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霖忆八一起义总指挥贺龙

建荣视界

音乐：激情燃烧的岁月

原文、图片供稿：罗解难

编辑：孙建荣

为纪念开国元帅贺龙诞辰130周年，特将我父亲黄霖在《漫漫征程·黄霖回忆录》中追忆八一起义总指挥贺龙的往事整理如下：

听吴玉章讲贺龙在北伐战争中立的第一大功

1926年底，我父亲黄霖为了寻求革命的真理、救国的道路，毅然脱离旧军阀部队，出川去武汉。1927 年 1 月初，他到了革命大本营武汉后，先到武汉军校找到了在四川讲武堂同队同学赵长洲，并打听到了在讲武堂时关系甚好的刘力劳的工作地点。原来刘力劳在1925 年 5 月讲武堂毕业后，没有在川军任职，直接去广州投考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军官班，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已在武汉的工人纠察大队当大队长。

刘力劳见到我父亲很高兴，听说他来武汉是想干革命的，就介绍他到汉口一所中学去住，参加那里正在开办补习性的假期学习班，学习革命道理。

约1 月 20 日上午，刘力劳带我父亲去看望武汉国民政府秘书长吴玉章。刘力劳告诉他，吴玉章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吴老当时刚从宜昌回到武汉，吴老告诉刘力劳和我父亲，他去宜昌的任务是为贺龙解围。

原来，贺龙率领的湘西民军把军阀袁祖铭打死了，袁祖铭是一个很反动的军阀，他野心勃勃，曾参与四川内战四年之久，和杨森是一派的，是吴佩孚的忠实走狗。1926 年冬，袁祖铭采用两面手法，一方面以接受北伐军左翼总指挥的名义作为掩护，另一方面又暗中勾结和配合北洋军阀的吴佩孚，自称川黔军总司令，率领该部潜向湖南移动，进而盘踞常德。这次他兵发湖南，是奉了吴佩孚的密令，阴谋伺机夹击北伐军。他的军队纪律很坏，所到之处民众不堪其苦，群众对袁祖铭都仇恨万分。

当时，贺龙领导的湘西民军正驻守在常德附近的桃源一带。北伐军打过来，袁祖铭的部队果然采取了袭击行动。贺龙率部积极配合北伐军的友邻部队，对袁祖铭的部队进行防堵，最后分别解决了袁祖铭的部队，贺龙部队还打死了袁祖铭。这本是贺龙在北伐战争中立的第一大功。

1926 年 12 月中旬，贺龙的部队进驻宜昌。

可是，湘军何健的部队和黔军王天培、杨其昌的部队也都来到宜昌。他们很不满意贺龙打死袁祖铭，与贺部发生了摩擦和纠纷。这件事情轰动了武汉，国民党右派议论纷纷，要求解散贺部。宜昌的地主商人也与何健等人勾结起来，制造了许多谣言，还跑到武汉来控告贺龙。武汉政府就派吴玉章到宜昌去调查和处理这件事情。

吴老当场把何健申斥一顿，并决定把贺部调到武汉来保卫革命的武汉。做出这个决定，也是为了避免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贺部被右派军队吃掉。

不久，贺部调入武汉，编为独立十五师，成为保卫武汉的可靠力量之一。同时，贺龙本人也进一步接受了革命的影响，思想上更倾向于共产党的主张，行动上也更愿意跟着共产党走。事实教育了他，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革命。

吴老的一席话，让我父亲这个刚到武汉不久的年轻人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革命教育。

二、刘力劳推荐父亲去贺龙的二十军

后来，刘力劳又带我父亲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办的宣传员训练大队学习。训练尚未结束，他就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廖乾吾）宣传队当队员。

那时，国民党右派势力已经开始活跃起来。政治部宣传队在六月份回师武汉后，张发奎宣布解散政治部的宣传队，父亲和许多政治宣传队员都遭到遣散。父亲再去找刘力劳，可是他已不在工人纠察大队工作了，据说是调到第二十军去了。父亲只好给刘力劳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住的旅馆的地址。

大约是 6 月 26 日这一天，刘力劳突然来旅馆找父亲。他先询问父亲今后有什么打算。父亲回答说，我还是要继续干革命。还把已经找恽代英同志要求进军校一事对他说了。

刘力劳却对父亲说道：“原属第十一军军长兼第四军副军长张发奎所辖的贺龙‘独立十五师’已扩编为‘暂编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我已经从武汉工人纠察大队转到二十军的特务营任第一连连长，现在又决定我接任特务营营长一职，如果你愿意来做军事工作，我就可以向贺军长推荐你来接替我，担任第一连连长的职务。”

听他这么一说，父亲不由得问：“你看我能当这个连长吗？我可是没有直接带过兵打仗的呀。”

他说：“那怎么不行？不熟悉的工作学学就会熟悉的，这支部队正缺少受过正规训练的军官，贺军长还嘱咐我多推荐几个讲武堂毕业的同学去他那里工作呢。再说，好在咱俩还一个营，相互还能有个照应。你最好再去找找陈震华，我建议他也和你一起来二十军工作。”

在他的动员下，父亲很高兴地答应了他，并约定 6 月 30 日到驻在武昌候补街圣约瑟学堂（当时学校正在放假）的二十军军部见面。

刘力劳离开旅馆后，我马上去农民运动讲习所找到讲武堂同学陈震华，把刘力劳来找他并让两人一起去二十军工作等情况，全都告诉他了。当时因为武汉的形势很紧张，国民党右派已经把毛泽东同志创办的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看成了眼中钉，该讲习所随时都有被取缔的可能，在这里学习的学员也都将面临去向问题。所以，陈震华很高兴地接受了刘力劳的建议。

父亲回忆道 ：

6月 30 日上午，我和陈震华如约到达二十军军部。我俩又高兴又紧张，找到刘力劳后，他把我们带到军部会议室坐下，让我们先等一等，他去报告贺龙军长。

不大一会儿，贺龙军长和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就进到会议室接见我们。贺龙军长笑容可掬地对我们表示欢迎，并要我俩把自己的姓名写给他，接着就和我们讨论如何安排我俩的工作。

