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基考释《西游记》（五）

白玉基

第五篇：《西游记》孙悟空形象原型考辨——以吐谷浑历史与土族民俗信仰为中心

摘要

《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艺术形象并非单纯的文学虚构，其塑造背后蕴藏着深厚的西北少数民族历史底蕴与民俗文化内涵。本文以吐谷浑政权发展脉络与土族民俗信仰体系为研究核心，从“齐天大圣”封号的属性特征、猴毛的文化象征意义、菩提老祖的身份溯源三个维度，结合《西游记》文本细节、正史史料与土族文化典籍，考证孙悟空形象与吐谷浑历史的内在关联；并通过梳理土族萨满主神白哈尔的文化定义与核心内涵，论证白哈尔与孙悟空在精神内核、形象特质、文化象征上的深层同构性。研究发现，孙悟空是吐谷浑历代君王的集体文学化身，其“齐天大圣”的虚衔特征与吐谷浑“有官无禄”的封爵传统高度契合，猴毛是吐谷浑部众的文化隐喻，菩提老祖的原型为土族萨满主神白哈尔；而白哈尔与孙悟空的文化关联，更印证了明代中原文学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与互构，丰富了孙悟空原型研究的民族文化维度。

关键词：《西游记》；孙悟空；吐谷浑；土族；白哈尔；形象原型；民族文化融合

引言

《西游记》作为中国古典神魔小说的巅峰之作，其主角孙悟空的形象历来是学界原型研究的核心议题。自胡适提出“孙悟空原型为印度神猴哈奴曼”、鲁迅考证“其原型为淮涡水神无支祁”后，学界对该问题的探讨不断拓展，先后涌现出“佛道融合说”“民间猴神说”“多元融合说”等诸多观点，形成了中原文化与域外文化双重框架下的研究体系。但既有研究多将视野局限于中原汉文化圈与域外佛教文化，忽视了中国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对孙悟空形象塑造的潜在影响，未能充分挖掘这一经典形象背后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印记。

吐谷浑作为活跃于甘青地区三百余年的少数民族政权，自慕容吐谷浑率部西迁起，便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建立起独特的民族文化体系，其历史发展与文化传承深刻影响了西北各民族的民俗信仰。而土族作为吐谷浑的直系后裔，至今仍保留着诸多与吐谷浑相关的文化符号、宗教信仰与民俗传统，成为研究吐谷浑文化的活态样本。

本文跳出中原文化的单一研究视域，将孙悟空形象置于吐谷浑历史与土族民俗信仰的双重语境中，通过梳理“齐天大圣”封号与吐谷浑封爵制度的契合性、猴毛象征与吐谷浑部众的隐喻关联，溯源菩提老祖的原型为土族萨满主神白哈尔，并补充白哈尔的文化定义与文本史料，论证白哈尔与孙悟空的深层文化相似性。以期突破现有研究框架，丰富孙悟空原型的研究维度，揭示《西游记》创作过程中，中原汉文化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为古典小说的民族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一、“齐天大圣”封号的历史隐喻：吐谷浑“有官无禄”的封爵传统

1.1 《西游记》中齐天大圣的虚衔属性与抗争象征

在《西游记》的叙事体系中，“齐天大圣”的封号自诞生之初便被赋予“有官无禄、有名无实”的虚衔本质，这一属性不仅是孙悟空抗争精神的核心触发点，更贯穿其与天庭互动的全过程，成为其形象塑造的关键标识。

天庭首次招安孙悟空，授其“弼马温”之职，悟空初时“喜不胜喜，忻然领命”，却在得知官职真相后勃然反叛。当下属向其解释“此官是个未入流，最低最小，只可与他看马。似堂尊到任之后，这等殷勤，喂得马肥，只落得道声‘好’字；如稍有些尫羸，还要见责；再十分伤损，还要罚赎问罪”，孙悟空的反叛性格即刻爆发，怒言“老孙在那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养马者，乃后生小辈，下贱之役，岂是待我的？不做他！不做他！我将去也！”，随即捣毁御马监，打出南天门，重返花果山自封“齐天大圣”，成为与天庭分庭抗礼的独立力量，这一情节奠定了“齐天大圣”封号对抗强权的核心内涵。

面对孙悟空的反叛，天庭几经权衡后采取二次招安之策，太白金星的献策直接点出这一封号的虚衔设定：“那妖猴只知出言，不知大小。欲加兵与他争斗，想一时不能收伏，反又劳师。不若万岁大舍恩慈，还降招安旨意，就教他做个齐天大圣。只是加他个空衔，有官无禄便了”。玉帝采纳此议后，对孙悟空的册封明确体现出“无品级、无俸禄、无实权”的三重特征：“授以齐天大圣之职，钦赐建府营宫，许游宫披苑，不题品级，不与俸禄”。

齐天大圣的虚衔本质在后续情节中不断强化，孙悟空虽居“齐天大圣府”，府中设“安（今天的海东平安驿？）静司”“宁（今天的西宁市？）神司”，看似位列仙班，却无任何实际行政职权，终日“无事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俱称朋友。却又日逐腾云驾雾，遨游四海，行乐千山。施武艺，遍访英豪；弄神通，广交贤友”，实则是天庭对其进行的软性管控。而蟠桃会未被邀请的情节，更是让孙悟空彻底识破天庭的伎俩，其抗争精神再度爆发，直言“我乃齐天大圣，就请我老孙做个席尊，有何不可？”，继而大闹蟠桃会、偷吃金丹、搅乱天庭，喊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反叛宣言，将对“名实相符”的追求与对强权等级制度的反抗推向极致。

从“嫌官小而反”到“知虚衔而闹”，“有官无禄”的齐天大圣封号成为孙悟空抗争叙事的核心载体，其背后是对天庭等级秩序的质疑，更是对自身价值与独立地位的坚守，这一精神内核与吐谷浑政权在与外部势力博弈中的生存姿态形成鲜明呼应。

