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70年代中专生的平凡之路

竹立虚谷

　　周宏泉是中专生的代表，巫溪县城里娃的一员。也许有过假设，那就是，他们当年如果读了高中，人生将拥有什么样的主线？人生没有那么多假设，其实当年的中专生很幸运，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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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羊桥坝、谭家坝和蒲莲应是金黄色的。那些洼地整片、半坡插花的稻谷，正借着山风，举行一场无声的扭秧歌比赛。从重庆大型国企工程师职位退休一年的周宏泉，想巫溪蒲莲了。

　　车从羊桥坝高速收费站拐入乡村公路，他瞪大眼睛，几乎寻不见昔日的影子。记忆里春天铺满油菜花、秋天缀满稻穗的平阳大坝，如今，流淌其间的小河两岸，长出了两条由水泥楼房接成的长龙。

　　一路无话。车经峰灵镇时，一幢矮矮的、瑟缩在水泥楼房身后的土房子，突然撞进眼眸，他浑身一热。

　　“我出生在土房子里。”峰灵再往下便是蒲莲，那时叫公社，属上磺区公所管辖。那里长着老高的老鹰茶，出产甜得发亮的李子、桃子。稻谷苞谷收完，层层叠叠的山坡上，一把把绿伞撑开，红桔、黄柚们便在枝头尽情打闹。

　　蒲莲，是巫溪少有的花果山。透过桐园、桔园、野鹿这些村子的名字，仍能嗅到一股鲜活而神秘的气息。顺着桐园河的流向往下，到巫山龙溪河码头，坐柳叶儿小木船进入小三峡，经大溪文化遗址，抵达长江巫峡。在大溪，考古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史前城址，那里出土的陶器精美绝伦，标记着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一座高峰，也标记着人类从母系氏族晚期向父系氏族的悄然转身。

　　从巫山江码头换乘大轮船再往下，便是武汉。那里生活着父亲的大姐，她为少年周宏泉打开了一扇窥视“外面世界”的窗户，牵引着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从小溪小河，涌向大江大河。在这条平凡而幸运的路上，他描画出属于自己的一生主线。

　　如今，父母都已不在。蒲莲、巫溪县城，是他的来处

（一）“知青”上山下乡：爹妈一个家，孩子一个家

　　“我到底是山里娃，还是城里娃？我是最早的留守娃。”周宏泉盘点过自己。

　　巫溪有个名字叫桃源，人们在与世隔绝的山水中怡然自乐，大多不会分出故乡与他乡。但他十四岁多，便以全县中考状元的成绩，奔赴重庆北碚，就读第一批首批省重点中专。从此，他有了故乡。

　　故乡难忘，最难忘，是母亲的出生地——巫溪县城。“好个大宁县，衙门像猪圈。堂上打板子，河坝听得见。”这首民谣里的县城，曾是重庆东部最偏远、也最自在的袖珍城，满是木板房，更像一个大杂院，依九层楼和凤凰山，傍大宁河、柏杨河，是“九分山水一分城”。

　　1949年12月14日，巫溪成为当时川东地区唯一一个通过武装解放的县。时代翻页，原本家境优渥、是“大家闺秀”的母亲，住进了狭窄的房子，干起了体力活。她因受过较全面的教育，考入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离县城四十公里外的蒲莲小学，成为一名乡村早期的全科老师。

　　母亲很快成家，生下长女不到两年，周宏泉“接踵而来”。

　　他是在妈妈背上进教室、家访的。断奶后被送回县城由外婆带。上学后，周末节假日便走路去看父母，像一匹撒欢的小马，在城乡之间往返。他记得乡公所坐落在桐园河谷旁，河谷里有个碗厂沟，“车”土陶，工匠被称作“车碗匠”。父亲是公社文书，最基层的公务员。那个年代，初中毕业的父亲和中师毕业的母亲，算是“高级知识青年”下乡。

　　外婆大半生经济拮据，社会地位不高。但这个家庭教会他的，很多。

　　外婆的堂屋，是记忆里一个复杂的坐标。《巫溪县志》记载，外公是原大宁县织布厂的资本家，兼营“春和旅舍”。1950年，他被定为资本家，财产全部充公，后早逝。外婆拖着一家三代，挤在一间小木板房里，靠给别人做布鞋艰难度日。

