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我身边曾经的那些朋友》

杨若木

我和我的小狗奔奔，摄于1971年，吉林省桦甸县八道河子公社四方甸子大队扁枣胡子小队我家刚盖起来的茅草房篱笆墙边。 我身边曾经的那些朋友 ——记吉林省桦甸县八道河子公社“五七”中学的语文老师贾馨老师 杨若木 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过一个著名的“邓巴数字”。他指出，受限于大脑的认知能力，一个人能够维持稳定社交关系的人数大约是150人。这里面还有划分得很细致的五个组群，例如：1.最亲密的圈子：5人，属于挚友、至亲。2.可倾诉苦乐，寻求支持，属于好朋友的15人左右。3.经常联系关系不错的一般朋友是50人左右。4.能保持稳定印象和联系的是150人左右，这就属于“熟人”。我看，这种划分大概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挚友至亲”也可能渐渐疏远，甚至降级为“熟人”，而2至5等级的，也许会在一朝成为“挚友至亲”这都未可知。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人这一生沉浸在大千世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你的朋友是屈指可数的，你能享受到的亲密感情是很有限的。如果我有闲暇，是应该写写那些一生中和我有过交集的百十来人吧！ 例如我刚刚想起的一位曾经的挚友，当年，她是某公社五七中学的语文老师，叫贾馨，我们已经半个世纪没有了联系。那是1973年的冬天，我父母亲接到调令，从吉林省桦甸抽调回长春市，他们是1969年那批走“五七道路”下乡插队的，而最后一批被召回的，此后散落在桦甸山沟里的“五七战士”也就渐渐地销声匿迹了。可散落在这里的他们的孩子，例如我，已经超过18岁，所以不能跟随父母回城，没有人来安置我，当地的集体户都不要我，怕我占了他们抽调回城的名额，仍然住在刚盖起两年的茅草房我的“家”里也不成，“五七战士”走了，茅草房按规定收归小队，不久就卖给了社员。所以我就无家可归了。在这关键时刻，父亲的一位老学生，是吉林市某中学下放的五七战士出手相救，把我举荐到公社的五七中学当了代课老师。看着载着我父母亲回长春的大卡车缓缓开动时，我没有一丝悲伤，父亲那苍白的脸从车窗吃力地扭过来回看我，满眼的牵挂和不安，我却从容地朝他挥挥手，又摆了一摆手，意思是：你们好好回去吧！我总算放心了！我知道，如果我父亲继续留在这缺医少药的深山老林，曾经多次的犯心脏病并没有得到过救治，感谢上帝保佑，他才死里逃生。但他永远能那么侥幸吗？车开远了，我默默站在雪地上，什么也没想，这时才发现我家的小狗奔奔儿疯也似扑过去追那汽车，他不明白一家人怎么落下了他——他边跑边吠叫：“看不见我吗？我还没有上车呢！”我唤回了奔奔儿，这是一只从我下乡的集体户前郭旗那边带过来的小体型狗，不是东北土狗，是长毛巴狗。到了桦甸山区，这边土生土长的都是大个头的黄狗，所以奔奔儿根本找不到朋党，而且他又尽力固守着狗儿看家护院的职责，因此常常被当地的大狗围着撕咬。每次，又都有我在其中，尖叫拿着棍棒挥舞帮奔奔儿解围，所以往往是狗吠人叫打成一团。最后总算留下遍体鳞伤的奔奔儿和披头散发疯狂的我。好吧！从此我和奔奔儿就相依为命吧！我收拾了一个简单的小包裹就带着奔奔儿到公社五七中学报到了。校长姓张，喜怒哀乐不溢于言表的那种，他只是冷冷地看了看热情地朝他摇着尾巴的奔奔儿，不置可否。我很庆幸：不但我，连奔奔儿也有了可以容身之所。不过，不久张校长就找我谈话，说学校不能收留一只狗。其实，这所学校就是一片空地盖了几趟平房，既没有院墙，也没有校门。