1.2 吐谷浑“有官无禄”的封爵体系：从青海王到土司的历史传承

吐谷浑在与中原王朝、周边政权三百余年的互动中，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有官无禄”封爵制度，这一制度既是吐谷浑政权与外部势力政治博弈的重要策略，也与《西游记》中齐天大圣的虚衔特征高度契合，成为二者历史关联的重要佐证。

吐谷浑自慕容吐谷浑率700户部众从辽东迁徙至甘青地区后，历经数十年的经营，逐渐兼并诸羌，建立起地方政权，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力量。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始终处于“归附—抗争—再归附”的动态平衡中，而中原王朝对吐谷浑的册封，多为“名义认可、无实职权”的虚衔，成为维系双方政治关系的重要手段，并未将其真正纳入中原官僚体系的核心圈层。

贞观十三年（639年），唐朝以弘化公主和亲吐谷浑王诺曷钵，开启双方政治联姻，吐谷浑正式归附唐朝；显庆三年（658年），吐谷浑在与吐蕃的战争中战败，余部依附唐朝，唐朝“诏徙其部众于灵州之地，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欲其安而且乐也”（刘昫等，1975：5221）。看似授予地方行政职权，实则安乐州为唐朝为吐谷浑余部特设的羁縻州，诺曷钵虽为刺史，却无对辖区的绝对管辖权，其部众仍保持相对独立的部落形态。乾封元年（666年），唐朝正式封诺曷钵为“青海王”，这一封号成为吐谷浑与唐朝政治关系的重要象征，但仅为名义上的政治认可，并无实际的行政管辖权与固定俸禄。《新唐书·西域传》记载，诺曷钵及其后裔虽世代承袭“青海王”“安乐州刺史”等头衔，却始终“统领部众在指定区域保持相对独立的部落形态”（欧阳修、宋祁，1975：6223），其部众的生存与发展仍依赖于自身的畜牧与农耕产出，与中原官僚“食禄受俸”的模式截然不同。

唐朝灭亡后，吐谷浑余部的封爵传统依旧延续，其先后归附吐蕃、蒙古汗国，所受封衔均未脱离“有官无禄”的本质。吐蕃政权对吐谷浑采取“保留建制、虚职安抚”的政策，授予吐谷浑小王“隆官”（官方称谓）、“囊所”（民间称谓）等官衔，令其“统领旧部，居甘青边境，无固定廪禄，以畜牧为业”（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1：127）；蒙古汗国兴起后，吐谷浑各部落归附蒙古，其首领的官衔改为“土司”（土语称“尼弯”），这一制度延续至清代。《土族民俗志》记载：“土司制度下，土族首领虽受朝廷册封，拥有管辖部落的权力，但无朝廷发放的俸禄，其收入依赖部落的畜牧、农耕产出，至清代中后期，因‘有官无禄’导致土司权力弱化，部分土司自动放弃职位”（土族研究会，2005：89）。

从唐代的“青海王”到吐蕃的“隆官”“囊所”，再到蒙元及清代的“土司”，吐谷浑历代首领所受封的职衔始终具有“有名无实、有官无禄”的共性：名义上获得外部政权的政治认可，实则保留相对独立的部落管理权，无固定俸禄、无完整的中央行政职权。这一封爵传统跨越数百年，成为吐谷浑政权的重要特征，与《西游记》中齐天大圣“不题品级，不与俸禄”的虚衔属性形成鲜明的历史呼应，为孙悟空形象的历史原型考证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依据。

1.3 命运同构：孙悟空与吐谷浑王的崛起—抗争—招安—皈依

除封号属性的契合外，孙悟空的人生轨迹与吐谷浑王的历史命运存在深层的叙事同构性，二者均呈现出“崛起—抗争—招安—皈依”的完整发展脉络，其精神内核与历史结局的高度契合，进一步印证了齐天大圣封号与吐谷浑封爵制度的内在关联，也揭示了孙悟空是吐谷浑历代君王集体化身的核心结论。

孙悟空的崛起始于花果山的石猴出世，其天生便具有异于常人的灵性与神性：“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目运金光，射冲斗府”（吴承恩，1980：1）。他率先跃入水帘洞，为猴群寻得安身之所，因此被拥立为王，“自此，石猴高登王位，将‘石’字儿隐了，遂称美猴王。众猴听说，即拱伏无违。一个个序齿排班，朝上礼拜，都称‘千岁大王’”（第5页）；为求长生不老，他漂洋过海，历经十余年艰辛拜师学艺，习得七十二般变化、筋斗云等通天神通，学成归来后“使如意金箍棒，打得花果山虎豹狼虫望风而逃，收编七十二洞妖王，威震一方”（第25页），完成了从石猴到一方霸主的崛起之路，成为花果山部落的绝对领袖。

此后，孙悟空与天庭展开多次激烈抗争，嫌弼马温官小而反下天庭，自封齐天大圣，与天庭分庭抗礼；得知蟠桃会未被邀请而大闹天宫，“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二十八宿星官尽皆逃窜”（第57页），展现出强悍的抗争力量；即便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下，历经五百年的天灾苦困，仍“渴饮熔铜捱岁月，饥餐铁弹度时光。天灾苦困遭磨折，人事凄凉喜命长”（第86页），始终未磨灭反抗意志。最终，孙悟空接受观音菩萨的招安，许下“愿皈依法门，受师父戒行，专心致意，保护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经”（第100页）的承诺，从“大闹天宫的妖猴”转变为“护经取经的行者”，历经九九八十一难，降妖除魔、不畏艰险，最终被封为“斗战胜佛”，完成“依附—修行—正果”的人生闭环，实现了从抗争者到皈依者的转变。