贺龙军长说：“你俩来我们这个部队参加革命，好得很，我们很欢迎。现在正缺两个副营长，就决定……”

他的话还没说完，刘力劳就问：“我的工作决定了没有？”

贺龙军长转向刘力劳，反问道：“不是已经决定你担任特务营营长了吗？”刘力劳说：“如果已经决定我调到营里工作的话，那么，我建议由罗永正（我父亲本名）来接替我担任第一连连长。”

贺龙军长当时毫不迟疑地说：“好！好！那就决定罗永正任特务营第一连连长，陈震华到第一师第三团 × 营去当副营长吧。”

然后，他又问周逸群有什么意见，周表示完全同意。贺龙军长明确地说：“你们明天就到职吧。”

7月 1 日，我和陈震华到职工作，我的职衔是二十军特务营第一连上尉连长。我所在的特务营实际上是警卫营，归军部直接指挥，全营共有四个连，每连都有一百余人，官兵基本上都是经历过战争考验的。

第一连、二连全体官兵都佩戴驳壳枪，平时轮流警卫军部；第三、四连的军官佩戴驳壳枪，战士持步枪，这两个连还各配属一个机枪班。

我这个第一连的任务，即是警卫，行军作战时紧随军长左右。我知道自己责任重大，必须把全身心的精力都放在连队的工作上。

三、贺龙就任暂编第二十军军长

7 月 6 日，武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是为唐生智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就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就任暂编第二十军军长的新任命而举行的。他们的新职位，是由武汉国民政府在 6 月 15 日同时任命的。唐生智没有到场，可以看出他对革命没那么热心了。当时，张发奎在表面上、口头上还是支持革命的。

这些天来，有不少工农武装编到二十军来。有些是因为国民党右派势力猖獗，在本地难以立脚的人，还有一些是坚持革命、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共产党干部和军官。共产党把他们转到贺龙的部队来，就是为了壮大贺龙这支队伍的力量。一天午夜，我连突然接到命令去某处接应一支这样的队伍。还有一个午夜，我连又遵照命令，到一个地方取回几百条枪，这些枪都是武汉工人们藏起来的。当然，这些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

贺龙对共产党向他的部队输送干部战士、补充枪支弹药十分欢迎和高兴。

为了整顿和加强我连，刘力劳又把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唐天际安排到我连任副连长。他到我连之前，就在唐生智部队的三十六军当党代表，因唐部已开始排斥共产党员，他不得不离开三十六军。刘力劳还把我连二排、三排的老排长都撤换了。一排长关柱跟贺龙干了好多年，又很愿意革命，故没有撤换。

四、贺龙第一次公开表示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七月上旬，张发奎指挥第二方面军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东进，在鄂城大约住了一两天后，我们又随军部到达大冶县的石灰窑，距县城 40 里。军部驻在当时的华记水泥厂办公楼。

7 月 17 日晚上，贺龙在军部召开了连长以上的军官大会，他首先愤怒地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7 月 15 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国共分家”。他们实行“宁汉合流、反共灭共”的反革命政策，大批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工农以及革命知识分子。贺龙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全体军官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一定要站在工农革命群众一边，坚持革命，坚决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他说：“你们中间，愿意跟我一道继续干革命的，更要一条心，要拥护共产党。不愿意跟共产党走的，可以对我说明，我可以同意你们离开队伍。但是，绝不允许拉队伍拉枪走……”

在会上，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也讲了话，他号召全体官兵拥护共产党，团结一致，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准备同屠杀共产党人、工农革命群众的反动派，斗争到底，革命到底！贺龙在参加大会的全军官兵面前，第一次公开地表示了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的明确态度。因此，这次大会成为二十军跟共产党走向革命的重大转折点。

五、贺龙挫败反水阴谋

7 月 19 日，就在全军军官大会的第三天，特务营第二连连长企图拖枪逃跑，被贺龙事先发觉，他命令特务营全体官兵徒手集合，他要讲话。

同时，贺龙让刘力劳秘密传达他给我的命令：趁第二、三、四连连长都带着队伍徒手到操场集合听讲话的工夫，去营房收缴第二连的全部枪械。

我遵照执行了这个命令，没有出一点乱子。趁着二连排好队走向操场，我们第一连全副武装，迅速到二连驻地营房，先解除二连留下的值班人员武装，再把他们捆绑起来，集中看押。

二连的当值军官及战士都莫名其妙，对着我发问：“罗连长，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说：“不要着急，先委屈你们一下。等会儿刘营长会来告诉你们的。”很快就收缴完二连的枪械，我派了一个排看守这批人员和枪械，又马上带着余下的两个排全副武装赶到操场，对大会四周实行武装警戒。

然后，我小跑步到刘力劳营长面前，向他报告：“任务执行完毕！”这时，贺龙、周逸群等军部领导人，还有各师、团的长官都走上主席台。刘力劳营长向全营高声发口令：“立正！稍息！”

他又宣布：“特务营全体大会现在开始。请贺军长训话！——立正！”贺龙走到主席台前，向大家行了一个军礼后，发令：“稍息！”

然后，贺龙当场宣布：“特务营第二连连长企图拖枪逃跑，现在，我命令第一连连长立即将其逮捕。”

我立即带了两名战士跑到二连长跟前，将其捆绑起来，押到主席台前，自己站在一边。

贺龙随即讲述了发现二连长与国民党右派勾结、企图拖枪逃跑的罪行，希望大家以此为戒。周逸群主任也在大会上讲了话，并且宣布由某某（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姓名了）担任第二连连长，二连全体官佐和士兵必须听从新连长的指挥。

然后，刘力劳营长宣布：“大会结束，各连整队回营房。”会后，刘力劳就带着我和二连的新任连长一起，随着二连的队伍，来到了二连营房。二连的战士们在营房前列队，刘营长当场命令我，先把关押的二连当值的官兵松绑、释放，让他们各归自己的队列。之后，他又向二连官兵训话，再次宣布了原二连连长的罪过，说明此事与二连其他官兵无关。他向全连官兵介绍了新连长，希望大家在新连长的指挥下完成各项任务，如有谁不听从新连长的指挥，新连长有权对其进行处置。

