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春岁月

云南老于

我的青春岁月，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感叹，而是一本摊开在时光里的书——封面是青砖黛瓦的旧街，字迹是绿意沁润的“我的青春岁月”，旁边一行竖排小字：“一首催人泪下的奋斗诗篇，一段撼人心魄的青春颂歌。”那不是修辞，是心跳。我翻过这一页，纸页微响，像五十年前晨光里翻动的课本，像军装口袋里揣着的车票，像山西娄烦向日葵地里被风吹歪的草帽，像霍县火车站候车室门前，七个人或蹲或站，影子被正午的太阳钉在地上，谁也没有说再见，却把整个少年，留在了那堵写着“候车室”的灰墙前。

我的家乡在凤庆县诗礼乡朝阳村。诗礼，一个名字就带着诗书礼仪的小集镇，我的初中，就是在这里读完。它不靠海，不临江，却在我心里潮落潮涨——青瓦连绵，檩沿不断，炊烟升起，就和云雾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人间，哪是画里。我偶尔坐在中学大门前的石坎上，看着斜阳把屋檐的影子一寸寸拉长，拉进我少年稚气的影子里。那时不知什么叫乡愁，只觉得山是靠山，路是归路，家是归处。

这是我魂牵梦萦的老家，她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瓦缝里钻出来的野草香，是雨后青苔爬上石阶的清凉。屋脊起伏如呼吸，树影婆娑似低语。我走远了，它却越走越近——不是地理的距离，而是心尖上那一块柔软，始终没有被岁月风干。

1973年3月，我在鲁史中学读高中时，作为代表参加凤庆县某届团代会。

在凤城一家照相馆里，我坐在一幅装饰布帘前，穿着当地裁缝做的便装，白衬衫领子挺括。

镜子里的年轻人眼神清亮，有点拘谨，又有点藏不住的笃定。他不会想到，这身装束会带着他翻山越岭，这双眼睛会去看太原的晋祠飞檐、昆明的龙门石刻、成都的武侯祠拱门，会去看霍县火车站铁轨延伸的方向，也会在娄烦的向日葵地里，被阳光晒得眯起来微笑。

1974年，鲁史中学高二班毕业照。我们蹲的蹲，站的站，衣服虽然破旧，笑容却阳光灿烂。身后那道拱门，后来成了我回望青春的取景框——它没有锁住我们，却把那一瞬的朝气，稳稳框进了往后余生的底片里。

这张泛黄的《应征青年入伍登记表》，像一扇通往新时光的窗。1976年2月，经过大队、公社、县革命委员会的层层审核，又过了体检关，它终于为我敲开了军营的大门。

如今再看这张表，仿佛还能听见当年自己急促的心跳，看见父母既骄傲又不舍的眼神。它不只是一张纸，更是我青春的“入场券”，是军旅生涯最庄重的起点，也是岁月留给我最珍贵的“勋章”。

1976年2月底，我攥着入伍通知书，和凤庆县240多名热血青年一起，乘坐大篷汽车、闷罐火车，一路颠簸奔赴陕西安康。

在铁二师八团新训四连的三个月，是我从青涩少年到合格军人的淬火之旅。照片里的军大衣裹着还未褪去的稚气，可脚下的路，已经朝着军人的方向，稳稳地铺开，延长……

在新训四连六班的合影留念。

我们坐在地上，肩挨着肩，军装硬挺，领章鲜红，帽徽闪亮。班、排长坐在我们中间，眼里是充满期待的光。那时不懂什么叫“淬炼”，只觉得汗水滴进衣领的痒，正步踏在黄土上的震，夜里站岗时的困，紧急集合时的慌。正是这些平凡的日积月累，为我以后的军旅生涯积攒了力量。

　　1976年5月，新训即将结束时，我们作为＂优秀新兵代表＂，受到了新训团首长们的接见。翻到这张合影，耳边仿佛又响起新训时的号声。刚穿上军装的生涩还没褪去，我们这群毛头小子，在摸爬滚打中初步练出了军人的模样，终于凭着一股子拼劲，成了“优秀新兵代表”。

那天站在首长们身边，腰杆挺得笔直，心里既紧张又骄傲——几个月的队列训练、体能拉练、军事知识学习，脚上的泡磨了又消，军装也磨出了洞，这一刻都有了意义。身边的战友们，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却都眼神坚定，我们知道，从这张照片开始，我们才算真正踏上了铁道兵的征程。

