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巢深耕——成家后的五年

怡丰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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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一九八六年，我们的儿子出生，彼时我已工作五年。接下来是我扎扎实实地干，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不浮躁、不投机，本章记录1986至1991年间，我工作、学习、生活的真实历程——从儿子降生到走上科长岗位，平凡岁月里的点滴成长。

　　一九八六年，科里安排进来一位转业军人。他从北京国防科工委下来，营级干部，分配到市政公司技术科任副科长。彼时科长仍由赵经理兼任。

他来时，我从家里带着工具，去帮他拆解从北京随行的大件行李。闲聊中得知，他竟与我同县。虽与老家久无联系，但这份地缘，让我与他顿时觉得亲近许多。

后来，许工从一处副处长任上，因身体不好，要求回机关技术科。他曾在一处当过副处长，回来便也安排了个副科长。

这一两年间，技术科先后又来了不少人，姚工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在一队任副处长，后调劳动服务公司当副经理——那是接纳本单位高中毕业待业学生、安排些小工程的地方。他在那儿干得不长，觉得还是想做技术。他是洛阳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相当于大专。后来干脆辞去职务，不带任何职务，回到技术科。

到这时候，我们科的基础队伍已经壮大许多。

　　一九八七年，又来了一位徐工。他家原在青海，一九七四年下乡，一九七八年考入西安公路学院，一九八二年毕业分到青海玉树公路局。父亲是离休干部，因青海生活艰苦，洛阳有个二炮干休所，父亲享受离休待遇，身边只能带一个子女，他便随父亲来了洛阳，安排进技术科。

　　至此，我们科的技术人员已相当齐整。原先在二楼办公，地方太小，整体搬到了四楼——一大间两小间，三间办公室，终于宽展了许多。

试验室还从一处二处各借调了一个试验工，我的同学王克江也因公司科室业务调整从工程科调到技术科，技术科力量得到了充实。技术科的工作大家都是有目共睹，连年被评为先进科室。



　　一九八六年，我购置了一部日本产的富士牌135单镜头反光照相机，加上闪光灯、三脚架、放大机等附件，花了八百多元，抵得上我一年多的工资。一九八七年，公司给技术科配置摄影器材，我经手采购的正是同款，好与我私人的相机互换镜头，又配了一只80—200mm变焦镜头。一九八八年涨价风起，物价飞涨，我想公家的器材早晚要归还，便又自掏腰包买了一只80—200mm变焦镜头，后来又添了一只28—200mm变焦镜头，从广角到长焦，一镜走天下。我平日两台相机随身，一台装黑白胶卷，一台装彩色胶卷，随时抓拍生活中的精彩瞬间。

　　彩色胶卷送冲扩店冲洗，黑白胶卷则自己动手——冲洗、放大，皆在家中暗房完成。用两块黑布中间夹一层红布制成窗帘，挂在窗户上遮光；一般晚上操作，若急用，白天就在卫生间进行——那里窗户小，易于遮光，洗相放大皆可在红灯下操作。冲洗胶卷则用暗房袋和显影罐，白天即可操作：将相机与显影罐放入暗房袋，从相机取出胶卷装入显影罐，再取出显影罐，倒入显影液、定影液，便成。

　　下图是前几年在家找出来的，我自己的摄影器材，单位的相机已交公。

　　下面这组照片是我为妻子拍摄的写真照，虽然比不上现在照相馆拍的写真，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照相，尤其是彩照是件很奢侈的事。我的两部单反相机随时都装有彩色和黑白胶卷，所以在之后的生活中留下了许多我们的青春记忆和儿子美好的童年画面。

　　电子技术和摄影是我的两大爱好。我加入了洛阳市青年摄影协会，结识了几位影友，时常结伴外出采风。一个星期天，我背上摄影包，内装两部相机，一部彩卷、一部黑白，变焦镜头、三脚架一应俱全，独自出门创作。妻子在家独自带儿子，儿子有些发烧，她便带着儿子回了娘家。姐姐有事寻我，来家不见人，又追去岳母家。妻子见到姐姐，委屈得哭了。姐姐数落我一通：孩子有病还跑出去搞创作。事后我也颇感内疚。

