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1）_考古博物馆的常设展览

贾群

宅兹中国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奴隶社会形成、发展并走向鼎盛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民族风格、价值取向和文化格局的形成时期。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文化影响辐射四方。商朝以甲骨文著称于世，“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周人于公元前1046年挥师东进，灭商后建立西周王朝，以丰镐为都，实行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核心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和文化制度，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也于此时最终形成。这一时期在政治上以家族世袭制取代禅让制，王权、族权、神权三位一体，开创了王朝政治的先河。当我们走进夏商周的世界，对“中国”有了更加深切的感知。 建中立极 随着万邦林立、“满天星斗”的龙山时代落下帷幕，华夏文明逐渐由多元的古国时期进入一体的王朝时期。在位于中原腹心地区的嵩山周围，新砦和二里头两个超大型都邑相继崛起。二里头文化似乎就是“新生王权国家”的代言，它以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开创了华夏文明新篇章，它拥有巨大的文化感召力，甚至势不可挡地向四周大规模辐射，其影响北达燕山以北，南至整个长江流域甚至岭南以南，东及鲁豫交界，西到甘青高原一带。何为中原？何来中国？二里头文化带给我们无尽思考。 宅兹中国典范初成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的铭文。长达122字的铭文，讲述了周武王在灭商之后作出营建成东都这一重大决策的经过。铭文中留下了告祭上天的话：“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乂）民”，意思是建都于天下的中心，在这里统治天下之人。铭文中的“中国”即为洛邑所在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而二里头遗址恰恰就是洛阳盆地内最早的一座大型都邑。 新砦遗址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刘寨镇新寨（原名新砦）村，因其富含年代晚于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新砦期”遗存而著称。遗址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主体遗存年代为公元前2050~前1750年。目前已发现龙山时代晚期至新砦期的城墙及护城河、大型夯土建筑、内壕及外壕等重要遗迹，基本确认新砦遗址是一处具有三重环壕的大型都邑性城址。新砦遗址作为探索早期夏文化的重要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夏商周断代工程 研究中国夏商周三代年代学，建立夏代和商代前期年代框架，确定商代后期和公元前841年前西周各王比较准确年代的综合性科研项目。断代工程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30多个单位约200位学者参与，采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法进行，是国家“九五”计划重点科技攻关项目。1996年5月正式启动，2000年11月正式公布阶段性成果，提出《夏商周年表》。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四大古代文明之一。但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年表公认可依据的确切年代，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此前历史尚未建立起年代学标尺。断代工程初步确定夏朝起始年代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并排出商后期十二王大致在位年代和西周十王在位年代。 二里头遗址 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二里头等村之间，地处洛阳盆地中部，中心区现存300万平方米。主体遗存属于约公元前1800-前1500年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心区由多条纵横交错的主干道路和两侧墙垣规划成多网格布局，宫殿区居中，宫殿作坊区、祭祀区分居南北侧，贵族居址和墓葬区拱卫在宫殿区四周。遗址整体规模宏大，严谨规整，层次分明，秩序井然，标志着中国古代王朝礼制的形成，被认为是文献中记载的夏王朝都城。 铜爵 口缘前侧有倾倒液体的流、后侧有尖状的尾，流上近于口缘处多有两柱；器腹一侧有鋬，与流尾一线成直角；三棱锥状足，其中一足在鋬下。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三期，流行于商时期，西周之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铜斝 单鋬三足，口部立有两柱，和铜爵在形制上的差异在于缺少流、尾，且体形相对较大。铜斝始见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流行于商至西周早期，之后逐渐消失。 铜封頂盉 深袋足形，圆形封顶上留有鸡心状口，腹侧有一鋬，短管状流，尖细三袋足。铜封顶盉始见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流行于商文化时期，尔后基本不见。 