最后，连部及各排、班官佐带领战士，领回先前被收缴的枪械。二连新连长召集本连各排、班长开会，一切恢复正常。

二连原来那个连长，本来是应该严加惩办的，贺龙念他是贫苦农民出身，已跟随自己转战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觉得他也是一时糊涂，受了国民党右派的诱惑。幸好发现得早，二连连长还没来得及将逃跑付诸行动。二连连长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后悔不迭。因此，军部对他进行了一番严肃的训斥、教育后，决定从宽处理，没有枪毙他，只关押了他两天。部队出发时，就把他释放驱逐了。

六、贺龙决定开赴南昌

7 月 23 日，我连随二十军军部到达江西省九江市，部队在此驻扎了两天。

7 月 24 日， 贺龙、叶挺都接到黄琪翔、朱培德的通知，邀请他俩到庐山去开会和避暑。这个通知是张发奎的鬼把戏，是张发奎要黄琪翔和朱培德出面请贺龙、叶挺的，张发奎当时还在武汉。贺、叶分别接到通知后，叶挺立即约贺龙到九江市内的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的湖面上划船，并约了张发奎当时的参谋长叶剑英一道前往。他们表面上是去划船，实际上是去商谈如何对付要他们去庐山的问题。再明确点说，实际上是要联合贺龙反对已叛变革命的武汉汪精卫政府的问题。叶挺首先问贺龙上不上庐山？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坚决不去！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接着，叶挺说：“好，我也决定不去。”在这关键时刻，他们 3人商量后，共同做出正确果断的决策：迅速把部队开到南昌去再说。

于是，贺龙主动把已控制的火车，让给叶挺的部队 25 日先行，贺龙部队26 日跟进，挥戈直趋南昌。

1959 年庐山会议时，我也在庐山。一天我去看望贺老总时，谈起这段历史。贺老总说：“从河南回师武汉后，我就向周逸群同志建议，要在武汉起义。周把我的建议上报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者没有采纳……我们到九江后，违抗了张发奎的命令，既不去庐山开会，又不去德安集中部队，而是到了南昌，这就粉碎了蒋、汪反革命的阴谋。明摆着，情况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南昌起义。”贺老总又说：“当时只能是这样，绝不能有别的选择，更不能稍有犹豫和怀疑。”

7 月 26 日，我连随二十军全体官兵乘火车从九江到达南昌。

叶挺和贺龙的部队，都是对北伐有功的铁军，故这两支部队先后到达南昌城后，都受到了南昌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

二十军军部驻扎在南昌西大街 48 号天主教的圣公会，坐东朝西，我连即驻扎在军部对面的“中华旅社”，负责军部的警卫工作。

七、南昌起义前夕周恩来宣布由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

7月 27 日，贺龙召集特务营全体军官到军部讲话，要求全体官兵不许离开驻地，不许在街上乱跑，各连都要把驻地附近的地形、大街小巷搞清楚，待命行动。周逸群也提出了要求，要部队保护群众利益，买卖要公平，态度要和蔼。

这一天，周恩来同志到达南昌，住在朱德同志的寓所，他听取了关于南昌以及江西敌情的详细介绍。接着，召开了中央前敌委员会会议，作出了起义方针和部署的决定。

28日，周恩来来到贺龙指挥部，向贺龙传达了关于前委在南昌发动起义的决定，同时宣布了由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由叶挺担任起义军前敌总指挥的决定。

29日上午，二十军在军部秘密召开了师、团长会议，先由贺龙宣布了起义的决定，进行了战斗动员，再由周逸群宣布了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的决定。

30日清晨，中央代表张国焘赶到南昌，在前委会议上提出举行南昌起义要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有成功的把握才能举行；第二，还要得到张发奎的同意才可举行，否则不可举行。

党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员李立三、彭湃、恽代英；参谋小组成员有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等同志严正否决了张国焘仍对张发奎存在幻想的错误意见，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最后还是决定了8 月1 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7月 31 日晚 8 时，刘力劳营长到我连部传达了总指挥部的紧急命令。主要内容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武装来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周恩来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组织和领导这次武装起义。

二十军与十一军已经统一组成起义军，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叶挺担任前敌总指挥。

8 月 1 日零时起义。

起义军的口令是“河山统一”，标志是每个指战员颈部围白毛巾（随身的洗脸毛巾），在马灯、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上红十字。

第一连的任务就是全力保卫军部。

晚上 10 点，我连紧急集合，向全连战士做战斗动员。战士们士气很高，立即检查枪支弹药，准备起义标记。

八、贺龙严惩起义叛徒

1927 年 7 月 31 日深夜 11 点 45 分，贺龙、刘伯承、周逸群等指挥人员走到军部大门口，掌握部队的动向，等待起义的时刻。我和副连长南觉昆、各排长都率部站在军部对面的连部门口，实行警卫工作。

8月 1 日零时整，密集的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响彻了南昌的夜空，总攻开始了。战斗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驻在章江路 65 号的敌军朱培德部的俘虏群里，我们很快找到了在起义前夕告密的叛徒，他是我二十军第一团第三营的副营长，叫赵福生，云南人。由于他的告密，敌军指挥部的警卫部队事先有所准备，对我起义军实行顽强抵抗，造成我军的一些伤亡。贺龙十分生气，亲自审问了他，并且极愤怒地斥责他：“你也是穷人出身，同压迫我们的敌人打过多年仗，为什么在革命紧要关头逃跑，出卖革命，叛变革命，去当敌人的狗？你背叛了革命，对人民犯了大罪，无法宽恕，我代表中国革命人民判决你死刑。但是，你的家属我们负责照顾。”义正词严的斥责和仁至义尽的处理办法，使这个家伙痛哭流涕。贺龙当场下令，立即把这个叛徒枪毙了。

九、贺龙兼代起义军总指挥

整个南昌起义的战斗大约进行了 4 个小时。参加起义部队的有 2.5 万人，敌军只有 6000 人。我军斗志昂扬，敌军士气低落，从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看，我军都占绝对优势。

8 月 1 日清晨，《南昌民国日报》就发表了宋庆龄等 22 人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

