·福柯踏上德黑兰的土地时，他目睹了一场令他震惊的历史奇观——彼时距离“黑色星期五”屠杀仅数周，军队的枪口刚刚对准了手无寸铁的示威者…… 然而，伊朗人民非但没有退却，反而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集体意志涌上街头。没有统一的党纲，没有武装力量，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组织，却有数百万人愿意以生命赴死，可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呢？ 福柯在他的系列报道中将这场运动命名为“灵魂的反叛”(une révolte de l’esprit)；这一命名绝非修辞的偶然，而是出于他深刻的哲学直觉：伊朗人不仅在反抗一个政权，他们也在反抗一种现代主义世代的文明范式——就是那种以理性、技术、规训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明。 在福柯看来伊朗的什叶派伊斯兰不是一种落后的迷信，而是一种依然葆有生命力的精神资源，一种尚未被“祛魅”(désenchantement)彻底掏空的世界观！ 然而，以福柯为代表的西方观察者他们惊讶的本身，也暴露出了西方政治思维的盲点。因为，在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中，宗教与政治的分离是以现代性为基本前提；两“政教合一”则被视为是前现代的历史遗迹，它已被理性的世俗国家所取代。 而1979年的伊朗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权更迭，更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证言，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击碎了某种单一的现代化迷信。 而且，这场革命已向世界作出昭示：灵性与政治，绝非如现代西方理论所预设的那样是彼此排斥、甚至此消彼长的；相反，它们能够并行不悖，甚至在特定历史契机下能相互激荡、深度耦合，并爆发出足以颠覆整个地缘政治格局与国家秩序的惊人能量！ 然而，革命胜利后这种灵性与政治的和谐却迅速异化——那是因为霍梅尼的“法基赫监护”，从理论走向了实践，并建立了一个神权共和国； 然而，这也开启了权力腐蚀灵性的序幕——因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本来应该是为全体伊朗人的“人民军队”，但它却在革命胜利后，以保卫革命理想为名义，在两伊战争中膨胀为了经济怪兽； 而且，在伊朗革命政权第二代领导人哈梅内伊上来后，这种异化加剧：灵性叙事成为合法化腐败的工具，完人理想被简化为领袖不可错的教条。 而在2026年哈梅内伊被美以斩杀后，伊朗社会出现了撕裂：欢呼者视其离去为摆脱神权枷锁的解放，哀伤者则视其为灵性灯塔的陨落；但无论哪一方，他们的祖辈在1978年都曾是霍梅尼的支持者—— 他们不是支持一个独裁者，而是被那股深层宗教意识所激发：一种对尊严、正义与超验救赎的渴望。这种意识源于什叶派的隐遁伊玛目叙事，相信末世马赫迪将带来终极正义，因此革命被视为灵性觉醒的预演…… 而要真正透彻理解当今伊朗境内所发生的一切，首要的前提便是重新审视并重构宗教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果断、且彻底地抛弃自启蒙运动以来、在世俗主义语境下构建的那种鄙俗的“政教分离”观，以及将一切神权统治预设为“黑暗、落后、蒙昧”的启蒙运动偏见。 在伊朗的语境中，灵性不是退居私人领域的自我宽慰，而是公共领域中最核心的动员密码，是一种深植于什叶派传统的神秘主义意识；它在1978年被霍梅尼唤醒，激发了祖辈们的革命热情，而今又在2026年的伊朗酝酿着新的风暴……】 　　六、本期连载小说后述 刘如飞最后想告诉新明皇：“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20年代，在欧洲东边和亚洲西边各发生了两件还停不下来的热战—— 第一场从2022年2月一直打到今天，我现在想对这一场战争进一次另类的点评——就是当用我们的新思想方法论，对政治军事作一个功利主义量化，结果我们就可以代入进一个令人惊呀的模型中，就是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全面辗压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 然后，分别将俄罗斯与乌克兰代入其中，我们发现俄罗斯回到了苏联(回到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中)——因为俄罗斯是独立的；而新乌克兰却回不到苏联时期的旧乌克兰时期？ 特别是在2022年2月24日开始的几天，俄罗斯十几万机械化部队，一字排开在基辅城下，然后是俄乌协议谈判，俄罗斯暂时收兵；而如果此时乌克兰在北约的支援下，派几个师的空降部队，布署在乌俄两国分界乌一侧，这样的话或许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便不会在4年来打个不停？可北约中央司令部没有出色的军事参谋？ 结果，就使得俄罗斯可以在4年里打成步步为营的战术，不断展开对顿巴斯地区的解放战争(在乌东的乌克兰政府军与顿巴斯民兵接触线从西的纵深，几年来打造了两条类似马其诺防线……) 第二场就是2026年2月28日，美以联军发动了对伊朗国家领导人和军事单位斩杀与毁灭的狂轰滥炸——例如，美以联军已对超过一万五千个伊朗有价值目标进行了狂轰滥炸之摧毁…… 注：上图为以色列总理内培尼亚胡正拿着对伊朗官员的‘死亡卡牌’(以色列要清除伊朗官员的名单)，告诉美驻以大使赫卡比，说以色列又在某次定点清除中，将‘死亡卡牌’中几位伊朗官员干掉了…… 　　 但是，在美以联军进行了24天狂轰滥炸后，美以联军侵略者的总头目，突然单方面提出要停战谈判…… 如果将俄乌4年战争与美以伊24天战争作一番比较，我们发现在政治军事(非经济)运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一方是经打的(我们可以将伊朗看作是正统计划体制的政治军事——例如，类似于新中国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深挖洞、广积粮、不争霸的伟大战略)—— 所以，法国《观点》周刊记者采访了法国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当代冲突分析专家米歇尔·戈亚。这位法国军事评论家认为——伊朗可打2~4个月(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体制在政治军事上已呈江河日下的颓势？) 例如，正如美国大牌媒体人前福克斯主播塔克·卡尔森在采访江学勤教授时(卡尔森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你是总统、你会怎么做’？ 江学勤答：‘找上俄罗斯、中国、伊朗谈呀——以此建立世界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