我去上课，奔奔儿就在宿舍门口趴着，他现在生活得很好，过去一顿饭只有两个土豆，现在我会把自己的口粮一碗苞米碴子粥分一半儿给他，所以他开始胖起来，这里又没有外来大个头的黄狗欺负他，他很享受，经常哈哈哈地咧着嘴笑。我心神不定回到语文组教研室，贾老师一眼就发现了我的不安，她说：“我弟弟就在某某屯，我可以叫我弟弟来把奔奔儿带回去，给他养着啊！”我总算抓住了救命稻草，给奔奔儿找到一个安身之所。贾老师说办就办，到公社广播站找一位管事的，他是学生家长，用广播叫她的弟弟，“黄泥河子屯的贾某某，你大姐叫你到公社中学来一趟，你大姐有事找你！”他弟弟就赶来了，赶着马车来的，棒棒实实的一个小伙子，很热情地绑了奔奔儿，系在马车后，牵着走了。我远远地看着，奔奔的长毛被风刮得蓬乱像一团蓬草球，被生拉硬拽牵走了。第四天，深夜，我被宿舍门外一阵急促的扒门声惊醒，我立刻猜到了这是奔奔儿，我跳下炕推开门，奔奔儿扑到我怀里，疯狂舔舐我的脸颊，哼哼着无法言表的感情。我哭了！贾老师说：“这狗，是从四十里地外的山沟里跑回来的，跑了一天多，今后，无论如何，你可不能再把他送人了！”贾老师也哭了。贾老师跑去找了校长，说明了情况，回来告诉我，“校长同意了，不撵奔奔儿了！”我以为，我和奔奔儿的幸福生活就会这样一直延续下去的，我们很满足了。但是，这一天我下了课，见宿舍门口没有了奔奔儿，就到处喊着找，一个打扫卫生的大婶说：“你的狗不是刚才叫人打死了吗？”“什么？”我的头嗡的一下从头凉到脚。“什么人？”“我不认识，三个男人，围着狗打，那狗都急得跳到门框子上头去了，小狗能跳那么高，真还没见过。”“你为什么不拦着，你你，去告诉我也成啊！”谁知大婶说：“我还以为，是你把那狗卖了呢！”“我怎么能卖自己的狗，叫别人打死！”我大喊着。大婶懵懂地看着我，似乎说：“这是常有的事啊！”其实我太年轻，以为是附近的农户们来打狗。多少年过去了，我才知道，奔奔儿就是张校长找人给打死了，几个人还在他家吃了一顿狗肉。奔奔儿被他们打死了，吃肉了。那么依赖我，相信我能保护他的奔奔儿拼尽了最后的一口气，竟然爬到了高高的门框上……几天过去，我仍然一想到奔奔儿跳到门框上，企图逃命，就掉眼泪或者大哭一场。我怪自己保护不了和我相依为命的奔奔儿，我忘记了，他虽然只是一条没有地位、没有价值的狗，而他的一身“狗肉”不也是人觊觎的盘中餐吗！我很对不起奔奔儿啊！贾老师劝我说：“其实，若木你得这么想，狗就是狗，狗有狗的命，狗的命就是这样的，不论他怎么对人忠诚，最后都是被人吃掉。”我愣住了。“你想想，哪条狗是活到老死的，还不都是被勒死吃掉的。”原来狗早晚都是这个下场，奔奔儿是一条狗，他早晚都是这个下场。狗有狗的命！ 那些日子，我红肿着眼睛，不吃不喝的大约很惹人反感：为了一条狗，至于吗？！打狗吃狗肉还不是司空见惯。下了课更多的时候，我就跑到贾老师家，尽量不去想惨死的奔奔儿，我靠在她的炕头上那摞被子上，她会一边照看她的两个儿子，一个三岁一个一岁，一边和我闲聊，她很善于聊天，也善于开导人。原来她就是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因为她家出身地主，分配时自然分到偏远的桦甸一个公社中学，这在当时就是“最基层”的中学了。她丈夫是学机械的，也是因出身“成分高”分配到了湖北省一个三线厂。她丈夫一年回来一次或者两年回来一次，回来一次就给她“留下”一个孩子，可是分娩生孩儿、坐月子都是靠她自己，她丈夫没有假，回不来。她的弟弟，是老三届的高中生，下乡后见抽调无门就投奔姐姐来了，年龄越发大了，就找了当地的农村姑娘结婚成家，也有了孩子。后来还盖了三间干打垒茅草房，盖房子时缺钱，朝姐姐借，姐姐钱不够，我也借了他三十几元，并没有打算要他还那钱，他感激不尽。贾老师生得很玲珑，总觉得她的骨头都比一般人的细。