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在长龙》The Dragon of Long Dragon

墨村明杰

龙在长龙

《The Dragon of Long Dragon》

—长龙镇的故事

《A Tale of Long Dragon Town》

第一章 离别

一八五零年，本故事从英格兰约克郡的秋天开始。

托马斯·贝克站在自家厨房的碗柜前，手指划过空荡荡的隔板。木屑从指尖剥落，像这个秋天最后一点希望。柜子里只有半袋燕麦、一块发硬的奶酪和角落里发霉的面包屑。他把手缩回来，在围裙上擦了擦，转身看向窗外的街道。

街对面的烟囱没有冒烟。整条街都没有几户人家的烟囱在冒烟。纺织厂关了，煤矿裁了人，铁匠铺的炉子冷了大半年。镇上的人像冬眠的动物一样蜷缩在家里，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来的春天。

玛丽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封皱巴巴的信。她已经看了三遍，但每次看眼眶还是红的。

“妈妈又来信了，”她说，“问你什么时候能寄钱回去。”

托马斯没有回答。他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看着桌面上的一道裂缝。那道裂缝从他搬进这间屋子时就存在，三年了，越来越宽，就像他和生活之间那条永远填不满的沟壑。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玛丽在他对面坐下，把信推到一边，“我看到你藏在床底下的那张报纸。”

托马斯抬起头。玛丽的眼睛是浅灰色的，此刻看起来像冬天的天空。

“我只是看看，”他说。

“你骗不了我，托马斯·贝克。你从十四岁下矿井那天起就没骗过我。”

托马斯沉默了很久。窗外有个男人推着手推车经过，车上装着他全部的家当——一把椅子、一个箱子和一口铁锅。又一个离开的人。这半年来，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

“镇上的人都在说，”托马斯终于开口，“科尔家的大儿子去了美国，上周寄回来五十美元。史密斯家的小儿子去了澳洲，说那边金子多得用铁锹铲就行。”

“你也想去。”这不是疑问。

“玛丽，我在这里找不到工作。煤矿不要人，工厂不要人，连码头卸货的活都有人抢。我每天出去转一圈，带回来的只有两只空手。”

“去了那边你就能挖到金子？报纸上说多少人死在路上，多少人到了那里也是一场空。”

“总比在这里等死强。”

这句话说出口，两个人都沉默了。托马斯知道这话说得太重，但他说的是实话。上个月，镇上有户人家断了粮，男人去偷了面包店的半袋面粉，被抓后判了六个月苦役。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站在法庭外哭，哭声像刀子一样割着每个人的耳朵。

玛丽站起来，走到炉子边，把水壶放上去。她的动作很慢，像是在做一件需要反复思量的事。

“你哥哥威廉怎么说？”

“他和我一样。他在曼彻斯特也待不下去了，纺织厂裁了三分之一的人。”

“所以你们商量好了。”

托马斯没有否认。玛丽把水烧开，泡了两杯茶，茶色很淡——茶叶已经反复用了三次。她端着杯子站在窗前，背对着托马斯。

“我不是拦你，”她说，“我只是怕。”

“怕什么？”

“怕你去了就不回来了。怕你在那边出事。怕——”她停顿了一下，“怕我在这里等到头发白了，等来的只是一封信。”

托马斯走过去，从后面抱住她。她的肩膀很窄，比他记忆中更窄。这一年，他们都瘦了很多。

“我不会死，”他说，“我保证。”

“你保证不了。”

“那我就换一种说法。就算我死了，我的魂也会回来找你。”

玛丽转过身，眼泪终于掉下来。她把脸埋在他的胸口，声音闷闷的：“你这张嘴，说出来的话总是让人又气又心疼。”

托马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塞进玛丽手心。她低头一看，是一枚硬币，一面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侧脸，一面已经磨得看不清图案。

“这是？”

“我最后的积蓄。一枚半 sovereign。你留着，万一……”

“你拿着路上用。”

“我有办法。威廉说船票可以先付一半，到了那边赚了钱再补。我们两个一起，总比一个人强。”

玛丽把硬币攥得紧紧的，没有再说拒绝的话。她知道，这是托马斯能给她的全部了。

二

第二天一早，托马斯去找威廉。

威廉住在镇子东边的一间石屋里，比托马斯的房子大一些，但也同样破败。院子里堆着一些旧木料，是威廉准备修屋顶用的，但木头买来三个月了，屋顶的洞还在。

威廉正在院子里劈柴。他比托马斯大八岁，今年三十六，长得比弟弟高大，肩膀宽阔，手臂粗壮，脸上的胡子已经三天没刮，看起来像一个落难的巨人。

“你来了，”威廉把斧头插在木桩上，用袖子擦了一把汗，“进来坐。”

兄弟俩进屋坐下。威廉的妻子三年前死于伤寒，之后他就一直一个人住。屋子里收拾得还算整齐，但到处是单身汉的气息——碗碟堆在水槽里，床上的毯子皱成一团，墙角有件衬衫挂了不知道多少天。

“你想好了？”威廉问。

“想好了。你去不去？”

“去。留在这里也是等死。”威廉从柜子里翻出一张报纸，摊在桌上。那是一份《泰晤士报》，日期是三个月前的，头版上有一则新闻，标题用大号字体排印：

“澳洲黄金——维多利亚总督致女王陛下的报告”

托马斯凑过去看。新闻的内容他已经听人转述过无数次，但真正读到原文时，心跳还是快了几拍。

“……臣谨禀女王陛下：维多利亚殖民地在巴拉瑞特、本迪戈等地发现巨大金矿，黄金储量之丰，世所罕见。据初步勘探，表层砂金已足以使所有采矿者获得可观收益。臣已派遣地质专家进行详细测绘，初步报告显示，此地将成为大英帝国最重要的黄金产地……”

新闻下面还附了一段文字，是澳洲总督查尔斯·拉特罗布写给殖民地办公室的信的摘要：

“我无法用言语形容这里的景象。每天都有新的船只从世界各地抵达墨尔本港口，船上载满了怀着黄金梦的人们。墨尔本的街道上，人们谈论的只有金子、金子和金子。上周有一名矿工在一天之内挖到了价值两百英镑的黄金——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五年的收入。”

两百英镑。托马斯在心里算了一笔账。他在煤矿干一年，最好的时候也不过挣四十英镑。两百英镑，够玛丽在约克郡舒舒服服过四年。如果他能挖到更多呢？如果他能寄钱回来，让玛丽搬出那间漏风的屋子，让她的灰色眼睛不再充满忧虑呢？

“你看到这个了吗？”威廉指着报纸角落的另一则报道。

托马斯看过去。那是一篇社论，讨论的是黄金热对英国本土的影响。作者用忧虑的口吻写道：

“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正离开我们的海岸，前往澳洲的荒野。他们中有熟练的工匠、有经验的矿工、健壮的农场工人——这些正是大英帝国最需要的劳动力。如果他们全部离开，我们的工厂谁来操作？我们的矿山谁来开采？女王陛下的政府必须认真考虑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托马斯读完，冷笑了一声。

“怎么了？”威廉问。

“他们说我们是劳动力，”托马斯说，“好像我们天生就该给工厂主和矿主卖命。他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想过好日子？”

威廉没有说话，但他看着弟弟的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像是赞同，又像是悲哀。

“你知道伦敦的贵族们怎么说黄金热吗？”威廉从桌子底下又翻出一张报纸，“你看看这个。”

那是一份讽刺漫画，画的是一个穿着燕尾服的绅士站在白金汉宫门口，手里拿着一把铁锹，旁边配着文字：“尊敬的陛下，臣也想去澳洲挖金子。”

“他们觉得这很可笑，”威廉说，“一群穷光蛋跑到地球另一边去刨土，就像蚂蚁搬家一样。”

“让他们笑吧，”托马斯把报纸卷起来塞进口袋，“等我们挖到金子回来，看谁笑谁。”

威廉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我听说，”他说，“那边不光有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中国人——全世界的人都往那里挤。”

“中国人？”托马斯皱了皱眉，“他们去那里干什么？”

“挖金子。我听说中国人特别能吃苦，干活不要命，而且他们抱团，一个人挖到金子，一村人都跟着去。”

托马斯没说话。他在煤矿里见过几个中国人——那是几年前的事了，有几个中国人被招到矿上干活，但因为语言不通，加上长得不一样，总是被英国矿工排挤。有一次，一个中国矿工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摔在矿车里，磕掉了两颗门牙。没有人承认是自己干的。后来那几个中国人都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管他们是哪里人，”托马斯说，“各挖各的，各挣各的。”

威廉转过身，看着他，嘴角有一丝苦笑。

“你总是把事情想得很简单，托马斯。”

“不是我想得简单，是你想得太复杂。”

兄弟俩对视了一眼，同时笑了。这是他们之间的老话了——每次争论，最后都以这句话收场。

三

接下来的一周，托马斯和威廉开始变卖东西。

威廉把院子里的旧木料卖了，又把一套不用的铁匠工具当给了当铺，换回来三英镑十先令。托马斯的东西更少——几件旧衣服、一把父亲留下的矿灯、一个铜质的水壶。玛丽把那枚半 sovereign 硬币塞回他手里，又从箱底翻出一枚金戒指，那是她结婚时娘家给的陪嫁。

“这个也带上，”她说，“到了那边万一要用钱。”

“不行，这是你妈留给你的。”

“我妈留给我的是念想，不是金子。你要是活着回来，念想就在。你要是……”她没有说下去。

托马斯接过戒指，放在掌心里。戒指很轻，也很小，上面刻着一朵简单的玫瑰花纹。

“我会活着回来的，”他说，“到时候我买一枚更大的给你。”

出发那天是十月十五日，天刚蒙蒙亮。托马斯和威廉背着行囊，步行前往镇上马车停靠点。玛丽送了他们一程，走到村口的老橡树下就停住了。

“就送到这里吧，”玛丽说，“再送我要哭了。”

托马斯放下行囊，抱了抱她。她的身体在他怀里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忍着不哭。

“写信，”她说，“到了就写信。”

“一定写。”

“不管挖没挖到金子，都要写。”

“都要写。”

“你要是敢死在那边，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托马斯笑了，但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他转身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玛丽还站在老橡树下，围巾被风吹起来，像一面灰色的旗帜。

“回去吧！”他喊道。

玛丽没有动。他转过身，加快脚步，再也不敢回头。

从约克郡到利物浦，马车走了整整两天。车厢里挤了八个人，都是去利物浦港找机会的。有去美国的，有去澳洲的，还有一个去加拿大的——那个人说他在加拿大的叔叔有一片农场，可以收留他。

托马斯和威廉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英格兰田野一点点后退。十月的田野已经收割完毕，只剩下一茬茬麦茬和光秃秃的土地。偶尔经过一个村庄，能看到炊烟从烟囱里升起，狗在院子里叫，孩子在路边玩耍。这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英格兰，那么让人不舍。

“你说，”托马斯忽然问，“我们还能回来吗？”

威廉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窗外，目光像是在丈量这片土地。

“也许会，”他说，“也许不会。谁知道呢？”

“你不留恋吗？”

“留恋有什么用？留恋能填饱肚子吗？能让我老婆活过来吗？”

威廉的声音很平静，但托马斯听出了里面的东西。那是一种被生活磨出来的坚硬，像矿井里的岩石，看上去冷冰冰的，但你知道它的深处可能有金子。

四

利物浦码头是托马斯这辈子见过的最混乱的地方。

成千上万的人挤在码头区，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有扛着箱子的，有牵着孩子的，有推着手推车的，有蹲在地上哭的。空气中弥漫着煤烟、鱼腥、汗臭和海水咸味混合在一起的奇怪气味。码头上停着大大小小的船只，桅杆像冬天的树林一样密密麻麻。

