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大公鸡

郑建平

一、搬家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具体说大概是一九七二年的某个时间，我们又搬家了。搬家总是出于无奈，像是一个小小的迁徙。

母亲的决定总是那样决绝，她认定的事就得办。尽管原来的房子没盖几年，那个街道的邻居处的都很好，父亲做裁缝的生意也非常“兴隆”。

或许坏就坏在父亲越来越赚钱这件事情上，那几年家运特别好。大姐上了军校，大哥也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时候去了福建前线，二哥接着又考上北京航空学院，好事一股脑的涌来。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个时候就有人开始检举父亲解放前在仁丰公司的那段往事，母亲在居委会学习班上关于在稀饭里放碱的建议也被人诟病。尤其是临近街面的那栋新房子，位置和样式都特别扎眼。

文革整个家庭的遭遇，仿佛都从这里找到了注脚。

先是父亲被揪出来，紧接着大姐那个军队保密单位来县里“社调”，本来可以留在北京的她，结果分配到了海南岛的一个原始森林里听电台。

父亲天天被批斗，年轻的三哥也莫名其妙的旋进了县城的那场政治争斗。恐惧一下子笼罩着这个原本有点生气的家庭。

父亲不用上班了，自然家庭就没有了收入。母亲不得不叫二姐给远在彭泽的姨姨写信求援，不得不坐绿皮车去上海，从老东家那里拿一些旧衣服来卖，卖不掉的则改成我们穿的衣服。

生活实在是太难了，我看见母亲跪在父亲面前，求他也去找点其它的事做，家里毕竟还有几个孩子在长身体、在读书。

“天下饿不死活人”，这是母亲在那个年代，常对犟驴一样的父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跌入谷底的家反倒使母亲变得越来越具韧性，相比以往，也低调了许多。

她不再敞开门听二哥为家里组装的收音机，过年也不再为我们添置新衣服，也不再把军属的荣光总当回事，甚至听说政府要拆迁街边的房子，她是第一个签字画押的，并且急急忙忙就跟一户安徽人谈好了价钱，到另一条相对偏僻的跃进路安了个家。

当然，这个新家靠补偿的二百块钱是做不起来的。求大哥一个在县修建队的同学帮忙，求乡下的大姨父和他的儿子们出“义务工”，呼啦啦就把房子建起来了，急匆匆的就搬了过去。

年纪大了的母亲常说：“我这辈子做的最多的事就是求人，也最怕求人。”

这人生啊，往往你越怕什么，“什么”就像鬼影一样紧盯着你，甩都甩不脱。

二、新邻居

在新家安顿下来后，母亲做的最早、也是最多的事就是建立“群众关系”。这也是居委会的要求。

记得那天放学，夏日的晚霞照得满是砂石的街面热气腾腾。一位高个子女子从家对面的屋里出来，径直朝我们家走去，面容姣好的她就像是我姐姐回家那样倘然。

见我母亲在烧饭，打开嗓门就说：“郑师母，我们是邻居了，你们今后也属于我们这个居委会的成员。每个星期一三五七的学习要按时参加，学习地点就在斜对面周师母家的厅下。要积极参加哈，特别是郑师傅还没有解放”。最后一句，才是她找母亲，并要告诉母亲的重点。

母亲用围巾擦了擦手应承到：“好的，龚主任，您坐一下，我去泡杯水给你喝”。

还没等我母亲端起水壶，龚主任连忙告辞，三步并着两步朝她自家走去。

母亲也有自知之明，一个尚处改造的家庭，不受待见也很正常。但是母亲自那以后，反倒跟其他邻居走的勤快起来。尽管一厢情愿，经验告诉她环境就是“生产力”，良好的关系既有利于开源，也帮助了她节流。

当然，母亲处理邻里关系的办法是先“投入”，包括帮他们做米酒，母亲下得曲做出来的米酒又香又甜；还包括帮他们剪鞋样，母亲剪的鞋样又好看又贴脚。做个菜包子和蕨菜饺子，哪怕我们没得吃，也要挨个端给邻居们尝尝。

没多久，我们家就跟邻居熟悉了起来，但是熟悉并非热络，有些也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在强调“阶级”的社会里，“阶级关系”才是第一位的。