吐谷浑王的历史轨迹与孙悟空高度契合，慕容吐谷浑率700户部众从辽东迁徙至甘青地区，“据洮水之西，极于白兰，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刘昫等，1975：5219），在群羌故地崛起，建立吐谷浑王国，成为甘青地区的重要地方政权，完成了吐谷浑政权的崛起。此后，吐谷浑与中原王朝、吐蕃政权展开数百年的持续抗争：“吐谷浑自莫折念生之乱，国势渐衰，然其王仍屡犯中原边境，与隋、唐交战数十次”（欧阳修、宋祁，1975：6220）；与吐蕃“战于青海之滨，大小百余战，互有胜负”（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1：125），始终坚守自身的生存空间，展现出顽强的民族抗争精神。在长期的战乱中，吐谷浑历经数次招安与反叛：北魏时期，“吐谷浑王慕璝遣使朝贡，太武拜慕璝为大将军、西秦王”（《魏书·吐谷浑传》），后因利益冲突再度反叛；唐代时归附唐朝，受封“青海王”，后因吐蕃的持续压迫又一度依附吐蕃，在各方势力的博弈中艰难求生，其招安与反叛的选择，均以民族生存与发展为核心准则。

最终，吐谷浑部众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完成了“皈依”与融合：“至宋代，吐谷浑后裔融入吐蕃、蒙古等民族，后形成土族，全民信佛，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土族研究会，2005：92）。孙悟空最终“功成归极乐，汝亦坐莲台”（吴承恩，1980：990），被封为“斗战胜佛”成就佛教正果；而吐谷浑后裔土族则全民信奉佛教，“土族寺院多供奉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等佛像，宗教信仰成为民族凝聚的核心纽带”（互助土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2001：189），而各寺院的护法神即为吐谷浑诸王的灵位——白哈尔。这种从“抗争”到“皈依”、从“独立势力”到“融入共同体”的命运轨迹，成为孙悟空与吐谷浑王深层的文化共鸣，也暗示了孙悟空形象是吐谷浑王历史形象的文学化重塑与艺术化表达。

二、猴毛的文化象征：吐谷浑部众与土族猴毛辟邪民俗

2.1 猴毛的叙事功能：个体与群体的象征转化

猴毛是孙悟空的核心法宝，其“变化万千、听令行事、神通广大”的设定并非单纯的文学想象，而是承载着“以个体象征群体”的重要叙事功能，成为孙悟空力量延伸的具象化表达，也是其“王者身份”与“部落领袖属性”的重要文化符号。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的猴毛分为两类，一类是观音菩萨所赐的三根“救命毫毛”，另一类是其身上的寻常猴毛，二者虽功能不同，却均成为连接孙悟空个体与群体力量的重要纽带。

观音菩萨所赐的三根“救命毫毛”，是孙悟空在关键时刻的应急法宝，承载着“绝境求生”的功能。菩萨将杨柳叶化作毫毛赠予悟空时，特意叮嘱：“若到那无济无主的时节，可以随机应变，救得你急苦之灾”（吴承恩，1980：143）。这三根毫毛在狮驼岭等危难场景中多次救孙悟空于水火，当他被大鹏金翅雕吞入腹中，身陷绝境之时，“行者将身一缩，变作个菜籽儿，滚在他喉咙之下，现原身，掣出金箍棒，照他喉咙里一捣”（第756页），正是借助毫毛的变化之力打破困境，展现出毫毛的神奇灵性；而孙悟空身上的寻常猴毛，则是其统领群体、展现战斗力的核心载体，具有“吹毛变兵”的神奇能力，是其降妖除魔的重要依靠。如悟空与黄风怪交战时，“拔下一把，嚼碎了，喷将出去，念动咒语，叫声‘变！’即变作千百个小行者，都是一样打扮，各执一根金箍棒，围着那妖精打杀”（第215页），以群体之力牵制强敌，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

这种“吹毛变兵”的情节在《西游记》中反复出现，成为孙悟空降妖除魔的经典叙事模式：大战牛魔王时，“行者把毫毛拔了一把，丢在口中，嚼碎了，喷将出去，叫声‘变！’变作百十个小行者，都使的是金箍棒，把牛魔王围在当中，打了百十回合”（第630页），以群体之力消耗强敌，为最终降服牛魔王奠定基础；降服红孩儿后，“行者又拔了几根毫毛，变作些小猴子，把洞内的兵器、杂物收拾干净，引着唐僧师徒继续西行”（第420页），以群体之力完成后续事宜，展现出领袖的统筹能力；对付蜘蛛精时，“把毫毛拔了一把，嚼碎喷去，变作无数小虫，钻进蜘蛛精的妖洞，搅得她们不得安宁，趁机攻入妖洞”（第720页），以群体之力瓦解妖邪的防御，实现以巧取胜。

从叙事逻辑来看，猴毛的变化能力本质上是孙悟空“统领群体”能力的文学转化：“抓一把猴毛”的动作，象征着王者对部众的凝聚与召唤；“吹一口气”的行为，暗合王者对部众的发号施令与指挥；“变作千军万马”的结果，则是部众战斗力的集中展现与释放。正如《西游记》第二回所写，孙悟空学艺归来后，“教小猴们演演武艺，把毫毛拔下一根，吹口仙气，变作个假悟空，跟定自己，与众猴操练”（第28页），此时的猴毛已成为连接“王者个体”与“部落群体”的文化纽带，其背后是昆仑文化圈“以英雄个体凸显部落力量”的共同叙事传统，与西部少数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王单人独骑闯敌营，实则身后有千军万马相随”（格萨尔王传研究会，1986：345）的叙事逻辑一脉相承，成为英雄领袖与部落群体关系的经典文学表达。