　　童年的一个春节前夕，他和几个小伙伴放鞭炮，舅舅在做木工活。他跑向烧着一锅开水的地灶准备点鞭炮时，脚被地上的木块绊住，整个人扑进了滚烫的开水里。舅舅冲过来给他脱棉衣，竟连衣带皮，扯下了一块。他的右手从此留下一大片伤疤。

　　“ 那时的孩子，命真大。”周宏泉常常感叹，磕磕碰碰，流血留疤，自我管理，却经得起风浪，仿佛无所不能。

　　那些年，那些活计。父母收入微薄，还要挤出生活费交给外婆。孩子们早当家，从竹筷子厂领来半成品的筷子，用热水泡软，再用刀刮去毛刺，挣一点手工钱；也从火柴厂领回纸壳，糊火柴盒。外婆买来生瓜子，一家人在煤炉上炒熟，再用小纸包分装好去卖。

　　外婆听说冰糖能润嗓子，便存了一杯，放在床顶。天上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冰糖被雨水打湿，她舍不得扔。一直等到周宏泉要领唱前，才拿出来兑水喝。

　　他生病时，渴望吃上一颗水果糖。一次父母从乡下进城探亲，刚好他病了，母亲煮了一个鸡蛋，他久久地握在手里，舍不得吃。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父母总是把最好的东西存着，带给孩子们，东西快放坏了，也舍不得吃、舍不得扔。他们步行几十里山路，或搭拖拉机进城。父母孩子见面，像过节。

　　街坊与歌声。居委会常借堂屋开会。每次开会，外婆把家里唯一的电灯接出去照明，三兄妹则靠着一盏煤油灯，伏在桌上学习。

　　舅舅会些拳脚，爱边劳动边唱歌，喜怒写在脸上，拿过全县“宁河歌手”大奖赛一等奖。那个时候，艄公、打鱼佬、种地下力的巫溪人，一言不合就唱歌，巫溪，是歌的山水。唱着歌，便不再那么累，那么苦。周宏泉常和舅舅一起唱。舅舅做木工活，他打下手，听舅舅哼着悠扬的调子。锯末飞扬，歌声在小屋里回荡，那是清苦日子里最亮堂的时光。

　　外婆、舅舅们与街坊邻居关系融洽到难分彼此。那时的巫溪县城，“一家的娃娃便是一条街的娃娃。”

（二）外面的世界在呼唤：走出去看看，理想就会长出翅膀

　　父亲云阳的老家，为少年的理想插上了另一双翅膀。

爷爷做过云阳县云安镇最后一任镇长。他受川东地下党委托担任此职，明面是国民政府的代表，暗里却为共产党人铺路搭桥，掩护过许多地下党员，在云安和平解放的进程中留下了隐秘而关键的脚印。指挥解放云阳的刘团长，将这些往事写入回忆录。这段历史一度被岁月掩埋，直到爷爷年近八十，父亲辗转奔走，找到刘团长本人，尘封的往事才重见天日。此后，作为民主人士，爷爷一直享受政府的生活补贴，直至九十岁寿终正寝。

　　爷爷奶奶养育了九个儿女。时代翻页，酒厂被收归公有，家业化为乌有。最艰难时，将幺儿幺女送养——所幸后来都找回。十几口人挤一间平房，爷爷做挑煤的苦力，肩膀磨出厚茧；奶奶没日没夜地纳鞋底，一针一线贴补家用。父亲是长子，早早扛起不属于那个年纪的重担。

　　“人总是要走出去看看、听听。最终发现最爱的巫溪，好似被世界遗忘的一方手帕。”周宏泉那双翅膀真正长出羽毛，是在每年春节去云阳县城二姑家的那些见闻里。

　　二姑家三间屋子，要挤下七个兄妹及各自的家人，可这些都难不倒她。她变戏法似的，打地铺、借宿邻居家，总能把一大家子安排得妥妥帖帖。

　　夜里，周宏泉趴在临江的窗台上往外望——长江就在脚下流淌，轮船拖着长长的汽笛声从江面驶过。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到巫溪的狭小，大宁河不过是一条溪沟，而外面的世界，辽阔得让人心慌。他后来常常回忆起那个画面：夜航的轮船像一座座移动的楼房，通体透亮，一层层灯光叠在一起，探照灯的光柱扫过江面，把江水切成明暗两半。汽笛声、船长和码头值班员的喊话声，隔着薄雾隐隐约约飘来。他的心就跟着那移动的灯光，一点一点飘向远方，隐入雾中，最后消失在长江的拐弯处……然后，下一艘船又闯入视野，重新点亮他的眼睛。