玉礼器 二里头文化的玉礼器常见牙璋、璧戚、圭、戈、钺、刀等大型片状类有刃器，表现出高超的大型片切割制玉工艺，且武器类玉礼器作为仪仗用具，能够突显王权的神圣威严。二里头文化以牙璋为核心的玉礼器系统还展现出极强的传播能力。牙璋在龙山时代晚期见于黄河流域各处，至二里头时期开始对外传播，尤其是南向传播至长江中游、四川盆地、岭南等地区，乃至于越南北部地区也有发现，反映了二里头文化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铜工具与武器 利用青铜制作工具、武器类器物，是二里头文化进入青铜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工具有锛、凿、刀、锯等，武器则有戈、钺、镞等。工具类器物多采用单范铸造，器身整体平直，其中锛、凿类器物多无銎口，可能并不接柄，而是通过锤击工具顶端来使用。武器类器物中，铜戈器身近直，无阑，铜钺有器身窄长、刃部微弧和器身近长方形、刃部近直两种形制。铜镞的形制则很多样，且出现了带有倒刺的双翼铜镞。这些形制为商周时期的同类器物所沿用。 这个👆🏻飞龙灯阵是光污染还是锦上添花？？？ 龙纹透底器 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其年代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直筒形腹，外壁刻划龙纹。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整合，新石器时代多源且多样的“龙”形象逐渐规范，形成梭形目、额上和背部饰菱形、尾端内卷的蛇身为主体的龙形象，并逐渐抽象化和神秘化，作为造型母题固定下来，在商周时期被继承发展，广泛应用于王室贵族礼器上。 大口尊 出土于二里头遗址，年代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敞口，斜方唇，折肩，粗斜腹较深。肩部外壁饰二周凹弦纹及二周错向刻划纹，折肩处饰二周有斜向压印纹的附加堆纹，并等距饰四个带有双孔丁的意横耳，上腹外壁刻划兽面纹及竖向凹槽，下底外壁饰较细中绳纹。这是二里头遗址迄今发现的形体最大的一件大口尊。 乐器 礼乐相和，社会严格有序而不失和谐融合。乐是实现礼治的重要手段，乐在社会治理中有重要作用。二里头文化由铜铃、玉铃舌、石磬、陶埙、陶鼓座等多种乐器构成了礼乐器群。《周礼》中提到：“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铜铃、石磬、陶埙分属金、石、土音，反映二里头先民能够熟练运用不同材质的乐器进行演奏。且这些乐器多出现在高规格遗迹中，表明乐制已经形成，乐器成为社会上层人物代表等级地位的标志物。 陶器种类 二里头文化陶器的整体特点是流行夹砂灰陶、泥质灰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器类可分为炊器、酒器、食器、盛储器。其中炊器有深腹罐、圆腹罐、鼎、甑等，晚期还出现鬲；酒器有觚、爵、盉、鬶等；食器有豆、三足皿、圈足盘、簋等；盛储器有大口尊、小口尊、敛口尊、高领尊、矮领尊、瓮、缸、折沿盆、卷沿盆等。 夏文化探索 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利用甲骨文字证明《史记》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靠之后提出，“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这一推论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傅斯年先生在《性命古训辨证》指出：“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郭沫若先生也认为：“殷、周之前中国当得有先住民族存在，此先住民族当得是夏民族。”此后，徐旭生先生和李学勤先生也都根据文献资料认为商代之前肯定有夏代的存在。 仰韶文化发现以后，徐中舒先生通过研究认为仰韶为仰韶为虞、夏民族的遗迹。此后还有学者将龙山文化与夏文化联系起来。1959年，徐旭生先生在率队踏查“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起初，二里头遗址被定为早商都城。夏鼐先生给出了审慎的意见，他分析认为：“如果事实上夏、商二文化并不像文献上所表示的那样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那么这里中期和早期便有属于夏文化的可能了。”1977年，更多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公布，有学者据此认为二里头遗址很有可能是夏代的重要文化遗址。同年，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邹衡先生肯定夏文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后来他对自己的观点继续加以阐释，形成了“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也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第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而非先商文化或者早商文化”的论断。 夏世系表 根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代共历14世17王，世系为： 1. 禹 → 2. 启 → 3. 太康↳ 4. 中康 → 5. 相 → 6. 少康 → 7. 予 → 8. 槐 → 9. 芒↳ 10. 泄 → 11. 不降 → 14. 孔甲 → 15. 皋 → 16. 发 → 17. 履癸（桀）↳ 12. 扃 → 13. 