托马斯和威廉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那艘去澳洲的船——“希望号”。那是一艘三桅帆船，船身上漆着黑色的沥青，甲板上堆满了货物和行李。船尾挂着一面英国国旗，被海风吹得猎猎作响。

船票每人十二英镑，可以先付一半，余款到澳洲后三个月内付清。托马斯把身上所有的钱凑在一起，加上玛丽给的那枚金戒指，刚好够两个人的首付。

售票处的职员是个红脸膛的胖子，穿着沾满墨水渍的衬衫，手指粗得像香肠。他翻了翻托马斯的钱，又看了看那枚戒指，用牙齿咬了一下。

“金的？”他问。

“十八K金，”托马斯说，“纯的。”

“值不了几个钱。”胖子把戒指扔进抽屉，“算你们六英镑吧。剩下的六英镑，到了墨尔本三个月内还清。还不上，船务公司有权扣你们的行李。”

“我们知道。”

“签字吧。不会写字的按手印。”

托马斯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威廉也是。胖子把两份合同折起来塞进一个铁皮盒子，然后朝船舷方向努了努嘴。

“上去吧。三等舱，在底舱。别指望有什么好条件，能活着到就不错了。”

托马斯和威廉扛着行囊走上跳板。甲板上已经挤满了人——男人、女人、孩子，各种口音，各种面孔。有个女人抱着婴儿蹲在角落哭，婴儿也在哭，哭声混在一起，分不清是谁的。有个老头坐在自己的箱子上，面无表情地抽着烟斗，烟斗里的火星一闪一闪的，像黑暗中最后的希望。

三等舱在甲板下面，是一个没有窗户的大通间。天花板上吊着几盏油灯，光线昏暗，空气里弥漫着霉味和人体的气味。床铺是上下两层的木板，每层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垫子，被子要自己带。托马斯数了数，这个舱里至少塞了六十个人。

“上帝啊，”威廉低声说，“这是运牲口吗？”

“牲口还能在甲板上吹风呢，”旁边一个男人接口说。那人三十出头，一脸精悍，操着爱尔兰口音。“我叫帕特里克，从科克来的。你们呢？”

“约克郡，”托马斯说，“煤矿上来的。”

“煤矿？”帕特里克笑了，“那你比我们强。我们那边除了土豆，什么都不产。”

三个人聊了几句。帕特里克也是去澳洲挖金子的，他说他在科克听了一个传教士的话，说澳洲遍地是黄金，连河里的沙子都是金灿灿的。

“那个传教士自己去了没有？”威廉问。

“他？他收了我们的钱就跑了。”帕特里克哈哈大笑，“不过没关系，反正我在爱尔兰也活不下去了。与其饿死，不如赌一把。”

托马斯躺在硬邦邦的床铺上，听着船体的嘎吱声和上面甲板的脚步声。有人开始在隔壁铺位唱一首歌，调子很慢，像是在哭。有人叫他闭嘴，那人就停了，但过了一会儿又哼起来，声音更低了。

托马斯从口袋里摸出那枚半 sovereign 硬币，放在掌心里。借着昏暗的灯光，他看清楚了女王的侧脸——年轻、端庄、冷漠，像英格兰本身一样。他把硬币攥紧，贴在心口上。

玛丽，等我。

船在第二天清晨起航。托马斯站在甲板上，看着利物浦的轮廓一点点变小。码头上的仓库变成了积木，教堂的尖顶变成了针尖，最后连岸线都变成了一条细细的灰线，消失在海天之间。

海风很大，吹得他睁不开眼睛。他用手遮住额头，最后看了一眼英格兰的方向。

“别看了，”威廉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块硬面包，“越看越难过。”

托马斯接过面包，咬了一口。面包又干又硬，像啃石头一样。

“你说，”托马斯忽然问，“澳洲那边到底是什么样的？”

“听说很热，”威廉说，“听说那边有袋鼠，一跳就是几米远。还听说那边有黑色的天鹅。”

“黑色的天鹅？”

“对，全身都是黑的，只有翅膀尖是白的。”

托马斯想象了一下黑色的天鹅，但脑子里浮现出来的还是英格兰池塘里那些优雅的白色身影。

“听起来不像真的。”

“到了你就知道了。”

船继续向南，驶向大西洋，驶向未知的世界。托马斯靠在船舷上，看着灰绿色的海水在船尾翻涌，像一条永远追不上的路。

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金子，也许。贫穷，也许。死亡，也许。但他知道，他不能再留在约克郡了。那个地方像一口枯井，你站在井底，抬头只能看到一小片天，而那片天也越来越暗。

他要挖的，不只是金子。他要挖的，是一条出路。

第二章 金山

广州，三水县，四平村。

同一年的春天，阿福蹲在村口的大榕树下，看着陈伯家的新房子发呆。

那房子是去年盖的，青砖到顶，瓦片崭新，门口还立了两根石柱子，气派得像个祠堂。村里人都说，这是四平村有史以来最好的房子。盖房子的钱，是陈伯的儿子阿强从澳洲寄回来的。

阿福今年二十三岁了。他在四平村活了二十三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阿强去澳洲才两年，就寄回来两百银元。两百银元啊，够在村里买五亩水田，够盖一栋像样的青砖大屋，够娶一个媳妇，风风光光地办二十桌酒席。

阿福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一双草鞋已经磨穿了底，裤腿上的补丁摞着补丁，上衣的扣子掉了两颗，用麻绳系着。他摸了摸口袋，里面什么都没有——连一个铜板都没有。

家里有三亩薄田，种水稻，一年收两季。交了租子，留了种子，剩下的刚够一家人糊口。父亲福贵今年五十出头，背已经驼了，膝盖一到阴天就疼得走不了路。母亲黄氏织布，眼睛越来越不好，晚上点着油灯也看不清梭子。弟弟阿寿今年十五，正是能吃的时候，一顿能吃三大碗饭，但家里哪来那么多米？

阿福不是没有想过出路。他去镇上做过泥瓦匠，跟着师傅走村串巷给人盖房子。一天挣十个铜板，管一顿饭。干了两年，攒了一吊钱，本想攒着娶媳妇，但弟弟阿寿生了场病，一吊钱全给了郎中，还不够。

他又想过种些经济作物——甘蔗、花生、烟叶——但三亩地种了粮食才刚够吃，哪有多余的地种别的？

四平村不大，几十户人家，都姓福，沾亲带故。村子四周是水田和鱼塘，远处是连绵的丘陵，种满了荔枝和龙眼。看起来是个水乡富庶之地，但富的是地主，不是种地的农民。

“阿福，又在看陈伯家的房子？”

阿福抬起头，是村长陈伯。陈伯今年六十多了，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走路带风。他在村里辈分最高，说话最有分量。他儿子阿强去澳洲，就是他一手安排的。

“陈伯，”阿福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我就是随便看看。”

陈伯在他身边蹲下来，从腰里摸出烟杆，装上烟丝，点着了，吧嗒吧嗒抽了几口。

“你知道阿强去年寄了多少钱回来吗？”

“听说两百银元。”

“两百三十，”陈伯伸出两根手指，“他一个人挖的。他那个搭档，从台山来的阿林，也寄了两百回去。”

阿福没有说话，但他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膝盖上的布。

“你今年多大了？”陈伯问。

“二十三。”

“二十三了，该娶媳妇了。有对象没有？”

阿福摇了摇头。不是没有姑娘愿意嫁他，是他娶不起。隔壁村有个姑娘，和他见过两面，互相都中意。但人家要八块银元的聘礼，还要一间像样的房子。八块银元，阿福不吃不喝干三年也攒不出来。

“你看阿强，”陈伯吐了一口烟，“他走的时候比你还不济。家里穷得叮当响，连双像样的鞋都没有。去了两年，你看看现在。”

“澳洲真的那么好挖金子？”

“好挖不好挖，看人。阿强说，那边金子是有的，但也不是弯腰就能捡。要吃苦，要拼命，要有脑子。他说欧洲人懒，挖一会儿就跑去喝酒赌钱。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肯干，一天干十二个时辰，吃饭都在井底下吃。所以中国人总能挖到金子。”

阿福沉默了一会儿。

“我听说那边很乱，”他说，“欧洲人欺负中国人。”

“欺负？”陈伯冷笑了一声，“哪里不欺负？在村里地主不欺负你？在镇上衙门不欺负你？到了外面，被人欺负是常事。但你记住，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阿强说，他们在矿区抱团，一个村的人互相照应，欧洲人也不敢怎么样。再说了，你是去挖金子的，不是去打架的。挖到金子，寄回来，盖房子，娶媳妇，光宗耀祖。谁管你路上被谁欺负过？”

阿福被最后这句话击中了。

光宗耀祖。这是每个中国男人心里最重的那块石头。

他想起父亲福贵驼着背在田里插秧的样子，想起母亲黄氏在油灯下一梭子一梭子织布的样子，想起弟弟阿寿穿着他的旧衣服、打着赤脚去放牛的样子。他想起家里那间漏雨的泥砖屋，想起灶台上永远只有稀粥和咸菜的锅，想起过年时才能吃到的一小块猪肉。

他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陈伯，”他说，“去澳洲要多少钱？”

“路费？从广州到澳洲，船票要二十块银元。加上路上的盘缠、到了那边安顿的钱，怎么也得三十块。”

三十块。阿福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全部的家当加起来，也不到两块银元。

“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知道你没有。”陈伯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所以我说的是‘会’。”

“会”是广东农村的一种民间集资方式。同村的人凑钱，先给一个人用，这个人用完了再给下一个，轮流着来。利息比钱庄低，而且都是乡里乡亲，信得过。

“村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凑了一个会，”陈伯说，“每人出五块，凑了三十块。你先用，等你在澳洲赚了钱，再还给大家。怎么样？”

阿福的心跳加快了。

“让我想想，”他说，“让我想想。”

“想可以，别想太久。船不等人。”

陈伯走了。阿福还蹲在大榕树下，看着陈伯家的青砖大屋发呆。

二

那天晚上，阿福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和弟弟阿寿挤一张床。阿寿已经睡着了，打着小小的鼾声，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阿福看着弟弟的脸，忽然觉得他长高了不少。十五岁的少年，正是窜个子的时候，但瘦得像根竹竿，肋骨一根根凸出来。

“阿福，你还没睡？”母亲黄氏的声音从隔壁传来。

“没呢，妈。”

“想什么呢？”

“没什么。”

黄氏披着衣服走过来，在他床边坐下。油灯的光照着她的脸，皱纹像干裂的田垄一样布满了她的面颊。但她的眼睛还是亮的，黑亮黑亮的，像两颗被水洗过的石子。

“是不是陈伯跟你说了去澳洲的事？”

阿福没有否认。

“你爹不同意，”黄氏说，“他觉得太远了，怕你出事。”

“那你呢？”

黄氏沉默了很久。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因为常年织布而变了形，关节粗大，指甲磨得光秃秃的。

“我？”她终于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留在这里，这辈子就这样了。三亩地，一间破屋，娶个媳妇生几个娃，然后像你爹一样，五十岁就弯了腰，六十岁就干不动了。”

“这样不好吗？”

“好。也没什么不好。世世代代都是这么过的。”黄氏顿了顿，“但是，阿福，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不一样。你读过书，认得字，脑子灵光。你甘心一辈子窝在这个村子里？”