上午，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省委、特别市、海外党部等代表召开了联席会议，一致同意成立实际上由共产党领导的、联合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参加的革命政权，名称暂定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由于参加起义的部队建制比较复杂，编制不统一，不便于统一指挥和管理，因此，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对起义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周恩来在八月一日早上和贺龙、叶挺简单碰头议论后，让刘伯承起草了一个方案，并在会议通过后决定：起义军保持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旗号，保留张发奎为总指挥的名义，规定在张发奎未到任期间，由贺龙兼代总指挥，起义部队编为三个军。

第十一军

军长叶挺、副军长蔡廷锴

党代表聂荣臻

第十师

师长蔡廷锴（兼）

第二十四师

师长叶挺（兼）

党代表颜昌颐

第二十五师

师长周士第

党代表李硕勋

第二十军

军长贺龙

党代表廖乾吾

第一师

师长贺锦斋

党代表方维夏

第二师

师长秦光远

党代表陈恭

第三师

师长周逸群

党代表徐特立

第九军 军长韦杵、副军长朱德 党代表朱克靖

8月1日下午 2 时，群众大会在皇殿侧公共体育场召开了工农兵学商各界群众五万余人大会。李立三主持大会，贺龙是大会的主席团主席，他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感谢江西和南昌各界人民对起义军的拥护和支持。

十、起义军南征途上贺龙整肃军纪

革命委员会以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聂荣臻、贺锦斋、蔡廷锴（后改为邓演达）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于 8 月 1 日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了当前形势和军事行动方针。会议首先肯定了这次起义的胜利，是共产党正式领导武装起义的成果，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会议决定：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一胜利，摆脱宁汉敌人的联合反扑，南征广东东江地区，同时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更有利的广东革命根据地。

月 5 日下午，贺龙部队（第二十军）与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出发，我连紧随军部前进。

由于天气炎热，长途行军非常困难。队伍中患病的战士日益增多，部队又没有配备医疗队和足够的医药，以致沿途病死者不少。突然中暑死亡者也日渐增多。我连就有一个大个子战士在行军的路上，走着走着，一下子倒下去了。旁边的战士一看，人已经死了。吃午饭休息时，我发现我连有好几个人没有到。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去掩埋那个去世的战友了。

我们连背的是驳壳枪，每个战士最少还要背 200 发子弹，背上自己的一些日用品，负担不轻，相当辛苦，很容易中暑。步枪连的战士背的就更重，也更辛苦。当时规定，他们每人要背 300 发子弹。再加上给养困难和反动派的造谣宣传，整个部队减员现象更加严重。沿途都可看见被抛弃的枪支弹药。

为了维护和密切军民关系，前敌委员会和总指挥部三令五申，严禁鸣枪抓伕，但还是有不少违抗者。在从南昌到临川的路上，前后都有随便鸣枪的现象。贺龙总指挥命令我连派战士去追查，抓住了一个确实鸣枪抓伕、违反军纪的战士。为了严肃军纪，贺龙总指挥命令参谋写一张布告，宣布其罪状，予以枪决，又派我连将其押到交通要道的桥头旁边执行。执行后，我们用几块石头把布告压在被处决者的尸体上面，以儆效尤，这才压制住了这类违反军纪的事情。

十一、贺龙表扬官兵相互关爱

我们在 8 月 12 日前后离开临川县，在出发的路上，刘力劳营长告诉我说：“贺龙总指挥曾向我打听过你们第一连的情况，我把你连的情况向他报告后，他对你连有两点比较满意。首先是你们第一连从南昌出发后，目前还没有一个逃跑的。第二是他看见你们一连备有几副担架，都是战士抬着战士（病号）。我报告他说，不仅是战士抬病号，排长也轮流参加抬。本来，罗连长和南副连长也要参加抬担架，但是大家看到他俩的体质比较弱，就没有同意。”

刘力劳还告诉我，贺龙总指挥听了以后，很有感触地说：“官兵之间能够这样相互关心爱护就好了，其他所有连队都应当这样。”

十二、贺龙教育我提高革命警惕性

从临川到广昌北面的甘竹墟，沿途看不见什么老百姓。宜黄县城本来是有两万多人口，由于敌人的反动宣传，我军到达时，那里可以说已是一座空城，留下来的只有近百人，基本上还都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

在去广昌县的路上，有一天早晨出发，贺龙总指挥发现我连战士少了很多，立即极为严厉地问我：“你连的战士为什么少了很多？”

我随口报告说：“第二排早饭做晚了一些，现在正在吃饭，马上就会赶来。”

贺龙见我有些不在乎，更加严厉地命令我：“你立刻跑步去，马上把队伍带过来！”

这一下，我才感到事情严重，一面往回跑，一面想，二排长吴溉之是位老实人，有的战士给他取外号“老太婆”，而他的五班长却是个兵油子，久跑江湖，很滑头。万一二排丢了，或者出了其他意外，那可出了大麻烦了！

我跑到二排驻地，看见大家正在吃饭，才算放心了。我立即向二排传达贺龙总指挥的紧急命令：“二排立刻出发，贺总指挥正在前面等待二排报到，跑步前进！”

大家一阵紧张忙乱，动作还算麻利。各班长马上就组织排好了队伍，带齐了装备。

二排长发令：“立正——向右转——跑步走！”队伍启动后，我跟在队伍最后面跑。

贺龙总指挥看见我们跑步过来了，掏出怀表看了一下，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看来，还没有超过部队出发的时间。

部队出发以后，贺龙总指挥让刘力劳把我叫到他跟前，严肃地警告我说：“以后千万要小心，绝不可以有一点大意！”这件事情使我终生难忘！

十三、以兼代总指挥贺龙名义发布《告全体官兵书》

部队离甘竹墟约十来里路时，侦察兵回来报告说，甘竹墟的群众准备欢迎起义部队，可能是这里的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了。前委的同志听了很高兴，都劝贺龙总指挥接受欢迎。

我连排着整齐的队伍雄赳赳地走在最前面，贺龙总指挥和他身边的马弁（警卫员）都骑在马上。我们老远就看见欢迎的人群，手摇着花花绿绿的小纸彩旗。部队一走到跟前，群众就大放鞭炮，鞠躬鼓掌迎接。