廑 陶器工艺 二里头文化陶器种类繁多，工艺复杂，陶坯的成型工艺包括手制、轮制、模制等多种方法：泥条筑成与拍打结合的手制成型技术运用于绝大部分的日用陶器，包括罐、盆、鼎、甑、尊等器类；一些形体相对较小且对美观程度有所要求的器物，如爵、盉、鬶等，会采用泥条筑成与刮削相结合的成型方法；轮制拉坯成型应用于豆、觚、三足盘等对美观程度要求较高的器物上；模制技术则通常应用于袋状空三足器的足部。 城内排水系统 二里头遗址开创了多网格式布局的都邑规划新模式，体现当时有清晰严格的等级划分和井然有序的统治格局。成熟的排水系统是二里头都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二里头遗址的城内排水系统有暗渠和管道两种。暗渠为木结构，通道长可逾百米。排水管道有陶质和石质两种，陶质直径达三四十厘米，长度通常在半米以上，使用方式为将若干节排水管道相接，安装在预先挖好的沟槽之内。石质为以石板砌成的长方形浅槽。 陶器随葬品 二里头文化居址中常见的陶器也会用于随葬，随葬品中有的还保留明显的使用痕迹。器类包括炊器、酒器、食器、盛储器等。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与墓葬的等级呈正比。随葬陶器多呈碎片状，可能为打碎后埋葬，陶器残片见于墓葬的两端、两侧或人骨之上。 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绿松石铜） 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01 微拱的弧形铜胎上铸出兽面纹，再以数百枚细小的绿松石片镶嵌其上，以浑圆的绿松石珠为睛，勾画出奇异的神兽形象。镶绿松石铜牌饰，是中国最早的“金镶玉”艺术品。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和嵌绿松石铜牌饰，开创了商周青铜器上兽面母题的先河。02 圆角梯形，芯状隆起，两侧各有二侧。以铜精铸成兽纹镂空框架，镶嵌以绿松石片。出土时绿松石片全部悬空（原来黏结物朽）。兽面两眼圆睁，弯眉，成鼻状直鼻，下额将利，旁有鳞状斑纹。所嵌四百余枚长条形、方形和三角形绿松石片，厚约0.2厘米，大者仅0.5厘米左右，排列致密有序，镶嵌十分牢固。 四方辐射大国雏形 与二里头都邑远隔数千千米的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公元前2000~公元前1400年），这里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爵、鬶和兽面纹彩绘陶器，是只有当地某些上层人物才能拥有的特殊礼器。彩绘陶器上的兽面纹，与二里头文化的兽面纹十分相似。有理由相信，中原王朝的饮酒礼仪，可能被相当完整地“照搬”过来。 💡名称：玉璋⌛️时间：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年）🔦出土：1980年二里头遗址出土 📖简介：长48.1、宽11.4厘米。全器由器身、柄、阑组成，造型精美，器型庞大，气势恢宏。牙璋作为二里头文化典型的玉礼器之一，随着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将王权礼制的影响辐射到中国南方和更广大的区域。二里头牙璋传播的模式，反映出广域王权制度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的波及，也印证出二里头政权成为此广域政治核心的代表。 📜冷知识：在夏朝，玉被深刻地注入了“礼”的灵魂，成为祭祀、朝会等场合的核心器物。“璋，祭祀之礼玉。”为构筑一个既能与天地神灵相沟通也能象征王权威严的礼仪世界，夏人选择了牙璋。玉璋又称牙璋，据《周礼》记载：“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东汉郑玄注曰：“牙璋，瑑以为牙。牙齿，兵象，故以牙璋发兵，若今时以铜虎符发兵。”因此牙璋具有虎符一样的功能，可以调兵遣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介绍，早期的牙璋尺寸较小，造型也较为简单，大部分出自山地祭祀或者城墙夹缝中。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牙璋的风格及功能出现显著变化：尺寸大型化，长度由之前的约30厘米增加到约50厘米；扉牙形象龙形化，据相关研究，扉牙表现的可能是张着嘴的龙形象；功能礼仪化，二里头遗址发现的4件牙璋，均出自高等级的贵族墓葬，表明牙璋已成为代表等级身份的重要礼器。 玉璋 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公元前1500年）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 青灰色，通体抛光。柄与器身一觚合处一圆孔，器身一侧的圆孔嵌一绿松石片。两面磨刃，两刃、两端均出暗牙。 龙山文化玉璋玉璋最早出现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司马台遗址，盛行于夏和商代，商代晚期逐渐消失，至今在西周墓葬中从未发现过玉璋。玉璋出土的地域范围在各种礼制性玉器中是最广泛的，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东起山东，北至陕北，西南达四川，南及香港、越南等地，都有这种样式的玉璋出土。石峁是牙璋出土最集中的考古遗址，牙璋在石峁时期成熟，亦是石峁文化的典型玉器。作为礼器的璋，通常与圭并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剡上为圭，半圭为璋。”可见二者本是“近亲”，即玉璋是指半圭形的玉板。郭宝军先生认为“石斧为后世圭璋所祖。正刃者后世演化为圭，偏刃者为璋。”玉璋的形制和玉圭有些类似，呈扁平长方体状，不同之处在于玉璋的尖部略有差异，玉璋包括斜刃尖和叉形尖两种。斜刃肩就是刃部偏斜，一端高而一端低；叉形刃就是刃部中间内凹而两端高，形成中分的树杈形。有的玉璋在阑部还有若干的齿牙，因此也被称为是“牙璋”。有的因为无牙，且器身大小有不同也被称为“边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