阿福没有回答。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出一本书来。那是一本《三字经》，私塾先生送的，纸张已经发黄，边角都卷了。他翻开第一页，上面的字他倒着都能背出来：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他想起私塾先生说过的话：“你们不要以为种田就不用读书。读书明理，明理做人。做人做到了，做什么都能成。”

“妈，”他说，“我想去。”

黄氏的手微微颤了一下。

“你想好了？”

“想好了。我不想像现在这样活着。”

“那你爹那边……”

“我去跟他说。”

阿福披上衣服，走到父母的房间。父亲福贵没有睡着，他坐在床沿上，背靠着墙，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屋里很暗，看不清他的表情，但阿福能感觉到他的目光。

“爹。”

“嗯。”

“我想去澳洲。”

沉默。很长很长的沉默。阿福能听到屋外的虫鸣，能听到弟弟阿寿的鼾声，能听到母亲在隔壁压抑的呼吸。

“你知道那边有多远吗？”福贵终于开口了。

“知道。”

“你知道路上要多久吗？”

“听说两三个月。”

“你知道那边是什么样子吗？”

“不知道。”

“那你去干什么？”

“去挣钱。挣了钱回来盖房子，娶媳妇，让您和妈过好日子。”

福贵忽然笑了。那笑声很短，很轻，像一片干树叶被风吹落。

“好日子，”他重复了一遍，“好日子。”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样东西，塞到阿福手里。阿福低头一看，是一块银元，上面压着袁大头的头像。

“这是？”

“你爷爷留下来的。我一直舍不得用。”福贵的声音很低，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拿去。多一块是一块。”

阿福攥着那块银元，手在发抖。

“爹……”

“别说了。去就去吧。”福贵躺下来，面朝墙壁，“去了好好干，别给福家丢人。”

那一夜，阿福没有睡着。他躺在床上，把父亲给的那块银元和母亲后来塞给他的七块银元放在一起，数了一遍又一遍。八块。加上陈伯说的“会”里的三十块，一共三十八块。够船票了，够路上的盘缠了，够到了澳洲安顿下来了。

他从床上坐起来，看着窗外。月亮很圆，照在水田上，亮汪汪的一片。

金山，他想。澳洲就是金山。去了就能挖到金子，挖到金子就能回来，回来就能盖房子、娶媳妇、让爹妈过好日子。

他在心里默默念了一首诗——那是私塾先生教过的，唐朝诗人李白的《行路难》：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他在心里把这两句念了三遍，然后闭上眼睛。

明天，他就要去找陈伯，告诉他自己去。

三

三天后，阿福在村口集合了。

和他一起走的还有五个人：阿林，二十四岁，台山人，泥瓦匠；阿德，二十六岁，四会人，种田的；阿财，二十一岁，三水本地人，打鱼的；阿贵，二十九岁，花县人，卖过布；阿兴，十九岁，最小的一个，也是三水人，在镇上做过学徒。

六个人，六个背包，六条命。

陈伯站在村口的大榕树下，给每个人发了一个红布包，里面装着保平安的符咒和一小撮家乡的泥土。

“到了那边，把这个放在枕头底下，”陈伯说，“保平安的。”

阿福接过红布包，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还有，”陈伯压低声音，“到了澳洲，不要单打独斗。找同乡会，找会讲广东话的人。中国人要抱团，才能不被欺负。”

六个人点了点头。

“好了，走吧。”陈伯挥了挥手，像赶鸭子一样，“早去早回，赚了钱别忘了寄回来。”

阿福回头看了一眼四平村。村子很安静，炊烟从各家各户的屋顶升起，鸡在院子里叫，狗在巷子里跑。母亲黄氏站在家门口，手里拿着一把没织完的布，眼睛红红的。父亲福贵没有出来送——他蹲在屋后的田埂上，假装在看庄稼，但阿福知道他在看自己。

阿福朝母亲挥了挥手，转过身，跟着队伍走了。

从四平村到广州，走了一天一夜。他们沿着珠江的支流走，经过一片又一片的水田和鱼塘，经过一座又一座的村庄和集镇。路上的人越来越多，挑担的、推车的、赶牛的、抱着孩子的——所有人都在赶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方向。

到了广州，码头上已经挤满了人。阿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码头上停着大大小小的船只，有帆船，有蒸汽船，有洋人的大轮船，也有中国的小渔船。空气中弥漫着咸腥的海风、煤烟和香火混合的气味。

他们的船是一艘英国的三桅帆船，名叫“海上花号”。船票每人二十块银元，从广州到悉尼，再到墨尔本。船上已经挤满了中国人——大部分是广东人，讲着各种口音的粤语。也有几个福建人和客家人，但人数不多。

上船之前，阿福听到有人在唱一首歌。那调子他很熟悉，是村里老人常唱的《金山歌》：

阿哥去金山，阿妹送别泪涟涟。

金山路上多艰险，赚到银钱早回还。

行过南洋过澳洲，海水茫茫不见天。

日头晒得皮肉烂，夜风吹得骨头寒。

不怕苦来不怕难，只怕家中老母盼。

挖到金子一袋袋，盖起大屋亮堂堂。

娶个媳妇生贵子，光宗耀祖把名传。

阿福跟着哼了几句，眼眶忽然湿了。

金山，金山。到底有没有金山？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必须去。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身后的那些人——父亲驼着的背，母亲看不清梭子的眼睛，弟弟瘦得像竹竿的身体，还有那个隔壁村姑娘低头时脸上的一抹红。

登船的时候，一个英国水手站在跳板边检查船票。那人个子很高，红头发，脸上有雀斑，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翻看着每个人的票。轮到阿福时，他看了看票，又看了看阿福，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

阿福听不懂，但他知道那不是什么好话。

他低着头走过跳板，踏上甲板。船身晃了一下，他差点摔倒。阿林在后面扶了他一把。

“站稳了，”阿林说，“这才刚开始。”

四

船在海上走了整整七十二天。

七十二天。阿福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七十二天。

三等舱在船底，没有窗户，只有几个通风口。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空气里弥漫着汗臭、脚臭、呕吐物的气味和劣质烟草的味道。有人晕船，吐得昏天黑地，把胆汁都吐出来了。有人得了痢疾，拉得脱了水，脸色蜡黄，像一张纸。有人在半夜哭，哭得压抑而绝望，像被掐住脖子的猫。

阿福没有晕船。他从小在水边长大，珠江的浪比这大得多。但他还是难受——不是身体上的难受，是心里难受。

他想起四平村。想起村口的大榕树，想起水田里的稻花香，想起母亲织布时梭子穿过的声音。他想起父亲蹲在田埂上的背影，想起弟弟阿寿打着赤脚放牛的样子，想起隔壁村姑娘低头时脸上那抹红。

这些东西，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又退下去，涌上来，又退下去。反反复复，没完没了。

“你在想什么？”阿林问他。

“想家。”

“别想了。越想越难过。”

“你不想？”

阿林沉默了一会儿。

“想。想有什么用？回又回不去。”

阿林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小块木头，刻成了一个小人的形状。他说这是他女儿刻的——他女儿才八岁，手很巧，会用小刀刻木头。

“她说，爸爸，你把这个带在身上，就像我陪着你一样。”阿林把木头小人放在掌心里，看了很久，“我把这个带在身上，每天都摸一摸。摸到了，就觉得她还在身边。”

阿福没有说话。他摸了摸自己贴身口袋里的红布包，里面是陈伯给的符咒和一小撮家乡的泥土。

船在海上走了大约一个月的时候，遇到了一场风暴。

那天晚上，风忽然大了起来，浪也高了。船身开始剧烈摇晃，像一片树叶在暴风雨中翻滚。三等舱里的人都被晃醒了，有人开始尖叫，有人开始祈祷，有人抱着孩子缩在角落里发抖。

阿福被晃得从床铺上摔了下来，头撞在柱子上，起了一个包。他抓住床架，勉强站起来，听到上面甲板上传来水手的喊叫声和船长的命令声。

“上帝啊，我们要死了！”有人在喊。

“佛祖保佑！佛祖保佑！”有人在念经。

阿福没有说话。他蹲在角落里，双手抱住膝盖，闭上眼睛。他的手在发抖，但他的嘴唇没有动——他不知道该念什么。阿弥陀佛？还是上帝保佑？他哪个都信，又哪个都不太信。

风暴持续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风停了，浪也小了。阿福爬上甲板，看到海面上一片狼藉——有箱子被冲走了，有帆被撕破了，有几只鸡被淹死了。但船还在，人还在。

他靠着船舷，看着远处的海平线。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把海面染成金黄色。

“真好看，”阿林走到他身边，“像金子一样。”

阿福没有说话。他在想，如果海上的太阳都像金子，那澳洲的太阳该是什么样？

船在第七十二天的清晨抵达了墨尔本港。

阿福站在甲板上，第一次看到了澳洲。

港口不大，但停满了船——英国船、美国船、法国船，还有几艘中国帆船。码头上人来人往，有白人、有黑人、有印度人、有中国人，各种肤色，各种语言，像一锅煮开了的粥。

远处的岸边是一片低矮的建筑，大部分是木头和铁皮搭的棚子，但也有几栋石头的楼房，应该是政府办公楼和银行。更远的地方是连绵的山丘，覆盖着灰绿色的灌木丛——那就是传说中的澳洲丛林。

“到了，”阿林说，“这就是金山。”

阿福看着那片陌生的土地，心跳得很快。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撮家乡的泥土。泥土已经干了，碎成了粉末，但那股熟悉的气味还在——稻田的气味，水塘的气味，家的气味。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枚父亲给他的银元，举起来对着太阳看了看。袁大头的头像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像是在笑。

爹，我到了。

他把银元放回口袋，背上背包，跟着人流走下跳板。

踏上澳洲土地的那一刻，他的腿软了一下。不是晕船，是激动。七十二天的海上漂泊，一万里的路程，终于结束了。

但这不是终点。这是起点。

金山在前面，等着他。

第三章 兄弟

一八五二年，托马斯和阿福在维多利亚金矿区相遇了。

准确地说，他们不是“相遇”，而是成了邻居。托马斯和威廉在巴拉瑞特附近的山谷里申请了一块采金地，面积不大，刚好够两个人挖。而隔壁的那块地，被六个中国人租了——其中就有阿福。

托马斯第一次注意到中国人，是因为他们的干活方式。

欧洲矿工大多是单干，或者两个人搭档。一个人挖，一个人筛，挖到哪里算哪里，没什么章法。中国人不一样。他们五六个人一组，分工明确：有人挖土，有人运土，有人筛洗，有人负责做饭和打水。他们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配合得天衣无缝。

而且他们不休息。欧洲矿工干到下午三四点就收工了，去酒馆喝一杯，或者回帐篷睡觉。中国人从早干到晚，天不亮就起来，天黑了才收工。他们甚至在月光下继续干活，只要还能看得见。

“你看那些中国人，”威廉有一天对托马斯说，“他们像蚂蚁一样。”

“蚂蚁能搬动比自己重十倍的东西，”托马斯说，“这些中国人也是。”

威廉看了弟弟一眼，没有说话。

托马斯对中国人没有太多想法。他来澳洲是挖金子的，不是来评判别人的。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些中国人确实能干。他们来的时候比托马斯晚，但挖到的金子却比托马斯多。有好几次，托马斯听到隔壁传来欢呼声——那是又挖到金子的声音。

真正让托马斯注意到阿福的，是一件小事。

那天下午，托马斯在溪边洗衣服。他蹲在石头上，把衬衫泡在水里搓，搓了半天也搓不干净——约克郡的矿工衬衫，沾上的煤灰和汗渍，光用水是洗不掉的。

一个中国人走过来，也在溪边洗衣服。托马斯认出他是隔壁那块地的人，年轻，瘦小，戴着一顶草帽，辫子盘在头顶上。

那人看了托马斯一眼，忽然笑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东西，递过去。托马斯接过来一看，是一块黄色的肥皂，有一股奇怪的气味——像是草木灰和油脂混合的味道。