　　大年初一，孩子们在院子里疯跑，年味浓烈。年年都有一个温暖的仪式——排队去爷爷奶奶家吃汤圆。白白胖胖的汤圆里，偶尔藏着一枚硬币，谁吃到，就预示着一年的好运。奶奶拿出她缝制的千层底布鞋，厚实，暖和，每个孩子都有份。云阳的春节总是热闹美好，回巫溪后，周宏泉便滔滔不绝地讲，直到小伙伴们听得耳朵起茧。

　　最远的一次“见大世面”，是去武汉江汉油田的大姑家过暑假。在长江轮船上漂了好几天，青山缓缓后退，像是大地在为他让路。到武汉后再换乘小火轮，沿着汉水逆流而上。大姑家住在一个独立的小套房里，在当时的周宏泉眼里，已是十分“殷实”。

　　第一次见到几十辆大卡车整整齐齐停在操场上，一辆接一辆发动起来，轰隆隆驶向远方，那场面让他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他花了很长时间，向巫溪的小伙伴们描绘那个场景。

　　事实证明，相亲相爱的人并不一定要在一起。大姑家、二姑家各在一方，却像两束光，照进这个小县城孩子的心里，让他找到了自信的理由，也找到了骄傲的底气。

　　那些冲击过大脑的记忆，后来都成了周宏泉人生欢乐的底色，和走出去的全部动力。

三、没有操场的学校：走出闪着光的中专生，大型国企工程师

　　周宏泉是妥妥的“五好生”。课堂上，他总坐在第一排，瞪大眼睛听老师讲解每一个知识点，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从小学到初中，他一直当班长，第一批加入少先队，还领唱过《四渡赤水出奇兵》。

　　城二小是他走出巫溪前的最后一站，也是他人生轨迹发生重要转折的地方。这所学校没有围墙和操场，学生们上体育课，只能在教学楼之间一块凹凸不平的空地上进行。开学后，老师便带着学生去大宁河边一筐筐挑沙子，硬是把教室外的大坑填平，变出了球场。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周宏泉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他做事认真，乒乓球打得不错——短跑、排球、篮球都受过些训练。“学工、学农、学军”——去磷肥厂、火柴厂劳动，送肥料到八九公里外的农村，帮农民修梯田。“学军”时紧急集合，伸手不见五指的半夜爬起来，跑进荒山野岭包围山头，等信号枪一响，便往山上搜索。

　　拉练几十里路，去参观红军树、红军标语墙，每一次活动都让少年兴奋不已。

　　班主任陈老师教语文，讲课声情并茂，动情处常落下泪来。她讲《范进中举》时那副癫狂模样，讲《孔乙己》时那个穷酸书生蘸着酒在柜台上写字的模样，都刻进了学生的记忆。凌校长兼数学老师，让他们第一次知道“x”可以代表那么多未知的意义——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点燃了无穷的求知欲。化学老师、物理老师……每一位师长都是一盏灯。

课间，同学们在自己填造出来的球场上打球、跳绳、“斗鸡”，排练文艺节目，不亦乐乎。操场太小，一部分师生便到操场旁那片漫山遍野的广柑林里去做课间操。秋天，金黄的广柑挂满枝头；春天，成片的白花开了，星星点点，散发着迷人的芳香。他常常忍不住摘下一朵，吸食里面那一点点甘甜的花汁。他说：后来走过许多地方，见过江浙的杜鹃、南粤的紫荆、澳大利亚的金合欢、富士山的樱花，可在他心里，都比不上城二校旁那片广柑花。那样质朴，那样自然，绿树丛中那一抹抹白色，构成了三年初中生活最美的画面。

