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 一一记叙文

抒求

文 字：苏 球

图 片：网 络

音 乐：酷 狗

序

日子过得真快，走着走着，岁月老人就要跨入新的一年了。农历辛丑年也即将来到眼前，一转眼，我们这些同年人，从耳顺之年上半程，开始准备进入下半程，再一转眼，也就要进入人生的古稀之年，也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光阴似箭，人们的内心总跟不上趟，走着走着就被撂了下了。许多时候内心还停留在追梦的岁月，可是，年华已迈入了人生的古稀之年。那些年少时的往事，虽然已经模糊，也正像人们叙说的，往事如烟，可它，还经常在内心里涌动：那些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日子，还经常在身边萦绕。

（合肥市上个世纪的中心地段四牌楼）

一

再过些日子，2021年元月3日，省政府大院的侠们有一个小聚会。提起省政府的侠们一说(是庐州人对小孩子的称呼)，还得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说起。新中国成立以后，安徽省省会选址和省人民政府办事机构组建摆上了日程。当年的中央政府和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接受和采纳了毛泽东主席的建议，在皖北、皖南行署的基础上，组建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并将省会落户于合肥。我们这些大院侠们的父母大都是这个时期来到合肥，来到新政权工作和生活的。

省委省政府选址在长江路上，按照苏联工程师的图纸建造的。省人民政府有两座苏式办公楼，分为南北楼，北楼1954年建成，南楼1956年建成。除了办公大院建有宿舍楼之外(省政府和主要部委办领导和相关负责人以及后勤人员居住)，在红星路和庐江路上还建了大宿舍，供省政府主要部委办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居住(后期，在办公楼之外，在原礼堂的位置上建了宿舍楼和商业设施，在大食堂的位置上新建了省政府领导居住的宿舍)。另外，还配套附设了幼儿园、学校、影剧院、食堂、小卖部、理发店、粮店、门诊部等服务设施。

大院里侠们的生活主要在院内，大部分侠们，包括上幼儿园和读小学都在大院内。我和几位住在办公大院里的发小朱晓苏、桂宁天、张牧平、马建芳、曹晓霞等有的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上小学读书都在大院里。记得，当年在无为路小学读书时，有几位经常在一起玩的同班同学，这里有马力、潘浩、曹亚森、杜钢建、冯净齐、杨和平、张和平、朱智润、张牧平、戴兆生等。下课了，包括放学都还在一起玩耍。记忆中，班里的女同学，你像马建芳、段晓梅、齐晓婉、曹晓霞、沈正平、曹科军等表现好，他们会按照老师的布置组织学习小组进行课后学习。那个时候，男女同学划界限，玩的比较多的还是男同学。

时间进入一九六九年的元月份，也就是文化革命的中后期，我随父母全家下放，离开了大院，离开了大院的侠们，也离开了红卫兵小学。院内小学最早的名称为无为路小学，文革时期改名为红卫兵小学，后来叫舒城路小学。进入二十一世纪，上个世纪五十年建设的省委、省政府办公楼的条件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的需要，硬软件都有待提升和改善。报请中央后，并于新世纪的二十年代末，搬迁到位于合肥市滨湖新区新的省政府办公大院。

(合肥市江淮大戏院旧姿)

二

我们这些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于大院里的侠们，虽然年事已高，有些事早已放下了，但对大院的过往，还是记忆犹新，特别是对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这些侠们，从记事开始，就感觉平时很少能和父母在一起，父母大部分的时间都忙于工作。早出晚归，已成为常态。我们这些侠们，除了读书学习之外，生活上的事情，主要靠爷爷奶奶辈和阿姨的照料。我们家的几位兄妹的生活主要靠外婆和阿姨的关照。 父母亲工作很辛劳，作为儿女，总感觉他们对待工作和事业充满了热忱，连星期天也要忙于工作。一工作起来就忘记了休息，从来没有听过、见过，父母亲叫苦叫累的现象。他们偶尔休息有空了，还在忙工作。许多时候，把工作带回了家。另外，就是教育孩子。经常向我们这些孩子讲一些革命的道理，灌输一些好好读书、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的思想。不过，即使是这样，父母亲还抽出时间带孩子参加一些活动。春天来临，也会带孩子去公园，或者，去郊外。有的时候，也会在夏季带孩子们去游泳。总之，父母亲那一辈人充满了激情，对待工作和生活就像春天里的阳光充满了朝气。