如今再看这些年轻的脸庞，有的早已叫不上名字，可那份一起在训练场咬牙坚持、一起在食堂抢着吃＂二米饭＂的情谊，早和这身军装、和铁二师八团的印记，刻在了骨子里。这张合影，是我们这群铁道兵新兵，给青春一份最响亮的答案。

新训的号角刚落，1976年5月底，我被分到了团部直属的机械连炊事班。从此，三尺灶台成了我的新战场，锅碗瓢盆奏响了别样的军中乐章。我们在烟火气里摸爬滚打，把最朴素的战友情，溶入了每一顿的热饭热菜里。

这张照片是当年的连队部分领导、老战友，我们将在他们的带领下，去谱写连队建设的新篇章。

那几年的时光，铭刻着时代的厚重印记。入伍当年，我们先后经历了朱老总逝世、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再到粉碎“四人帮”。每一件大事都让我们惊心动魄，挂肚牵肠。

照片里的学习会上，指导员读着报纸，战友们聚精会神地听着，领会着。在动荡与坚守里，我们更懂了军人肩上的分量——建设好祖国的铁路交通大动脉，就是对时代最好的回报。

1978年，我参加铁二师宣传科在太原举办的新闻报道培训班。星期天到晋祠公园游玩，我站在那座飞檐亭子里，微风从檐角溜进来，轻拂着衣角。亭子静，山也静，连影子都落得格外清楚。有时青春里最汹涌的，不一定是激情的呐喊，而是这样一刻的暂停－－人站在古意里，心却正奔向远方。

1977年11月，我作为连队先遣分队的一员，奔赴山西娄烦县，为参与太岚铁路建设打前站。

1978年照片上的这片土地，玉米秆、向日葵长得比人还高，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那些日子，我们丈量土地，建盖简易房，把青春的汗水，洒在了这片陌生却滚烫的土地上。

玉米地里，我坐在垄沟上，叶子宽大，风一吹就沙沙响。山在远处起伏，像一幅没画完的水墨画。我并不着急起身，也不急着说话。原来青春也可以这样：不用在训练场上喊号子，不用在工地上赶进度，只是坐着，让阳光晒透脊背，让时间慢慢在指间流淌。

黄土坡上的这孔农家窑洞，是我们刚到驻地期间的“家”，朴实又温暖。我在窑洞前留影，也把这张照片寄给了千里之外的父母，想让他们看看，只在电影里见到过的窑洞，实景就是这般模样。同时也想让父母知道，儿子在这边一切都很好，这窑洞、这黄土，还有照片里的我，就是最好的证明。

1978年，在娄烦县连队驻地所在的村庄。向日葵开得铺天盖地，金黄得直把眼晃。我们九个凤庆同乡蹲的蹲、站的站，衣角被风鼓起，笑容被阳光镀亮。背景不是风景，是并肩走过的路；合影不是留念，是把彼此的年少，悄悄种进同一片光里。

1979年2月，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号角吹响。作为军人，我第一时间递交请战书，跟着部队奔赴南疆。我们的任务是保障铁路线的安全，每一根铁轨、每一趟列车，都牵连着前线战士的生命安全。

南宁的照相馆里，我穿着缀着纪念章的军装，身后的“自卫还击保卫边疆”八个字，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勋章。｜

1980年，在娄烦的林荫道上，我们三位同乡战友并肩走着，军帽压着额角，脚步踏在落叶上，发出细碎声响。树影在身上游走，像光阴在写一首未署名的篇章，我们没谈理想，只聊了哪棵树上的果子酸，哪阵风像家乡一样的清凉。有些路，是用脚步丈量的；有些年华，是用沉默记录的。

1980年探亲途中，我在成都望江公园停下了脚步。军装裹着风尘，可望着眼前的亭台楼阁，望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心里满是感慨。从边疆到内地，从战场到公园，每一寸土地都值得守护。这张照片，是我在奔波里偷来的片刻安宁，也是对山河无恙最好的见证。