“这个，”中国人用磕磕巴巴的英语说，“洗。干净。”

托马斯犹豫了一下，用那块肥皂搓了搓衬衫。泡沫起来的时候，衬衫上的污渍真的开始掉了。他把衬衫在溪水里漂了漂，拎起来一看，比之前干净多了。

“谢谢，”托马斯说，“这是什么？”

“中国肥皂。草木灰做的。好。”

托马斯笑了。这是他来澳洲以后第一次对一个中国人笑。

“我叫托马斯，”他指了指自己，“Thomas。”

中国人指了指自己：“阿福。Ah Fu。”

“阿——福，”托马斯重复了一遍，发音很不标准。

阿福笑了，露出两颗虎牙。

“你——约克郡？”阿福问，发音同样不标准。

“你怎么知道？”

阿福指了指托马斯的衬衫：“你的……怎么说……煤。挖煤的。”

“你眼力不错。我以前在煤矿干过。”

“我……泥瓦匠。盖房子。”阿福比划了一下砌墙的动作。

两个语言不通的人，站在溪边，靠着比划和蹦单词，竟然聊了差不多半个时辰。托马斯发现这个中国人虽然英语很烂，但他很聪明——他能从托马斯的几个单词和手势里猜出完整的意思，然后用更烂的英语回答。

临走的时候，阿福把那块肥皂塞到托马斯手里。

“给你。用。”

“不，这是你的——”

“给你，”阿福坚持，“朋友。”

朋友。这个词他用中文说的，“朋友”两个字，托马斯听不懂，但他看懂了阿福脸上的表情。

那是一种真诚的、不带任何算计的善意。

二

从那天起，托马斯和阿福的交集多了起来。

他们在地界线上碰面时会点头打招呼。托马斯会笨拙地说“你好”，阿福会笑着说“Good morning”。有时他们会交换一些东西——托马斯给阿福一些糖或者茶叶（从镇上买的），阿福给托马斯一些蔬菜或者咸鱼（从中国人种的菜园里摘的）。

托马斯发现，中国人有一个菜园。

这件事让他很惊讶。矿区的生活条件很差，大部分矿工靠咸肉、硬面包和茶过日子，新鲜蔬菜是奢侈品。但中国人在他们窝棚后面的空地上开了一块菜园，种了白菜、芥蓝、萝卜、丝瓜，甚至还有几株辣椒和葱。他们用自己的粪肥浇地，用溪水灌溉，菜长得绿油油的，比托马斯在英格兰见过的任何菜园都好。

“你们怎么做到的？”托马斯有一次问阿福，指着那片菜园。

阿福蹲在地上，用手捏了捏泥土，说了两个字：“肥。水。”

“就这么简单？”

阿福想了想，又加了两个字：“用心。”

托马斯蹲下来，也捏了捏泥土。那土是黑色的，松软湿润，和矿区周围灰扑扑的硬土完全不同。他忽然想起约克郡的菜园——他小时候家里也有一小块地，种土豆和洋葱，母亲总说“地要用心养，地养好了，它就养你”。

“你以前种过地？”托马斯问。

“种过。我家……三亩田。水稻。”

“三亩？够吃吗？”

阿福摇了摇头，脸上的笑容淡了一些。

“不够。饿不死。也……吃不饱。”

托马斯点了点头。他懂那种感觉。在约克郡，他们家的菜园子也是这样——饿不死，但也吃不饱。永远在温饱线上挣扎，永远差那么一点点。

两个穷人家的孩子，站在澳洲的旷野上，看着一片中国人的菜园，忽然觉得彼此之间的距离近了很多。

三

一八五三年的冬天，灾难降临了。

那年的雨季来得特别早，也特别猛。从十一月开始，天就像漏了一样，雨下个不停。矿区变成了一片泥沼，矿井里积水严重，支撑木在雨水的浸泡下开始松动。

托马斯和威廉的矿井已经挖了将近二十英尺深，井壁用木方支撑着，但那些木头在雨水中泡了太久，已经开始发黑、腐烂。托马斯向威廉提过，说应该换一批支撑木，但威廉算了算账，觉得换木头太贵，不如等雨季过了再说。

“再撑一个月，”威廉说，“雨季就过去了。”

托马斯没有坚持。这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之一。

那天是十二月十七日。雨下了一整夜，到早上还没有停的意思。托马斯下井之前看了一眼天空，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口倒扣的锅。

“今天别下去了，”威廉说，“太危险了。”

“再挖一天，”托马斯说，“我感觉下面有东西。昨天筛出来的沙子里有几粒金子，颗粒不小。再挖深一点，说不定能碰到脉。”

威廉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托马斯顺着绳索滑到井底。井底积了半尺深的水，他踩在水里，开始用铁锹挖土。土很软，比平时好挖得多，但托马斯知道这不是好事——土越软，说明越不稳定。

他挖了大约一个时辰，忽然听到头顶传来一声闷响。

他抬起头，看到一根支撑木从井壁上脱落了，带着泥土和碎石砸下来。然后是第二根、第三根。整个井壁像被抽掉了骨架一样，轰然塌陷。

托马斯只来得及往旁边扑了一步，就被泥土和石块埋住了。

他的左腿被一块大石头压住，剧痛从脚踝一直窜到腰部。他试图把腿抽出来，但石头太重了，他根本动不了。头顶还在不断有泥土落下来，打在脸上、肩膀上、背上。

“威廉！”他喊道，“威廉！”

没有人回答。他的声音被泥土闷住了，传不到上面。

他试着移动身体，但每动一下，左腿的疼痛就像刀割一样。他能感觉到骨头断了——不是错位，是断裂。碎骨戳在肌肉里，每一次呼吸都带来一阵剧痛。

黑暗。完全的黑暗。

井口的亮光被塌方的泥土封住了，连一丝光线都透不进来。托马斯被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顶是泥土和石头，脚下是冰冷的积水，左腿被压着，动弹不得。

他想起在约克郡的矿井里，听老矿工讲过塌方的事。老矿工说，被埋在井下的感觉就像被活埋——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救你，你不知道自己能撑多久，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等。

等死，或者等救。

托马斯开始喊。他用尽全力喊，喊到嗓子都哑了。但除了自己的回声，他什么都听不到。

过了多久？他不知道。也许一个小时，也许两个小时，也许更久。他的意识开始模糊，左腿的疼痛也变得迟钝了。他感到冷，从骨头里往外冷，像整个人被泡在冰水里。

玛丽，他想。玛丽的面孔浮现在眼前——灰色的眼睛，窄窄的肩膀，站在老橡树下，围巾被风吹起来。

对不起，玛丽。我答应过你活着回去的。

就在他的意识即将消散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很遥远，很微弱，像是在另一个世界。

“……Thomas？……Thomas！”

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不是威廉——威廉的声音低沉浑厚。这个声音更年轻，更尖细，带着一种奇怪的腔调。

阿福。

托马斯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喊了一声：

“Here！I‘m here！“

然后他就失去了知觉。

四

阿福收工的时候，雨还在下。

他扛着工具往回走，路过托马斯的矿井时，忽然停住了脚步。他注意到井口的样子不对——周围的土塌了一大片，井口的木架歪歪斜斜的，像是要倒。

他放下工具，走到井口边往下看。什么都看不见——井口被泥土和碎石堵住了大半，只剩下一个小洞。

”Thomas！“他喊道。

没有回答。

他又喊了一声：”Thomas！“

这一次，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很微弱，从很深的地方传上来，像一个人在做梦时的呓语。

”Here……I’m here……“

阿福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他转身就跑，跑到自己的营地，叫醒了正在睡觉的阿林和阿德。

”出事了！托马斯的井塌了！他被埋在下面！“

三个人扛着铁锹和镐头，冒着大雨跑回托马斯的矿井。阿福趴在井口边，用手扒开碎石和泥土，把那个小洞扩大了一些。

”Thomas！你能听到我吗？“他朝里面喊。

”能……“声音比之前更微弱了，”我的腿……被压住了……“

”不要动！我们挖！“

阿福把铁锹伸进洞口，开始往外铲土。阿林和阿德也加入了进来。三个人轮流挖，一个人挖累了就换下一个，不停地把泥土和碎石从井口运出来。

雨越下越大，雨水混着泥土从井壁上流下来，好几次差点把刚挖开的洞口又堵上。阿福的手被碎石割破了，血混着泥水往下滴，但他没有停。

”阿福，“阿林说，”这样挖太慢了。要不要去叫人？“

”来不及了，“阿福说，”他撑不了多久。“

又挖了大约一个时辰，洞口终于扩大到了能让一个人钻进去的大小。阿福把绳子系在腰上，让阿林和阿德在上面拉着，自己钻进了井里。

井里一片漆黑。阿福打着一盏油灯，借着微弱的光往前爬。井壁上的泥土还在不断往下掉，打在油灯上，差点把火扑灭。

”Thomas！“他喊道。

”……这里……“

阿福循着声音往前爬，终于看到了托马斯。他被一块大石头压着左腿，整个人半泡在水里，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

”我来了，“阿福说，”我来了，不要怕。“

他试着搬动那块石头，但石头太重了，他一个人搬不动。他用铁锹撬，用肩膀顶，石头纹丝不动。

”阿林！“他朝井口喊，”放一根撬棍下来！“

阿林把撬棍顺下来。阿福把撬棍塞到石头底下，用尽全身的力气往下压。他的手指在撬棍上磨出了血，肩膀的骨头嘎嘎作响，但他咬着牙，一下，两下，三下——

石头终于松动了一点。

”Thomas，你能动吗？“

托马斯试着把腿往外抽。剧痛让他差点昏过去，但他咬着嘴唇，一点一点地把腿从石头底下抽了出来。

阿福把托马斯背在身上，一手抓住绳子，朝井口喊：”拉！“

阿林和阿德在上面拼命拉绳子。阿福背着托马斯，沿着井壁一点一点往上爬。泥土从头顶落下来，打在他们的脸上和身上。油灯掉了，四周又是一片漆黑。

阿福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凭着感觉往上爬。他的脚踩在湿滑的井壁上，好几次差点滑下去。他的手抓住绳子，绳子勒进掌心，血顺着指缝往下淌。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几分钟，也许半个小时——他终于看到了光。

井口的亮光像一颗星星，越来越大，越来越亮。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把托马斯从井口推了出去。

阿林和阿德把托马斯拉上来。阿福趴在井口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阿福！“阿林喊道，”你也上来！“

阿福点了点头，抓住绳子，被拉了上来。他一出井口就瘫倒在地上，雨水打在脸上，和汗水、血水混在一起。

他转过头，看着躺在旁边的托马斯。托马斯的左腿以一个不正常的角度弯曲着，裤子被血浸透了，脸色苍白得吓人。但他还活着。他的胸口在起伏，嘴唇在微微翕动。

”谢谢……“托马斯的声音几乎听不见，”谢谢……“

阿福没有说话。他闭上眼睛，让雨水冲刷着自己的脸。

雨还在下，但天已经快亮了。

五

阿福把托马斯背回了自己的棚屋。

托马斯的棚屋在塌方中也被砸坏了，不能住人。威廉在另一个矿区干活，要第二天才能赶回来。阿福没有犹豫——他把自己的床铺让给托马斯，和阿林他们挤在一起。

他先用清水把托马斯的伤口洗干净。左小腿被石头压断了，骨头从皮肤下面凸出来，形成一个可怕的弧度。阿福没有学过医，但他小时候见过村里的跌打郎中接骨。他把托马斯的腿拉直，用木板夹住，用布条缠紧。