摄影是烧钱的爱好，除器材外，胶卷、相纸、显影液、定影液等耗材亦所费不菲。它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我的技术尚可，却缺乏艺术细胞，未拍出什么佳作。唯有一幅描述秋收景象的照片——一个三岁孩童在地里帮大人干活（实则玩耍）的逆光剪影——获青年摄影协会三等奖，在橱窗里展出。可惜这张照片没有留下，无法在这里展示。

　　电子制作亦是烧钱的爱好。购买元器件，试验制作些实用物件，从制作中学习知识，获得乐趣。我曾制作闪光同步器——照相机闪光灯闪亮时，连接同步器的辅灯同时触发，作为摄影补光；还做过放大机定时器等电子装置。

如今各式电动自行车满街跑，八十年代却无此物。我从百货商店买来缝纫机电动机，拆除220伏定子转子线圈，计算出24伏直流线圈匝数，找来粗漆包线自行重绕。又购得两个偏三轮摩托用的12伏电瓶串成24伏，托朋友车制皮带轮与传动轴，在我那辆28凤凰牌自行车后轮加装链盘（即中轴脚蹬的大齿盘）。电动机小皮带轮带动大皮带轮，大皮带轮经传动轴驱动小齿轮（自行车飞轮），小齿轮再经链条带动后轮链盘。上路试车，起步须脚蹬助力，平坦路面可纯电行驶二百多米，再蹬续行。当时引来众多好奇目光，基本实现电动助力自行车雏形。无奈电机功率太小，无法真正实用，又寻不到合适的大功率电机，电动自行车之梦遂作罢。

　　我被评为1986年公司先进个人，公司给予去北京旅游的奖励。1987年7月，我带着妻子和岳母一同前往，这是我第一次进京。

火车穿过华北平原，窗外的农田一望无际。抵达北京站时，正是清晨，阳光把站前广场照得通明。我们安顿住下，随即先去了天安门，站在金水桥上仰望城楼，红墙金瓦，庄严肃穆。人民大会堂的台阶又高又宽，走进去只觉厅堂深邃，灯如星海。故宫里，太和殿的龙椅隔着栏杆望去，恍惚能听见历史的回响；御花园的古柏苍劲，妻子在堆秀山前留了影。

北海的白塔倒映在湖水里，我们租了条小船，岳母坐在船头，风掀起她的衣角。颐和园的昆明湖比想象中辽阔，长廊上的彩绘故事，我一段一段讲给她们听。去长城那天起了大早，八达岭上人头攒动，妻子牵着岳母的手一步步往上爬。站在烽火台上远眺，群山如浪，城墙蜿蜒如龙。

去长城的路上参观了明十三陵，到了定陵，到地下宫殿门口一瞧，门票要一块钱。愣是没舍得下去。

那会儿故宫门票才五毛钱。一块钱，顶一个人一顿的饭钱。儿子才一岁多，家里处处用钱，工资月月紧着花。不是不想看，是觉得这一块钱花下去，不如省下来，把钱留到最该用的地方。

站在宫门口踌躇片刻，转身走了。地上阳光正好，地下宫殿的黑洞洞，就让它留在想象里吧。那一块钱没花出去的遗憾，反倒成了那年头过日子的一份凭证——穷过，省过，也踏踏实实过。

不到长城非好汉，我登上了长城。

　　科里的晒图机灯管老化，订购了天津原厂配件。彼时没有快递，货物多经汽车零担货运，但灯管属玻璃易损件，不予托运。一九八七年十月，我乘洛阳至北京的火车，转大巴赴天津。当年天津有座蝶形立交，全国闻名，我专程前往参观，又游览了海河，看了解放桥等天津地标。到厂里提货后，再乘大巴返京——时隔三月，我又至北京。此次游览了香山，十月满山红叶，美不胜收。



　　我办了一件很危险的事，差点丧命。具体年份已记不清，大约是八十年代末。我家液化气灶放在阳台上，彼时灶具不带电子点火，须用火柴或打火机引燃。我有个不好的习惯，平时液化气瓶角阀不关，其实管路不漏气，本也无妨。

一日做饭，我将打火机凑近炉口，打开灶具开关，未着火。以为是角阀关了，打火机火苗仍在炉口燃着，我头也未回，左手便去拧开气瓶角阀。"嘣"的一声，一个大火球在眼前腾起，右手打火机炸得粉碎。我迅速关闭角阀，头发、毛衣的毛已被燎焦。若非那一刻下意识的动作，我恐怕已被烧焦。事后方知，原是换完气瓶未装减压阀，高压液化气直接从气嘴喷出，遇明火爆燃。