2.2 猴毛与吐谷浑部众的隐喻关联

若将孙悟空视为吐谷浑王的集体文学化身，那么猴毛的象征意义便可得到清晰的解读：猴毛即吐谷浑王所统领的部众，其“变化万千、随令而行、不离不弃”的能力，暗合吐谷浑王国的势力发展与征战历史，而猴毛与孙悟空的不可分割、休戚与共，也象征着吐谷浑王与部众“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生死相随”的紧密关系。

吐谷浑王国的建立始于慕容吐谷浑率领的700户部众，这是吐谷浑政权的核心力量，如同孙悟空身上的“本源猴毛”，成为吐谷浑崛起的根基与命脉。《旧唐书·吐谷浑传》详细记载了这支部众的起源：“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又说700帐，有学者考证700帐可信度强，笔者采信）以隶之。及涉归卒，廆嗣位，而二部马斗，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吐谷浑曰：‘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于是遂西附阴山，后假道上陇”（刘昫等，1975：5218）。慕容吐谷浑率700户部众西迁后，在甘青地区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不断兼并周边羌人部落，“兼并诸羌，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欧阳修、宋祁，1975：6219），部众规模扩大数十倍，成为甘青地区不可忽视的强大势力。这一发展过程，正如孙悟空“吹毛变兵”，从一根毫毛衍生出千军万马，实现了从核心力量到群体势力的快速拓展，展现出强大的族群凝聚力与发展力。

吐谷浑王统领部众征战四方、开疆拓土的历史，在《西游记》中转化为孙悟空用猴毛御敌、降妖除魔的经典情节，二者均以“王者为核心，群体为支撑”的模式，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与叙事目标。《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吐谷浑王伏连筹“雄勇有谋略，南征北战，拓地千里，东至洮水，西至白兰，南至河源，北至沙漠”（欧阳修、宋祁，1975：6221），凭借部众的同心协力，在甘青地区建立起庞大的地方政权，成为西北边境的重要力量；而孙悟空则“自东土而来，往西天而去，历经九九八十一难，降妖除魔无数”（吴承恩，1980：988），凭借猴毛所化的群体之力，一路护送唐僧西行，破解重重难关，最终完成取经大业。二者的行为模式高度一致，均以王者为精神核心与指挥中心，以群体为战斗力核心与支撑力量，通过王者与群体的紧密配合，实现自身的目标，彰显出“王者引领、群体相随”的部落文化特征。

此外，吐谷浑部众对王者的绝对忠诚与坚定服从，也与猴毛的“灵性”与“听令性”形成鲜明呼应。吐谷浑政权虽历经数百年的战乱、迁徙与博弈，但其部众始终“以慕容氏为尊，王之所令，莫敢不从，虽迁徙数千里，仍凝聚力不散”（土族研究会，2005：90），成为吐谷浑王最坚实的后盾与最可靠的力量，即便在政权衰落、屡战屡败的情况下，部众仍始终追随王者，不离不弃；而孙悟空的猴毛则“听其号令，随变随化，无有违抗，即便是面对牛魔王、大鹏金翅雕等实力远超自身的强敌，亦能奋勇作战，誓死相随”（吴承恩，1980：630），成为孙悟空降妖除魔、攻坚克难的重要力量。

《西游记》以猴毛为载体，将吐谷浑王与部众的紧密关系文学化、具象化，既简化了叙事结构——以孙悟空的个体行动代替吐谷浑的群体征战，让叙事更具集中性与趣味性；又保留了吐谷浑王国的历史记忆——部众是王者力量的核心来源，王与部众密不可分、休戚与共。因此，孙悟空的猴毛并非单纯的文学法宝，而是吐谷浑部落群体的文化隐喻，其变化能力本质上是吐谷浑部落强大的凝聚力与战斗力的文学转化与艺术表达。

2.3 土族猴毛辟邪民俗：猴毛象征的文化根基

猴毛的“灵性”与“神圣性”并非纯粹的文学虚构，而是与土族的民俗信仰存在直接且深刻的关联。作为吐谷浑的直系后裔，土族保留着诸多与吐谷浑相关的民俗信仰与文化传统，其中“猴毛辟邪”的民俗更是成为猴毛象征的重要文化根基，与《西游记》中孙悟空用猴毛降妖除魔的情节形成高度的文化同构，为猴毛的文化象征提供了鲜活的民俗依据。

   《土族民俗志》记载，青海湟北地区的土族至今仍流传着“猴毛辟邪”的传统民俗，猴毛在土族民众的认知中，是承载神圣力量、克制妖魔鬼怪、抵御灾祸的重要载体，其辟邪功能贯穿于土族的宗教仪式与日常生活：“神汉在举行降妖除魔、驱邪祈福的萨满仪式时，会将一撮猴毛束于牛毛鞭梢，认为猴子是‘天地间的灵物，能克制一切妖魔鬼怪’，以此鞭抽打妖邪所在之处，可驱散妖邪、消灾避祸；普通民众则将猴毛用红布包裹，制成护身符，安置于门顶、窗棂或孩童衣襟内，祈求家人平安、孩童健康，顺遂无忧”（土族研究会，2005：156）。

这一民俗的起源可直接追溯至吐谷浑时期，吐谷浑先民长期生活在甘青边境的草原与山地，自然环境恶劣，猛兽出没、瘟疫频发、自然灾害不断，先民们在与自然的长期抗争中，发现猴子机敏灵动、反应迅速、视力敏锐，能提前察觉危险的踪迹，躲避猛兽的袭击，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得以生存。因此，先民们将猴子视为具有神圣力量的灵物，是辟邪祈福、守护部落的象征，“猴毛则成为猴子神圣力量的具象化载体，承载着先民对平安生存的美好期盼”（互助土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2001：192）。这一信仰历经数百年的传承与发展，融入土族的萨满信仰与民俗文化，成为土族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影响着土族民众的日常生活。