　　初一那年，他们去小河山上修梯田、送肥料。凤凰山下的大宁河，是另一个快乐天堂——寨子石、梭梭石，在那里打水上攻防仗；北门口，放滩戏水……那些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班上的同学，个个都有绝活。文艺能手、文学天才、乒乓球冠军、长跑冠军、篮球健将……他们在各自的热爱里，快乐地成长着。

　　后来的他们，没有辜负那片土地的滋养。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有西南财大的教授，有本县公务员，有军官、企业家。在各自的岗位上，他们劳动奉献，每个人都走出了自己的人生主线。

　　1976年后，校园里弥漫着拼命读书的气息。同学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夜以继日地学习；父母把好吃的留给孩子们补充营养；老师们呕心沥血地教导——想起那段日子，周宏泉心头依然温热。

　　1978年，中考制度恢复。周宏泉等来了一位穿着邮电工作服的伯伯在家门口，大声喊着自己的名字。邻居也喊：“泉娃子，你的录取通知书到哒！”

　　他考上了——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外婆逢人就讲，外孙考了第一名，那神情，那痴迷，简直像范进中举里的范老太太。

　　父母把能带的好东西塞进满满几大包行李，一起送他出发。那个年代，从巫溪到重庆，最快也要走三天，乘车、换船，真是千山万水。

　　第二天，汽车启动。外婆从车窗外面递来一包东西——刚炸好的油果子，冒着热气。他接过油果子，眼泪涌了出来。汽车在盘山碎石路上摇摇晃晃，黄昏时到了云阳县城。在云阳住一天，奶奶说：“宏泉，要是当了官，可别忘了拉几个弟弟一把啊！”在她眼里，成绩这么好，一定能当官。爷爷从一本书里拿出崭新的五元钱，塞到他手里。七十年代，五元钱不算少，那是爷爷挑煤炭攒下的辛苦钱。二姑见他穿着粗布裤子，便买了一段好布料送给他。

　　上水船终于到了重庆码头。第一次看到灯火辉煌的山城，一路的辛劳顿时被兴奋冲淡。一家三口扛着大包小包，在临江门水巷子一家便宜但简陋的小旅馆，打了地铺，凑合一夜，次日乘车到北碚报到。

　　这个时期，省属重点中专的含金量，不亚于如今的211、985。在中专校，周宏泉不再是那个只见过长江轮船和油田卡车的懵懂少年，而是开始系统地学习专业知识，为将来成为一名工程师打下坚实的基础。毕业后，他的人生仿佛“开了挂”，在“川仪”挑大梁，办大事，参与重庆大型国有企业的成长与变革，从独资到中外合资，从传统到现代，“中专生被当成本科生、研究生用。”

　　周宏泉的人生跨度，恰好与中国现代史上最激荡的岁月重合：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尾声，赶上了改革开放，融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

　　他见证的变迁是前所未有的：信息从闭塞到爆炸，儿时听广播、看报纸，今天信息瞬息即至；交通从闭塞到通达，巫溪当年只有一条出县的土公路，到重庆坐汽车最少三天，现在坐高铁三个小时能到；住房从蜗居到安居，刚工作时住八人上下铺，没电扇没空调，结婚要排队等分房，到现在家家户户安居乐业；生活从匮乏到丰裕，儿时一个月供应半斤肉，一年盼一顿年夜饭，一年等一件新衣服，现在，天天在过年；收入从微薄到殷实，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工资涨了几百倍。

　　周宏泉从未奢望过能拥有房子和车，用上手机、电视、电脑，周游世界，更不敢想儿子能出国留学，妻子出国任教。但这些，都一一实现。

　　他常常想起城二校、凤凰山，那片飘香的广柑林。老师和同学，像大宁河水一样，化作一条绿色的飘带，时刻缠绕在他心中，在血液里永远流淌。

　　这就是一个小县中专毕业生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故事。故事里有大时代的烙印，有家族的悲欢，有一个少年趴在江窗上的幻想，和一个离开工作岗位的人，回望来路时的感慨。

　周宏泉是中专生的代表，巫溪县城里娃的一员。也许有过遗憾，那就是，他们当年如果读了高中，人生将拥有什么样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