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校赴职·归洛结缘·筑巢添丁

怡丰特工

　　上接我从郑州建筑工程学校毕业，等待分配工作。下面是我工作、恋爱、结婚、生子的故事。

一九八一年九月我们返校，领取工作派遣证。洛阳城内的六位同窗，我、王克江、陶义、杨亚丽四人派往洛任职，另两位男同学闫凤德、李广茂则通过省建工系统，进入驻洛的省安装公司。我们四人的档案关系统归市人事局管理。彼时恰逢政策大力扶持轻纺工业，我与杨亚丽同学被分配至市一轻局。

其实，我心中的理想去处是自来水公司——那是个效益优渥、福利丰厚的单位，且早已与对方谈妥，对方也欣然应允。奈何自来水公司隶属城建局，我的档案关系却未能落至该局，渠道不通，便无法如愿。

待我赴一轻局报到时，方知该局本就无意进人。他们索性将我打发到距市区七公里开外的一家洗衣粉厂。我拒绝了，要求将档案退回人事局。一轻局遂在派遣证上批注："本人要求退回人事局"。

手持派遣证重返人事局，人事局又将我改派至城建局。我怀揣一线希望走进城建局人事科，人事科主管领导却冷言相向："当初我们四人都要，只给两个，如今别人不要的，退回来推给我们，我们也不接收收"。

这一下，我成了烫手山芋，无人问津。

所幸家父早年曾在市政府商业局支左，尚有些人脉旧交。他托昔日同事辗转找到城建局局长。局长是位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的老革命，听闻此事后拍案道："要！怎么不要？城建处刚刚组建，就让他去那里"。

就这样，我被分配至洛阳市城建工程处。

"城建处"——这名字听着颇似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吧？确实，编制上是副县级事业单位，名义上也算体制内。然而实际上，它是个彻头彻尾的市政工程施工单位，内部实行企业管理，财政不拨经费，全靠自收自支、自负盈亏。

那个年代，市政系统在全国都被视为肥缺美差。这家城建处的前身，正是原自来水公司的水源扩建指挥部。待水源扩建工程竣工后，便以原有的三十八名事业编制人员为班底，又从市政管理处整建制调入一个工程队，再从农村招收了一批知青，三股力量合编而成。

　　到城建处报到后，我被分配到技术科。科长杨工是五十年代从上海支援洛阳建设的老专家，夫妻俩一同扎根于此，堪称洛阳城建系统的元老，大家都尊称他为"老杨工"。科里还有两位女同志，我都以师傅相称：年长的赵师傅毕业于东北林学院，一九六七年与丈夫一同分配至湖北郧西，一九八〇年才调回洛阳；年轻的唐师傅则是一位描图员。技术科连我在内共四人，我从老杨工身上学到了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和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

一九八二年春节刚过，城建局派工作组进驻城建处，对机构进行整顿。机关百余人，仅精简两人，我这个新来的自然是首当其冲。我被下放至施工一队，另一位则是材料科的同事，去了仓库。

到一队报到时，队长姓王。我的具体工作是"协助队长工作"，王队长常带我跑工地，有意栽培我做副队长。可我志不在此——当官非我所愿，即便要当，要当我也只想当技术科长（几年后我当上了技术科长）。

"协助队长"是个虚衔，并无具体差事，平日只在队部办公室闲坐。我见测量组人手吃紧，便主动请缨协助测量工作。当时老杨工刚从上海引进顶管施工工艺，施工中须随时监测顶管的方向与高程，确保管道沿设计轨迹掘进，这就要求测量人员定时到场。恰巧我家附近有个工地，三班倒昼夜施工，每班都需测量人员值守。我便把水准仪搬回家，清晨六点先去工地测完数据，再赶去上班；中午抽空再测一次；夜里十二点前后，还要再去测一趟。如此一来，队里便不必专门抽调人手了。

　　毕业后，洛阳六位同学仍常来常往，结伴出游。最远的一次，是骑自行车去黄河边游玩。其中，我与王克江往来最密，克江分配在城建处二队，既是我同班同学，又与我同处一个单位。他也喜爱无线电与摄影，与我志趣相投。克江手极巧，自己动手做了一台放大机，灯箱是用暖水瓶的铁皮外壳改制而成。我时常借他的放大机洗印照片，在昏黄的暗红色灯光下，看影像在相纸上渐渐浮现。