　　早在1984年，市政公司和市政工程处联合申请了丙级设计资质。1987年，市政工程处撤走人员，独立申报。这一年，设计资质管理从城建局划归计委（现发改委）。两家分立后，技术人员数量都不满足丙级条件。市政工程处申请的"洛阳市市政测量设计队"批下来是丁级，市政公司原有的"洛阳市市政工程设计室"也从丙级降为丁级。

1989年，资质管理又划回城建局。市政公司和市政工程处都是局下属单位，负责设计资质的局领导主张两家再合起来申报，人员凑够就能上丙级。按这个意见，两家再次合作，不过这次以市政工程处的测设队为主，他们人多。

当时较大的市政工程都是市建筑规划院设计，我们主要的设计一些市里分配给市政公司小的施工项目，我们自己设计，市政公司施工。设计资质的维护，为后期对外承接设计任务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最后合并设计院奠定了基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个体经济渐兴。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的一天，我骑车行于涧东路，见路边几间门面房，有卖土杂的，有开饭店的，有开理发店的。其中一间铁皮房贴着出租纸条，位置甚佳，适合开家电器修理店。我平日常帮同事朋友免费修理家电，自信可以胜任。

铁皮房以角钢焊制、铁皮围成，置于人行道外侧，旁边几家营业的也都是这般临时建筑。彼时没有电话，隔壁房东说约个时间，等店主来了转告。依约见面，签订一年租赁合同，月租八十元，水电我付。因要办执照、整理店铺，且春节将至，前两个月免租。

一九八八年元旦，两天假期我独自在店里忙碌。以木条钉框架，覆三合板，刷白漆做招牌；上班后托姐夫的弟弟在报纸上写了"涧东路家电修理部"几个大字，再用复写纸描到招牌上，字体填红漆。又从岳母家拉来单人床、桌子、炉子和烟筒，找朋友借了一个柜台，从电子市场进了些常用元器件摆上。

　　开办个体商店须办营业执照。无业者要居委会开证明，退休人员可凭退休证办理。我拿着岳母的退休证，到王城路工商所办理。家电修理属特种经营，需出具相应能力证明。我问需要什么证明，所长说要家电维修培训班结业证。我说自幼喜欢无线电，平日常帮同事朋友修理电器，他说这没法证明。后来通过熟人找到所长，说明我确实具备维修能力，再去时，他便痛快地给办了执照。持执照到税务所办税务登记证，倒很顺利。

我要上班，无法守店，便到西工区劳务市场想找个懂修理的人。到那儿先让我填表，再交一百块钱。我说我是用人又不是找工作，还要交钱？扭身走了。一个年轻人追上我，问："你看我行不行？"我问懂修理吗，他说不懂——我心想，懂的话自己就干了。又问懂电学知识吗，电子元件有哪些，他答出电阻、电容等几个名称。我带他去附近电子商场，他还认识几种元器件，但很多不认。看他挺精明，看了身份证，便定了他。

约好日子地点，他带上生活用品，我把他带到店里。春节将至，不打算节前开业，我找几本维修书籍让他先学，算是收他做徒弟。春节过后，修理部开业。没有鞭炮，没有典礼，我和徒弟把招牌架上屋顶固定好，十分醒目。打出招牌，自然就有生意上门。

　　徒弟吃住在店里，一个月我给他八十元；工商费、营业税每月五六十元，加上房租，月最低成本二百多元。徒弟守店，有人送修电器先收下，我中午和晚上下班来修，有的带回家修，修好再拿回店里。月余除去成本，好时挣二百多，差时百十来块。当时我月工资加奖金一百八十元左右，基本上每月又挣了一份工资。

附近省建六公司电工小李，单身，常来店里玩，也会些简单修理，有时帮把手，月底给他点报酬，他坚决不要，说就是来玩的。我们成了朋友。徒弟进步挺快，能独立维修一些电器了。

第二年，税务机关除正常征税外，对个体工商户征缴"补税"，意思是原来收少了，我被摊派补交一千五百元。我一个月才挣几个，让我补这么多，决定撤摊不干了。一年多徒弟学到不少，也算出师。我送他一块万用表、一把电烙铁，他在涧西区开了家电修理部。

