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二）

老长不大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政策失误，全国多地连续几年的严重自然灾害，以及苏联单方面终止援助并逼债等多重因素，造成了我国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凡是亲身经历过这一困难时期的人，那深刻的印记是无法磨灭的。它也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时代的年轮里，是一段不能回避的历史。

我重提此事，并非为了挑起不快，而是记忆太深刻。毋庸讳言，它对那时的国人身体损害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正在成长的孩子和体衰的老年人。所以，我们既要承受记忆的重量，更要坚守思考的独立性。

1959年下半年起，我的家乡与全国各地一样，饥荒来了。那时国家的粮食极度困难，不要说农村的农民普遍处于饥饿状态，就连我们吃商品粮的供应户定量也大幅下降了。像我母亲成年女性的每月粮食定量为22市斤。我属于未成年的少年只有18斤，可那个年龄正是长身体的阶段，饭量大得惊人，一点也不比成年人少。弟妹的定量就更少了。而且供应的还不都是大米，其中搭配一些蕃薯干、玉米、豆类等杂粮。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会想，这样的定量可以了，我们也就吃这点儿嘛！殊不知，那年代除了定粮低及无其它食品，食油也很少，每人每月只有二两。肉类连见都见不到，更不要说吃了，直到1962年以后，才有凭票供应的小量猪肉能吃上。这种缺粮少油无肉的昔日，岂能与物质极其丰富的今天相提并论？因为，肚子里没有一滴油水，特别能吃得多吃不够饿得快饿得慌的感觉，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根本无法体会的。

1960年是最艰难的一年，粮食更短缺了。人们长期吃不上一餐大米饭，连除夕和正月初一都吃不上饱饭，每天能喝上杂粮粥或菜糊汤就很不容易了。即使如此也未能吃饱，到下顿饭前，肚子就饿得不得了。这样连续数月、甚至全年都吃不饱饭的状态，那是一种怎样的煎熬？

人们粮食不够吃，开始从地里挖野菜来充饥。我家也如此。野荠菜、马兰、野芘花等挖光了，就挖一种俗称“革命草”的根，但吃了容易拉肚子；相比较好吃些的是晒干了的“松花”粉，可那时家乡山上的松树被“共产风”砍得所剩无几，再加上松树开花的节气有时限，花期短量又少，难解长久之计。后来，人们就掏山上的红刺根、葛藤根、剝梧桐树皮等，将它们切成小块条、洗净、晒干、磨成粉末，再掺些米糠、蕃薯干粉等杂粮做成饼，或做糊汤喝。虽然难以下咽，大便干燥易便秘，但实在因饿得慌，饥不择食，能够填饱肚子就行。我有一次吃红刺根粉与细糠混做的饼，结果便秘几天拉不出来，这种难受的滋味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实在没法，亏得我的外婆用手指一点一点把堵梗在肛门的粪便给抠出来。

那个时期，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我要感恩母亲，她总是吃野菜等杂粮，把有限的大米让给我和弟妹吃，带着我们渡过这段艰难的岁月。

经历过饥荒年代的我们这代人，深知挨饿的可怕，所以格外珍惜粮食，绝不会浪费任何食物，感恩如今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同时，也是这段艰难的岁月，铸就了我们这代人能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

　　1961年至1962年，党中央针对我国连续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大跃进”运动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导致农业生产的粮食歉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市场供应短缺等情况，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逐步实现经济的恢复。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适当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糸，经济政策从“大跃进”转向全面调整，缩小基建规模，强调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经济，尤其注重恢复农业和改善民生。

1961年3月至1962年，中央发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并进行几次修正后：明确规定农民可以拥有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财产权，自留地一般占当地的耕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可以饲养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和开垦零星荒地；允许和鼓励发展家庭副业，增加社会产品，活跃农村集市贸易，增加农民收入；明确人民公社组织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公社、大队、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

《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有效地纠正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左”倾错误，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逐渐摆脱了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

1961年，随着党对农村经济工作的政策调整和改善后，我和母亲在村边的山脚下开垦了一些荒地，按季节轮替种些马铃薯、蕃薯、瓜豆类及蔬菜等农作物，不仅让我家逐渐渡过了饥荒，也改善了生话。

后来，我家又养了10来只鸡，2只山羊和10多只长毛兔。鸡和兔子我家以前早就养过的，只是到了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时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

养兔子的麻烦是它吃草特厉害，小嘴巴几乎不停，只要把青草放进兔笼的草斗中，“啧啧啧””马上一根根吃光。所以，我和妹妹每天都要去割兔草，春夏秋季倒还好，只要勤快总有青草割，可到了冬天让人犯愁，较难找到青草。为此，我家往往多种些蕃薯与冬季的萝卜，把晒干的蕃薯藤和萝卜连菜叶作为兔子的冬季饲料。

