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里的那片盐碱滩 胡国栋

胡杨

　　没有人，会把家的概念，定格在一片远离故土且又陌生苦楚的土地上。我记忆中的乡愁，原本是一片空白，经历了西部岁月的反复洗礼，人生的底片渐渐显影，清晰的打印出一帧帧那片盐碱滩上，一个叫做牛场的国营农牧场，与我一生的命运牵连。

国营巩留牛场，是当年国家为了应对粮食短缺，在边疆伊犁河谷投资兴建的数个全民所有制农业经济组织之一。始建于1958年，场址选在伊犁河上游南侧，系伊犁河的两大支流特克斯河与巩乃斯河交汇形成的冲击平原，是河谷中的一块风水宝地。未开发建设前，这是一片数十万亩的河谷次生林及沼泽草甸地。

　　这里天高地阔，地势平坦，既有适合耕种的灰钙沃土，也有百草丰茂的滨河草地，南依西天山支脉伊什格力克山，北望黑山头，清亮亮的雪水冰河从中蜿蜒流过。千百年以来，大片浓烈的阳光毫不吝啬的洒落在这片绿洲上，除了乌孙游牧民族克再依部落的肥美牛羊，在这片古老时光里迁徙走过，父辈及后来在这里出生的我们，也成了这片土地的原住民，一守，就是二代人。

　　巩留牛场，县团级建制，大型农牧企业，屯垦戍边，亦农亦牧。在那个懵懂而又激情的时代，一干人立志要在这片广袤的荒原上有所作为，致力发展边疆的现代农业和畜牧良种繁育事业，名噪一时的被誉为“亚洲第一牛场”。农牧场的几千人口来自五湖四海，成分各异，有甘陕籍复转军人、有伊宁市的知识青年、有江苏安徽四川的支边青年，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四类分子、自流人员等组成。复转军人是当权派，知识分子是规划员，其他农场职工都是劳工，大家一起盖房建厂、修路挖渠、排碱种地、放牧养畜，与荒原斗，与饥饿斗，与蚊虫斗，与信念斗，一副不建成西部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誓不罢休的场景。农牧场的规划建设，十几年就有了雏形。场部建在南段较高的台地上，往西离县城三公里，有场部机关、基建队、子校、卫生所等。生产区分农区和牧区两部分，农区分布正北接壤场部的是良繁队，东北面有农一队、农二队、农四队，西北有农五队，农三队，农区规划，阡陌纵横，错落有序。牧区主要分布在临近伊犁河的巴本库热草原上，有牛队、马队、良种队、羊一队等牧业生产队，还有毗邻恰西草原的塔里木吉尔尕郎高山夏牧场、冬窝子等等，可谓辖区辽阔。“文革”时期，牛场不仅仅是一个农牧企业，也是多批下乡知青插队的试炼场，更是县域内“文攻武斗”的主战场，几度悲欢，几多聚散，几许怀念。

　　父亲是知青，最早放过马，搞过水利规划，当过工宣队员，放过广播，最后成了“臭老九”，是场子校的一名民办教师，后落实政策转了公办教师。母亲是支边青年，属牛，恰如她的属相一般一生勤劳。最早是农工，春挖大渠，夏种油葵，秋收小麦，冬割芦苇。母亲身高不足一米五，可吃苦耐劳方面是场里有名的铁娘子，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在盐碱滩上挖大渠，母亲一天能挖二十几方，挑泥沙一口气能挑数百担，一麻袋百公斤的小麦背起就走；后来在场供销社的面粉厂上班时，二十五公斤的一袋面粉，可以一次背四袋上桥装车，家里的吃喝拉撒，都由母亲操办。常年累月的高强度体力劳动，让母亲患上严重的神经性头疼、风湿关节疼及心衰。在两辈人三十年的努力下，牛场农田林网化逐步成形，开出来数万亩良田。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巩留牛场种植的大米名声在外，成了伊犁河谷的米仓，最多时面积达到了2万亩。而畜牧业发展一直不能突破瓶颈，虽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七十年代就小规模养殖有夏洛莱、黑白花等国外优良品种，但引进的良种牛“水土不服”形不成养殖规模，没能像河那头的巩乃斯种羊场那般，搞出了知名中外适合地方繁育的细毛羊良种。最终，还是产肉产奶量不高、却皮实耐活的新疆褐牛独领草原风骚，依旧是河谷大畜的主力军。

