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书法的软性特征（书法中的历史）

傅以新

跋《唐摹万岁通天帖》

董其昌是明代中后期名声最显赫的书法家、画家，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名声，而是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力超乎寻常。董其昌的艺术理论石破天惊，而他的处世则是躲避是非。为什么有这种违和的表现，须得从他的履历中去寻找答案。

董其昌字香光，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生于地处长江三角洲长的华亭（今上海松江），那里文化风气极盛，董家也是书香门弟，但到他父亲这代已渐衰落。早年的董其昌家境稍窘，但天资聪慧的他发奋读书，于万历十七年35岁时考中进士，此时万历皇帝已拒绝上朝三年。

明朝是个很奇葩的朝代，终止行使了二千年的宰相制度，代之以“内阁票拟，司礼监红批”的行政规矩，明神宗万历皇帝三十年拒绝上朝，不见朝臣，退至内廷批奏章，向司礼监太监口喻圣旨。而内阁照样审理各处奉章，签写处理意见，内阁定期召群臣在朝房议事，群臣可发表意见。内阁有不执行圣旨的权利，皇帝也可否定和不理内阁上报的奏章。万历不朝的原因是因为“争国本”事件，“国本”即定继承人。朱常洛为明神宗万历的长子，本应顺理成章立为太子，但万历宠爱郑妃，有立其子朱常洵之意，便拖延着不立常洛为太子。文官集团以维护礼法之名催立皇长子，但万历皇帝很坚决，许多大臣被廷杖，有的被罢官，有的乞休。万历曾想出一招， 并封常洛、常洵二人为王，为以后选择后者做暂时的铺垫。群臣大哗，朝延震荡，迫得皇帝不得已而收回成命。这场争论在十五年后， 才在李太后干预下，以立常洛为太子而告一段落。但封为福王的朱常洵还留居京师达十三年之久，是储君朱常洛的心头之病。又六年，万历死，朱常洛才终于即位，成为明朝第十四位皇帝明光宗，年号泰昌。

这就是皇帝不上朝，而朝政依然正常运行的原因。董其昌中进士后，因擅长文学和书法，立即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明清两代选官制度的一项设置，进士中有潜质者进翰林院进行实习，接受考察，等待进入职官系列，他们代皇帝草拟诏书、文告，更出色的可为皇子授课，已属皇家近臣，被戏称“储相”。

楷书《杜甫谒玄元皇帝庙诗》

董其昌的学问很快即被肯定，担任了皇子朱长洛的讲官，几年后升为日讲官，成为太子正式的老师。 讲授之余，他把精力集中于兴趣浓厚的书画。董其昌的文官生涯一直顺利轻松，除了担任过几年湖广视学副史之类的地方官外，主要是临时外出传达皇帝圣旨。他被任命为湖广视学副使后，不久便称病乞休，回到华亭故里。乞休在明廷很常见，主要是朝臣对皇帝不满，便乞休躺倒。董其昌不是因为对皇帝不满，非因外放，而是当时朝廷政治矛盾严重，党争泛起，他担心卷入其中。

党争主要是以顾宪成为首、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东林党人，与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斗争，最后在天启朝染成了朋党之祸。明朝不设宰相，皇帝权力很大，但政务繁重，便依靠太监，天启朝的魏忠贤更是权倾朝野。顾宪中本是以直谏闻名的朝臣，在“争国本”等事件中与皇帝对抗被罢后，修复东林学院，通过讲学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吸引了大批退官士大夫和学子。东林党人讽议朝政，评论时弊，臧否官员，成为阉党心头之恨，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许多人致死，天启五年收入《东林点将录》的有109人，更有公开的《东林党人榜》三百多人，把一切对朝政有异议的人均指为东林党。

董其昌的性格柔弱，竭力退避求隐，持明哲保身的立场，在立太子的“争国本”的斗争中，他甚至都不敢对自己过去的学生朱常洛表示一点支持。

楷书《明宣宗翰林院箴》

朱常洛为帝后，立即召老师董其昌为太常少卿，然而还未赴任，明光宗朱常洛便病逝了，只做了一个月的短命皇帝。新皇天启五年，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