（合肥市宿州路上的解放电影院旧影）

三

我们这些五十年代中出生的侠们，对五六十年代的身边发生的一些事，虽然当时还幼小，凭着幼小心灵的记忆和年长者的讲述，尽管年代已经久远，还是有点印象的，有的还很清晰。记得三年自然灾害发生时，党和政府做了积极的应对，不光各级党委和政府，就连人民群众都投入到救灾活动中。为了解决吃饭问题，除了积极应对，调动了一切可调动的力量。我们居住的办公楼院子，楼前楼后，包括蓝球场，都改为蔬菜地和农田，大都种上了谷物和各种时令蔬菜。

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吃肉问题，鼓励每家每户开始养猪。我家楼前也盖了简易的猪圈，并且养了一头黑猪。养猪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全家，在外婆和母亲的亲力亲为下，黑猪长势很好。我们几个兄妹也帮着喂养。黑猪也不负众望，最后因体重的原因，站都站不起来。(记得屠宰后过秤时，净重达180多斤。)过年了，家家户户开始屠宰自己养的猪了。猪宰杀后，大部分交给了各单位，分发给广大职工，饲养者只能留下一小部分，即使是这样，家家户户都挺乐意的。

当年在我们的楼前房后的空地里，种了西红柿、莴笋、韭菜，还种了萝卜等蔬菜，蓝球场改为粮田，种了玉米和红薯。院子里的孩子，肚子饿了就去菜地里偷吃。这里，也包括省政府驾驶班的小车司机。夜晚值班肚子饥饿难熬，也跑到田地里偷吃红薯和莴笋等农产品，那个时候能吃上这些就算很不错了。自然灾害时期，就是有钱也很难买到一些粮农产品，除了定量供应，更多的是应对灾情。为了防止灾情的漫延，省政府相关部门还给大院人家，每户储备了备用粮。我记得家里分到三四块榨油后的菜籽饼。进入62年以后，灾情好多了，粮店也开始按定量供应粮食了。后来，日子好过了，许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一些叔叔阿姨，他们经常说，那个时候真的是不容易，不但要应对自然灾害，还要偿还苏联老大哥的债务，真的是雪上加霜。还好，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在全国人民自力更生的努力下，节衣缩食战胜了困难。

（合肥市三孝口文化中心光明电影院旧时的风韵）

四

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上小学四年级了，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已拉开了序幕，各级政府和各类单位和机构都相继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组织领导即将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记得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主席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们几个侠门放学回家路过省政府后门时，看到有许多叔叔阿姨在看大字报，并听到有人说，这是毛主席写的。 我们几位高小学生也受到文化革命影响。跑去看省政府、机关和院子里贴的大字报。大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小到省政府的机关干部斗私批修写的检查。记得，在南楼一楼张贴了许多大字报，有检举别人的，也有检讨自己的。有几张拿公物回家斗私批修的大字报。其中，看到一位干部在大字报上写到自己如何把公家的信封、信纸带了回家的检讨，也有私亊顺便乘坐公车的检讨。(当时的领导干部还是十分廉洁的)这些即使过了五十多年，记忆仍然忧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已经不大上学了，中小学校也围饶着运动，开始了各项活动。我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忙着校外活动。有一天几个发小在球场打篮球，听几个大一点同学讲，合肥师范学院在分发红卫兵袖章，几位小学同学听说后，也去申领。学院的红卫兵看了我们的户口本后说，你们岁数小，只能当红小兵。

文革期间，在院子里的邻居，同学的哥哥张牧笳的带领下，省政府院子里几个孩子从合肥乘车去徐州和芜湖串联。记得到了芜湖市，北京路有一个接待站。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安排我们几个中小学生在芜湖电校食宿(芜湖电校座落在吉和街文革期间改为反帝路)。它在路北天主教堂隔壁。我们几个被古罗马建筑风格的教堂所吸引，过去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教堂。当时教堂顶上面还竖立着耶酥圣像。后来，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在破“四旧”中，将教堂顶上的耶酥圣像拉了下来。芜湖天主教堂的规模在华东地区仅次于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统领整个江南教区。当时同学哥哥用学生证登记的，接待站工作人员很热情，发给我每人一条被子，同学哥哥张牧笳还用学生证借了5元钱。在芜湖住了两天，第三天即从芜湖过江码头乘船到江北裕溪口乘火车回到合肥。有了第一次的长途旅行经历，大伙都很兴奋，商定，从芜湖回到合肥后，再去其它地方。最想去的是首都北京，因为，那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办公的地方。后来因为家庭阻拦等原因，行程落空。

记得当时，从合肥坐火车大概用了三个多小时就到了长江边。 过裕溪口码头乘船渡江时，看到港口街边上小饭店橱窗里的江虾非常诱人，张牧笳老哥叫曾小元用二毛钱买了一盘，我们几个吃了起来，味道非常鲜美。红红的江虾，太惹人喜欢了，在合肥没有见过那样色泽的虾子。就这样一盘虾子记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挥之不去。