　　对于这片盐碱滩的清晰印象，最早出现在我四五岁的记忆里，那是1976年，改变中国现代历史的三大伟人相继离世，世道压抑而又茫然。建场近二十年了，物质生活依然贫乏，努力活着是每个普通农场家庭的主要奋斗目标。场职工住的土坯房都是连片集中建设，我、新昌、峰子、壹心、三毛、大鱼、小鱼、长城、蛋蛋等一群面黄肌瘦的小伙伴们每天聚集在一起，不是用弹弓打麻雀，就是在土地上画个四方形中间一条杠当成楚河打毕石（羊骰子），或是扒在土墙上挖马蜂窝。夏季是最开心的，排干渠的雪融水虽干净太冰凉，大伙喜欢找个路边晒得热热的大水坑扑通扑通跳进去洗个泥水澡，折腾累了，才眯着红红的眼睛拖着被玻璃碴划破的双脚，踩着滚烫的黄土回家。一到秋季，田埂边多是挂满金黄果实的沙枣树，大家你争我抢的爬上去，摘下灌蜜的沙枣，大把大把往嘴里塞，几乎噎死人。想想那时的我们，也很快乐。吃是最难忘的，多数时间都处于饥饿状态，包谷面馕，玉米发糕配咸菜，是每天的主要食物，吃的人直吐酸水。灰面馒头和面条也不多见，没有油水没有肉味没有零嘴。场里种养殖加工的面粉、清油、牛羊肉、皮革等紧俏生活物资，多被上级计划指令征调走了。职工家庭生活实行严格的计划供应，每月包谷面供应占口粮的百分之七十，清油每月一人二百克 ，肉食供应基本可以忽略，维持最低的生存底线。当然，革委会干部及供销采购、粮油保管、后勤驾驶等特殊工种岗位家庭除外，这些家庭热衷请客吃饭，有酒有肉，划拳拼酒，吆喝四起。他们的子女小脸多是红扑扑油光光肉嘟嘟的，有时尚的小皮鞋穿，有精彩的《故事会》读，有大大泡泡糖嚼，还有各种稀罕的玩具在我们面前炫耀。这些，普通职工家庭都不曾有过。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农场实行了拨乱反正，落实知青等政策及实行了联产承包制以后，绝大多数职工家庭生活才慢慢好了起来。

　　场部北面农田地的大排干渠直通西面的萨孜勒克苇湖，幽暗深邃的沼泽黑水里肥美的鱼儿，是小伙伴们津津乐道的向往之地，但家里的大人绝不允许小孩前往，因为苇湖水深，野猪、獾子成群，每年冬夏时节都会有人下去抓鱼割芦苇，掉进深沼淹死。

那年秋季的一个下午，锡伯族邻居新昌的大哥新良，一个深谙野外生存之道的锡伯族猎手，经不住伙伴们的苦苦哀求，背着鱼叉带大家去那个神秘而又危险的地方。足足走了七八里地才到，芦苇荡遮天蔽日，蚊虫铺天盖地，一下水，沼泽里的蚂蝗就吸在我们的腿上，大伙吓得屁滚尿流，看见新良大哥在苇根下掏出一尾尾金黄肥美的大鲫鱼后，打消了所有恐惧，在一片浅滩上，大家把水搅混，肆意追逐水里的鱼儿，惊起满天的绿头鸭、麻鸭盘旋不敢归巢。这是一种极度的惊喜，可惜我的手太小，只能抓一些小鲫鱼。直到弯弯的月牙亮晃晃的高挂在夜空，黑黢黢的沼泽滩上蛙声震耳、虫鸣如歌的时候，大家才恋恋不舍的拔足往回狂奔。年幼的我提着一个铁皮桶，穿着漏水的破雨鞋，跌跌撞撞跟在新良、新昌的身后，一步一步追赶。桶里有十多条鲫鱼和白条，美味的鱼肉是支持我回家的唯一信念。因为，这之前，我没有见过鱼更没吃过鱼，鱼是什么味道，羸弱的农场孩子非常非常期待。靠着这样的信念，推着我，往回走。夜里十二点左右，我们回来了，焦急万分的父母亲们早就等候在路口，我居然没有挨打，累的回到家直接趴床上睡着了。自此后，摸鱼成了我童年乃至少年时代最大的乐趣，每次去都能摸一大堆鲫鱼拿回家烧鱼汤、做烤鱼，改善生活。