过了甘竹墟，大约在 8 月 17 日部队进驻了广昌县城，在广昌县又休整了一天。对于一路上部队减员严重的问题，前委和革委会的各位领导人都非常着急，先后采取了各种措施，最主要是加强对各级军官和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在临川县和广昌县都召开了连长以上的军官会议，开展思想教育。周恩来、恽代英、彭湃、彭泽民、郭沫若都讲过话，亲自做思想政治工作。同时，政治工作人员在沿途也尽可能地做宣传。我军所到之处，都张贴了标语，标语的主要内容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打倒恶霸地主！”“实行耕者有其田！”后来一段时间，还渐渐提出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沿途还贴有起义军的宣传大纲，说明这次武装起义的任务和意义。

由于白天行军天气太热，这次休整以后，前委决定把日行军改为夜行军，避开最热的时间，夜里 12 时至第二天的中午 12 时为行军时间，其他时间宿营休息。幸好我连事先有准备，在南昌出发前，每个班都买了一盏马灯，一个班 10 个人，基本上可以看见路影子。我们还送了几盏马灯给军部和营部。其他连很羡慕我连，刘力劳营长也表扬了我“考虑全面、准备充足”。可是，部队夜行军走不快，一天只能行军四五十里。大部队行军，又是在盛暑炎夏，每天走四五十里也就不简单了。

为了巩固起义军部队，前委经过研究，以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发布了《告全体官兵书》。该文告是我军南下途中的重要文件之一，也是前委所发表的重要文件之一，目的在于进一步宣传南昌起义的革命宗旨，使官兵认清此次革命的主要任务是为实现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澄清官兵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依赖汪精卫来领导革命的思想，以树立前敌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威；此外，还针对部队严重的减员现象，阐明革命军队与民众的关系，以严明纪律，以鼓足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勇气。

十四、贺龙指挥壬田战役和会昌战役

8 月 19 日，起义军分两路从广昌县出发，以十一军为右纵队，走宁都县；以二十军为左路，走石城县，向瑞金县取“分兵合进”之势态。

8 月 20 日，我连随二十军军部进入石城县，这里的居民没有跑，商店照样营业。我军在这里休整了一天，22 日出发。

8 月 25 日下午，以第九军为先锋，第二十军第一、二两师及第三师教导团的一、二总队（营）为主攻部队，第三师率教导团第三总队和特务营为预备队，对瑞金县壬田市（镇）的敌军钱大钧指挥的两个团发起了猛烈攻击。敌军自恃训练及装备好，又早有防备，进行了顽强抵抗。

因作为右路纵队的十一军尚未赶到，贺龙指挥二十军艰苦作战，直到半夜才终于把敌军击退。我军猛追到瑞金县城，敌人不敢抵抗，弃城奔逃到会昌县城，我军缴获枪弹辎重不少。次晨，我路过壬田时，还亲眼看到钱大钧丢弃的绿呢大轿。壬田之战是起义军南征途中的第一次大捷。但是，二十军第三团团长余愿学）在战斗中牺牲，第四团的团长贺文选重伤，连排长伤亡十余人、士兵百余人。朱德部第九军的参谋处长冉国平也在此役前线战场上牺牲。

26日，我连随军部进驻瑞金县城。革命委员会和前委会都在同一天进驻瑞金。

前委决定，前敌总指挥叶挺率本部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为攻打会昌县城的主攻部队；朱德、周逸群率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和教导团第三总队以及第二师的第五团为佯攻部队；贺龙率其他部队为策应。

日清晨 6 点，在朱德的亲自指挥下，第六团团长傅维钰首先准时对敌军发动佯攻，但因负责主攻的十一军走错了路，到洛口才转向会昌，耽误了主攻时间，第六团即被敌军集中反扑，压力极大。朱德亲率部队顽强抵抗，并且从牺牲的战士身边捡起步枪，亲自射击，官兵士气大增，将战局稳住了。

7 点半，十一军主力部队赶到，立即发动攻势，战斗进行了八九个小时，我军攻占了会昌县城。

敌军钱大钧及其残部，向筠门岭以南仓皇逃跑，我军跟踪追击到筠门岭。据统计，此役毙伤了许多敌军，俘敌官兵 900 余人，缴枪 1000 余支，辎重许多。

我军伤亡也不少，叶挺部十一军伤亡最多，仅伤员就有 400 余人。二军第三师军需主任蒋作舟、经理处处长郭德昭，都于此役中牺牲。第三师参谋处长袁仲贤负伤，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营长陈赓也在此战中负重伤。可见，我方官兵打得十分英勇顽强。

在会昌战役中，我军以 11 个团（大多数团尚不满员）的兵力全面击溃

敌钱大钧整 13 个团。因此，这次战役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南昌起义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第一次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十五、起义军告示署名起义军总指挥贺龙，取消“兼代”二字

会昌战役前后，二十军军部在瑞金休整了约一个星期。在这期间，二十军在瑞金部队的连长以上的军官召开过一次会议。

周恩来同志在会上正式宣布了前委的决定：由廖乾吾同志担任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党代表），新组建二十军第三师，周逸群同志调任第三师师长，方维夏、陈恭、徐特立同志分别为第一、二、三师的政治部主任（党代表）。

贺龙接着宣布，由于壬田、会昌两战的伤员有好几百人，如果直接经寻乌县进入广东梅县，不便运送伤员，而闽西敌军空虚，特别是还有水路便于运送伤员，故前委决定改道，转由闽入粤。

9 月 5 日到达长汀县。次日休整一日。在长汀城，起义军召开了一次前委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指出，张发奎已投向反革命，不能对他再存在任何幻想。因此，提议取消张发奎挂名的总指挥职务，总指挥的实职、实权均由贺龙承担。前委一致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的这个提议。所以，部队进入广东以后，起义军的告示就都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名义来发布，取消了“兼代”二字。

9 月 7 日拂晓前，部队就开始从长汀县城出发，水陆并进。伤病员及体弱者乘船，辎重物品也装船而行，部队沿汀江的陆路而行。

部队在上杭休整了大约三四天，在会昌战役中受了重伤的四团团长贺文选在从长汀到上杭的路途中牺牲在船上，遗体被带到上杭县城。我们在这里为他举行了相当隆重的安葬仪式，贺龙总指挥参加了葬礼。