1980年，陕西西安大雁塔。

那年的风里还带着古都的厚重，我坐在大雁塔前的竹椅上，军装的褶皱里藏着刚结束任务的疲惫，可怎么也压不住这眼里的新鲜感，望着这座驮着千年故事的佛塔，忽然觉得自己的青春，也和这古塔一样，正稳稳地立在时光里，等着刻下更多属于军人的印记。

1980年·昆明西山龙门

正月的昆明还带着凉意，我靠在龙门的石牌坊下，身后是凿山而建的险隘，脚下是奔涌的滇池。那天和同行的战友爬了很久石阶，汗湿了军装，却在站在这里的瞬间觉得值了——就像我们建设中的铁道，越是险处，越藏着动人的风景，也越衬托出青春的底色滚烫。

1980年，昆明大观楼

大观楼的长联我没能背全，却记得那天的阳光把“大观楼”三个字照得发亮。我趴在石栏上，风里裹着滇池的水汽，远处的帆影晃得人心里发暖。那时候总觉得日子还长，却没想到，这一瞬的松弛，成了军旅生涯里最柔软的诠释，多年后想起，还能感受到那年春天的阳光。

1981年. 成都武侯祠

那天特意换了便装，站在武侯祠的月洞门前，青砖墙的纹路里藏着三国的风云，身旁的铁树叶子晃得人眼晕。看着诸葛孔明的祠堂，忽然懂了“担当”二字的分量——就像我们的铁路建设一样，虽没有羽扇纶巾的潇洒，却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岀耀眼的光。

1981年·成都公园

那天的阳光格外好，和战友们挤在镜头前，有人没来得及理好衣领，有人笑得露出了牙。身后的古亭、身旁的棕榈树，都成了我们青春的背景板。那时候我们总爱比谁的军姿站得直，谁的枪法打得准，却在按下快门的瞬间，露出了最孩子气的一面。如今再看，才懂这些并肩的人，是我军旅生涯里最珍贵的宝藏。

1981年·大理三塔寺

大理的风很大，吹得军装下摆猎猎响，我们站在千年古塔前，身后的老树枝桠遒劲，树叶茂密，像极了我们这群不服输的兵，无论风吹雨打，都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如今三塔依旧立在那里，我们却各在一方，可只要想起那天的风，就觉得青春从未走远。

1981年，山西霍县

黄土地的风里裹着乡音。和这群同乡战友凑在一起，就像在异乡触碰摸到了家的温度。我们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在镜头前或站或蹲，不用多说什么，彼此心里都懂——在千里之外的军营里，我们是战友，更是彼此的“家人”。这张合影，把那段异乡并肩的时光，牢牢焊在了青春的记忆里。

1981年·与同乡退伍战友分别留念

山西霍县照相馆的布景前，我们紧挨着彼此，胳膊肘抵着胳膊肘——我们都是从凤庆诗礼老家一起出来的兵，一起挤过闷罐车，一起在新兵连抢过二米饭，如今有人要先脱下军装回家了。那天我们没说太多煽情的话，只在心里默默念着：‘兄弟，回去好好过日子，别忘了咱在军营里的日子。’这张照片里，藏着我们没有说出口的不舍。

1982年，山西霍县火车站。

“候车室”三个字在身后静静挂着。我们七个人或蹲或站，名字被刻进照片下方：穆子忠、李红青、于最如、王世明、郭敏、刀正和、吴守乾。没有豪言，只把背挺直，把目光投向镜头——仿佛那方寸之间，已盛得下整个出发的站台，和所有尚未拆封的远方。

1982年，山西霍县

陈维新战友驾驶的运输车成了我们的“取景地”。我们三人挤在车头，风刮过耳边，笑声混着柴油味儿。那些年，我们一起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一起在宿舍里谈天说地，战友情就像这卡车的轮子，轧过泥泞，也轧过岁月，稳稳当当，坚不可摧。

同乡战友郭敏镜头下的我，正看着一本杂志，神情专注。1982年的山西霍县，日子简单又充实，战友的随手一拍，留住了我最放松的瞬间。现在看这张照片，总能想起那时候的我们，没什么花哨的娱乐，却能在彼此的陪伴里，虽然艰苦，也有很多可回味的甜。