托马斯疼得昏了过去，又疼得醒了过来。他的嘴唇咬出了血，额头上全是冷汗。

“忍着点，”阿福说，“我帮你把骨头对好。”

他用从中国带来的草药——田七、乳香、没药——捣碎了敷在伤口上，再用干净的布包扎好。这些草药是他从四平村带来的，本来是备着给自己用的，没想到先救了别人。

托马斯高烧了三天三夜。

那三天里，阿福几乎没有合过眼。他每隔一个时辰就给托马斯换一次药，用湿布敷他的额头降温。托马斯在昏迷中不断说胡话，有时喊“玛丽”，有时喊“妈妈”，有时喊“救命”。阿福听不懂大部分话，但他能感觉到托马斯的恐惧。

“不要怕，”他握着托马斯的手说，“你不会死的。”

托马斯在昏迷中握紧了他的手，握得很紧，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

第四天早上，托马斯醒了。

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阿福的棚屋的帆布顶。阳光从帆布的缝隙里透进来，形成一道道光柱，照在他的脸上。他的左腿还在疼，但比之前好多了——至少不是那种要命的疼了。

他转过头，看到阿福趴在床边睡着了。阿福的脸上有泥痕和血痕，手上有好几道伤口，指甲里全是黑泥。他睡得很沉，呼吸均匀，但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做一个不太好的梦。

托马斯看着他的脸，忽然觉得眼眶发热。

他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在约克郡的时候，听人说中国人是“黄祸”，是“蝗虫”，是“偷走白人工作的强盗”。想起在矿区的时候，欧洲矿工们嘲笑中国人“吃老鼠”“拜偶像”“不讲卫生”。想起他自己，也曾对这些说法半信半疑，虽然没有说过什么坏话，但也从来没有站出来为中国人说过一句话。

而现在，救他的人，正是一个中国人。

一个他认识才几个月的、英语说得磕磕巴巴的、瘦小得像根竹竿的中国人。

“阿福，”他轻声说。

阿福动了一下，但没有醒。

“阿福，”他提高了声音。

阿福猛地抬起头来，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嘴里已经问了一句：“Thomas？你醒了？”

“我醒了。”

阿福揉了揉眼睛，看了看托马斯的脸，又看了看他的腿，然后笑了。

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笑，像一个人在黑暗中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光。

“你烧了三天，”阿福说，“我以为你要死了。”

“我也以为我要死了。”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威廉在第二天赶到了阿福的棚屋。他站在门口，看着躺在床上的托马斯和守在旁边的阿福，脸上的表情从惊恐变成了惊讶，从惊讶变成了感激。

“是你救了他？”威廉问阿福。

阿福点了点头。

威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做了一个让阿福意想不到的举动——他摘下帽子，朝阿福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你，”他说，“你救了我弟弟的命。我这辈子都欠你的。”

阿福连忙摆手：“不……不用。朋友。他是我朋友。”

威廉直起身来，看着阿福的眼睛，点了点头。

“朋友，”他重复了一遍，“对，朋友。”

托马斯在床上躺了整整两个月。

这两个月里，阿福每天给他换药、喂饭、擦身。他从镇上买来骨头和鸡肉，熬汤给托马斯喝——这在矿区是奢侈品，欧洲矿工们连肉都很少吃，更别说熬汤了。阿林和阿德对此有些意见——他们觉得阿福对一个外国人太好了，浪费了太多钱和精力。

“他是外国人，”阿林说，“又不是我们中国人。”

“他是我的朋友，”阿福说，“朋友不分中国人外国人。”

阿林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什么。

养伤的日子里，托马斯和阿福的交流越来越多。托马斯的广东话进步很快——他已经能说几十个单词和一些简单的句子了。阿福的英语也进步神速，他已经能用完整的句子表达基本的意思了。

有一天，托马斯问阿福：“你为什么来澳洲？”

“赚钱，”阿福说，“赚了钱回中国，盖房子，娶媳妇。”

“你在中国有媳妇？”

“没有。赚了钱才能娶。”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爹，妈，一个弟弟。你呢？”

“一个妻子，一个哥哥。没有孩子。”托马斯顿了顿，“我的孩子在几年前死了。”

“怎么死的？”

“生病。才一岁。”

阿福沉默了一会儿。

“我很难过，”他说，“我替你难过。”

“没事，”托马斯说，“都过去了。”

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红了。

又有一天，阿福问托马斯：“你在英国，听说过中国人吗？”

“听说过。”

“说什么？”

托马斯犹豫了一下。

“有些人不喜欢中国人，”他说，“说中国人……和我们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托马斯想了很久，说：“其实没什么不一样。我以前不懂，现在懂了。”

阿福看着他，忽然笑了。

“你是一个好人，Thomas。”

“你也是，Ah Fu。”

两个月的养伤期结束后，托马斯拄着拐杖站了起来。他的左腿留下了永久的伤残——走路会微微跛，不能跑，不能跳，也不能长时间站立。但他活了下来。

他站在阿福的棚屋门口，看着远处的金矿区，深吸了一口气。

“阿福，”他说，“我要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永远站在你这边。你是我的兄弟。”

阿福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兄弟，”他用英语说，“Brother。”

两个人握了握手。托马斯的力气很大，阿福的手被握得有点疼，但他没有抽回来。

他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握手。这是一个承诺。

第四章 风暴

一八五四年，金矿区的气氛变了。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托马斯说不清楚。也许是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涌入矿区的时候，也许是当欧洲矿工发现自己的收获越来越少而中国人的收获越来越多的时候，也许是当有人在酒馆里喝醉了酒、开始煽动“清理中国人”的时候。

托马斯注意到，欧洲矿工们看中国人的眼神变了。

以前是好奇和不屑，现在变成了嫉妒和敌意。他们不再叫中国人“Chinaman”——这个称呼虽然不尊重，但至少还算中性。他们开始叫更难听的名字：“黄皮猴子”“蝗虫”“偷金贼”。

“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有一天威廉从镇上回来，脸色很不好看，“他们说中国人把金子都偷走了。他们说中国人用卑鄙的手段——在别人废弃的矿井里翻找、在别人睡觉的时候偷偷挖、用 witchcraft 找金子——全是胡说八道！”

“谁在说？”

“所有人。杰克·莫里森那帮人。他们在酒馆里天天说，煽动大家去‘教训’中国人。”

托马斯沉默了一会儿。

“莫里森，”他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

杰克·莫里森，一个爱尔兰人，三十五六岁，高大魁梧，红头发，满脸横肉。他是矿区最早的一批矿工之一，但运气不好，一直没有挖到大脉。他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中国人抢了他的机会”——尽管他的矿井和阿福的矿井隔了三条山谷。

“这个人很危险，”托马斯说，“他不是那种只会在酒馆里吹牛的人。”

“我知道。他已经在串联了。上周他去了三个矿区，到处找人喝酒，说‘白人的金子被黄种人抢走了，我们要把它夺回来’。”

托马斯握紧了拳头。

“阿福知道吗？”

“我不知道。你应该告诉他。”

当天晚上，托马斯拄着拐杖去找阿福。阿福正在棚屋里算账——他把这段时间挖到的金子积攒起来，准备寄回家乡。那些金子装在一个小布袋里，大约有四五盎司，值二十多英镑。对于阿福来说，这是他一辈子里见过的最大一笔钱。

“阿福，”托马斯坐在他身边，“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事？”

“矿区里的人……有些人对中国人很不友好。你知道的。”

阿福点了点头。他不是不知道——他每天都能感受到那些目光，那些窃窃私语，那些故意吐在地上的口水。但他选择忽略。他来澳洲是赚钱的，不是来打架的。

“不只是不友好，”托马斯压低声音，“他们要动手了。”

阿福的手停住了。

“什么意思？”

“莫里森那帮人，他们在策划一次袭击。抢劫中国人的金子，烧中国人的棚屋，把中国人赶出矿区。”

阿福的脸色变了。他看了看桌上的小布袋，又看了看托马斯。

“你怎么知道的？”

“今天在镇上，我去买工具，路过酒馆的时候听到的。他们在角落里密谈，以为没人听到。但他们喝多了，声音很大。”

“什么时候？”

“后天晚上。”

阿福沉默了很长时间。

“阿福，”托马斯说，“你必须离开。带着你的金子，离开这里。”

“去哪里？”

“去我哥哥的农场。他在东边的山谷买了一块地，准备种粮食。那里安全。”

阿福摇了摇头。

“我不能走。阿林、阿德、阿财、阿贵、阿兴——他们都在这。我走了，他们怎么办？”

“你可以告诉他们，让他们一起走。”

“他们不会走的。他们好不容易挖到了金子，不舍得走。”

托马斯急了：“不走，金子就会被抢走！人也会被打伤！”

阿福抬起头，看着托马斯。他的眼睛很平静，但托马斯能看到里面的东西——不是恐惧，是一种深沉的、被压抑的愤怒。

“Thomas，”阿福说，“我问你一件事。”

“什么？”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

托马斯张了张嘴，但没有说出话。

他想了想。如果他站在阿福的位置上——辛辛苦苦挖了两年的金子，攒下的每一粒都是血汗换来的，现在有人要来抢——他会怎么做？

他会反抗。

“我会反抗，”他诚实地说。

阿福点了点头。

“但我们打不过他们，”他说，“他们人多，有枪。我们不能硬拼。”

“那怎么办？”

阿福想了很久。

“你帮我一个忙，”他终于说。

“什么忙？”

“把你的窝棚借给我。后天晚上，我把金子和重要的东西藏到你的窝棚里。你的窝棚在欧洲矿区，他们不会搜到那里。”

“没问题。”

“还有，”阿福犹豫了一下，“你能不能……帮我守着？”

“不用你说。我就在那里。”

二

两天后的傍晚，托马斯在自己的窝棚里等着。

他的窝棚在欧洲矿区的边缘，离中国人的营地有半里路。窝棚不大，是用帆布和木板搭的，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件工具。但在床底下，他挖了一个地窖——不大，刚好够一个人蹲在里面。

天黑之后，阿福来了。他背着一个包袱，里面装着那袋金子和几件换洗的衣服。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托马斯能看出他在紧张——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来了？”

“来了。”

阿福把包袱放进地窖，自己也跟着钻了进去。托马斯把工具和杂物堆在上面，把地窖口盖得严严实实。

“你待在这里，”托马斯说，“不要出声。”

“你呢？”

“我在外面。如果他们来搜我的窝棚，我就说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他们会打你。”

“不会的。我也是白人。他们不会打自己人。”

阿福没有说话。黑暗中，托马斯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能感觉到阿福的目光——那种信任和担忧交织在一起的目光。

托马斯盖上地窖的盖子，坐在床上，等待着。

夜越来越深。矿区渐渐安静下来，只有远处的狗叫声和风吹过帆布的声音。托马斯坐在黑暗中，手里握着一把铁锹——这是他唯一的武器。

大约在午夜时分，他听到了声音。

喊叫声、打砸声、哭喊声，从中国人营地的方向传来。声音很遥远，但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格外清晰。托马斯能分辨出莫里森的声音——那种沙哑的、充满暴力的咆哮。

“砸！全砸了！把金子找出来！”