十六、贺老总亲站船头撑船

大约在 9 月 13 日，部队乘船向广东进发。汀江水流湍急，有许多险滩和不少“之”字弯道。我所乘坐的那条船行着行着，突然遇到一个水流湍急之处，又正逢前面就是“之”字大转弯，船工不是当地人，而是军部副官处派来的一位当过船工的湖南籍战士，掌握不好汀江的水道情况。一不注意，我们的船就撞到一处暗礁，船底被撞出一个大洞，河水立即涌入船中。船很快被冲到沙滩附近，一个会游水的战士已经游到沙滩上，他看见我，又跳下水，把船拉靠岸，把我救了上来。我上岸后点名，发现有 6 名战士不见了，包括那名临时派来当船工的湖南籍战士，还有我的勤务兵汪洪。对这次不幸的意外事件，我和大家一样，心里都很难受。特别是对汪洪，我心里更难受。汪洪是安徽人，南昌起义前，他是朱德南昌军官教导团军士队学员。在南昌起义胜利的当天下午，冉国平听说我身边还没有勤务兵，就劝我不必每事躬亲。我说我用不着，他还是从军士队中把汪洪调来给我当勤务兵。我只好领了冉国平的情，把汪洪留在身边。冉国平同志牺牲于壬田战役的消息，我和汪洪是在瑞金得知的，我俩都十分难受。这次船只被撞遇上意外事故，汪洪又牺牲了，我心里真是不好受呀！汪洪跟在我身边工作了一个多月，工作尽心尽力，确实很能干。我想他在我身边时间长了，不能发挥其作用。因此前些天在瑞金县城时，我曾准备让汪洪到陈震华营里去当个排长。征求他意见时，没想到他笑着反问我说：“罗连长，怎么？当官才算革命，当兵就不算革命了吗？”听了他的话，我只好对他说：“好吧！既然你愿意，那就留在我这里吧。”汪洪简单朴实的这句话，当然是很有道理的。对我来说，也确实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几十年来，这句话我始终记得清清楚楚。之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每当我遇到“当兵当官”“官大官小”的思想问题时，我就会想起汪洪，想起他那淳朴真诚的话语，以此作为对自己思想的警诫。

船被撞破了，我们大家都没什么办法。好在我们背的都是驳壳枪，都没有丢掉。我们就赤身裸体地在沙滩上晒太阳，抓紧时间把枪和子弹都擦干，把衣服晒干。

正在这时，贺老总的船过来了，他本人还站在船头上，手里拿着一根竹篙帮船工撑船。他见到我们，就命令我迅速想办法赶到前面的峰市镇与军部会合。

等了一段时间，我们招呼到一条下水方向的船，向船老大说明了情况，请他把我们送到峰市镇。船老大二话没说，立刻答应了，他与船上的其他人一起动手把货卸在岸边，让我们上船。

我问船老大：“老人家，你在这条河上干了多少年？”

他回答说：“我在这条河上已经干了 40 年了。”于是我们大家都放心了。船开动后，以后的河流更加湍急，暗礁险滩更多。船老大十分老练，全力注视着航道，熟练地掌握着竹篙，穿过了不少险境。一路上我们还看见了不少被打翻的船只，我们还从一只破船上捡回不少装满步枪子弹的子弹袋。当天黄昏以前，我们平安到达峰市，与军部会合。

我向贺龙总指挥报告了我们沿途的情况，告诉他有 6 位战士不见了（显然是淹死了）！贺龙十分惋惜地说：“这些同志没有在战斗中牺牲，却被河水淹死，真是十分可惜！”

十七、贺龙支持朱德调动部队留守三河坝

9 月 18 日，我连随军部到达广东大埔县。

19 日下午，我连又乘船到达大埔县的三河坝镇。这里是梅江、汀江和韩江的汇合口。我连下船上岸时，见到刘力劳营长带着几名战士沿河向一只敌军汽船追去。在这里，我遇见了第九军朱德军长，他命令我率全连迅速占领三河坝南面的一座山头，这座山正好面对三条江的汇合之处，便于扼守江口和路口。（那座山经我哥哥罗迎难和他儿子罗昊2004年5月去大埔县考察，叫“笔枝尾山”。）

虽然我隶属于第二十军，但是，第九军军长朱德的命令，我当然也是要服从的。而且，从南昌起义到临川，到壬田战役，再到会昌战役，朱德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路上，他一直带领第九军打先锋。

朱德军长平等待人，对官兵们态度和蔼。很自然，他在全体起义军（无论是哪支部队）官兵的心里都已经建立了很高的威信，大家都很尊重他。

晚上，朱德军长又要求我守到明日拂晓，他说已派人通知了贺龙总指挥。20 日清晨，朱德军长派第九军特务营营长周淮川带着该营唯一的手枪连与我换防，并通知我回二十军军部。

回到军部后，我把奉朱德军长之命留守在三河坝的情况向贺龙报告后，他说：“我已经知道了。你能听从朱德军长的命令，这样做很好！”

十八、贺龙从严整肃军纪

我连随贺龙部队离开三河坝后，经高陂镇，到达了南面一百多里一个叫留隍的小镇。在这里又发生了一起抢劫粮店的事件。贺龙总指挥命令我连立刻去抓违反军纪、破坏政策者。我连马上行动，当场抓到两个抢米的战士：一个是二十军的、一个是十一军的。为了严肃军纪，只得从严处理。对十一军的那个战士的处理，贺龙开始有些迟疑，前委的一个领导同志说，都枪决！贺龙立即要参谋写了两张《告示》，场头场尾各贴一张，并且命令我连立刻执行，在场头、场尾各枪决一个。我当然是立即照办了。

十九、贺龙入党

9 月 24 日，我连随军部到达汕头。就在这两天，刘力劳在一次谈话中告诉我，贺龙在瑞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周逸群、谭平山。

青年时期的周逸群

谭平山

据查，1927 年 8 月 26 日，“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征到达瑞金时，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绵江中学（现瑞金四中）。在周恩来主持的前敌委员会上，贺龙、郭沫若、彭泽民等同志在绵江中学光荣入党。