《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与土族“猴毛辟邪”的民俗形成深度呼应，孙悟空本身是“石猴转世”，天生便具有驱邪避灾的灵性与神性，而其猴毛能变作降妖除魔的小行者、小虫，破解妖邪的诡计，正是土族民俗中“猴毛克制妖邪”信仰的文学化表达与艺术化升华。书中多次描写孙悟空用猴毛应对妖邪、破解困境，如降服黄风怪时，黄风怪吹起三昧神风，悟空难以抵挡，便“拔了一把毫毛，变作百十个小行者，围着黄风怪打杀，自己则乘隙抡棒便打，终于击败黄风怪”（吴承恩，1980：158），以猴毛的群体之力牵制妖邪，破解自身的困境；过火焰山时，孙悟空为打探牛魔王的行踪，拔下猴毛变作蚊虫，“悄无声息潜入牛魔王的洞府，探得铁扇公主的下落，为借芭蕉扇奠定基础”（第608页），以猴毛的灵动与隐蔽，破解取经的难关。

这些情节与土族神汉“用猴毛鞭驱邪”的民俗仪式，在“以猴毛克妖邪、以猴毛解困境”的核心逻辑上完全一致，均将猴毛视为承载神圣力量、对抗妖邪与危险的重要载体。这种文化契合并非偶然，而是土族先民的民俗信仰融入明代中原文学创作的结果。明代时，甘青地区是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商旅、僧侣、文人往来频繁，文化交流十分活跃，《西游记》的作者极有可能通过这些渠道，接触到土族的“猴毛辟邪”民俗与吐谷浑的历史文化，进而将其融入孙悟空的形象塑造中。

赋予猴毛“降妖除魔、绝境求生”的灵性，既符合文学叙事中“法宝助力英雄”的经典逻辑，让孙悟空的降妖除魔更具合理性与趣味性，丰富了人物的神通设定；又延续了土族的民俗文化信仰，让孙悟空的形象既有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力，又有深厚的西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根基，成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经典文学符号。

三、菩提老祖的身份溯源：土族萨满主神白哈尔

3.1 菩提老祖的形象谜团：中原宗教体系外的神秘存在

孙悟空的师父菩提老祖是《西游记》中最具神秘色彩的神仙形象之一，其形象塑造跳出了中原传统的佛道宗教体系，既非道教神仙，亦非佛教诸佛菩萨，成为游离于中原主流宗教之外的独立存在，也成为学界研究的一大谜团。

菩提老祖隐居于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远离天庭与佛界的核心圈层，其形象被赋予极高的神圣性与权威性，书中对其有诗云：“大觉金仙没垢姿，西方妙相祖菩提；不生不灭三三行，全气全神万万慈。空寂自然随变化，真如本性任为之；与天同寿庄严体，历劫明心大法师”（吴承恩，1980：19）。从诗句中可看出，菩提老祖兼具佛道双重特征，“大觉金仙”为道教称谓，“菩提”为佛教核心概念，“不生不灭”“真如本性”则是佛教的核心教义，这一形象特征让其既具有道教的神圣与飘逸，又具有佛教的慈悲与智慧。

更重要的是，菩提老祖拥有通天彻地的本领，是孙悟空崛起与成长的关键人物，其传授的七十二般变化、筋斗云、长生不老术等高超神通，成为孙悟空后续抗争、护经、取经的核心能力。可以说，没有菩提老祖的教导，便没有后来的齐天大圣与斗战胜佛。但这样一位神通广大、地位尊崇的神仙，却在孙悟空学成下山后便彻底消失，“祖师道：‘你这去，定生不良。凭你怎么惹祸行凶，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你若说出半个字来，我就知之，把你这猢狲剥皮锉骨，将神魂贬在九幽之处，教你万劫不得翻身！’”（第27页），此后在《西游记》的叙事中再未出现，其神秘的出场与突然的消失，更增添了形象的谜团。

学界对菩提老祖的原型考证众说纷纭，却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结论：有学者认为其原型是“道教隐士”，因其隐居山林的形象与道教的避世思想高度契合，且传授的长生不老术、七十二般变化均符合道教的修炼逻辑；有学者主张其为“佛教高僧”，因其名号中的“菩提”是佛教的核心概念，“菩提”意为“觉悟、智慧”，是释迦牟尼成佛的关键，与佛教的修行理念密不可分；还有学者提出“儒释道三教合一”说，认为菩提老祖的形象融合了儒家的入世、道家的避世、佛家的出世思想，是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文学体现。

但既有研究均局限于中原宗教文化框架内，忽视了西北少数民族信仰体系对菩提老祖形象塑造的潜在影响，也未能解释其形象“跳出佛道、独成体系”的核心特征，更无法解读其神秘出场与突然消失的叙事逻辑。若跳出中原文化的研究视域，结合吐谷浑历史与土族民俗信仰进行分析，菩提老祖的神秘身份便可得到合理且完整的阐释：其原型并非中原佛道体系中的神祇，而是土族萨满教的主神白哈尔，其形象塑造融合了吐谷浑的“民族意志”与土族的萨满信仰，是西北少数民族精神主神在中原古典小说中的文学化具象与艺术化表达。

3.2 白哈尔的文化定义与核心内涵

白哈尔是土族群体最为尊贵神圣的保护神，也是土族寺院的核心护法神，同时是吐谷浑后裔土族的精神主神，其信仰贯穿于土族的宗教仪式、节日祭祀、部落活动与日常生活，成为土族文化与信仰的核心符号之一。现有民俗研究资料与网络学术科普文本均对其核心属性与文化内涵有明确界定，白哈尔“被土族民众视为部落的守护者与精神象征，能赋予族群生存与发展的力量，护佑部落安宁、五谷丰登、族人平安”（土族民俗研究网，2022）；在土族的萨满信仰体系中，白哈尔“兼具领袖性与神圣性，是吐谷浑民族意志的精神化身，其信仰是土族族群凝聚的重要纽带”（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数据库，2023）。