然后是玻璃破碎的声音、木板断裂的声音、帆布被撕开的声音。还有人的惨叫声——那是一个中国人的声音，托马斯听不出是谁。

他的手指在铁锹柄上攥得发白。他想冲出去，想阻止这一切，但他知道出去也是送死。他能做的，只有坐在这里，守着地窖里的阿福。

地窖里很安静。阿福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托马斯知道他在听着。那些喊叫声、打砸声、惨叫声，每一声都像刀子一样扎在他的心上。

袭击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

当声音渐渐平息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托马斯推开窝棚的门，看到远处的中国人营地一片狼藉——棚屋被推倒了，工具被砸烂了，几个中国人躺在地上呻吟。莫里森那帮人已经走了，带着他们抢走的金子和值钱的东西。

托马斯回到窝棚里，移开工具，打开地窖的盖子。

阿福坐在里面，双手抱着膝盖，脸色苍白。他没有哭，但他的眼睛红红的，嘴唇咬出了血。

“出来吧，”托马斯说，“他们走了。”

阿福爬出地窖，站在窝棚门口，看着远处的废墟。

“阿林，”他忽然说，“阿林在哪里？”

他跌跌撞撞地跑向中国人的营地。托马斯跟在后面。

营地已经不成样子了。十几间棚屋被推倒或烧毁，工具散落一地，锅碗瓢盆被砸得稀烂。几个中国人蹲在地上，有的在哭，有的在包扎伤口，有的在废墟里翻找东西。

阿福找到了阿林。阿林靠在一棵树下坐着，额头上有道口子，血顺着脸往下淌。他的包袱不见了——里面装着他在澳洲两年攒下的所有金子。

“阿林！”阿福蹲下来，“你怎么样？”

“我没事，”阿林的声音很平静，但手在发抖，“金子……金子被他们抢走了。”

“人没事就好。金子可以再挖。”

阿林摇了摇头。

“两年了，”他说，“两年的心血。全没了。”

他低下头，肩膀开始颤抖。他没有哭出声，但阿福能看到眼泪从他的指缝里滴下来。

阿福蹲在他身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会好的，”他说，“会好的。”

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也不太相信。

三

袭击之后的几天里，矿区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平静。

欧洲矿工们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莫里森那帮人得意洋洋地在镇上喝酒，用抢来的金子付账。没有人报警——在这个远离法律的地方，拳头就是法律。

托马斯去找过矿区的主管，一个叫哈里斯的中年人，据说是维多利亚殖民地政府派来的。哈里斯坐在他的木板办公室里，听完托马斯的陈述，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我很同情那些中国人，”哈里斯说，“但我能做什么？这里是矿区，不是伦敦。我没有警察，没有军队，我甚至没有一把像样的枪。”

“你可以把莫里森抓起来。”

“抓他？用什么抓？用我的两只手？”哈里斯苦笑了一下，“贝克先生，你是个好人，但你不懂这里的规矩。在矿区，谁拳头硬谁就是老大。如果你想帮那些中国人，最好劝他们离开这里。”

“离开？去哪里？”

“哪里都行。墨尔本、悉尼、或者回中国。反正别待在这里了。莫里森说了，这次只是警告。下次，他不会再留活口。”

托马斯站在哈里斯的办公室里，气得浑身发抖。但他知道哈里斯说的是实话。在这个地方，没有人会为中国人主持公道。

他回到营地，找到阿福。

“阿福，”他说，“你必须离开矿区。”

阿福沉默了很久。

“去哪里？”他终于问。

“去我哥哥的农场。威廉在东边的山谷买了一块地，准备种粮食。他说过，如果你愿意去，他可以给你一块地，让你种菜。”

“种菜？”

“对。你种菜的手艺那么好，在矿区都能种出那么好的菜，到了农场一定能种得更好。镇上的人需要蔬菜，你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

阿福看着远处的废墟——他的棚屋也被烧了，菜园被踩得一塌糊涂。两年的时间，所有的东西，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我考虑一下，”他说。

“别考虑了，”托马斯握住他的肩膀，“阿福，你是我的兄弟。我不会害你。”

阿福看着托马斯的眼睛。那双深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让阿福感到安心——那是一种真诚的、不带任何杂质的关心。

“好，”他说，“我去。”

四

阿福走的那天，托马斯送了他一程。

阿林和阿德他们也走了——有的去了别的矿区，有的去了墨尔本，有的回了中国。六个人一起来澳洲，现在各奔东西。

“你会回来的，对吧？”阿福问托马斯。

“我？我可能还要在矿区待一阵子。我的腿不好，干不了别的。”

“你的腿……”阿福看了看托马斯的左腿，“还疼吗？”

“有时候疼。尤其是下雨天。”托马斯笑了笑，“但没关系。活着就好。”

两个人站在山谷的分岔口，面对面站着。风从山谷里吹过来，带着桉树的气味和远处矿区的灰尘。

“Thomas，”阿福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救了我的金子。谢谢你救了……我。”

“你也救了我的命。我们扯平了。”

阿福摇了摇头。

“不。你救的不只是我的命。你救了我的……怎么说……”他想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词，“尊严。”

托马斯看着他，忽然伸出手来。

“再见了，兄弟。”

阿福握住他的手。

“再见。”

两个人握了很久。然后阿福转过身，背着他的包袱，沿着山谷的小路向东走去。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来，朝托马斯挥了挥手。

托马斯站在山谷口，看着阿福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山丘后面。

他站在那里很久，直到风吹干了脸上的泪。

第五章 扎根

威廉的农场在东边的长龙山谷，离金矿区大约半天的路程。

说是农场，其实只是一片荒地。威廉花了一笔钱买下这块地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他疯了——这里离矿区太远，离镇上也不近，土壤看起来也不肥沃，种什么都长不好。

但威廉有他的想法。他看到的是未来——金矿总有挖完的一天，但人要吃饭。移民越来越多，粮食和蔬菜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种地虽然发不了大财，但至少稳当，不会像挖金子一样大起大落。

阿福到达农场的时候，威廉正在盖房子。那是一间木头房子，不大，但比矿区的棚屋结实多了。威廉看到阿福，放下手里的锤子，走过来。

“来了？”

“来了。”

“吃饭了吗？”

“还没有。”

威廉从屋里端出一碗粥和一块面包，递给阿福。

“将就着吃。等你有菜园了，就能吃好点了。”

阿福接过碗，喝了一口粥。粥是白水煮的，没有盐，没有菜，寡淡无味。但他没有说什么——他知道威廉也不容易，一个人在这里开荒，能吃上热粥就不错了。

吃完饭，阿福开始在农场里转悠。他蹲下来捏了捏土，把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用舌头舔了一下。

“怎么样？”威廉走过来问。

“土不肥，”阿福说，“但能用。要施肥。”

“施肥？用什么肥？”

“人粪、牛粪、草木灰。什么都行。”

威廉皱了皱鼻子，但点了点头。

“听你的。你说了算。”

阿福在农场旁边选了一块地，大约三亩，靠近溪水。他开始用从中国带来的方法整地——先把地翻一遍，把大块的土敲碎，然后挖沟做畦，把地分成一块一块的小方块。

“你这是做什么？”威廉好奇地问。

“做畦。一块地种一样菜，轮着种。这块地的肥用完了，就换下一块。让地歇一歇，肥就回来了。”

威廉看着阿福蹲在地里，用手把土块捏碎，像在揉面团一样仔细，忍不住笑了。

“你种菜跟绣花一样。”

“地要用心养，”阿福说，“地养好了，它就养你。”

这句话，和他在矿区对托马斯说的一模一样。

二

阿福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整地。

他先从溪边挑水，把地浇透，然后撒上一层草木灰——这是他烧了三天三夜的灌木攒下来的。他又去附近的牧场，找牧民要了一些牛粪，和泥土拌在一起，铺在地里。

威廉看着他的做法，半信半疑。

“这些东西真的能让菜长得好？”

“能。我在中国就是这么种的。三亩田，一年两季，够一家人吃。”

“三亩地才够一家人吃？在澳洲，一个人就要种几十亩。”

“种法不一样。你们种地是靠天吃饭，我们种地是靠手吃饭。”

威廉被这句话噎住了，但不得不承认阿福说得有道理。

地整好之后，阿福开始种菜。他带来的种子不多——一些白菜籽、芥蓝籽、萝卜籽，还有几粒丝瓜籽，用布包了好几层，一路从广州带到这里。他把种子泡了一夜，然后小心翼翼地播到土里，盖上薄薄的一层土，再浇上水。

接下来的日子，阿福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蹲在菜地里看菜苗有没有长出来。威廉觉得他疯了——“菜苗不会因为你盯着就长得快”。但阿福不听。他就是要看着。

第七天，第一棵菜苗破土而出。

那是一棵小白菜，嫩绿色的两片叶子，顶着一点点泥土，在晨光中微微颤抖。阿福蹲在旁边，看了很久，脸上露出了这两个月来的第一个笑容。

“出来了，”他自言自语，“出来了。”

一个月后，菜园已经是一片绿色了。白菜、芥蓝、萝卜，一行行，一畦畦，整整齐齐，像一幅画。威廉站在菜园边上，目瞪口呆。

“我的天，”他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用心，”阿福说。

他还做了一个更让威廉吃惊的东西——水车。

阿福在溪边用木头做了一个水轮，利用水流的力量带动轮子转动，把溪水提升到一个高处的蓄水池里，再通过竹管引到菜地里。这样一来，他不用每天挑水浇地，水会自动流到每一畦菜地里。

“这是谁教你的？”威廉问。

“我在中国见过的。我们那边种田都用这种法子。”

威廉摇了摇头，感叹道：“中国人……你们真了不起。”

三

阿福的蔬菜第一次上市，是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

长龙古镇有一个小小的集市，每星期六开市。镇上的人不多——几百个居民，加上附近的农场主和矿工，总共也就千把人。集市上卖的东西很有限：咸肉、面包、鸡蛋、牛奶，偶尔有一些水果，但新鲜蔬菜几乎没有。

阿福挑着两筐菜——白菜、芥蓝、萝卜、几把葱——走了五里路，来到集市上。他把菜摆在路边，蹲在筐子后面，等着顾客上门。

第一个顾客是一个中年妇女，穿着碎花裙子，手里提着一个篮子。她走到阿福的菜摊前，停下来，好奇地看着那些绿油油的蔬菜。

“这是什么？”她指着白菜问。

“白菜。中国的白菜。”

“中国菜？能吃吗？”

“好吃。炒着吃，煮汤吃，都好吃。”

妇女犹豫了一下，拿起一棵白菜翻了翻。叶子很新鲜，水灵灵的，没有虫眼。她闻了闻，有一股清甜的气味。

“多少钱一棵？”

“三便士。”

“三便士？太贵了吧。面包才两便士一个。”

“面包天天吃，菜不是天天有。三便士不贵。”

妇女犹豫了一会儿，最终买了一棵白菜和两把葱。她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似乎对自己花的钱有些后悔。

但第二个星期六，她又来了。

“上次那个白菜，怎么炒的？”她问阿福。

“放油，放蒜，大火快炒。”

“我炒了，很好吃。我丈夫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今天再给我两棵。”

阿福笑了。

从那天起，阿福的菜摊前开始排队了。他的蔬菜新鲜、品种多、价格公道，而且一年四季都有——白菜和萝卜是秋冬的，芥蓝和丝瓜是春夏的，轮着来，从不间断。镇上的人开始习惯每星期六来买中国菜，有些人甚至专门从矿区赶来，就为了买阿福的白菜。

阿福的生意越来越好。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就雇了两个帮工——一个是镇上的少年，叫汤姆；一个是和他一样从中国来的年轻人，叫阿明。他把菜园从三亩扩大到十亩，又建了一个温室——用木头和玻璃搭的，冬天也能种菜。