这里要说一说南京在明时的政治地位。朱元璋灭元立明，定都南京，朱元璋死，因太子朱标已亡，故由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明惠宗，他欲铲除叔叔辈的诸王。于是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攻克南京，夺得政权，是为明成祖永乐皇帝。北京原是朱棣燕王的封地，他继位后以北京为陪都，加强对北方地区的控制，也是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朱棣早有迁都北京之想，很早就在北京修建自己的陵墓（即明长陵），后又正式宣布迁都。几次征讨蒙古的同时，在北京开始大规模的建设。他继位后第十九个年头，才正式完成迁都，南京成为“留都”。所谓“留都”，即保存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即六部设置，主要代中央管辖南直隶（江苏、安徽）及江西、浙江、湖广的政治经济事务。

董其昌一生秉持谨慎原则，每次晋升之后，都会很快告病回乡，这回的南京礼部尚书干了一年多便告病乞归了。因为此时阉党与东林党斗争已白热化，他要避开政治斗争的旋涡，这一避就是十多年。阉党被清算后的崇祯五年，他又被任为太子詹事，官至正三品。两年之后，党争又起，他便再次称病乞归。

朱泗墓志铭

仲长统《乐志论》

所以，董其昌数十年的仕途生涯中，大部分是在老家华亭度过的。华亭因此而聚集起一大批文人、退官和追随者，以董其昌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人集团，当然这个“集团”只是个松散的存在，包括屡次被召而皆拒的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无意仕途的“云间书派”创始人莫是龙、曾为董其昌代笔的“苏松派”代表赵左和沈士充等。

游离于党争之外的董其昌过着时官时隐的生活，这种略带神秘色彩的处境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声望。与政治上的闲散同步， 是他的艺术面貌呈现出的柔软平和的基调。董其昌书法和山水画都表现出典型的文人画淡雅作风。

在他一生中，引起最大震荡的是“民抄董宅”事件。随着董其昌的官职越做越大，他的家庭财富也迅速膨胀，很快成为占地万顷的华亭豪富。“民抄董宅”的导火索缘于他的二儿子， 依仗家庭的权势，竟然肆无忌惮地率家丁强抢民女来纳妾。董子的恶行被移栽到董其昌名下，盛传强抢民女是为给他纳妾，于是引起松江、上海、青浦、金山等地数万民众的愤怒。经过政敌的挑唆和鼓动，民众包围并砸抄、 焚烧董宅。事态延续了半年，董其昌要求官方低调处理，最后惩处了几个烧砸的骨干和董家的一个恶奴，事件才告平息。

“民抄董宅”事件并未引起美术史论家的重视，他们只是在争论着董其昌个人品行的优劣，以及事件有多少属实，其实这个事件是明朝中后期阶级矛盾激化的典型事例。 董其昌从家境窘迫仅有瘠田二十亩，短短几十年便成为占地万顷的豪富，说明了当时土地兼并的严重程度，阶级矛盾已成干柴烈火之势，这是促成明政权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

“民抄董宅”事件引起三吴世家的惊恐，“人人自危，恐东南之变，将在旦夕”。而这时，北方上空浓重的战争阴云越来越厚，后金已日益成为明政权的强大威胁。不知董其昌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压力，他的心迹似乎游离于时代之外，总是在政治上回避漩涡的他，继续用书画塑造着理想的世外桃源、空灵境界。

草书千字文

草书米友仁诗《题自画横披与翟伯寿》

董其昌标榜文人画，追求其“古雅，秀润”。文人画自宋代发蒙，原本就是文人士大夫消遣世虑、修心养性的媒介。元代倪云林、黄公望更以隐逸山水来书写胸中逸气，成为董其昌标榜和追逐的楷模。这时董其昌进一步提出了绘画的“南北宗”论，他套用禅家的分宗说，把历来的绘画分为南北二宗：北宗以“斧劈皴”为代表，以硬性线条表现石质的结构，被董其昌称为"利家画”，称其虽笔墨严谨、重苦练而无天趣，是禅宗北宗“渐悟”的表现；而南宗以“披麻皴”为代表，以软性线条表现土质结构，是“文人画”，笔墨率意、有书卷气和天趣，体现了禅宗南宗“顿悟”的精神。元代的黄公望和倪云林、本朝沈周和文征明为代表的“吴派”，以及董其昌自己所属的"华亭派"，正是南宗文人画的代表。