从名称的语义与起源来看，白哈尔并非单纯的土族语言词汇，其名称起源与吐谷浑王吐延直接相关，是“蕃域可汗”的简称“蕃汗”的音译演变：“蕃汗指吐谷浑之子吐延的称号，吐延在陇南之地称王十三年，其称王经历为当地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印记，吐谷浑政权中心西移后，后世将‘蕃汗’音译为枹罕，后又在土族语言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为‘白哈尔’”（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心，2021）。在土族语言中，白哈尔（behar）的词根“be”意为“树木”，“har”为神圣化后缀，用于强化事物的神圣属性，因此白哈尔的字面含义为“神圣之树”，这一语义与吐谷浑的树神崇拜直接相关，是吐谷浑原始宗教信仰的重要传承。

吐谷浑先民最初信奉萨满教，树神崇拜是其核心信仰之一，先民们认为树木是天地间灵气的凝聚，是连接天、地、人三界的纽带，具有神圣的力量，能护佑部落的生存与发展。这种树神崇拜融入土族的萨满信仰后，与白哈尔的信仰深度结合，“因吐谷浑一族崇拜树神，现在土族口语中将白哈尔——捕诃，也成为了果树的代名词”（土族研究会，2005：218），让白哈尔成为吐谷浑树神崇拜与萨满主神信仰的融合体，兼具自然崇拜与民族信仰的双重属性。

此外，白哈尔的信仰还具有跨地域的传播特征，其作为萨满主神曾被请到西藏桑耶寺担任护法，成为藏传佛教中的重要护法神之一，后因宗教与部落纷争被驱逐出桑耶寺。但即便如此，白哈尔的神圣性在土族信仰中始终未被撼动，“土族民众至今仍将白哈尔供奉于寺院、村庙及家庭的核心位置，每逢重大节日、部落仪式或婚丧嫁娶，都会祭祀白哈尔，敬献哈达与祭品，祈求部落安宁、五谷丰登、族人平安”（《土族萨满教信仰研究》，2020）。

综合来看，白哈尔的核心内涵可概括为：吐谷浑—土族的精神主神与部落保护神，是吐谷浑民族意志的具象化表达，兼具神圣性、领袖性与守护性三大核心属性；其信仰融合了吐谷浑的树神崇拜与萨满教的护法信仰，是吐谷浑原始宗教与土族民俗信仰的深度结合，成为土族文化的核心纽带，支撑着土族族群的凝聚与发展。

3.3 菩提老祖与白哈尔的语义及文化关联

菩提老祖的形象与土族萨满主神白哈尔在语义、文化内涵、角色功能上存在多重深层关联，这些关联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西游记》作者融合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学创作的结果，成为菩提老祖原型为白哈尔的关键证据，也揭示了《西游记》创作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在联系。

首先是语义关联，菩提老祖的名号核心“菩提”与白哈尔的土族语义形成高度契合，二者的核心语义均指向“树”，成为二者关联的重要语义基础。“菩提”在佛教中虽为“觉悟、智慧”之意，是佛教的核心教义之一，但其本义为“菩提树”，是释迦牟尼成佛的载体，其原始语义为“树”，这一语义是“菩提”概念的本源；而白哈尔在土族语言中的字面含义为“神圣之树”，土族研究会在《土族民俗志》中明确记载：“土族语中‘白哈尔’（behar）的词根‘be’意为‘树木’，‘har’为后缀，强化神圣属性，因此‘白哈尔’的字面含义为‘神圣之树’”（土族研究会，2005：218）。

二者的核心语义均指向“树”，这一语义契合与吐谷浑的宗教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吐谷浑先民最初信奉萨满教，后在与中原王朝、吐蕃的交流中逐渐接受佛教，至宋代时，吐谷浑后裔土族实现全民信佛，形成了“萨满教与佛教融合”的独特宗教特征。白哈尔作为萨满主神，其语义与佛教“菩提”（树）的重合，正是这种宗教融合的体现。而《西游记》的作者巧妙借用这一语义关联，将土族萨满主神白哈尔塑造为孙悟空的师父“菩提老祖”，实现了少数民族信仰与中原佛教词汇的有机融合，让菩提老祖的形象既具有佛教的文化底蕴，又承载着西北少数民族的信仰内涵。

其次是文化内涵关联，菩提老祖与白哈尔均为“精神导师与力量赋予者”，其核心功能都是为族群/个体的领袖赋予生存与发展的能力，成为领袖崛起与成长的关键支撑，这是二者最核心的文化关联。在土族的萨满信仰体系中，白哈尔是吐谷浑—土族的精神主神，“被认为是部落领袖的灵魂化身，能赋予王者生存与发展的力量，护佑王者带领部众开疆拓土、繁衍生息”（互助土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2001：187）。吐谷浑王之所以能率领部众在自然环境恶劣、各方势力博弈的甘青地区立足、发展、征战，在土族先民的认知中，是得到了白哈尔的神力加持与护佑，白哈尔的信仰成为吐谷浑王执政合法性与能力的重要来源，是吐谷浑王的精神导师与力量源泉。