长毛兔在当时是一种蛮有经济价值的家畜，兔毛一年能剪多次，卖给供销合作社有些收入可以补贴家用。我家的兔子是村里养得最多最好的。它繁殖能力强，每年能生几窝。后来有不少村民向我家买小兔去养。

山羊就省事了。把竹做的D型套架在羊的头颈上一套，能转动的套架中间钻个小孔糸条绳子。上午拉羊到屋后的小山坡上，绳子的一端拴牢坚固的小柴枝，让羊在绳子长度的圆周范围内啃吃柴草。傍晚再把它牵回家就行了。

兔和羊的混合在草木灰里的粪便都是农作物的好肥料。

我还特别喜欢养狗和猫。狗是为了看家护畜的土狗，可不是现在城里姑娘和主妇们养的价值几百甚至上千元的宠物。

我早在孩童时就开始养狗和猫了。狗与猫是讨人喜欢的动物，尤其是对小孩而言。我最早养的一只狗全身都是黄毛，便叫它“阿黄”。阿黄完全土生土长，没有受过训练，但膘肥体壮勇猛神气，若夜里陌生人路过家门或有异常响动，它就警觉地拉开架势，竖耳瞪眼发出叫声，忠诚地守护着我家。每当我放学回家，它就在家门口等着，见我来了，摇着尾巴上来围着我转，吐着舌头“呼呼”地喘着气，对我的腿脚嗅了又嗅，有时还会抬起两只前脚往我身上扑蹭，不断地表示亲热。我此时也会温顺地揉捋一下它的额头，或轻轻地拍拍它的身子，表示也很喜欢它。

我有时把吃剩的一些骨头，拿到它面前叫：“阿黄站起来”。它就会踮起身子两只前脚收缩成拱手状，眼睛望着骨头。我把骨头递到它的嘴上。它一叼就蹲下使劲啃了起来。

我家的小花猫也非常可爱，捕鼠是把好手，自它来后，原本猖獗的老鼠就销声匿迹了。

别人家的猫大多偎在灶头。我家的猫喜欢缠绕在人身边，有时见我在看书，轻轻的来到我脚边蜷成一团，眼睛眯成一条线，肚子微微起伏，似睡非睡的样子，慵懒而温顺。它有时见我母亲在打毛线，蹑手蹑脚走过去，用爪子轻轻扒拉竹筐里的毛线团，然后俏皮地把线团拽出筐外，推着线团在地板上翻滚着玩，还时不时抬头瞧瞧母亲，似乎在看母亲的脸色，是开心还是生气。

小花猫很机灵，知道我对它好。冬天寒冷的夜里，它会俏俏的跳到我盖的被子上面来取暖，跟我一块睡觉。那时小孩的我既不讲究清洁卫生，又疼爱喜欢它，见它跳到床上，将被子掀开一角。它可心领神会，马上钻进我的被窝，在我的身边躺下蜷成一团，不一会儿就“咕噜咕噜”打起呼噜来了。我轻轻抚摸着毛耸耸软绵绵的它，睡得更香了。它可比我聪明懂事，天快亮时就离开了。所以，母亲一直没有发小花猫有时睡在我被窝里的秘密。

可惜的是，阿黄和小花猫在饥饿时期被他人作为食物给偷杀了。这也难怪，那年代人们饿得连草根树皮都吃，那些狗猫等动物岂有生存的权利与条件？

1962年后，粮食生产和经济形势好起来了。我家除了恢复养家畜家禽外，又开始养狗和猫了。我因怀念阿黄，特意又挑选了一只全身黄色的狗，取名“大黄”。大黄也很机灵忠诚，几年来成为我家的好朋友。我家有了好吃的食物，会分一些给它吃。我还会在吃别人的宴席时，把吃剩下的骨头等残食拿回来给它吃。

大黄对我格外亲近。当我去河头、蟹浦、骆驼等地赶集时，它都会跟着去，并且抢先跑在前面，跑了一段路后，会站在那里等我，或跑转回来看我，临近了望我一眼，又返身往前跑去，如此往复，屡延不绝。它跑得离家较远或陌生地方时，会时不时翘起一条后腿，撒点儿尿，大概是辨认的记号。它到了蟹浦、骆驼等人群庞杂的集市后，就忽然不见了，不知躲避到哪里去了，可能是害怕吧。但当我赶集回到家时，它早又在家门口等着迎接我。

“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让人难忘；有趣的、懵懂的、不知愁滋味的少年岁月也同样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