二十、汾水开战军情险恶

9 月 26 日，贺龙部第一、二师和叶挺部第二十四师都集中到广东揭阳县西北面的新圩、白石两个村子一带。

27日，我军主力部队即向丰顺县汤坑镇挺进。我军前哨部队在揭阳县境的浮山村与敌军（王浚旅）遭遇，将其击败，敌军即退守汾水村一线阵地。汾水村在揭阳县境内，其东南约 50 里就是揭阳县城。此村与丰顺县交界，距离丰顺县

境内一个比较大的镇子汤坑镇大约有 10 来里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丰顺县委和县政府都迁移到汤坑镇。

人们后来常说的“汤坑之战”，其实并没有在汤坑镇境内进行，只不过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指挥部设在汤坑镇，故此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命令、文件和报纸上一般都称此战役为“汤坑之战”，世人也就随之。

实际上，准确地说，应该称为“汾水之战”。汾水村东侧有一山名叫瞭望岽（高约 150 米），此山正南有一座小山，名叫洪地（高约 77 米）；汾水西南面约 1 里，还有一座竹篙山（高约 160 米），河的东岸的小地名叫湖田。这 4 个地方都已被敌军占领，构成了一条完全有利于敌军的防御线。这一线阵地，敌军是居高临下的，我军则面临仰攻之势。

在瞭望岽东北方向，还连绵着一座更高的山，名叫四岭排（最高点约203 米），敌军事先没有去占领，我军也没有及时抢占。当晚，我特务营驻在白石村待命。

28日拂晓，我营奉命前进到前线指挥所附近待命。该指挥所设在潭岭山，此山高 50 多米，正北面约 3 华里就是瞭望岽。贺龙、叶挺、刘伯承、彭湃等负责人都在该指挥所里。

总攻开始后，我军主力分别向湖田（浦田）、汾水、竹篙山、瞭望岽等处冲锋前进，敌人此时开始顽强抵抗，战斗非常激烈。

在汾水村，特别是在瞭望岽和竹篙山，我军都处于仰攻地位，敌军则居高临下，因此双方的伤亡都不小，而我方则更甚。

当晚，还曾组织过一次突击队，夜袭敌人，企图突破敌人的火线，但敌众我寡，又未能成功。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情况渐趋对我军不利。

28日这一天，我特务营基本没有投入前线战场，主要任务还是警卫地处潭岭山的总指挥部。

29日凌晨，天还未亮，刘力劳奉命率特务营全体官兵从右翼夺取东面四岭排山。我营战士异常英勇，在敌人的火力圈内，不顾一切，一直奔跑到四岭排的山脚下。

然后，我奉刘力劳营长之命，以我连的第一排为尖兵排，一直冲到四岭排的山腰约 150 米的高度，天亮以后，我们从敌方的左后翼向瞭望岽的敌军阵地射击。虽然我们都用的是驳壳枪，但很快就把敌人的一部分火力转移到我连来。接着，叶部二十四师的一个排也冲到我连到达的地方。

最后的机会就是 29 日清晨，我们一排冲上去后，我们连的一个排和叶部二十四师的一个排，完全可以牵制住瞭望岽的敌军，以利于我军正面对敌军的进攻局面。如果不是我们被命令撤兵，如果我所处的地点能继续得到增兵，那就完全有可能形成对瞭望岽之敌实行多面进攻的局面了。

当我营全部撤到潭岭山总指挥所时，才听说我左翼第四团在湖田（浦田）已无消息，我左翼部队伤亡甚重，遭到失败，由于总指挥所左翼已面临空虚局面，总指挥所才急急忙忙地把我警卫营调回来。

正在这时，敌人又开始用机关枪从我军左侧向潭岭山的总指挥所扫射并进攻。我营就在刘力劳营长的指挥下抗击左侧之敌，一直冲到汾河东岸，与敌对抗，以便掩护总指挥所的安全。在这场战斗中，我连阵亡了一名战士，他原是湖南农民协会的同志，在九江编入我连的。可惜，我现在已忘记了他的姓名，他永远成为了一位无名的英雄烈士。

29 日打了整天整晚，总指挥所已经没有一支预备队了。

29日晚上，贺总指挥组织了一支突击队，夜袭敌人，企图突破敌火线，但敌众我寡，又未能成功。

二十一、汾水战役不幸失败

鉴于两天两夜的鏖战，伤亡很大，在前线的前委同志商议决定：将部队迅速转移到潮州与第三师及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会合，或者转移到海陆丰去。前委还要贺龙总指挥立刻到汕头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同时，决定以贺锦斋指挥的二十军的第一、二师为后卫，抗击敌军可能的追击。

这样，从事实上宣布了我军汾水战役的失败。这是一次非常不幸的失败，同时也是起义军官兵浴血奋战、为党为人民而战斗的光荣失败。

30日拂晓，我连奉命从左翼前线的汾河东岸调回到潭岭山总指挥所。刘力劳营长把前委决定准备全线撤退的决定告诉了我，并命令我立刻率第一连首先撤出战斗，立即赶到揭阳县城，向先前就已到达揭阳县城的贺龙总指挥报到。

当时，得知要单独撤退，我连全连官兵都不理解，也不高兴。二排排长吴溉之对我说：“这里的仗还没有打完，这时怎么能撤退呢？又要撤到哪里去呢？”我说：“哎，现在不是你我二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也不愿意撤呀！现在只能是服从命令吧。”吴溉之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确实，当时许多参战的我军指战员都不理解，既然战斗还在进行之中，胜负还未见分晓，为什么要撤出战斗？

我连先转移，刘力劳还带着二、三、四连在潭岭山继续坚持战斗并准备转移。

30 日这一天，我十一军和二十军先后遵照命令撤出战场。负责压阵、担任断后任务的是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

此役，贺、叶两部的指战员都表现得无比英勇、不怕牺牲。二十军第一师第三团的团长负伤，第二师第四团的团长牺牲。贺、叶两军伤亡共计在3000 人以上。

二十二、集结炮台镇

9月 30 日拂晓，我奉命率领全连急行军 50 多里，在中午前赶到揭阳城，向贺龙总指挥报到。贺老总对我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剧烈的战斗。”可见汾水战役的惨烈程度。