而在《西游记》中，菩提老祖是孙悟空的精神导师与本领传授者，是孙悟空崛起的关键人物。孙悟空为求长生不老，漂洋过海、历经十年艰辛才拜入菩提老祖门下，在菩提老祖的悉心教导下，习得七十二般变化、筋斗云、长生不老术等通天神通，这些本领成为孙悟空后续崛起、抗争、护经、取经的核心能力。若没有菩提老祖的教导与力量赋予，孙悟空始终只是花果山的一只石猴，无法成为威震三界的齐天大圣，更无法成为护佑唐僧取经的斗战胜佛。菩提老祖的角色功能正是“为英雄赋予力量与智慧”，与白哈尔“为王者赋予生存与发展能力”的核心功能高度一致，二者都是领袖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导师与力量源泉。

最后是情节细节的文化暗示，《西游记》中孙悟空“变松树被斥责”的情节，成为菩提老祖与白哈尔关联的关键文本证据，暗藏着作者的文化隐喻。孙悟空学会七十二般变化之术后，在师兄弟面前卖弄本领，“忽的一声，变作一棵松树，郁郁苍苍，枝繁叶茂”，引得师兄弟齐声喝彩，这一行为却遭到菩提老祖的严厉斥责，祖师直言：“这个工夫，可好在人前卖弄？假如你见别人有，不要求他？别人见你有，必然求你。你若畏祸，却要传他；若不传他，必然加害：你之性命又不可保”（吴承恩，1980：26）。

从表面来看，菩提老祖的斥责是告诫孙悟空不可恃才傲物、卖弄本领，以免引来灾祸，是对孙悟空的警示与教导；但其深层含义则与白哈尔的“神圣之树”语义直接相关：菩提老祖的名号核心“菩提”本义为“树”，其原型白哈尔的本义亦为“神圣之树”，树木在二者的文化内涵中均具有神圣的属性。松树作为树木的一种，孙悟空变树的行为，在作者的文化隐喻中，本质上是对师父（主神）象征意义的冒犯，是对“神圣之树”的不敬，因此遭到菩提老祖的严厉斥责。这一情节并非单纯的叙事铺垫，而是作者埋下的文化暗示，进一步印证了菩提老祖与白哈尔的内在关联，让二者的原型关系更具文本依据。

3.4 白哈尔与孙悟空的深层同构性

白哈尔作为土族萨满主神、吐谷浑民族意志的化身，与孙悟空（吐谷浑王的集体化身）在精神内核、形象特质、文化象征上存在深层的同构性。这种同构性既源于吐谷浑王与白哈尔“政治领袖与精神领袖”的一体性，也是《西游记》作者将西北少数民族文化融入中原文学创作的结果，成为孙悟空形象塑造的重要文化依据。

其一，精神内核的同构：抗争与守护的双重性。白哈尔作为吐谷浑—土族的保护神，其精神内核兼具“抗争”与“守护”的双重性，这一双重性与吐谷浑的民族生存状态高度契合。一方面，白哈尔是吐谷浑部众对抗外部强敌、恶劣自然环境的精神寄托，吐谷浑与隋、唐、吐蕃的数百年抗争中，部众始终以白哈尔的信仰为精神支撑，凭借顽强的抗争精神，在各方势力的博弈中坚守自身的生存空间，展现出不屈不挠的民族抗争精神；另一方面，白哈尔的核心属性是“守护”，其根本使命是守护吐谷浑—土族的部落生存、族群融合与文化传承，成为土族民众心中最可靠的“保护神”，无论吐谷浑部众历经怎样的战乱与迁徙，白哈尔的守护始终是先民的精神依靠。

而孙悟空的精神内核同样兼具“抗争”与“守护”的双重性，这一双重性贯穿其形象发展的全过程。前期的孙悟空以抗争精神为核心，嫌弼马温官小而反下天庭，自封齐天大圣；知齐天大圣为虚衔而大闹天宫，喊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反叛宣言（吴承恩，1980：78），对抗天庭的等级制度与强权压制，展现出强烈的抗争精神；后期的孙悟空则以守护精神为核心，皈依佛门后，接受观音菩萨的嘱托，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降妖除魔、不畏艰险、不离不弃，成为唐僧的核心守护者，最终完成取经大业。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抗争者”到“护经取经的守护者”的转变，与白哈尔“抗争与守护并存”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二者均在抗争中坚守自我，在守护中实现价值。

其二，形象特质的同构：灵动与神圣的统一性。白哈尔作为土族的萨满主神，其形象特质兼具“灵动”与“神圣”的统一性，这一特质融合了吐谷浑的自然崇拜与民族信仰。一方面，白哈尔的语义为“神圣之树”，承载着吐谷浑树神崇拜的神圣性，是土族民众顶礼膜拜的神祇，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其祭祀仪式庄严而隆重，彰显出神圣不可侵犯的特质；另一方面，白哈尔作为部落保护神，被赋予机敏、灵动的特质，在土族的萨满信仰中，白哈尔能提前察觉妖邪与危险的踪迹，为部众预警，成为族群的“预警者”，这一特质与吐谷浑先民对猴子的崇拜、对自然的敬畏密切相关，也与吐谷浑先民在恶劣自然环境中形成的机敏、灵动的生存智慧高度契合。

而孙悟空的形象特质同样是“灵动”与“神圣”的高度统一，这一双重性成为孙悟空形象的重要特征。孙悟空本是石猴，天生具有机敏、灵动的猴性，七十二般变化、筋斗云的神通更让其灵动性发挥到极致，能应对各种艰难险阻与妖邪诡计，无论是变作蚊虫打探消息，还是变作妖邪的亲人骗取法宝，都展现出极致的灵动性；同时，孙悟空自出世之日起便具有神圣性，“目运金光，射冲斗府”（吴承恩，1980：1），惊动天庭，彰显出天生的神性；历经取经大业后，孙悟空被封为“斗战胜佛”，正式成为佛教的神圣神祇，实现了从“妖猴”到“佛”的神圣化转变，其神圣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孙悟空“灵动与神圣并存”的形象特质，与白哈尔的形象特质高度同构，二者均是灵动性与神圣性的完美融合。