我到工商所办了停业手续，到税务所时，非让补税才给办。我傻呀，辛辛苦苦挣的这点钱都拿去补税？不办了。个体户按月定税缴纳，哪里存在漏税？涧西区就没有补税这回事，王城路税务所怕是未完成任务，自搞的土政策。

停业时剩两件东西无人来取：一件是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小型电话交换机，我给送到单位；还有一个吊扇，我给工商所留下岳母家地址，若有人找，让去家取。过了很久，真有人到岳母家取了，我也没收修理费。



　　挣了点钱，又向姐姐借了六百元，一九九〇年我买了一台松下牌录像机——放录像带在电视上看电影电视剧的机子。当时看得较多的是香港武打片、赌神片、生活片之类。有录像机的朋友相互借带，楼下邻居借给我一套《杨乃武与小白菜》，电视台已播过，那时不像如今网络追剧方便，错过了便难再看到。拿到带子，十四集连续剧两天看完，着实过瘾。

邻居克江也买了台录像机，两台机子用信号线连接可以翻录，好片子复制了用来跟朋友交换。录像机属小众家电，并非家庭必备，不久便被VCD光盘机取代。

　　我们从郑州建校毕业，分配到洛阳工作的六位同学，虽各奔东西，忙于生计，但同窗情谊未断，偶尔也会相聚。或到我家，或去别的同学家里，几杯清茶，几碟小菜，围坐一圈，聊聊各自的工作近况，谈谈技术上的难题与心得。

后来，我们的聚会又添了一位故人——乔云章。他本是同班同学，只是当年毕业时分到了别的城市，如今工作调动来到洛阳规划院。老友重逢，格外亲切，七人围坐，话题更广，从市政施工聊到城市规划，从个人抱负谈到时代变迁。酒虽薄，意却浓，那些简陋却热络的聚会，成为漂泊异乡岁月里难得的慰藉，也为艰苦的日子添了几分暖意与亮色。

我在家请郑州建校的同学吃饭，这里比刚毕业时多了一个乔云章（图中最右）。

　　一九八一年建校毕业后，不少同学陆续拿到了大专或本科文凭。八十年代，许多大学开办业余学历教育，却也有鱼目混珠的，学完国家不承认学历的比比皆是。一九八四年，我曾报过电大，当时没有建设类专业，便选了数学专业。第一学期有门《空间解析几何》，翻开书只觉满纸抽象符号，像看天书，没心思学，就此放弃。

一九九零年，我报名参加城建局教育中心与郑州工学院联办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大专班。每周三个晚上，我骑着自行车穿过半个城去上课，教室里坐满了和我一样想补文凭的年轻人，粉笔灰在灯光里飘。

上了几个月，一九九一年公司承接汝州工程，我与科里姚工协助三分公司驻场。工地在远离洛阳，晚上的可不能上了，我把课本带到工地，却总在昏暗的灯光下翻几页就放下。白天工作一天，夜晚也没有心思学习。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没有参加，机会再度放弃。



　　一九九一年初，技术科派我和姚工去三分公司汝州工地协助工作，工程是下穿焦枝铁路的立交。我们俩实际上没什么具体任务，就是在工地上巡检，看看进度，问问情况，一天晃悠下来，也落不着什么实事儿。

三分公司在汝河滩上拉沙石，用的是东风翻斗车。我自己一时兴趣，想开车，就跟着上了车。河滩到工地的道路宽广且人车不多，我没驾照，握着方向盘在滩地和工地之间来回跑。我虽然没有正式开过车，这是我第一次开汽车，但坐到车上手感很好，驾驶起来犹如一个老司机。

毕竟没有驾照，现在想起来，确实后怕。那车重，滩地软，要是翻了、撞了，或者轧着人，后悔也来不及。可当时没觉得，年轻，胆大，觉得能发动起来、能刹住车，就敢开。也就是开一两趟玩玩。

那段日子，我们吃住在工地，家里的事一样也帮不上。妻子每天接送孩子，做饭干家务。我在工地上，闲的时候多，想她的时候也多，但电话不方便，信也写得少，只是半个月左右可以回家看望他们娘俩。