午饭后，全连即随贺龙总指挥乘汽船去汕头，到达汕头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贺龙一到汕头，周恩来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听取了贺龙在汤坑前线失利的军情汇报。

当时还发生了一重要情况，就是在 29 日晚上，英、日、美、法等国共

约 10 艘军舰炮轰了汕头，日军陆战队以“保护日侨日商”的借口，突然登岸进攻汕头。虽然被我军击退，但敌舰并未离开海湾，仍然虎视眈眈地等待时机。

再就是张太雷同志赶来汕头，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丢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旗帜，把部队转移到海丰、陆丰一带去建立革命根据地。

于是，根据这三个方面的情况，前委会做出决定：所有在汕头的机关、部队立即向海陆丰地区转移。

我连一到汕头，吃完晚饭，即奉命防守汕头火车站。我连的任务是：从潮安来的火车，如火车头在前，即是敌人，就应该坚决抵抗并消灭之。如火车头在后，即是自己人，我连就算完成任务，可以返回设在大埔会馆的总指挥部。

后来，从潮安来的火车果然火车头在后面，确实是自己人。我连完成任务后，即转回总指挥部。

当我连返回总指挥部时，已过夜半，紧接着又奉命随贺龙赶到码头乘汽船转移。同时，前委、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和部队所有人员也都分别搭上汽船转移，到达一个名叫炮台的集镇。

10月 1 日晨，先后到达炮台的汽船约有 10 艘。我连又奉命管押这些汽船，并且负责从榕江东岸摆渡所有从汤坑转移来的我起义军部队到榕江西岸。

这时，刘力劳营长率二、三、四连和其他部队一起，也已陆续撤回到炮台镇，我连与营部在此会合。

摆渡后的行军序列是：二十军在前，前委和革命委员会在中，十一军在后，贺龙率我连在最后。由于汤坑之战的失利，全军指战员以及革委会机关的所有人员，心情都不好，气氛显得有些压抑。

在炮台码头，我听到有人说，这次退下来的部队很混乱。我认为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虽然部队伤亡很大，还来不及整编，战士们已经三天三夜基本没有睡觉，极度疲劳，但是部队仍然按原来的建制，遵照命令行动。

二十三、护送贺龙意外失散

10 月2 日，部队摆渡到榕江西岸，经灶浦、关埠两镇，再向西南方向行进，到达贵屿镇宿营。（【注】以上 3 镇，现皆辖属于广东省潮阳市）。

10 月 3 日，我军抵达普宁县流沙镇（新中国成立后，普宁县委、县政府都迁移到此）。在中午饭以后，部队在流沙的一座小庙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开了四五个小时，到下午 5 时许才结束。史称“流沙会议”。刘力劳营长率我连守候在会场外，寸步未离。

我连的任务，一是保卫会场的安全；二是在会议结束后，护送贺龙总指挥到普宁县境内的云落村宿营，该村在流沙镇西南 20 里处。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前卫部队（二十军第一、二两个师，及随行的我特务营第二、三、四连）在中午饭后，通过流沙以西 8 里路的池尾隘口离开流沙之后，直接向云落村前进了，而后卫部队（叶部十一军）还停留在流沙镇保卫前委开会之时，出现了意外情况。

原来，就在我前委开会的几个小时内，敌陈济棠部在果陇村大地主庄大泉的武装保安队的引导下，趁我前卫部队和后卫部队之间脱节、布防空虚之际，不费一枪一弹，迅速占领了池尾隘口及其东南约 1 里远的多年山，把我军截断为两节。而这个严峻的军事形势，我们却一点儿也不知道。前卫部队不知道，开会的前敌委员会和后卫部队也都不知道。

会后，大约在下午 5 时，刘力劳带着我全连跟随贺龙总指挥离开流沙镇，与十一军的二十四师一起，护送前委和革命委员会机关向云落村行进。一出流沙镇口不远，侦察员就跑过来报告说，前方已经和敌军遭遇，战斗打响了。

贺龙一方面派人去找叶挺军长，一方面还领着部队继续行军。

我军再向西走了大约 4 里路，到距多年山不远之处时，敌军突然从多年山阵地向我军猛烈射击。此时，我军行军序列顿时大乱。特别是非战斗的机关人员及运送辎重的后勤人员，都乱了套。

敌军集中火力向我连队进行射击，火力十分猛烈。因为我连队伍前面还打着革命委员会的旗帜，这面旗帜是用金黄色的缎子做成的，在晚霞的照耀下十分耀眼，成为敌人射击的目标。我们只能立即把这面旗帜撤下收起来，免得招致敌军的密集火力。本来这面旗帜是由革命委员会的卫队打着的，不知为什么，流沙会议开完以后，刘力劳就将这面旗帜转交给我们连队了。

这时，贺龙总指挥立即命令刘力劳率我连迅速组织还击掩护，他带着身边的十几个马弁从右侧山沟里向后方转移。自此以后，我很多年没有再见到贺龙了。

……

黄霖（1904—1985），原名罗永正，字直方，四川省新都县人。1925年毕业于四川陆军讲武堂。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起义期间，担任起义总指挥部的警卫任务，直至起义部队在陆丰失败。1928一1937年，先后在四川、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10月到达延安。解放后，曾先后任中共南昌市委书记、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文革”期间遭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

罗解难：黄霖女儿，共和国同龄人，中国科协退休干部，副研究员。为纪念八一起义九十周年，2017年策划组织了八一征程寻访团，八一征程寻访团在武汉集结，经黄石到南昌。沿着八一起义南征路线经会昌、瑞金、长汀、入广东，最后到海陆丰，然后又到广东，再折回江西到井冈山。寻访了八一起义、广州起义、井冈山朱毛会师的革命征程。八一征程寻访团的三段先后由陈昊苏、陈知庶、朱新华任团长。全程由罗解难任执行团长。罗解难2017年下半年组织了不倒的红旗寻访团到上海、南京、苏州等地寻访国民党监狱和地下党斗争遗址，2021年为庆祝建党百年，组织了中共代表大会会址寻访团。2018年至今组织了苏联飞鹰寻访团、美国飞虎寻访团，寻访抗日战争中援华的苏联援华航空队和美国飞虎航空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