一年下来，阿福算了一笔账。他赚了将近一百英镑。

一百英镑。

他在矿区挖了两年的金子，也不过攒了二十多英镑。种菜一年，赚了五倍。

他把大部分钱寄回了四平村。汇款单上写着：福贵收。附言：爹，儿在澳洲安好，请勿念。寄回一百银元，请翻修老屋。

他不知道，当那张汇款单到达四平村的时候，父亲福贵捧着它，手抖得像风中的树叶。母亲黄氏哭了一整天，又笑了一整天。

一百银元。在四平村，这够盖半栋青砖大屋了。

四

托马斯来看阿福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

他的腿好多了，走路虽然还跛，但已经不用拐杖了。他在矿区又待了几个月，但收获越来越少，加上腿不方便，干不了重活，决定也来农场帮威廉。

“你的菜园？”托马斯站在菜园边上，瞪大眼睛，“这是你的菜园？”

“是。”

“这……这比我们在约克郡见过的任何菜园都好！”

阿福笑了，露出两颗虎牙。

“要不要吃顿饭？我用自己种的菜做。”

“好。”

阿福在棚屋外面支起一口铁锅，用自己种的白菜、萝卜和葱，加上一块咸肉，煮了一大锅汤。托马斯坐在旁边，看着他熟练地切菜、炒菜、加水、调味，动作行云流水，像在变魔术。

汤煮好了。阿福舀了一碗递给托马斯。

托马斯喝了一口，烫得嘶了一声，但随即瞪大了眼睛。

“这是什么汤？这么好喝？”

“白菜咸肉汤。我家乡的做法。”

“你家乡？广州？”

“对。广州三水县。一个小村子。”

托马斯又喝了一口，闭上眼睛。

“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汤，”他说，“真的。”

阿福看着他，忽然说：“Thomas，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

“我想留下来。不回中国了。”

托马斯放下碗，看着他。

“为什么？你不是说要赚了钱回去盖房子娶媳妇吗？”

“房子已经盖了，”阿福说，“我寄了一百银元回去，我爹用那笔钱把老屋翻修了。至于娶媳妇……”他停顿了一下，“我觉得，我可能在这里娶。”

“这里？娶澳洲女人？”

“也许。”

托马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

“阿福，”他说，“你变了。”

“哪里变了？”

“你刚来的时候，只想赚钱回家。现在，你想在这里扎根了。”

阿福想了想，点了点头。

“是的。这里……这里给了我机会。在中国，我永远只是一个种田的穷小子。在这里，我可以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虽然有人欺负我，但也有像你这样的朋友帮我。这里……这里是我的家了。”

托马斯伸出手，拍了拍阿福的肩膀。

“好，”他说，“那就留下来。我们一起。”

第六章 连理

珍妮·贝克第一次注意到阿福，是在一个夏天的午后。

她刚从镇上回来，提着一篮子采购的东西，走在农场的土路上。太阳很毒，晒得她脸红扑扑的，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她走到菜园边上，想找个阴凉的地方歇一歇，忽然看到菜园里有个人在干活。

是阿福。

他蹲在菜地里，正在给白菜浇水。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每一棵菜都浇到，不多不少。他的草帽歪在一边，露出一截辫子盘在头顶上。他的衬衫被汗水湿透了，贴在背上，露出精瘦的肌肉线条。

珍妮站在篱笆外面，看了他很久。

她以前也见过阿福——他来农场的时候她就见过，但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在她的印象里，阿福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国人，个子不高，瘦瘦的，说话带着奇怪的口音，大部分时间都蹲在菜地里。

但今天，她忽然觉得他不一样了。

也许是阳光的缘故，也许是她心情的缘故，她忽然觉得阿福蹲在菜地里的样子很好看。不是那种英俊的好看，而是一种认真的好看——那种专注于一件事、心无旁骛的样子，让人觉得很安心。

“你好，”她忍不住开口了。

阿福抬起头，看到她，微微一愣，然后站起来。

“你好，珍妮小姐。”

“叫我珍妮就好。你在做什么？”

“浇水。天太热了，菜要渴死了。”

珍妮笑了笑，走进菜园。她蹲下来，摸了摸白菜的叶子。叶子很嫩，翠绿翠绿的，上面还有水珠。

“你种的菜真好看，”她说，“比我妈种的还好。”

“你妈妈也种菜？”

“以前在英国的时候种过。到了澳洲就不种了。”

阿福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他不是那种话多的人。

珍妮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土。

“我帮你浇水吧，”她说。

“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没关系，反正我也没事做。”

珍妮拿起水瓢，学着阿福的样子，一棵一棵地浇水。她的动作没有阿福那么熟练，水有时浇多了，有时浇少了。阿福看了几次，忍不住笑了。

“不是这样。要浇在根部，不要浇在叶子上。浇多了根会烂，浇少了菜会蔫。”

“那你教我。”

阿福犹豫了一下，走到她身边，接过水瓢，做了一个示范。两个人的手碰到了一起，珍妮的手很热，阿福的手很凉。他们都愣了一下，然后同时缩回了手。

珍妮的脸红了。她低下头，假装在整理裙子。

阿福没有说话，但他转过身去的时候，嘴角微微翘了起来。

二

从那以后，珍妮经常来菜园帮忙。

她说是帮忙，其实只是想和阿福待在一起。她觉得阿福和别人不一样——矿区里的年轻人，要么粗鲁，要么无聊，要么酗酒，要么赌博。阿福不一样。他安静、勤劳、聪明，说话轻声细语，从不发脾气。他蹲在菜地里的样子，让珍妮想起圣经里的农夫——那种与土地对话的人。

阿福对珍妮的感情很复杂。

他喜欢她——这一点他很清楚。她活泼、开朗、善良，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月亮。她从不因为他是中国人而看不起他，也不因为他穷而嫌弃他。她帮他浇水、除草、收菜，有时候还会给他带一些自己做的小点心。

但他也害怕。

在中国，白人和中国人通婚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澳洲，他也很少听说这样的事情。他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珍妮，怕她因为自己而受到伤害，怕自己配不上她。

有一天，珍妮帮他收完萝卜，坐在菜园边上休息。她忽然问他：“阿福，你在中国的家里，有媳妇吗？”

“没有。”

“有过喜欢的人吗？”

阿福沉默了一会儿。

“有一个，”他说，“隔壁村的姑娘。”

“然后呢？”

“我没有钱，娶不起。”

珍妮低下头，用手拨弄着一根草。

“那现在呢？”她问，“现在你有钱了。你还喜欢她吗？”

阿福摇了摇头。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应该已经嫁人了。”

“那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阿福的心跳快了。他低着头，不敢看珍妮的眼睛。

“有，”他说，声音很小。

“谁？”

阿福没有回答。他站起来，拿起工具，走了。

珍妮坐在菜园边上，看着他的背影，咬了咬嘴唇。

三

威廉看出了端倪。

他是过来人，一眼就看出来女儿和阿福之间有事。他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观察了一段时间。

他观察到的是：阿福对珍妮很尊重，从不越轨；珍妮和阿福在一起的时候笑得很开心；阿福干活更卖力了——好像要证明什么；珍妮的眼神总是追着阿福转。

一天晚上，威廉把阿福叫到屋里。

阿福坐在他对面，神情紧张，像等待宣判的犯人。

“阿福，”威廉开门见山，“你喜欢珍妮？”

阿福的脸一下子红了。他张了张嘴，想否认，但最终点了点头。

“是。”

“你想娶她？”

“我……”阿福低下头，“我不敢想。”

“为什么不敢想？”

“我是中国人。她是白人。别人会说闲话。”

“别人是别人，我是我。”威廉看着他，“我只问你一件事。你对珍妮是真心的吗？”

“是。”

“你会对她好吗？”

“我会用我的命对她好。”

威廉沉默了很久。他想起自己的妻子——珍妮的母亲——在珍妮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一个人把珍妮拉扯大，最大的愿望就是她能找一个靠谱的人。阿福虽然是个中国人，但他勤劳、诚实、聪明，人品没得说。在矿区的时候，他救了托马斯的命；到了农场，他把菜园经营得有声有色。这样的年轻人，比那些只会喝酒吹牛的欧洲小伙子强一百倍。

“好吧，”威廉说，“我同意。但你要自己去跟珍妮说。她要是也愿意，那就娶。”

阿福抬起头，眼睛里全是光。

“谢谢您，威廉先生。”

“别叫我威廉先生。叫我威廉。”

“谢谢……威廉。”

四

阿福是在菜园里向珍妮求婚的。

那天傍晚，夕阳把菜园染成了金黄色。白菜和芥蓝在晚风中轻轻摇摆，丝瓜藤爬满了架子，黄色的花开得正盛。

珍妮蹲在地里摘菜，阿福走到她身边，蹲下来。

“珍妮，”他说。

“嗯？”

“我有话跟你说。”

珍妮抬起头，看到阿福的脸红得像煮熟的虾。

“什么话？”

阿福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那是一枚戒指——不是金的，是银的，是他用攒下的钱在镇上银匠那里打的。戒指上刻着一朵简单的花，和玛丽给托马斯的那枚戒指有些相似。

“珍妮，”他说，声音在发抖，“我想娶你。你愿意吗？”

珍妮看着那枚戒指，愣住了。

然后她的眼泪掉下来了。

“你……你怎么不早点说？”她哽咽着说。

“我怕你嫌弃我。”

“我怎么会嫌弃你？你这个笨蛋。”

她伸出手，让阿福把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戒指有点大，阿福说：“明天我去改小一点。”

珍妮笑了，笑得眼泪还挂在脸上。

“不用改，我用线缠一下就行。”

两个人蹲在菜地里，面对面地笑了。

夕阳落下去了，天边还有最后一抹红。丝瓜花在风中轻轻摇晃，像是在点头。

五

一八五五年秋天，阿福和珍妮在长龙古镇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

那是镇上第一桩华人与白人的婚姻。

消息传开的时候，镇上议论纷纷。有人说：“中国人娶白人姑娘？成何体统！”有人说：“珍妮那丫头是不是疯了？”也有人说：“那个中国人挺能干的，种菜种得好，人也不错。”

但更多的人是好奇。他们想看看，一个中国人的婚礼是什么样子的。

婚礼按照两种传统进行。

上午，在教堂里，阿福穿着西装——那是托马斯陪他去镇上买的，深蓝色，有点大，但穿在他身上很精神。珍妮穿着白婚纱，头上戴着花环，挽着父亲威廉的胳膊，走过红地毯。

牧师问：“你愿意娶珍妮·贝克为妻吗？”

阿福说：“我愿意。”

牧师问：“你愿意嫁给阿福为妻吗？”

珍妮说：“我愿意。”

托马斯站在阿福身后，做他的伴郎。他看着阿福的背影，忽然想起三年前那个在溪边洗衣服的瘦小中国人。那时候，谁能想到今天？

下午，在农场里，他们按照中国的传统又办了一次。阿福在棚屋门口贴了红对联，挂了红灯笼，做了几桌中国菜——白切鸡、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他穿着从中国带来的长袍马褂——那是他压箱底的衣服，一直舍不得穿。珍妮换上了一件红色的旗袍——阿福托人从墨尔本的中国商店买来的。

威廉端着酒杯，站起来说：“今天是我女儿大喜的日子。我没什么文化，不会说漂亮话。我就说一句：阿福是个好小伙子，珍妮交给他，我放心。”

托马斯也站起来：“阿福救过我的命。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珍妮，你嫁给他，是你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