　　我的童年，对水果的全部认知与爱恋，来自集体果园。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到了我们场二代，果树早就到了挂果年份，可以享点福了。这个夹在场部与良繁队之间的百亩果园，一到夏季，园子郁郁葱葱、香气四溢，有红元帅、黄元帅、夏立蒙、秋立蒙、波罗乃兹等众多品种。夏末秋初，红红火火的苹果挂满枝头，惹得小伙伴们垂涎三尺。母亲也在园林队干活，除草松土，剪枝施肥，丰收的季节，偶尔也会悄悄给我和小妹带回两个有虫眼的酸甜苹果，可一旦被队长发现，不仅会受到言语辱骂还要扣工分，所以我们从不在母亲面前索要苹果吃。

当然，面对如此美味，农场的孩子们绝不会善罢甘休。发小新昌和我，会绞尽脑汁满足自己的味蕾。赤日炎炎的晌午或秋雨绵绵的清晨，趁守园的陈大爷还在酣睡，早就守候在园外的新昌和我，会踩倒墙角的荆棘，叠罗汉翻进高高的围墙，像两只松鼠一样跳跃着捡拾草丛中从树上落下的熟苹果，撑开背心塞满一肚子，然后趴在草丛中确认没被发现，再弓腰潜行，相互帮衬飞快的爬上墙逃之夭夭，钻进旁边的苞米地，津津有味的大吃一顿，那个甜、那个香，无与伦比。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有一次翻进园子来到一颗冬果树下，经不住树上挂着的大红冬果的诱惑爬了上去，就在我和新昌骑在树上大快朵颐的高光时刻，没发现陈老头早已蹲守在树下，冷冷的盯着我们，不慌不忙的用一根带弯钩的木棍，把我俩从树上钩下来一顿暴揍，拖进冬天储存苹果的空地窖里关了起来。我和新昌在爬满蛤蟆、蜘蛛、蝼蛄的黑暗中瑟瑟发抖，好在地窖有通风口，趁着天色渐暗，扒开通风口钻出去，逃走了。有了教训，我们调整了策略，一人在墙上望风等待随时援手，一人翻进去捡拾掉落的苹果，见好就收，够吃即可，绝不上树。这个不太光彩的嗜好，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才停手。原因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老百姓的自留地和家副业经济有了保障，不再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勤劳的母亲有了用武之地，起早贪黑在房前屋后的石头滩里，整出两大块自留地当菜园，不仅种了菜养了鸡还栽种了二十多棵果树，有黄元帅红元帅，母亲负责整田修剪，父亲管施肥打药，我管浇水除草。种菜种树，需要农家肥。一放寒假，我会背个背篓，在马路上捡拾马粪牛粪，一筐筐堆满菜园墙角，来年施肥用。几年后，家里不仅有吃不完的黄瓜辣子豆角西红柿，还有结得又大又甜的苹果收获后堆成小山，吃不完的打包成箱不愁销路，还能卖个几百元钱补贴家用。家庭生活明显好起来后，苹果已经不再是稀罕物了。

　　牛场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建有一座露天电影院，是农场孩子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因为除了巩留县城有一座影剧院外，周围公社农牧场里就属牛场有电影院。那个年代，脑子和肚子，都处于亢奋的饥饿状态。此前，认识外面世界的渠道，只有少的可怜的书刊、广播及家里的收音机。

有了电影院，又在家门口，犹如天降甘露，眼界顿开。农场基本上每星期放一场电影，小孩不需要买票，影片多以红色革命老片为主，有《闪闪的红星》《平原游击队》《上甘岭》《桥》《庐山恋》《牧马人》等等，有些片子会重复播放好多遍。小伙伴们聚在一起嗑瓜子吹牛皮，追逐嬉闹，堪比儿童乐园。即使寒冷的三九天，漫天飞舞的雪花遮住了影屏，双脚冻的都失去了知觉，孩子们也绝不缺席。父辈们更喜欢看印度的《大篷车》，法国的《虎口脱险》；而武侠片是我们的最爱，《少林寺》、《武当》、《神秘的大佛》等百看不厌。直到1984年冬天，我家省吃俭用买了一台14寸百花牌黑白电视，这是牛场的第二台电视机，出自一个普通职工家庭，农场许多人惊愕不已。没有多少文化的母亲是有长远眼光的，她坚持买这个当时的奢侈品，是因为从我和小妹的眼中，看到了我们对知识对外界的渴望。母亲对我们看电视是有严格要求的，听话学习好干完活，才有资格看。电视就是家里的小电影，虽然就一两个节目频道，可看的令人如醉如痴。看了《霍元甲》、《陈真》，我的爱国主义热情高涨；看了《上海滩》，我才知道父亲曾经生活过城市如此繁华；看了《新闻联播》、《电视译制片》、《春晚》等栏目，学会了解国家大事、感知人间百态。自此，露天电影院退出了我的世界。