其三，文化象征的同构：族群意志的具象化。白哈尔与孙悟空均是吐谷浑—土族族群意志的具象化表达，只是一个是宗教信仰中的精神象征，一个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象征，二者共同承载着吐谷浑的历史记忆与土族的文化信仰，成为吐谷浑—土族族群意志的双重载体。

白哈尔是吐谷浑—土族民族意志的具象化表达，其信仰融合了吐谷浑的“迁徙创业、团结求生、顽强抗争”的民族精神，成为吐谷浑后裔土族的文化核心。无论吐谷浑部众历经怎样的战乱、迁徙、融合，白哈尔的信仰始终未被撼动，成为土族族群凝聚的重要纽带，支撑着土族在历史长河中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与文化传承；而孙悟空则是吐谷浑王集体意志的文学具象化，其形象融合了吐谷浑历代君王的崛起、抗争、招安、皈依的历史轨迹，成为吐谷浑历史的文学记忆。孙悟空的每一次抗争、每一次成长、每一次选择，都暗合吐谷浑政权的发展与演变，其“王者引领、群体相随”的领袖特征，更是吐谷浑部落文化的经典文学表达。

此外，白哈尔与孙悟空的关联还源于吐谷浑王与白哈尔“政治领袖与精神领袖”的一体性。虽无直接史料证明“白哈尔即吐谷浑本人”，但二者均为土族先民崇拜的领袖与精神象征：“吐谷浑”是汉传史书中土族先民的政治领袖，是吐谷浑政权的建立者与引领者；“白哈尔”是土族萨满信仰中的精神领袖，是吐谷浑—土族的保护神与精神寄托。二者在“引领部落生存发展、凝聚族群力量”的核心功能上高度统一，成为吐谷浑—土族“政治与精神”的双重领袖。

《西游记》将这一“政治领袖与精神领袖合一”的文化特质，转化为孙悟空（吐谷浑王集体化身）与菩提老祖（白哈尔主神化身）的师徒关系，让孙悟空既承载着吐谷浑王的政治历史，又传承着白哈尔的精神信仰。这种文学转化，让西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历史记忆在中原古典文学作品中得到具象化表达，实现了中原文学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融合。

四、结语

《西游记》作为中国古典神魔小说的巅峰之作，其孙悟空形象的塑造并非单纯的文学想象，而是中原汉文化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的结果。本文以吐谷浑历史与土族民俗信仰为研究中心，从“齐天大圣”封号、猴毛象征、菩提老祖身份三个维度，结合《西游记》文本细节、正史史料与土族文化典籍，考证出孙悟空是吐谷浑历代君王的集体文学化身，其形象塑造与吐谷浑历史、土族民俗信仰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齐天大圣”“有官无禄、有名无实”的虚衔特征，与吐谷浑“有官无禄”的封爵传统高度契合，而孙悟空“崛起—抗争—招安—皈依”的人生轨迹，与吐谷浑王的历史命运形成深层的叙事同构，成为二者历史关联的重要制度与叙事依据；猴毛作为孙悟空的核心法宝，是吐谷浑部众的文化隐喻，其“变化万千、听令行事”的特征，暗合吐谷浑部众的凝聚力与战斗力，而土族“猴毛辟邪”的民俗，则为猴毛的神圣性与灵性提供了鲜活的民俗文化根基；菩提老祖作为孙悟空的精神导师与本领传授者，其原型为土族萨满主神白哈尔，二者在语义、文化内涵、角色功能上存在多重深层关联，而白哈尔与孙悟空在精神内核、形象特质、文化象征上的深层同构性，更印证了二者的原型关系。

从文化融合的视角来看，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是明代中原文学吸收、融合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经典范例。明代时，甘青地区作为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文化交流频繁，吐谷浑的历史文化与土族的民俗信仰，通过商旅、僧侣、文人等渠道传入中原，为《西游记》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素材。《西游记》的作者将吐谷浑的封爵制度、历史命运，与土族的猴毛辟邪民俗、萨满主神信仰融入孙悟空的形象塑造中，让这一形象既有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力，又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成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经典文学符号。

本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突破现有孙悟空原型研究的中原文化与域外文化双重框架，丰富孙悟空原型研究的民族文化维度，为古典小说的原型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更在于揭示《西游记》背后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印记，证明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是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结果，彰显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同时，本研究也为吐谷浑历史与土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文学视角，让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得到更多的关注与重视。

孙悟空形象作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经典，其背后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交融理念，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古典文学中的民族文化融合印记，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值得补充的一句话：白哈尔一词承载的含义——枹罕。“枹罕”一词是为今天甘肃陇南地区的地名，北魏时期有学者将“枹”字改音为“桴”，称作“桴罕”。古人为了解读方便往往会改动一些字的读音，比如“吐谷（gu）浑”改为“吐谷（yu）浑”，改动之后反而弄巧成拙，为后世解读制造了障碍。清人吴玉搢有言：“盖夷狄之名初无定字，译者以其声之相近者传之！”甘肃、青海在古代以少数民族居多，历史文献中的地名多以汉字借音标注，后世若再用汉字之意进行解读？势必脱离原意。在土族语言中，“白哈尔”准确发音为“蕃汗”，蕃域可汗的简称，是对吐谷浑王吐延的尊称；吐谷浑，其中谷字念gu，这三个字在土族语言中就有了实际意义，“吐谷”表示“里面的”，“浑”表示山沟、山湾，是汉字中的“湾”转音为“浑”字之音。今天土族语言中用卷舌音发“湾”字之音，用最接近其音的字也就是“浑”了。最初，吐谷浑是地名，是一个族群的部落名，部落名很自然会成为其首领的尊号，叶延称王后是以部落尊号为国名！一般不会以祖父之名为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