她总是剪齐耳短发，斜分缝，一个发卡把短发多的那半儿卡在耳朵上，头发从来是一丝不苟地包裹着她瘦削的脸颊。中式的对襟袄，一般是蓝的和月白色的，冬天她有一条纯毛的围脖，自己织的，她总是披着。那是她丈夫送她的毛线，是蓝色的，非常艳丽的蓝色，宽宽大大的围巾几乎裹住了她的半个身子。她的眼睛小，细迷迷的，眼镜的度数很大，如果靠近来看，那镜片就像湖中投下去一颗石子激起了一层层涟漪，而涟漪中间恰是她眯起的朦朦胧胧的眼睛。不几天，我们就成了知己。她很少提起她的丈夫，也许我还是个未婚的女孩子，她不便多聊。我知道的就是他们只是相互通信，他来一封，她回一封，他不来信，她就等信，几次看到贾老师在收发室桌子上翻找来信。找到了，就不动声色地揣到口袋里，不动声色地离开，回到她家去看。她家就在教室对面的那排教职员宿舍，因为是单身带两个娃，所以只分到一间，有一铺炕，炕头儿用板子遮掩着，板子那边就是灶台，灶台上做饭烧水，灶台边上有一个水缸，另一边就是劈柴柈子和引火用的桦树皮。除了锅碗瓢盆就是孩子用的家什——奶瓶、尿布，这就是贾老师“窝”一样的一个家。所以每每看到在学校里，她一丝不苟的短发，一尘不染的衣裳，总觉得不可思议。她的两个娃，都是男孩儿，一见到她就扑过来挂在她的脖子上。俩孩子对她的依赖极端反常，就像两个时刻害怕被抛弃的小动物。有一次，开运动会，学校要求老师也得参加接力赛，轮到贾老师跑，只见她瘦弱的身子就像纸片一样飘，手里拿的接力棒显得像个捶衣裳的大棒槌，突然飘着飘着她就倒了下去，手竟然没有支撑，就那么连鼻子带脸直接跄到地上，腿脚和头甚至还掀了起来，这种姿势的跌倒，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时，她的两个儿子“哇啊”一声哭起来，跌跌撞撞扑向妈妈，头边一个，脚边一个，趴在妈妈身上哭。我跑过去拉都拉不起来，他们竟然哭喊着：“我妈妈死了！我妈妈死了！” 日子过得每天都差不多——备课、上课，等信，回家带娃，做饭、喂孩子。有一次我问：“小冬冬的爸爸什么时候来看你，你们就这么生活下去？”她似乎刚刚被提醒，所以才思索了一下，“好像？也许今年能回来，定不下来。以后？以后……”她一定是没有想过“以后”，否则不会连个“幻想”或者“梦想”都说不出来。有一天她用十分神秘的眼神朝我撩了一下，示意我到她家去，我也就怀着十分神秘的感觉悄悄潜入她的家里，见她笑逐颜开地半天，才从被垛里掏出一本发黄的线装书，在我面前晃了一下。“我昨天从一本古代的医书上查到一个方子，是用多种草药熬制的返老还童的膏药。每个方子都得配齐，咱们这是山区，不怕配不齐。熬出来的膏药涂在脸上，皱纹顿消。”她朝自己的脸上比画了一下。她说：“熬好了，谁也不给，就给你一盒，你得保密。”我那时才二十来岁，没有注意他人和自己脸上的皱纹，我这才发现她的脸上尤其是眼尾有许多皱纹。但我那时的年龄，对此并不敏感，也不相信，只是揶揄道：“那你就熬吧！”接下来的日子，我知道贾老师在秘密熬制“返老还童”的药膏，她家的小烟筒总是冒着烟，她说，她为此又买了一丈劈柴柈子。有一次课间，看着她泛着血丝的眼，我劝她好好休息，不能夜以继日地。她神秘地说：“马上就熬好了，到时候，就送给你一盒，就我们俩涂，要是好使，我送给江清同志一盒！”我以为听错了，“你说给谁？”“江清同志啊！送给江清同志！”她说的是那个女“旗手”，我瞪大了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的一个晚上，当她小心翼翼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盒，放在我手里，我也被她感染得战战兢兢。回去打开看，是淡咖啡色的油膏，凑到鼻子闻闻，倒也不难闻，所以试着往眼角涂了一涂。