比如住我们家右后方的那一户，宅基地比我们家菜园子高一米多，几个孩子几乎每天都亮着屁股往我们家菜园子下面拉屎，那个臭味到现在我都记得。

母亲跟他们家大人交涉几次，每次他们只是口头应允，“无产阶级”的他们过后依然不改。

　　这件事后来成了母亲再次搬家的第二理由。

当然，斜对面的王师母常会来我家坐坐。王师母是个好人，他们一家是五十年代末从安徽逃难过来的，老公做得一手好皮蛋，据说香港每年要从我们县调一万斤过去。剥开蛋壳，玛瑙色的皮蛋长满了松针，香港人给起了个名字叫它“松花”蛋。

也正因为如此，每年他们夫妻两都要去几次香港，每次回来还会送几个香港的小玩意给我们。

再后来，皮蛋贸易还带动了生猪贸易，乐的县领导不仅安排他们一家到县食品公司上班，她老公还当了个副经理。

家的左后边住着一位劳动模范，一家人都在县里那个大厂上班，“根正苗红”的他们跟我们家的关系似乎有点若即若离。

再就是稍微偏旁的几家，常常会来我家坐坐，东拉西扯打发着日子，倒也相安无事。

三、一只大公鸡

上个世纪七十二年的一天，家里收到远在海南的大姐打来的电报，说她已经离开了部队营地回家探亲。

从那天起母亲就扳着手指头数日子，一连过了十几天还不见大姐到家。焦急地母亲就请了一位大师到家里算卦：大姐应该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事？

大师拿着罗盘、掐着手指讳莫如深的喃喃自语。

然后神神秘秘地告诉母亲：你女儿还在西南角，那儿有条沟，暂时还过不来，需要再等几天，估计不会超过十天。

他又在我们家屋前屋后转了转，神神兮兮的说：“你们这块地是“蛰伏”之地，阴气比较重，需要有个自带阳气的来冲一冲”。

起先母亲也没太在意，待姐姐十天后果真到家，并跟母亲解释由于台风被困琼州海峡十来天，母亲终于把那位大师的话奉为神明。

什么才能冲冲阴气呢？那段时间母亲考虑最多的就是这件大事。

一天，对面的黄师母拿了十个超大的鸡蛋给母亲，说是香港带回来的洋鸡蛋。

那个年代凡是跟“洋”挂钩的，国人的感情都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崇洋媚外的神秘和新奇，内心深处更有一种根植很深的排斥。

