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花侠”陈马六甲澳门避难传奇

高野海青

文：【澳大利亚】杰弗里.C.冈恩

译：【中国澳门】项方

来源：“香山研究”微信公号

1924年，印尼共产党主席兼共产国际东南亚巡视代表陈马六甲曾短暂访问澳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者当时正在为荷兰东印度群岛（当时的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苏门答腊出生的陈马六甲因此被荷兰当局宣布为公敌。众所周知，他被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称为未来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之父”，至今仍是印尼民族主义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陈马六甲于1923年12月经苏联抵达广州，比胡志明和苏联使馆团提前一年多到达这座中国南方城市。他会说多种语言，能使用流利的荷兰语、德语和一点英语，除此之外，他还会讲当地的印度尼西亚语和方言。在荷兰的议会选举中，他作为共产党候选人以微弱差距被击败。

到达莫斯科后，他作为爪哇的代表在第四届共产国际大会（1922年11—12月）上发表讲话。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印度的马纳本德·纳特·罗易、胡志明和日本的片山潜。

陈马六甲在共产国际中享有广泛声誉，加上他和广州的革命同志站在同一阵线，因此，虽然他还不会讲中文，也有机会直接接触当时国民党政府之领袖孙中山。

1923年12月，两人在位于广州珠江边的孙氏府邸，会晤。在其自传中，年仅二十七岁的陈马六甲提到，他似乎得到特别的优待，同时见到孙中山和他的儿子孙科，还有廖仲恺、“可能”还有胡汉民和汪精卫，均为这一时期国共合作的重量级人物。

胡志明受共产国际指示，专心于农民事务；陈马六甲代替他的角色，成为1924年6月在广州举行的泛太平洋工会（PPTU）会议的关键人物，同时又吸引众多来自印尼、菲律宾等地的代表加入其中。

会议确定广州为工会总部，还决定推出其宣传杂志《黎明》（The Dawn），由陈马六甲担任编辑（由于印刷和翻译原因，杂志实际只出版了两三期）。1925年4月，也就是在陈马六甲离开中国之前，他出版了第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荷兰语著作《走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Naar de Republiek Indonesia），在当地印刷发行。

虽然陈马六甲没有特别提到在广州见过任何越南人，但胡志明确实提起他与这位印尼人的会面。那时胡志明开始为苏联通讯社“罗斯塔”（ROSTA）工作，在1924年11月的信中向莫斯科报告：“我只见过马六甲同志一次；他病了，告诉我他想回自己的国家。我想他已经走了，因为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正如胡志明所了解到的，陈马六甲尚未适应中国的生活，这无疑是事实，广州的气候、食物和语言对他来说都很陌生。其间，疾病也悄然而至。

1924年9月，陈马六甲在澳门。陈马六甲在自传中没有提到澳门之行，相比其对于广州的详细描述，这实在是不可思议。此次澳门之行也没有在任何其他著作或二手文献中出现（有鉴于此，在各种语言的文献中，本文都是首次提到陈马六甲在澳门的经历）。

在共产国际档案中，有一封字体写得很粗糙的信，落款处写道，“广东，1924年9月16日”。信的内容简单地写着“亲爱的格里戈里·沃伊京斯基同志”。陈马六甲用“Hassan”的代名签署信件，信中解释了他如何每两周或每个月通过信使与爪哇和新加坡的同胞联系。正是在这封信中，他写道：“也许一周后我要去澳门疗养一週。”

除此之外，其他唯一可证实这次澳门之行的是，他从澳门回来后，曾由广州寄给沃伊京斯基一封打印信。信中解释说，1924年9月下旬，他去澳门待了一个星期，表面上是为了躲避广州的夏季炎热，“因为那里的气候比这里好得多”，同时也是为了身体的康复。关于康复，他解释说自己只是恢复得很慢。他还抱怨自己“烦躁”和“紧张”。让他感到压力更大的是，他难以获得有能力的中文翻译作为协助，以帮助他推出自己用蹩脚英文写的宣传公告。

除中文翻译外，他也在寻找优秀的英文及马来语翻译，这可能是他在澳门时所考虑的问题。一号公报在广州印得还很粗糙，二号公报已经准备好要印了，“但是由于政府武装戒严，广州的商人和印行每天都面临困难。这两天又关门了，因为现在商家又在举行针对孙中山博士的罢工”。

随后，他用一句话准确地抓住了英国人的焦虑：“镇上的每个商人和每个英国人都认为孙现在是一位纯粹的布尔什维克。这可能是英帝国主义催促商人推翻孙政府的众多原因之一。”事实上，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的一间医院去世了。

可惜的是，陈马六甲没有留下任何关于澳门的描述，但鉴于他对高档酒店的偏爱，我们可以猜测他会住在利为旅酒店（Hotel Riviera）或类似的地方。逃离广州夏季的炎热可能只是一个藉口，陈马六甲这样有能力的特工不会轻易冒险过境，所以我们也想知道他持什么样的旅行证件进入澳门？葡萄牙驻广州领事费力什·奥尔塔（Félix Horta）是否已经发给他签证或通行证？这次澳门之行是否为他在中国直通孙中山的社交圈所安排？

还可就此进一步提出问题：陈马六甲希望在澳门联系谁？或者，他是意图将澳门作为未来的基地吗？或者，更实际地说，他是否有可能来此寻求讲英文的印刷商（包括土生葡人）的帮助，以帮助他克服在广州面临的主要问题，即公报和即将出版的著作所需要的拉丁文字体？笔者认为这个理由是最有可能的。

回到广州后，陈马六甲警觉到印尼共产党内部的危机，于是他继续寻求新的出路。他从香港乘船前往马尼拉，与当地人接触，但仍然与祖国政事保持距离。1927年，他的行踪引起美国人的注意，因此被驱逐到厦门，后来在上海定居。1927年9月，荷兰人向葡萄牙当局索要陈马六甲可能在澳门留下的信息，但没有任何记录。

在日本入侵之后，陈马六甲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很可能是为了找胡志明，而后者正在寻求解决马来亚问题）。1932年10月10日，陈马六甲被捕，监禁在域多利监狱。他与胡志明同时入狱，两人未获准见面。胡志明在法庭上受审，陈马六甲只是未经正当程序被驱逐出境。

陈马六甲有“红花侠”（Scarlet Pimpernel）之称，名不虚传，当时有关他的传奇小说非常之多。最终，他回到祖国的土地，但赶上了日本占领的黑暗时期。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陈马六甲首次在国内公开出现，但实权落入其对手苏加诺（Sukarno）和穆罕默德·哈塔（Mohammad Hatta）之手。

双方关于民族主义的政见不一，苏加诺倾向于与重返印尼的荷兰人采取外交路线，而陈马六甲采取了不妥协的立场，结果被他的政-治-对手逮捕和监禁。出狱后，他在农村继续“斗争”，因大意于1949年2月21日被印尼军事分子逮捕并暗杀。因此，他成为今天许多印尼人纪念的革命烈士。

印尼民歌《梭罗河之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