文化大革开始时间不长，1967年元月26日，安徽省由G派组织领导了造反和夺权。地点就在省政府院内。当时李葆华和省委、省政府原主要领导被造反派带到了夺权活动的现场。合工大学生梁守富当了安徽省革命造反指挥部临时总指挥。当时，我们年纪小，感到有点好奇。文革刚开始时，李葆华等省领导还穿着军装，站在合肥市供电局的大楼上，对参加文革的群众和学生发表讲话，没过多长时间就被夺权和批斗，这一切来的似乎过快了。

文革期间，我们省政府院子里几个孩子，帮助散发传单。当时人们，一个爱听广播，因为广播里经常播放新的最高指示和毛主席、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接见红卫兵活动的情况；一个爱看传单，传单上有许多文革的动态。我们就在靠近长江路边上省政府门诊部楼上散发传单，包括过期的传单。就像大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向路人散发传单的情景。我们当时也感到很自豪，认为，自己也是一名红卫兵。这期间还帮助晚报社卖过报纸和散发过号外。包括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实验成功的号外。当时的人们，非常关心国家大亊，关心文化大革命的动态。

（合肥市古逍遥津公园的风彩）

五

时间虽然过了许久了，但儿时的一些事还经带在脑海中涌动，特别是对与院子里侠们在一起的那些事，还时常想起。记得办公大院的后门，服务楼边上就设有省政府大礼堂和大食堂，这些地方也是我们这些侠们经常光顾的场所。那个时候，放学以后很少做作业，一是老师布置的少，二是孩子们贪玩，三是父母又没有时间来监管。记得最乐义干的一件事，就是和发小，或者院子里的同学去看电影。如果买不到票，或者，不想买票看电影，当时采取几套办法。一是跟着人群混起去，再一个就是拿着先进去人用过的票再用一次，另外就是用同颜色的过期票。用这种方法不是很保险，如果被查到，就采取钻地下管道，或者顺着服务楼的窗口翻进去，不过此招数危险很大，据说有侠们被电到过。我们当时经常在张煤山的带领下，提前进入地下管道，等到电影开始后再钻出来，风险小，人到是吃了不少苦，不过为了看一场电影也值了。(张梅山当时家住服务楼，我们都是父交子往的关糸，后来我们都当兵入伍了。记得当年探假路过南京时还受到他和附小同学张建的接待，当时他们和一批合肥兵在南京军区通讯团和通讯总站当兵。张煤山从小虽然调皮，大了，特别后来当兵很懂事，表现也很优秀。当然，进步也很快，后来担任解放军炮兵学院副院长，军衔为少将。)。

（合肥市包孝肃公词还在向人们讲述着清廉正直的故事）

六

一晃又要过新春了，想到过年，就想到儿时的那些事，甚至想到了省政府的大食堂。我们从小基本在家吃饭，不过每逢过年或过节，也会去办公楼院内的小食堂，或者去院外的大食堂买一些饭菜和馒头和包子。对大食堂的菜肴也独有情钟。省政府大食堂，主要是为在省政府工作的人员，以及家住省政府大院的人家服务的。进入大食堂，看到很多人在排队。食堂里面有很多窗口，卖着不同的饭菜，大概按红白案、冷热菜进行分类。特别是食堂大锅烧的饭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包括红烧肉圆、红烧鱼、红烧豆腐、红烧冬瓜，以及大食堂熬制的稀饭(用碱熬煮的特别香)，另外，各种面点包括各种馅子的包子，还有发糕、麻球、糍粑等。也特别羡慕在食堂吃饭的人们。记得小的时候也向父母提过想去大食堂吃饭，不过当时家里人员多，不具备分散吃饭的条件。印象中，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食堂也出过安全事故，清晨从事白案的面点师傅，在加工面点的过程中被搅面机误伤致死。这件事情，在院子里的震动也很大，在为之惋惜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不安。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回避大食堂的事情，也不提去大食堂买饭。当时还是年少，有些事情大了才明白，我们还是祝福这位师傅在天堂里安好！

（合肥工业大学老校址）

七

父亲文革期间被安排到宣郎广农场劳动锻炼。1968年底回到合肥后，紧接着又于1969年元月份全家被下放到宿松县复兴区汇口公社三洲大队插队落户(当年省计委的下放点在宿松县，记得滿文藻叔叔还被结合到县革委会计划小组担任组长，后期，他改任县计委主任。文革后回省城工作，退休前担任省发改委引进处处长。我和他家几个孩子都很熟，有的也是同学，像满铭琪，满铭安等。)。在我们儿女的记忆中，父母亲和老战友们，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在文革这段非常时期中，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初衷，始终在自身上找问题，虚心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帮助。父亲在挨斗包括到劳场和全家下放劳动锻炼期间，每天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用实际行动向党递交了一份真正共产党员接受考验的答卷。