　　1991年四月，公司经理带队，总工程师、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财务科长，还有技术科的我和徐工，一行七人北上京城，参加市政工程年会。

那是亚运会刚落幕的第二年，亚运工程的余威尚在。奥体中心的场馆群铺展在眼前，游泳馆那穹顶如一张拉满的弓，蓝玻璃幕墙在阳光下泛着水光，据说能容纳六千观众。田径场跑道红得崭新，看台层层叠叠向上收拢，像一朵半开的莲。我们绕着场馆走，在体育场馆前拍照留念。

年会的间隙，我们登上了长城。八达岭那段，城墙在山脊上起伏，砖石被无数手掌磨得光滑。我扶着垛口往北望，关外一片苍茫。这是我第二次登上长城。经理走在前面，风衣被风吹得鼓起来，回头冲我们喊："快些！前面还有烽火台"。

最后一站是天安门城楼。拾级而上，红墙金瓦近在眼前，广场在脚下铺成一片开阔。我站在当年阅兵观礼的位置，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尖顶刺向晴空，看长安街上的车流如河。风从城楼的檐角吹过，带着四月的暖意，把远处广场上的喧嚣送上来，又散开。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按下快门，拍下一张珍贵的留念——背景是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红墙黄瓦在春日里格外鲜亮。那一刻，广场上的风仿佛都静止了，只听见心底涌起的一股热流。

　　回洛阳的火车上，华北平原正绿，麦田一望无际。我望着窗外，手里攥着一张在天安门城楼上拍的彩色照片——背景是人民大会堂，我站得笔直，像棵刚栽下的树。

我第二次登上长城

我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老杨工退休了，到城建局工程指挥部做顾问，公司调来一位部队转业的总工程师，总工姓胡。一九九一年八月，胡总对我说："恭喜你当科长了"。事先我竟一无所知，还以为是副科长。赵经理告诉我："原本准备提你当副科长，想让你主持技术科工作，考虑科里还有一位副科长，怕你工作不好展开，就直接提你当科长了"。

一九八六年部队转业到技术科的副科长，已调往一队任副队长，科里尚有一位副科长。赵经理不再兼任科长，公司领导在科内技术人员中遴选，最后选定我主持工作。市政公司为副县级，技术科科长行政级别为副科级。当时提升了两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一队队长，我俩的副科级有正式编制，由市政公司提名报城建局批准，人事局备案。

当时技术科除了一位副科长，还有两位工程师，年龄比我大两岁，工龄比我长；我与克江，还有一位一直借调城建局、刚回技术科的刘跃进，都是助理工程师；索师傅、唐师傅皆年长我许多；另有几个职称资历比我低的。总共十几号人，要领导好技术科，还真须花费些心思。

我从毕业分配到市政公司，到提升为科长，用了整整十年。当时市政公司其他科的科长、副科长都是五十多岁，干到退休才退位，像我这个年纪当科长，算是年轻的了。

　　从1986结婚生子后到1991，五年光阴，我从一名普通技术员成长为技术科科长。

这五年，是技术精进与视野开阔的五年。我背着相机走南闯北，镜头里装进了山河，也装进了对世界的渴望。电子技术和摄影，让我在八小时之外，活出了另一重身份——不是技术员，而是创造者。那间铁皮房里的个体经营虽只维持一年多，却让我尝到了市场经济的滋味，也读懂了时代风向的变幻。

这五年，也是身份转换与责任加身的五年。我从走出校门不久的懵懂青年，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从领导口中的"年轻技术人员"，变成拍板提拔的科长人选。多年跋涉，终于抵达了这个位置。科里十几号人，有看着我进单位的老师傅，有同班同学，有资历比我深的工程师。这副担子，不比当年扛着仪器测量轻松。

这五年，更是家庭根基稳固的五年。儿子从襒褓中的婴儿，长成能跑能跳的孩童；妻子在工作与家务中撑起半边天；父母搬进了新居。那些熬夜追剧的夜晚，藏着那个年代普通家庭最朴素的欢乐。

站在1991年的门槛上回望，我忽然明白：所谓人生，不过是一步一个脚印地量过来。从科员到科长，量的不只是职位的高低，更是心性的磨砺、眼界的开阔、责任的担当。那些年，我们认真活过，便不负时光。

　　敬请一阅 《躬耕力行——初任科长的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