珍妮笑了，脸红红的。阿福低着头，嘴角翘得老高。

那天晚上，阿福和珍妮坐在菜园边上，看着满天的星星。

“阿福，”珍妮靠在他肩膀上，“你说，我们会生几个孩子？”

“你喜欢几个？”

“四个。两个男孩，两个女孩。”

“那就四个。”

“你希望他们像谁？”

阿福想了想。

“像你。像你好看。”

珍妮笑着打了他一下。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跟你学的。”

星星在头顶闪烁，丝瓜花在夜风中轻轻摇晃。远处的山谷里，有袋鼠在跳来跳去，发出咚咚的声音。

阿福想起了四平村。想起了村口的大榕树，想起了水田里的稻花香，想起了母亲在油灯下织布的样子。他想起了那首《金山歌》：

“……不怕苦来不怕难，只怕家中老母盼。挖到金子一袋袋，盖起大屋亮堂堂。娶个媳妇生贵子，光宗耀祖把名传。”

他的金山梦，实现了。但实现的不是金子，而是一片土地，一个女人，一个家。

珍妮后来真的生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老大叫福威廉（William Fú），老二叫福玛丽（Mary Fú），老三叫福约翰（John Fú），老四叫福安娜（Anna Fú）。

孩子们长得很像珍妮——高鼻梁，深眼窝，金棕色的头发（威廉和玛丽是金发，约翰和安娜是棕发）。但他们的眼睛是黑色的——阿福的眼睛。他们的皮肤也带着亚洲人的光泽，微微偏黄，像被太阳晒过一样。

邻居们看到这些孩子，总是很困惑。他们看起来像欧洲人，但又不完全像。有人问：“你们是什么人？”孩子们会说：“我们是澳洲人。”但如果再问一句“你们的爸爸是哪里人”，他们会说：“中国。”

阿福从不强迫孩子们学中国文化。但他会在吃饭的时候用筷子，会在春节的时候包饺子，会在孩子们睡觉前用广东话讲故事。孩子们觉得好玩，就跟着学。不知不觉中，他们都学会了说广东话，虽然带着浓重的澳洲口音。

珍妮有时会抱怨：“你们在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阿福笑着说：“我们在说你的坏话。”

珍妮假装生气，拿起扫帚追他。孩子们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

第七章 龙脉

一百六十多年后。

二零二四年，农历正月初一。维多利亚州，长龙古镇。

艾米丽·福把车停在镇口的老橡树下，走下来，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中有一股熟悉的气味——桉树、干草、泥土，还有远处飘来的烧烤烟味。这是她从小闻到大的气味，是家的气味。

艾米丽今年三十二岁，在墨尔本做律师。她的头发是金棕色的，眼睛是碧蓝色的，鼻子高挺，皮肤白皙——从外表上看，她就是一个典型的澳洲姑娘。但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她的眼睛形状和普通的欧洲人不太一样——微微上挑，像猫一样，那是她曾曾祖父阿福留给她的印记。

她的全名是艾米丽·罗斯·福（Emily Rose Fú）。她的姓氏“Fú”经常被人念错——有人念成“福”，有人念成“夫”，有人干脆念成“Foo”。每次被人问起，她都会耐心地纠正：“念‘福’，像‘福气’的‘福’。”

今年春节，福家有三十多口人从澳洲各地赶回来聚会。墨尔本的、悉尼的、堪培拉的、珀斯的——甚至还有一个从伦敦飞回来的表弟，在英国读书，趁着假期回来过年。

艾米丽的父亲老威廉——对，也叫威廉，这个名字在福家传了好几代——已经八十岁了，头发全白了，但精神矍铄。他站在门口迎接每一个回来的人，用广东话说：“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老威廉的外表已经看不出多少华人特征了——白皮肤，蓝眼睛，灰白的胡子——但他会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会用毛笔写春联，会做正宗的萝卜糕。他的妻子——艾米丽的母亲——是英国人后裔，但几十年的婚姻让她也学会了包饺子和煲汤。

“爷爷，”艾米丽走过去，亲了亲老威廉的脸颊，“新年好。”

“新年好，乖女。”老威廉用广东话回答，“瘦了。是不是又不好好吃饭？”

“没有，我在健身。”

“健身不如吃饭。来，进屋吃萝卜糕。”

二

福家的老屋还在。

那是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农舍，白色的木墙，铁皮屋顶，门前有一棵巨大的桉树。一百六十多年了，房子翻修了好几次，但基本的结构没变。屋后那片菜园也还在——虽然现在已经不种菜了，改成了一个花园，但阿福当年修建的那条水渠还在，石头砌的，虽然长满了青苔，但依然牢固。

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老照片，已经泛黄了，边角有些破损。照片上是一个穿着清朝马褂的中国青年，站在菜园里，身边是一个穿着维多利亚时代长裙的澳洲少女。青年瘦瘦的，戴着草帽，笑得很腼腆；少女活泼开朗，挽着他的胳膊，笑得很灿烂。

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阿福与珍妮，1855年。

艾米丽每次回来，都会在这张照片前站一会儿。

她看着照片上的阿福——她的曾曾祖父——想象着一百六十多年前，这个从广东农村来的年轻人，如何在大洋彼岸的土地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他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什么背景，甚至不会说英语。但他有两只手，一颗心，和一个梦想。

他的梦想实现了。不只是金子，而是一片土地、一个家族、一段历史。

“你知道吗，”老威廉走到她身边，“你的曾曾祖父阿福，刚到澳洲的时候，身上只有三十八块银元和一包家乡的泥土。”

“我知道，爷爷。你说了很多次了。”

“说了很多次你也没记住。是三十八块，不是四十块。”

艾米丽笑了。

“我会记住的，爷爷。三十八块。”

三

下午四点，舞龙开始了。

这是长龙古镇每年春节的传统节目。舞龙队由镇上的居民组成——有福家的后代，也有其他华人移民的后代，还有一些纯粹是觉得好玩的本地人。他们穿着红色的T恤，上面印着金色的龙，举着一条红金相间的长龙，穿行在十九世纪留下的石板街上。

龙很长，有十五节，需要二十多个人来舞。龙头很重，举龙头的是艾米丽的堂兄杰克——一个一米八五的金发大汉，在墨尔本当建筑工人。他举着龙头，在前面领路，后面的人跟着他的节奏，让龙身起伏翻滚，像真的在云中飞翔。

锣鼓声响起。钹、锣、鼓，都是中国式的，敲得震天响。镇上的人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站在街边观看。有白人、有华人、有印度人、有原住民——各种肤色，各种面孔，都在笑着，拍着手，跟着锣鼓的节奏摇摆。

艾米丽站在人群中，看着那条龙在街上飞舞。

龙的眼睛是金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龙身是用绸缎做的，红色和金色相间，每一片鳞片都绣得精致。龙尾是一个年轻人举着的——那是艾米丽的表弟，从伦敦飞回来的那个，举着龙尾跑得满头大汗，但笑得很开心。

舞龙的队伍经过镇上的老教堂——就是一百六十多年前阿福和珍妮结婚的那座教堂。教堂还在，只是翻新了好几次，外墙刷了一层新的白漆。但门口的石阶还是原来的，被一百六十多年的脚步磨得光滑如镜。

队伍经过威廉的老农场——现在已经不是农场了，变成了一个社区公园。但那间木头房子还在，被改造成了一个小型博物馆，里面陈列着阿福当年的农具、水车的模型，还有那张“阿福与珍妮”的老照片的复制品。

队伍最后停在镇中心的小广场上。舞龙队做了一个精彩的收尾——龙头高高昂起，龙身盘成一圈，龙尾在中间摆动。围观的人鼓掌欢呼，孩子们尖叫着跑来跑去。

艾米丽站在广场边上，看着这一切，忽然觉得眼眶发热。

她想起老威廉说过的一句话：“龙在长龙，舞了一百多年了。只要福家还有一个人在，龙就不会停。”

四

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

三张长桌子拼在一起，铺上红桌布，上面摆满了菜。有中国菜——白切鸡、红烧肉、清蒸鱼、萝卜糕、饺子、汤圆。也有澳洲菜——烤羊排、肉派、蔬菜沙拉、奶油蛋糕。筷子旁边放着刀叉，酱油瓶子旁边放着番茄酱。

老威廉坐在主位上，举起酒杯。

“来，大家一起干杯。”

“干杯！”三十多个人一起喊。

老威廉放下杯子，看着满桌的子孙，忽然感慨起来。

“你们知道吗，”他说，“你们的曾曾祖父阿福，当年在矿区被人欺负，差点被人打死。但他的朋友托马斯救了他，帮他保住了金子，帮他找到了出路。没有托马斯，就没有我们福家。”

艾米丽问：“爷爷，托马斯的后人还在吗？”

“在。他们还在澳洲。在墨尔本，有一个叫贝克的人，每年都会给我们寄圣诞卡。他是托马斯的曾孙。我们还有联系。”

“真的？我可以去找他吗？”

“当然可以。他叫彼得·贝克，是个退休的老师。我把他的地址给你。”

艾米丽点了点头。她决定回墨尔本之后就去找彼得·贝克。

她想看看，一百六十多年前那段跨越种族和文化的友谊，在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

五

年夜饭后，艾米丽一个人走到屋后的菜园——不，现在是花园了。

月亮很圆，照在花园里，照在那条古老的水渠上。水渠里还有水，在月光下闪着银色的光。她蹲下来，用手摸了摸水渠的石壁——石头很光滑，被水流磨了一百六十多年。

她想起了那张老照片。阿福和珍妮，站在菜园里，一个腼腆，一个活泼。他们不知道，一百六十多年后，他们的后代会在澳洲的土地上生活、工作、欢笑、哭泣。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血脉会融进这片土地，像那条水渠一样，无声地流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艾米丽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一张照片。那是她今天在博物馆拍的——阿福当年的农具，一把铁锹，已经锈迹斑斑。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福阿福（Ah Fu），1827-1898，来自中国广东。1850年来澳，先为矿工，后为农夫。他是长龙古镇最早的华人移民之一，也是最早与欧洲裔通婚的华人之一。他的后代至今仍居住在长龙地区。”

她把照片放大，看着那把铁锹的锈迹。

这把铁锹，阿福曾经握在手里，用它挖过金矿、翻过土地、建过水渠。这把铁锹，见证了一个人的梦想、奋斗、爱与希望。

她站起来，抬头看着月亮。

月亮很圆，很亮。和一百六十多年前阿福在四平村看到的月亮，是同一个。

她忽然想起阿福当年在船上唱过的那首《金山歌》。她不会唱全，但她记得最后几句：

“……不怕苦来不怕难，只怕家中老母盼。挖到金子一袋袋，盖起大屋亮堂堂。娶个媳妇生贵子，光宗耀祖把名传。”

阿福的光宗耀祖，不是盖了一栋大屋，而是种下了一颗种子。那颗种子在澳洲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成了一棵大树。树上结出的果实，不是金子，而是人——各种各样的人，白皮肤、黑眼睛、金头发、黄皮肤——他们都姓福，他们都有同一个根。

艾米丽转身走回屋里。客厅里，老威廉正在给大家发红包。红色的利是封上印着金色的福字——那是阿福的姓，也是他对后代的祝福。

“艾米丽，”老威廉喊她，“过来拿红包。”

“来了，爷爷。”

她走过去，接过红包。红包很轻，但她知道里面装的不只是钱。

那是一百六十年的重量。

窗外，远处的山谷里，传来一阵锣鼓声。那是镇上的年轻人在排练明天的舞龙。龙在月光下翻腾，金色的鳞片一闪一闪的，像一条真正的龙在夜空中飞翔。

龙在长龙。

龙不会停。

（全文完）

2025年写于万年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