1969年农历年前夕，父母亲携全家到安庆地区宿松县复兴区汇口公社三洲大队下放农动。父亲虽为“下放干部”身份，当年，三洲大队干部和社员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住房，安排住大队部；没有生活资料，大队和社员提供了小部分粮油，给于生活上暂时的帮助。1969年春节过后，母亲带着妹妹回合肥单位参加运动，哥哥回桐城知青点劳动，姐姐在安庆地区东至县下放劳动。我在三洲大队陪父亲下放劳动的情景至今难忘。当时父亲带着我，按照大队的出工安排，每天，天刚亮就起床，洗漱后就去上工。到了八九点钟才回来吃早中饭，当地的农民平时吃两顿饭，农忙时改为三顿。父亲不但参加劳动和大队活动，还负责一日三餐的烧饭。过去在合肥，父母亲因工作任务繁重，外婆和阿姨负责和担当起了全家人的生活和起居。母亲有时帮助料理家务，很少看到父亲下厨。在三洲下放期间，每日劳动回来，都能吃到父亲烧的可口菜肴。特别是鱼虾烧的很好。宿松县水域辽阔，河鲜很多，小鯽魚只卖2毛多钱一斤。记得三洲大队是棉产区，老百姓常年吃棉籽油，文革间期省城粮店也卖过，大家对棉籽油并不陌生。用棉籽油炒菜，油升温后先用水炝一下，待烟味飘出后再放原料。记得当年在三洲大队下放时，老百姓经常给父亲和我送点菜籽油(这些都是老百姓自己节省下来的，可想而知中国的老百姓是那么的淳朴善良)，当年闻到的菜籽油都感觉香味特别浓，我们居住的大队部边上就是大队的炼油厂。那时，在棉产区能吃上菜籽油十分难得。记得，就是用菜籽油炒咸菜都感觉非常的好吃和下饭。

我当时参加劳动，跟妇女一样，每天记八分工，(当年只有13周岁)三洲大队属于棉产区，像汇口公社在防洪大堤外(共两道堤)10分工值为人民币1.8元。那时当地老百姓的收入非常的可观，也可以说富裕的生活。我们大队的农家姑娘不知道穿什么布料好，绸缎和被面都能做成衣服穿。穿的是花花绿绿的，真有点大俗大雅的风格。

当年在三洲劳动期间，所记工分一分没有要，父亲说，我们有工资和生活费，参加劳动是应该的。1969年4月党的九大胜利召开，父亲和大队干部按照上级的要求，组织社员开展了庆祝活动。在下放期间，父亲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回城后，三洲大队的社员张国华等经常来家中做客)保持和发杨一名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军人的光荣传统。并经常教育我，“要安心在三洲大队学习和农动，做好一辈子务农的准备，”这些教诲一至伴随着我到现在。

父亲按照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通知，于1969年4月底回到了合肥，参加由省革委会在合师院组织举办的万人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后，省革命委员会安排父亲郭体祥到芜湖市工作，并担任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我也随父亲回到合肥。因父亲下放，原来在省政府办公楼院子东三楼二号的住房，已被办公厅行管部门收了回去。考虑到母亲还在合肥原单位参加运动，就在省政府大院宿舍12楼的四楼朝西方向临时分配了两间住房。合肥没有春天，夏季来的快，时间也很长，这两间朝西的房子白天热的像蒸笼，人无法居住。但，根据当时的情况，也只能把它作为栖息地，将就的住了下来。我回到合肥看到原来红卫兵小学己和其它学校一样，按照党中央1967年11月关于“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精神，学校的教学话动，在军代表和工宣队的参于管理下，基本恢复教学秩序。同学们已按部就班进入了学习，开始了正常的读书活动。我当时见此情况，非常想回到原来学校上学。但是，当年没有城市户口，学校不接收。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母亲出面，找到老邻居，我红卫兵小学同学马建芳的母亲朱阿姨，请她给于关心和帮忙。朱阿姨当时是安徽省人民印刷厂驻合肥市师范附小的工宣队负责人，在朱阿姨的关心下，我如愿以偿，中途插班到合肥师范附小六年级读书。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不过这也是心中的一份念想，也是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在怀旧的同时，更多是感恩。在新春来临之际，祝曾经的发小，祝大院里的侠们，新春快乐！幸福安康！

（安徽大学上个世纪的风貌）

（安徽农学院旧颜）

（合肥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标志性建筑之一的长江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