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淇鱼灯（陈亮摄影）

陈亮摄影工作室

【陈亮摄影·我在现场】 瞻淇鱼灯 “上马下花醉仙同乐嘞！” 在皖南歙县瞻淇古村，我在现场感受到了传承八百多年的瞻淇鱼灯，非遗文化的魅力在此刻得到了具象化的体现！ 竹为骨，布为鳞，瞻淇鱼灯，流行于春节，从正月初二至正月十八（文旅的拓宽现在每周六安排这一活动）。鱼灯分为红鱼和青鱼两种，寓意喜庆祥和与春回大地。鱼灯活动最初是村民祈福、盼丰收与游子归乡的仪式，承载着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鱼灯是中国传统鱼文化的重要活动之一，鱼文化是以鱼类为载体，在中国历史中形成的具有吉祥、丰饶等核心内涵的文化体系，涵盖渔业生产、民俗信仰、艺术象征及饮食传统等多重维度。 在中国文化的谱系中，鱼有着特殊的地位。从源头看，鱼的特殊地位很可能因为它正是“龙”的前身。中国著名民俗专家杨荫深考证，最早的龙图腾是鱼崇拜的变异与延续，龙很可能是先民理想中一种“会飞的鱼”。 在中国的古诗文中，鱼龙往往并称，《周书》载:“鱼龙成则薮泽竭，泽竭则莲藕掘”，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写“鱼龙潜跃水成文”，宋辛弃疾《青玉案》有“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的句子。 鱼文化的内涵体现为：鱼类兼具物质与精神符号功能，既是渔猎文明、农耕文明的重要食物来源，又在《诗经》婚恋诗作中隐喻两性关系，发展为“鱼传尺素”等文学意象。通过谐音（如“年年有余”）与造型（鱼纹器物）寄托世俗愿景，融入年画、剪纸等民间艺术。鱼龙转化传说与科举制度结合形成“鲤鱼跃龙门”典故，强化阶级跃升的隐喻系统。 鱼文化发轫于上古渔猎经济，半坡遗址人面鱼纹彩陶印证早期生殖崇拜。商周时期鱼图腾逐渐分化，秦汉后形成渔业技术专著《养鱼经》并衍生祭祀礼制。隋唐鱼符制度将生物符号转化为权力标识，明清文人则通过食鱼技艺的精细化推动饮食文化发展。这一演变脉络贯穿中国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双重层面。 鱼除了它的食用价值外，还由于它是一种美好的文化象征。例如，古人寄信时常把书信结成双鲤形状寄递。对此，唐代诗人李商隐《寄令狐郎中》咏有：“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相传，更早的时候，人们以绢帛写信，把它装在真鲤鱼腹内传给对方，因称“鱼笺”。汉代蔡邕作有一首乐府诗描写这样的信件：“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因为，它又有“鱼素”的美称，并形成“鱼传尺素”的文学典故。 隋、唐二代，朝廷颁发有一种信符，符由木雕或铜铸成鱼形，时称“鱼符”、“鱼契”；由于要把传递的信息书写在符上，故又称为“鱼书”。使用此符时，把它剖为两半，双方各执半边鱼符，以备双方符合作为凭信。宋代的时候，为了显示使用者的高贵身分，有以黄金原料制作的鱼符。 历代以鱼为主题，寓意吉祥的文化活动，有鱼灯、鱼舞以及和鱼有关的诗词书画。鱼灯多见于年节灯会，它烛光闪闪，形象可爱。南朝梁元帝萧绎曾做《对灯赋》称赞它：“本知龙灯应无偶，复讶鱼灯有旧名”。冠有鱼字的佛教器物名称有“鱼鼓”，俗称“木鱼”，僧侣诵经时有节奏地敲打此物。 （2026年3月21日摄于歙县瞻淇村） 汪浚故里瞻淇村 瞻淇村起源于唐朝，唐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唐朝兩丞相章东和章元镇退隐于此，劳作生息，此时村落就以章姓居多，故名章祈。“祈”通“圻”，是地界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是章姓的地盘。 但就在公元1201年，南宋嘉泰年间时，汪姓 68世祖汪浚（字仲深，号岐山）世居风凰，路过章祈，见朝笏水西流。主大贵，遂带子及族人迁入章祈，之后子孙繁衍至明代。汪氏宗祠属下已有八个支祠，赫然成为村中人丁兴旺的大族。章祈的村名，已不能反映注氏作为村中的望族，为了紀念迁入章祈始祖浚公岐山，就更名为章岐。 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汪氏后裔，时任江西九江府德化县令的汪作霖，借《诗经卫风》““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搓，如琢如磨”诗句，又将章岐改为“瞻淇”并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