　　巴扎小街，是农场的小社会，在场部的中心区域，是有人间烟火气息的地方，特别是私营经济放开后。我家老屋临街而卧，推开门，对着的就是场供销社的榨油坊、面粉库房及经常不开门的平价肉铺。几十米长的土街上，有老范叔的理发店、有李大爷家的小百货商店、有驼背阿姨的格瓦斯啤酒摊、玉苏普的烤羊杂摊，还有周边公社来卖鸡仔、卖大肉、卖菜的小商贩等。场里恶名昭著的社会青年黄毛外力，铁手艾尼瓦尔、牛魔王等，天天准时到场 ，惹事生非、打架斗殴、强取豪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最终都被“严打”收网送去踩缝纫机。小商铺房背后，有几棵老榆树，我喜欢爬上去，躲在密荫深处独处看书，累了就看看树下过往的行人、看看手持铁棍闹事的痞子、看看烤肉摊旁爱喝酒的醉鬼，看看步履蹒跚在路边摆摊卖菜的大娘，也在憧憬和迷茫中窥探自己的未来。

学习，是唯一能改变命运的钥匙。我从小就喜欢看书，用尽心机找书看，在母亲的棍棒教育下对学业更是不敢懈怠，上初中后有幸遇到张玲、何为两位优秀的恩师，得以十四岁时以全县应届生第一的成绩考上师范，十七岁毕业当教师，早早进入了体制内，成了场里职工教育孩子的范本。十九岁那年，调入巩留县政府，此后三十余年，一直留在县城工作不曾离开，干过文化意识形态的所有岗位，熟悉农业农村工作，在离牛场老家不远的地方，倾尽一生继续守护这片热土。

　　牛场，是因时代发展需要而组建形成的农牧场，从沼泽变成草原，从盐碱滩变成良田，从荒原变成家园，没有历史基础，没有经验借鉴，更无特殊政策，只有父辈们在盐碱滩上挥洒的青春与血泪、深埋心底的初心与信仰，还有我们前赴后继的疆二代，继续坚守且已付出的大半人生。

六十年前，父母远离江南来到巩留牛场扎根，投身社会主义农村建设，都是孤身而来没有任何亲属同往。粗粝漫长的时光早就割裂了他们与故乡的亲情，无法再回到江南，退休后就变卖了那间风雪夜中时常炉火通红的老屋，搬到河谷的首府伊宁市生活。两位老人在疆内只有我和妹妹两个亲人，一家人相依相守，一眨眼就是六十年。

　　2021年享受公务员退休政策后，我也回到伊宁市守在父母的身边，新冠疫情过后，年迈的老母亲身染重疾需要精心照顾，还有中年得子的二孩需要接送学，每日还需穿行在高层林立的开发区，奔波于车流如织的山东路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夜钓伊水河畔，明月照在静静西去的水面，一弯波光无声流逝，乡愁偷偷的溜出来，爬满湿漉漉的眼眸，乡关究竟何处？

我的乡愁里，一直静卧着那片盐碱滩，那片在午后阳光刺眼挂满红果的集体果园，那个大雪漫天童心飞舞的露天影院，那条飘散着几许烟火气息的泥泞小街……，她们都曾突兀而又真实地出现在西天山脚下的时光里，如今，都已不复存在。“落雪他乡泪，寒夜白发人。”2025年底大雪节气，回牛场办理母亲丧葬费事宜，才发现已经没有了牛场这个地名。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经过了多轮改制尝试，牛场这个曾经带有浓厚历史色彩的国营农牧场，剥离了社会管理及公共服务职能，最终消失了，场机关及良繁队成了巩留镇的鑫牛社区。回去那两天，恰逢周末乡村集市，原先的土街变成了水泥路面，两边盖满小楼，店铺林立、人声嘈杂，徘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再有熟悉的面孔。家园无恙，烟火依旧，西伯利亚季风年年如约而至，雪蝶飞舞，天地素洁。

“落日西极是天涯，守望天涯不见家”。我人生的记忆深处里，这处名曰巩留牛场的农场，永不会褪色。不管她在西域伊犁的历史长河中是否是昙花一现，是否是一个时代片段，最终去了哪里，今后是否还有人记得，我的记忆都会陪着她，不能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