那十个大鸡蛋确实漂亮，蛋壳光润白皙，椭圆的轮廓线好像能发出一圈清晰的光亮。

母亲真的不舍得吃掉它们，除了隔个三五天给做事的父亲打个蛋花，其它的一直放在米缸里。

直到剩下最后两枚，母亲突发奇想：为何不拿去孵个小鸡，如果是个受精卵，看看它们到底长个什么样。

也真巧，我们家那只老母鸡正处在“抱窝”状态。

那只老母鸡跟随我们家迁徙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因为喜欢下蛋，母亲一直留着。

当母亲把那两枚不一样的鸡蛋放进鸡窝，它一个劲的用脚划它们。无奈这两枚鸡蛋比较沉，怎么弄它们总是往母鸡的肚皮下滚。无奈的母鸡最终妥协了。

奇怪的是，鸡窝里其它的鸡蛋都破壳了，第二十一天，一只粉嫩的小脑袋才在母鸡的帮助下破壳而出，另外那个蛋就再也没有了动静。

那只最后破壳的小鸡看上去和其它几只小鸡并没有什么两样，细心的母亲发现这只小鸡只是脚好像比较长，颜色也深一点，似乎反应要迟钝一些，吃食总是抢不过其它小鸡。

但是变化也是明显的。它的喙比一般的要大，食量惊人。二十天的时候个子就已经“鹤立鸡群”。四十天的时候，它的个头已经比老母鸡还高了。

母亲在它十五天的时候就辨别出它是一只公鸡，尽管有些失落，但是看见它另类的样子，还是感觉新奇。

　　第六十天，它就开始打鸣。

那天中午，它突然跳上菜园子的篱笆上，头往前一伸，颈脖子上的羽毛抖动着，红色的大鸡冠耸立：咯、咯咯……

这只大公鸡确实与众不同，自从它开始打鸣，就有非常强的领地意识，每天“背着手”在房前屋后转悠，看见不顺眼的“土著”就会用它那硕大的喙去啄。

再后来，它的活动半径不断扩大，逐渐满条街去宣誓“主权”，以至于我们家那条小黄狗都乐意屁颠屁颠的跟着它混，俨然成了那条街的龙头老大。

大公鸡的到来，母亲觉得这个家的阳气似乎多了许多。

当然，人的世界依然如故。

母亲依然忙里忙外，父亲依然按部就班的去缝纫社上班，我依然混日子般的上学。

一天，我在夜梦里听见摸黑回来的三哥对母亲说想调回城郊大队，因为那个离家太远的知青点实在太偏僻了。

其实母亲什么都知道，三哥下放已经四年，也该到找对象的年龄了。据说那个知青点就剩几个“爷们”，并且都在活动往城里调。

母亲是没有办法的，她唯一认识的干部就是家对门的居委会主任。望着焦虑的三哥，母亲也是一脸的无奈。

第二天，母亲硬着头皮去找那位居委会主任，顺便带了一块上海牌肥皂。这肥皂在那个年代可是凭票供应的稀缺品。

据母亲后来说：她收了肥皂，也答应到城郊大队去找找汪书记。

果然，过了几天，那位汪书记就答应见见三哥，说他们大队缺一位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文艺骨干。这对三哥而言却是“正中下怀”。

当然，“面试”立马就通过了。

二哥不仅会吹笛子，二胡也拉的不错。下放前，他的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就在县广播站播音过，已经小有名气。

这下母亲高兴坏了。为了“巩固胜利果实”，隔天夜里，母亲就把家里仅剩的两块上海牌肥皂，剩着夜色送给了那位汪书记。

可是这一送，却送出“矛盾”来了。

“矛盾”两个字，是我们没有读过书的母亲最心领神会的一个词，也是她在多种场合用的最广的一个词。在“矛盾”这个词的应用上，正确度不会比饱读私塾的父亲差。

这“矛盾”源于事成之后没有及时感谢那位居委会主任。

估计母亲是考虑到的，问题是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可送的了。全年的肥皂票就只有三张，肥皂送完以后母亲洗衣服用的是喾饼。

一天居委会学习，那位主任非常严肃的对母亲说：听说你家屋后面养了一条猪，猪汐弄得到处都是。还有，你们家养的鸡要圈起来，拉的屎到处都是。特别是那只大公鸡，凶的狠，叫起来吵的人没个好觉睡。

她说的令人无可辩驳，这些都涉及群众利益。那个年代一提群众利益，则是“真理”般的存在。

母亲知道她为什么突然刁难，只是她的“刁难”无可辩驳。

为了改善生活，母亲在对面黄师母的建议下在后院养了一头猪，猪食是在家的二姐和我起早贪黑讨的猪草，再就是黄师母隔三差五帮我们买的碎糠，猪圈也做了围栏和棚子，猪汐由一个加了盖板的池子收集。更关键的是后面那家劳动模范先养的猪，猪圈就在我们家厨房后面。为什么居委会主任不说他们？