这张照片是同乡战友王绍文拍的。1982年的办公室里，我正握着老式电话，眉头微蹙，应该是在协调工作上的事。那时候的电话铃声总像冲锋号，一响起来，就意味着新的任务。如今再看，才发现这份认真劲儿，早就刻进了骨子里，成了那段军旅岁月留给我的最好礼物。

1982年·与丽江战友马霁鸿合影留念

山西霍县的照相馆里，我和马霁鸿并肩而坐，挺直了腰板。他是丽江人，一口带着纳西族口音的普通话。他照相时总是紧绷着脸，藏着军人的正气凛然，可当他讲起丽江的玉龙雪山，眼里就泛出亮晶晶的光；每当他的稿件被报社采用，嘴角那点藏不住的微笑，全是自信的力量。

1982年·与永德县战友穆子忠合影留念

营房外的老树下，我搭着穆子忠的肩膀，他是永德县来的兵，虽然个头不高。但干起活来就是拼命三郎。那天我们凑在这棵老树下拍照，风刮过树枝的声音，像极了我们在铁道线上听惯的风铃声。这张照片里，是属于我们的“日常浪漫”。

1982年·与双江县战友刀正和合影留念

营区外的砖墙下，我和刀正和并排靠墙站立。他是双江的傣族战友，会在泼水节时给我们讲家乡的热闹。他是我邻班的班长，每次上班，他都是带头干那些最重最累的活。那天我们刚干完活，军装的裤腿还沾着泥土，就这么随性地靠在砖墙上留了影。如今看着照片里的我们，才懂那段一起吃苦的日子，就是我们最珍贵的战友情谊。

1983年·与凤庆县战友张新华合影留念

站在我们亲手参与修建的铁路桥旁，我和张新华都微笑着，他是凤庆人，和我是老乡，一起从云南来到山西，一起在铁道线上摸爬了好几年。那天阳光正好，铁轨在远处闪着光，我们穿着洗得有些退色的军装，用这张照片，记录下属于我们的战友之情。

1983年，在营部代理书记的岗位上，我把每一份文书、每一项工作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每次上传下达，都不敢有半分懈怠。当这枚三等功奖章和立功证书交到我手上时，金属的分量压得手心发烫——这不仅是对我工作的肯定，更是军旅生涯里，一份沉甸甸的诠释。奖章上的红星闪着光，就像那些熬夜伏案的日子，最终都酿成了值得珍藏的荣耀。

1983年12月，霍县火车站的铁轨旁，同乡战友王绍文按下了快门：我挎着五四式手枪，脚下的枕木、延伸的钢轨，是我八年军旅最熟悉的伙伴。那时候，军装的褶皱里藏着铁道线上的风尘，腰间的手枪裹着沉甸甸的责任。这张照片，是我军旅生涯的“收官纪念”——再过几天，我就要脱下军装，但铁道线上的风、军人的魂，早就刻进了骨子里，一辈子都不会改变。

1983年12月28日的这张合影，是我们铁八团一营部全体官兵的“军旅告别照”。照片里的每一张脸，都带着对军装的不舍，也揣着对新征程的期望。八年里，我们在铁道线上摸爬滚打，把军魂焊进了每一根铁轨；如今脱下军装，我们还是那支能打硬仗的队伍，虽然把钢枪换成了铁镐，但还是在同一个战场上，继续为祖国的铁路事业铺写新篇章。这张照片，是军旅的句点，更是人生新篇的序幕，军魂铸就了我们钢铁般的意志，军人的顽强作风已经溶入在我们的血肉里，我们决不会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

1984年1月1日，我们响应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集体转入铁道部铁路建设工程局，结束了八年军旅生涯。

我的青春岁月，不是褪色的相册，而是活在血脉里的节拍：是衣服袖口磨出的毛边，是向日葵地里晒热的衬衫，是候车室门前被太阳晒烫的水泥地，是晋祠亭子里穿檐而下的阳光……它没走远，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生长——在我日后教孩子认字时，在我望见远山时，在我听见老歌前奏的第一个音符时。

而那些被时光揉碎的片段——钢轨的锈迹、军装的汗渍、战友的鼾声，终会在某个温柔的瞬间，重新拼成完整的春色，而我，永远是那个站在春风里，眼里有光的少年。”

如今我深深懂得，青春并不是专属于某个年龄段，它是刻在骨肉里的华章，每次重读，都有新的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