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西南联大旧址

风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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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云南昆明的人文景观，我最憧憬的有两个：一个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另一个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今年一月的云南自由行，到昆明的第二天，我们便去了这两个地方。遗憾的是，前一个因内部装修，关门大吉。后一个总算没让我们失望，这里不仅有联大旧址，还有博物馆、纪念碑、纪念亭等，让我们看了个够。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昆明市五华区一二一大街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区内，占地面积70余亩。

1938年，日本侵华战争升级，平津先后沦陷，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被迫南迁，在昆明联合组建一所综合性大学，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同年4月，该校正式开学，至1946年5月宣布结束。

抗战烽火中诞生的西南联大，为国家民族汇聚和保存了极为重要的教育文化力量，在抗日战争史上和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联大所培养的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铸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不朽丰碑。

进入云南师范大学的西门，左侧草坪上可见三个三角形的“西南联合大学纪念亭”。该纪念亭建于1988年，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为纪念西南联大成立50周年而修建。每校各建一个三角亭，三个亭的布局呈三角形，象征当年三校联合办学的盛事。

三角亭右侧是个较大的草坪，草坪中间是曾任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的全身塑像。

塑像建于1986年，为纪念闻一多先生殉难40周年而建。闻先生身着长衫，昂首挺胸，目光坚定地注视前方，呈现出慷慨激昂的演讲姿态，生动还原了他《最后一次讲演》时的凛然风骨。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诗人、学者、教授。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国留学，1925年回国。先后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1938年任西南联大教授，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和民主运动。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民主战士李公朴被暗杀。闻一多发表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扼杀民主运动的罪行，当天下午他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其著作有《闻一多全集》。

抗战中后期，物价暴涨，闻一多全家处在断炊威胁中，他不得已挂牌治印。

图下为闻一多所刻的“抗战胜利纪念章”。

建于1946年的闻一多先生衣冠冢。

图左为上海李闻（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上周恩来所致的悼词。

图右为1946年7月，吴文藻、谢冰心致闻一多夫人慰问电。

走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仿制门，便可见两南联大初创期的三个核心成员：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人的半身塑像。

蒋梦麟，西南联大常委、北京大学校长。浙江余姚人，著名教育家，1908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先后学农学、教育学，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8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30年任北大校长，按“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主张重振北大。

梅贻琦，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天津人，著名教育家，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主张，大学，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即其名言。

张伯苓，西南联大常委、南开大学校长。天津人，著名教育家，早年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甲午战争后，弃武从文，先赴日本考察教育，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回国后创办南开学校，主张“校务公开、责任分开、师生合作”，制定“公能”校训，倡行教育救国，培养爱国精神。

塑像西侧，几幢土黄色的简陋建筑便是西南联大旧址上的教室。

其中一幢用红色隔离绳和金属立柱围起来的，便是建于1939年的原教室，是当年留下的唯一原构建筑。此教室由梁思成、林徽因规划设计，采用土坯墙、铁皮顶结构。

这里的教室均为典型的战时简易建筑，单层平房结构，墙体是夯土，屋顶采用的是俗称“洋铁皮”的金属波纹板，完全贴合西南联大在艰苦办学条件下“先有容身之所，再谈学术传承”的务实需求。

无论是原建的还是复原的教室，都让我们仿佛看见了战火纷飞年代的西南联大，看见了联大师生在战乱中坚守教育、传承文脉的勇敢无畏精神，它的朴素简陋与西南联大在学术上的辉煌形成强烈反差，充分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艰苦环境下的治学精神。

看过西南联大教室，我们来到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博物馆。博物馆馆名由当代著名作家、西南联大进步学生运动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马识途题写。

博物馆的展陈内容以西南联大历史展为核心，全面展示了西南联大的办学历程、组织架构及参与抗战的情况。

上图为教育部令指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艰难办学。

平津沦陷后，三校南迁长沙。长沙临大为适应战时需要，将三校的院系作了合并调整，设立文、理、工、法商4个学院共17个系。校舍租用长沙城东韭菜园圣经学校等处。

战火蔓延，临大西迁昆明。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武汉震动，日机空袭长沙的频率不断增加，长沙临大已不能维持正常的教学。1938年2月，长沙临大奉命西迁昆明。

联大迁滇之初，没有自己的校舍，完全靠租借房舍，艰难维持办学。1939年新校舍建成，也只能满足文学院、法商学院和理学院三个学院办学，工学院和师范学院依旧靠租借校舍维持。

西南联大函聘梁思成、林徽音为学校校舍建筑工程顾问的聘请书。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师生经受背井离乡、居无定所、物质匮乏、生活窘迫等多重考验。

上课铃，是当年西南联大用于上下课、作息提醒的物件。

组织架构。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常委会决议通过《本大学校务会议组织大纲布告》和《西南联大教授会组织大纲》。