画派的对峙自明朝中期就已形成，主要是以恢复南宋马远、夏圭斧劈皴画风为特征的“浙派”和继承元代隐逸派画风的“吴派”，但各派名家的个人风格还是有着不少差异的。董其昌为首的“华亭派”继“吴派”而起，更强调了画派的传统风格，形成了“家家子久（黄公望），人人大痴（倪云林）”的形势。董其昌山水画的面貌，概括地说就是披麻皴加米点，以水墨和浅绛塑造无我境界，成为“华亭派”的一面大旗。借着董其昌的分宗说，“华亭派”向“浙派”展开了强大的舆论攻势，称浙派“多恶习”,“入邪道”，是“野狐禅”，“不当学”。舆论攻势效果显现，“华亭派”一时如日中天。此际，董其昌的画为世所宝，以至因供不应求而不得不网罗代笔者。此派的末流，因只重笔墨形式，追求“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缺乏山川的自然真实感，最终走向了萎顿。

山水小品

《画诀》论五代画家董源（局部）

董其昌的书法初学颜真卿，后转学虞世南，又弃唐学晋。他的观念是“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提倡师法晋人。当他在大收藏家项子京家见到米芾、杨凝式、怀素的真迹后，立即从他们的率意、流畅中悟出用笔的法门，他以独到的眼光选中了承唐启宋的五代杨凝式。他从杨凝式《韭花帖》的疏朗布局中悟出楷书章法的奥秘，直接把《韭花帖》字矩疏朗的形式照摆过来，加上禅佛的寓意，充满古淡、散远的书卷气息。他又从杨凝式的《神仙起居法》受到启发，用长锋羊毫实现杨凝式草书的飘逸线条，用笔轻松若不经意，线条细长、婉转、流畅。这是个极度有悟性的人，然而由于缺乏顺涩、提按、疾缓的变化，尽管做到了散逸、虚飘和圆熟， 却难免模式单一和笔力浮滑。这种软性的特征在董其昌书法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他的审美追求与他的个人性格十分吻合。

以软性美为特征的董其昌书法风范引起追捧，在“天崩地解”的明亡前夕，竟能成席卷天下之势，客观上反映了士大夫阶级对现实危机的无奈和回避。从这个角度看，董其昌书风具有时代性，也折射出了何谓“世纪末心态”。因此，身处清朝末年的政治革新派康有为对董其昌书法批评甚多，最厉害的是说他“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

草书武元衡诗《渡淮》

行书《王维<书事>诗》

在董其昌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书法革新潮流正在兴起，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是其中的代表者。他们以用笔的提按反差、线条的疾速回环、字距的紧密无间，结体的错落险峻，表述着对董其昌软性书风的逆反，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可惜在当时还不能成为时代的主流。

董其昌书风有着广大的社会心理需求，即在平和中求心灵的安静。那么，为什么取代了明政权的新统治者、脱胎于游牧和惯于征战的满清贵族，对前朝流行的这种软性艺术也倍加欣赏呢？以军事高压征服汉人之后，要做到长治永安，必须在文化上衔接中华正统，清康熙帝亲自主持编纂《佩文书画谱》，以示新朝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康熙顺应时尚，成为董其昌书法的崇拜者，认为董书有儒雅之气。由于他的提倡，董其昌书法的强势影响力直达数十年后，才终止于乾隆帝对赵孟頫的崇尚。而董其昌的绘画和艺术理论的影响，则还要延续到二百年以后才渐渐散去。

董其昌死于1636年，谥文敏，故后世多称董文敏。他死后八年明亡，称得上是明王朝文化的最后辉光。

行草《内景黄庭经》

行书《禅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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