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我自1970年11月分配到中国银行大连分行保险科时，先后做过外勤、出单和 货物运输保险理赔工作。科内的理赔工作被认为技术性较强，除需要一定的外语水平外，还要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对保险条款的理解要准确，这样才能正确处理索赔案件。期间常向做理赔的王宪章（后来的中国人寿总经理）讨教业务和英语函电等。宪章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知识渊博、具有较高的英文水平。但由于缺少练习，口语不及其文字水平。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大约1973年，一艘希腊籍货轮在驶往大连航程中，遇到了风浪颠簸。于是应保赔协会（P & I Club）要求，该轮靠港时，科长带领我和宪章一起登轮了解情况。我们科长是一个做事严谨、“阶级斗争”弦绷得紧的人，即便通常会见外宾谈业务时，也先拟定谈话提纲，然后一字一句，绝不越雷池一步，都由宪章逐句翻译。这次，在会见船长时，他用浓厚的山东腔一字一板地说，“首先，我代表大连保险公司，对你们 遭遇风浪表示亲切的慰问……”，把一个随意的场合搞成一个宣读外交辞令似的，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宪章一时语塞，慌忙之中，把“慰问”一词译成“condolence”（意即悼念）！我的口语能力更是端不上台面，但看得出那位船长眉头一皱，尴尬一笑，也没有说什么。二十多年后，宪章率团（那时他已是人保总公司副总经理）来美，在洛杉矶闲聊时曾忆及此事，我们二人调侃后，不禁哈哈大笑！</p><p class="ql-block"> 七十年代我们 处理赔案时，都把每个案的案情用中文摘要出来，并附有中文拟就的复函，待科长审阅批改后再翻译成英文正式回复国外索赔人。我们的老科长政治敏感度很强， 处理业务时，始终遵循“外事无小事”的原则，也因此闹出过不大不小的笑话来。一次我在审理美国代理人Toplis & Harding寄来的一个索赔案件时，其出具的检验报告里注明货物发自“中国大陆大连”（英文注为Talien，Mainland China）。不料，他在批阅时，便认定有制造“两个中国”嫌疑，要求向上级汇报如何答复。这样，我与宪章骑着自行车跑到市革委会请示。外事组的军代表张宝喜（转业后曾任中行大连分行副行长）接待了我们，认为这仅是一个普通商业往来，不要上升到外交层面。我回来后把外事组的意见归纳了一下，与宪章商定后，交由行里领导班子。副行长李和将此批转到全行各科传阅，大意是“外事组指示很重要，各科今后遇有类似情况照此精神执行”，云云。一张16开纸的页面密密麻麻签满了人名。假如今天你有幸仍能看到的话，你会作何感想？</p><p class="ql-block"> 还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大连市总工会成立工人大学，宪章被请去业余教授英语，在他有时候出差时，偶尔让我代一下课。没有想到老科长却把这件事汇报到行里。那时多数基层领导干部们还束缚在“姓社姓资”的观念之中。在一次全行职工大会上，行长公开不指名批评道，我们行里有人“白天搞社会主义，晚上搞资本主义……。”事后宪章对我说，那天他蠕动了几次嘴唇，但终究忍住了。可见当时有些领导干部思想已经落后于普通群众。</p><p class="ql-block"> 以上几件往事，用今天的眼光来评判觉得很可笑，但当时却是僵硬思维笼罩在社会各个方面，许多人还停留在文革思维当中。宪章同志与我对面桌共事十几年，我受益匪浅，他不幸因病于2020年8月去世，享年78岁，令我十分怀念，也很惋惜！这里，也谨以此文献给我的良师益友王宪章总经理，告慰其在天之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