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拾珍：当四部中华巨著以“白菜价”入我囊中

吴振达【聚荣文化·延陵吴氏家谱】

春暖花开，阳光正好。日前，我在网络的浩瀚书海中漫游，竟意外邂逅了四套梦寐以求的典籍——《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价格之低廉，近乎“白菜”，我毫不犹豫，悉数收入囊中。旁人或许热衷于购置房产田产，而我，独独钟情于这一册册泛着墨香的纸页。人生在世，各有所好，于我而言，最大的富足，莫过于坐拥书城，与古圣先贤神交。

这四部书，每一部都是中华文明的一座巍峨丰碑，承载着千年智慧，凝聚着无数先贤的心血。能以如此机缘将它们请回家中，实乃三生有幸。

《资治通鉴》：一面穿越千年的明镜

首先抚摩的，是那部厚重的《资治通鉴》。这部由北宋司马光领衔，历时十九载方才编成的巨著，共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余万字。它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风云变幻，以编年体的方式细细编织。宋神宗赐其名“资治通鉴”，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希望它成为统治者的治国宝典。

翻开书页，仿佛能看见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中，日以继夜，“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的勤勉身影。他与司马迁并称“史学两司马”，一纪传，一编年，双峰并峙，照亮了中国史学的天空。书中那一个个“臣光曰”，是他穿越时空的谆谆告诫，关乎名分，关乎才德，关乎一个王朝的兴衰根本。毛泽东主席曾批阅此书十七遍，赞其叙事“如亲历战场，可为领导艺术教科书”。对我等普通人而言，它何尝不是一部人生的教科书？王朝的轮回、人性的博弈、得失的权衡，尽在其中。夜深人静时，读一段“赤壁之战”或“玄武门之变”，历史的惊心动魄与冰冷逻辑，足以让人掩卷长思。

《二十四史》：一部民族生命的完整史诗

如果说《资治通鉴》是纵贯的线索，那么《二十四史》便是横陈的群峰。这二十四部正史，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到张廷玉等编纂的《明史》，浩浩荡荡，总计约四千余卷，四千万言，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末四千多年的沧桑。它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不断、自成体系的巨型史书系统，是中华文明未曾中断的最有力见证。

乾隆皇帝钦定这二十四部书为“正史”，使其地位尊崇无比。书中不仅有帝王将相的赫赫功业，更有“食货志”里的经济脉络，“职官志”中的制度变迁，“艺文志”内的思想流变。这是一部民族的集体传记，每一次翻动书页，都能听到祖先的足音。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这“绝唱”的精神，又何尝不贯穿于整个二十四史之中？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是中国史官薪火相传的铮铮风骨。购置一套完整的二十四史，犹如将整个华夏的过往请进了书房，那份沉甸甸的踏实感，是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法比拟的。

接下来，是堪称传奇的《永乐大典》：一场文明星空的璀璨烟花与一位常州先贤的传奇。

这部明成祖朱棣下令编纂的类书，规模之巨，空前绝后。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总字数约三点七亿，收录先秦至明初的典籍七八千种。它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编纂时动员了三千多位学者，其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极为方便。

更令我这位常州同乡倍感亲切与自豪的是，这部巨著的都总裁，竟是我们常州先贤陈济。 陈济（1363-1424），字伯载，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他自幼聪慧，博闻强记，读书过目成诵，尽通经史百家之学，时人惊叹其学识，送他一个既形象又略带调侃的雅号——“两脚书橱”。这位“书橱”先生，不爱功名，不事生产，甚至曾将父亲给他经商的本钱，大半用来买了书。然而，正是这份近乎痴傻的纯粹，成就了他。

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诏修《文献大成》（后改名《永乐大典》），陈济以布衣之身，被破格任命为“都总裁”，统领姚广孝、解缙等数千文人学士。面对文渊阁内浩如烟海、漫无头绪的百万卷藏书，正是陈济与姚广孝等人“发凡起例，区分钩考”，制定了周密的编纂体例，使庞大工程得以井然有序地推进。修书期间，凡执笔者有所疑问，“辄就济质问”，他总能“应口辨析，不稍滞疑”，其渊博与敏捷，令满座叹服。明代“黑衣宰相”姚广孝曾赞他：“群书博记羡儒魁，胸次森森武库开。” 可以说，陈济以一介布衣之智，为这部“万书之书”完成了至关重要的顶层设计。

然而，这部皇皇巨著的命运却令人扼腕。永乐正本下落成谜，嘉靖年间重录的副本亦命途多舛。它历经宫廷火灾、战乱兵燹，更在近代遭受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劫掠与毁坏，甚至被侵略者当作砖块构筑工事。至清末，一万多册的巨著仅剩零星残卷，飘零于世界各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追索，一代代文化守护者呕心沥血，方使部分遗册“珠还合浦”。如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二百二十四册，已是全球之冠。手持它的影印本，我触摸到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段文明劫波、文脉坚韧的辛酸史，其中也闪耀着一位常州读书人用毕生心血点燃的智慧之光。它的残缺，恰似我们民族记忆曾受的创伤；它的回归与珍藏，则是文化复兴的明证。

《四库全书》：一次盛世的终极总结

最后，是清代乾隆朝举全国之力编纂的《四库全书》。这项工程历时十余年，动用官员学者三百六十余人，誊录人员三千八百多人，最终抄成七部。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三万六千余册，近八亿字。七部正本分藏于南北七阁：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

《四库全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梳理与总结，其分类体系（四库分类法）影响深远。它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尤其是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了数百种已散佚的古籍。然而，这项工程也伴随着严酷的“寓禁于征”，在编纂过程中查禁、销毁了数千种“违碍”书籍，并对不少收录书籍进行了删改。因此，它又是一把双刃剑，既是“千古巨制、文化渊薮”，其编纂过程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如今，七阁全书历经战火，仅文渊阁本（存台北）、文溯阁本（存兰州）、文津阁本（存国家图书馆）三部及文澜阁本（经补抄，存杭州）半部尚存。一部书，七种命运，映照的正是近代中国的百年国运。

结语：吾庐虽小，可纳千秋

四套书，静静地立在案头。它们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带着司马光的忧思、司马迁的孤愤、永乐大帝的雄心、乾隆皇帝的抱负，也带着无数无名抄写员毕恭毕敬的笔迹。别人买房置地，求的是空间的广阔与物质的丰盈；我购书藏书，求的是时间的纵深与精神的丰饶。在这个信息爆炸、一切速食的时代，能沉下心来，与这些凝聚了民族最高智慧的典籍相伴，是一种奢侈，更是一种幸福。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面对这浩如烟海的文字，穷尽一生也未必能读完万一。但重要的或许不是读完，而是拥有。拥有它们，便仿佛拥有了一把钥匙，可以随时叩开历史的大门，与往圣先贤对话；拥有了一片星空，在迷茫困顿之时，能仰望那些永恒的精神坐标。书房虽小，却因这些书而接通了千古，容纳了山河。这，便是作为一个爱书人，最朴素也最极致的浪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