让我颇感意外的是：西南联大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校长”一职，而是实行常务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共同负责决策和管理。但有分工协作：由于蒋梦麟和张伯苓常驻重庆处理政务，梅贻琦长期驻昆明实际主持日常校务，因此梅被视为事实上的总负责人。

西南联大的各位教务长、总务长、建设长和训导长。

1938年4月28日，西南联大负责人与旅行团团部、辅导团全体成员合影。

“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大的校训，也是这所战火中诞生的大学的精神核心。

“刚毅坚卓”的内涵。刚：是刚正不阿；毅：是坚毅不屈；坚：是坚忍不拔；卓：是卓越追求。

正是在“刚毅坚卓”校训指引下，从平津到西南联大，师生们千里迁徙，在昆明的土坯房里治学，却在文学、历史、数学、物理等诸多领域取得世界级成就，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2位两院院士。

西南联大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校徽，联大关防章。

西南联大院系图和组织概况表。下设5个学院和22个系。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四系，先后有教授70余人。文学院学生每学年一般在450人左右，共毕业本科生600余人。

理学院，院长吴有训。设算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气象学5个系，先后有教授70余人。每学年在校生平均约350人，共毕业本科生670余人。

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陈岱孙、周炳琳。初设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商学4个系。1940年5月，社会学系从历史社会学系中分出，归入法商学院。法商学院先后有教授60余人。每学年在校生平均700余人，共毕业学生1300余人。

工学院，院长施嘉炀。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5个系。先后有教授70余人。全院有本科生近2200人，电讯专修科171人。毕业本科生900余人。

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师范学院共设国文学系、英语学系、史地系、数学系、理化学系、教育学系和公民训育学系7个系。先后授课教授近70人。师院学制为五年，比其他学院多一年。毕业本科生170余人，专科生80余人。

联大学人著书立说，用学术著作和科研成果，弘扬中华文化，恢宏学术传统，激发救国斗志，积蓄复兴力量。图上为钱穆及其《国史大纲》。

图下冯友兰及其《贞元六书》。

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西南联大在昆明举行结业典礼，完成了她的战时使命，三校复员北返。为答谢云南人民的深情厚谊，联大师范学院整建制留昆，发展为如今的云南师范大学。

参与抗战。

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联大学子以大无畏的豪情从军参战，成为抗日作战的生力军。

上图为西南联合大学抗战八年来从军学生的姓名，共834个。在这份沉甸甸的名单中，每一个姓名背后都是一个年轻而炙热的生命，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了校歌中“驱除仇寇”的铮铮誓言。

图左为：1940年3月2日，《云南日报》刊文《联大师生三千余人通电申讨汪精卫》。

图右为：1943年11月19日，《云南日报》刊文《联大四年级男生一律参加服役》。

许渊冲，中国著名翻译家。1941年，正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就读的许渊冲响应征召，投笔从戎，任“飞虎队”情报翻译官。他每日翻译敌情，精准传递日军动向，其译稿直接影响“飞虎队”的作战部署。

图下为许渊冲使用过的打字机。

穆旦，诗人，翻译家。1942年，穆旦以西南联大助教身份投笔从戎，任中国远征军翻译官入缅作战。同年4月，远征军战败，他随部队穿越野人山撤往印度。在四个多月的撤退途中，穆旦身陷绝境，历经敌军追击、山洪瘴气、饥病交迫，九死一生。

丁成志。1944年，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学生丁成志应征担任援华美军翻译官。

临行前他写下一封家书寄给母亲。

“救亡勇士”锦旗，为西南联大博物馆的重要馆藏之一。这面锦旗是1938年西南联大师生为表彰抗战前线将士而集体制作赠送的，上面绣有“救亡勇士”四个大字及众多师生的签名，表达了联大师生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抗战将士的崇高敬意。

走出西南联大博物馆，我们来到了博物馆的后面。这里的绿树掩映下，矗立着一排三个造型各异的纪念碑。

上图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纪念碑的碑文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碑文系楷书，19行，共1178字，记载了西南联合大学组建的原由，南迁经过，八年办学历程，以及北回概要，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的珍贵资料。

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纪念碑，是1946年西南联大北返后，留在昆明的师范学院独立建院而来，这根碑柱是该院的标志性纪念物，承载着联大在昆明办学的余脉。

纪念碑的柱身采用简洁的石质圆柱设计，顶部的莲花造型带有中式传统建筑的韵味，既庄重又不失雅致。碑柱上的“国立昆明师范学院”由西南联大主持日常校务负责人的梅贻琦题写。

革命烈士纪念碑。

纪念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何懋勋、潘琰、闻一多等15位烈士；

纪念国立昆明师范学院杨畅东、李朝斌、萧源等12位烈士。

谢谢阅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