第二天，她看见我就问：“抹了吗？”我说：“抹了！”她端详着我，我端详着她。第三天，她看见我又问：“抹了吗？”我说：“抹了！”她看看我，我看看她。后来她不再问，我也不用答，再后来，她只是看看我，我也就看看她。最后，我有时竟然忘记了这回事，没有抹，不久，那膏药渐渐地干了，龟裂了，也就丢掉了。 这一天，我终于下决心离开公社五七中学，那是因为上头有了新规定：知识青年如果不参加队里的体力劳动，就不能被抽调回城，特别强调：“教书不算‘劳动’”。我父母亲天天为我牵肠挂肚，盼着我早日被招工回城，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辞去了代课教师的工作，选择回到我曾经的“家”——扁枣胡子小队。而提到的规定：“教书不算‘劳动’”。我一点没有异议，因为我父亲就是教书的，在大学教书，他就是因为不“劳动”，被称为“资产阶级”，不属于“劳动人民”的。（接下） 我们师大院里的孩子，小我三岁的“发小”攸笛，为照片修版。谢谢攸笛！ （接上）我收拾行装准备离开，最后来到贾老师家，打算辞别，我发现她的神色不对头，我问：“贾老师你怎么了？”她“哇”地大哭起来，我还以为她是因我要离去，就安慰道：“我会常来看你的！”谁知她号啕起来，“这种人也来欺负我！这个癞蛤蟆，死瘸子！”她哭得很神经、很反常，最后竟在炕上打滚，完全不是我认识的那个贾老师。我一再追问，她才一点点说出难以启齿的一件事，是数学组有一个老师调戏她。那个数学组的老师是本乡本土的人，长得爆眼塌鼻，大嘴，而且是瘸子——不知什么原因走路一瘸一拐（不是因此在嘲笑他），但他却在晚上学生上晚自习时，溜到语文组对贾老师说：“你要是憋得受不了，找我，我给你解解！”这么粗俗直白的“示爱”，令贾老师怒不可遏又羞愧难当，所以气得浑身发抖，一个人躲在家里大哭。我是要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我立马跑到校长那里，原原本本把这件事揭发出来，校长并不如我这般义愤填膺，只是说要严肃处理。接下来的几天，并没有什么动静。贾老师的病却越发严重，她不吃不喝也不睡，孩子，她也不管了，只是痴呆呆地恨恨地念叨着“这么个瘸子！癞蛤蟆！也来欺负我！”。学校只好找来公社卫生院一位医生，给她开了安眠药，打了镇静针，医生说贾老师的病叫“歇斯底里”，医生还说，这么常年和丈夫分居，工作压力大，还带着两个孩子。校长频频点头，似乎刚刚发现了症结所在。学校于是给她丈夫单位打电报，要求她丈夫来料理家事。我也只能留在学校陪贾老师，几天后仍然不见好转，贾老师胡说浑说，完全像个疯子。两个孩子尤其不好哄，总是抱着妈妈哭：“不要死！不要死！”她丈夫是几天以后风尘仆仆赶了过来，他矮个儿，文质彬彬，眼睛炯炯的，却常常会显得很尴尬。对着这一家大人哭、孩子闹一时不知所措的样子。数学组的那个“瘸子”早就躲了起来，我看他那丈夫也没有要找那人算账的意思。几天后，我才又去看望贾老师一家，贾老师躺在炕上脸上有了些红润，孩子们趴在她身边嬉戏，她丈夫忙着劈柴做饭，水缸是满的，屋里有一排排挂着的尿片子，饭香味和尿布味弥漫着——他们要求的不过如此吧！我离开了他们，回到四十里地外的我家下乡的那个屯子劳动了。后来听说，贾老师的丈夫要求从湖北三线厂调到我们这个公社中学当老师。后来又听说，贾老师不同意，这样怕耽误了丈夫的前程。后来又听说，她丈夫要求把贾老师调到三线厂，但贾老师的大地主成分还有档案里什么复杂的社会关系，不符合要求。后来又听说……后来，我就不知道“后来”了。 写于2025年12月10日 这也是发小，当年师大院里的小朋友攸笛制作的，据他介绍，把照片制作成画作，乃梵高绘画风格。谢谢攸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