母亲心里是不高兴的，开会回来就拿那头猪和那只大公鸡出气，追的那只大公鸡满街的跑。

简直有点祸不单行。黄师母为三哥介绍了一个对象，女方偏偏跑去问那位主任。主任神秘的跟她说：他父亲的帽子还没完全摘掉，七八个子女够穷的。

三哥保送上文艺学校，面试都过了，居委会政审没盖章。接着二姐上大学的政审也卡在居委会。

更莫名其妙的是，那一窝鸡眼见的都出落的“亭亭玉立”，却在一夜之间连同那只老母鸡都得了鸡瘟病。

多年以后，母亲若有所思的说起那段时间的困难，总感叹：“靠山山倒，靠水水流，靠个篱笆戳破头”。

本来热热闹闹的一个家，一下子像沉入水底，死一般的寂静。

母亲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尤其看不得子女们那副沮丧的脸。但是她又无能为力。

那天她突然发现那只精神抖擞的公鸡，在马路中间昂首啼鸣。那本不该是公鸡打鸣的时辰啊，它是不是也感到了压抑，想以这种不屈的方式提振一下母亲的信心？

晚上，母亲走进空荡荡的鸡笼，往食盆里加了很多米糠，情绪仿佛受到了感染，整个人也精神了许多。

四、宿命

本来以为那只大公鸡就像午夜的一壶暖酒，把全家的精气神都提升起来了，没料想这只“酉日将军”（父亲命名的）却给全家闯了大祸。

那天中午，它叭咋叭咋迈着方步，径直朝对面的居委会主任家走去，在她家门口抖吧抖吧翅膀，纵身一跳就跳上了她们家的洗衣池。

那个池子是前段时间几个工人师傅刚刚为她砌好的，灰白的水磨石在阳光下闪着光。

我知道她每天中午都有睡午觉的习惯，她那双黑色的皮凉鞋衬托出玉石一般的肌肤，对于我这个有点野性的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印象？

有钱人、有权人，总之比我们家优越。不光优越，总觉得我们仰其鼻息之下。看见她那优雅的姿态，我就觉得我们不是一个“阶级”的。问题是我们属于哪个“阶级”，一直到现在我还没弄清楚我们和他们，哪个才是“无产阶级”。

那天，那只大公鸡跳上她们家漂亮的水池，我的心一下子就提溜到了嗓子眼。我知道只要它一叫唤，大祸就要临头。

正当我想冲过去赶它下来时，它仰起脖子：咯咯咯……叫唤开来，并且一阵接着一阵的打鸣。

这下可真的闯了大祸……

不几天，居委会通知我们家，由于不符合卫生要求，那头猪不能养了。紧接着二姐调城里进厂当工人也卡在居委会的政审上了，就连那家小孩在菜园坎上拉屎的频率都多了起来。

母亲先是把大公鸡用绳子拴在自家的鸡笼里，但是不知它用了什么办法把绳子啄断，一颠一颠又跑到对面去打鸣。每次打鸣，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从门缝里死死的瞪着它。

母亲实在没办法，叫斜对面黄师母一起帮忙，才把那只大公鸡抓住。

母亲用刀在它脖子上一抹，再把它的头用翅膀一卷，压在一个大木盆子下面。

本以为它死了，只见鲜血涌了一地。可是过了一会儿它竟双脚一蹬，挣脱了那个大盆子，跌跌撞撞的朝墙角撞去，尚未流尽的鲜血一股脑儿喷洒在墙脚上。

这下母亲愣住了，我们全家都惊呆了。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大公鸡，一时没了主意。

好多年以后说起这事，母亲依然会触动心弦，半是心疼，半是无奈。

当母亲拿着刀，那一抹或许真的是手软了。为什么要杀了那只自带刚阳之气的大公鸡呢？

自从那只大公鸡死后，环境似乎对我们家更不利了，三哥和二姐依然在农村，二哥北航毕业分去了贵州一个大山里，大姐依然没有从海南岛的那处原始森林里走出来，当兵的大哥复原回到县城的一个乡卫生工作站。

倔强的母亲不得不再次低头，开始筹划第三次搬家。

五、尾声

多年以后，回想起那只大公鸡，我怎么也弄不明白它为什么那么决绝。本是一只“洋公鸡”，怎么也会做出那么刚烈的事情。它是以死报恩呢，还是对母亲的哀怨？

——我本就是一个洋鸡蛋，你何苦让我“投胎”成了你家的大公鸡；我本想依我的方式为你们鸣不平，为何反成你们的刀下之鬼？

只是这只倔强的大公鸡，它哪里知道，这人世间的事情，哪有它想的那么简单。

那天晚上，母亲硬是逼着我，把一碗香喷喷的鸡汤端给对面的龚主任。

　　本故事纯属虚构，若有雷同，纯属巧合。

二O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于南昌

注：“社调”，是那个年代社会关系调查的简称，一般对干部提拔，从事重要工作岗位前，关系人都会被一个组织进行这方面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