　　洛阳同学骑自行车到黄河游玩，身后依稀可见洛阳黄河大桥。前排左时陶义、有是杨亚丽，后排自左至右李广茂、闫凤德、王克江、我。

　　一九八二年，我尚未恋爱，工作之余颇觉闲暇，便报名参加了西工区文化馆举办的英语学习班，以充实业余生活。初中时初识英语，高中便基本停课；建校英语为选修，既不期末统考，也不计入成绩，故而我的底子相对薄弱，正可借此班补习提升。

学习班上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公安局的法医，有若干年后成为电信局的高管，还有一位是城建处二队的同事。虽当时工作上并无交集，却因同堂习英语而结为好友。

教程采用电大英语教材。第一学期我颇为用功，期末竟考出九十七分的高分；第二、三学期因开始恋爱，学业难免分心，成绩有所下滑，所幸尚能维持七八十分，最终拿到了电大英语单科结业证——日后若攻读电大，英语便可免修。

此番英语学习，看似寻常，却为十余年后我晋升中级职称时的英语考试，悄然埋下了伏笔。



　　一九八二年，老杨工升任总工程师，赵师傅也提拔为技术科科长。彼时颇重技术人才，赵科长的丈夫随即从城建局大桥办公室调任交通局副局长，数年后更升任我们的主管委局——建设局局长。

技术科确实人手紧缺，我在一队期间，科里时常致电队长，借调我回去帮忙。一九八三年，洛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牵头组织各部门编纂《洛阳地方志》，其中《城建志》由市政工程处主笔，城建处协助撰写。我与工会一位女同志被抽调出来，专司此事。

我们遍访城市档案馆，从建国前直至当时的城建历史，皆在编纂之列。我主要负责绘制图纸——道路路名图、排水管线图等。路名图又分总图与分区图：总图涵盖全市，分区图则细绘涧西、西工、老城、瀍河四区；另又执笔撰写排水系统章节。

此番经历，令我于图纸上游遍洛阳。全市大街小巷的分布与名称、地下管网的走向布局，悉数谙熟于心。可以说，我成了张活的洛阳地图。



　　自《工人一载——我的皮匠生涯》中一文中提到的五楼遭窃后，我便搬了下来。同户型一楼原是饮食公司司机的居室，那位司机调至二楼两室房后，父母便搬进这间一室户；我则住进我家一楼那套两室的里屋，外屋权作餐厅。两套房子隔着一个楼梯间，做饭就在楼梯间改成的厨房里。

一天傍晚，我正帮母亲做饭，四楼饮食公司的另一位司机——姓董——突然慌慌张张冲进来，对母亲丢下一句话便疾步离去。母亲一把拉住我："走，小谭喝药了！"

我和母亲奔上四楼，房门大开，屋内弥漫着浓烈的"敌敌畏"气味。小谭正是董司机的妻子，我唤她谭姐，在三友理发店当理发员，性格开朗，人高马大，体态丰满。进屋只见谭姐横卧在地，口吐白沫。我连忙背起她——她的体重竟比我还要沉——踉踉跄跄出门下楼，她的头重重磕在楼道墙上，也未曾听见她呻吟一声。

楼下，董哥已将车停稳。我们七手八脚把谭姐抬上车，风驰电掣送往第二人民医院。洗胃、抢救，一番与死神的搏斗后，谭姐终于苏醒过来。

这是我包括两次救齐跃进救下的第三条人命。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此算来，我已造了三七二十一级浮屠。



　　回忆往事，总绕不开恋爱经历。那些经人介绍见个面，连姓名都未曾记下的，不算；两人互有好感却未曾挑明的，也不算。我真正意义上的初恋，始于一九八二年底——谭姐牵线，让我认识了一位姑娘。

她个头不高，却生得极标致，在红旗糖烟酒商店当营业员，比我小一岁。父母是五十年代从广州支援洛阳建设来的，父亲原在洛阳酒家工作，已然过世，母亲也已退休。我们彼此印象都不错。

我家住八一路北端，她家住南端，相距不过五百米。红旗糖烟酒商店就在洛阳酒家楼下，恰在我们两家中间。时值冬日，晚饭后我常去她家，她下班较晚，有时我去时人还未归，便与她母亲闲聊。等她回来，看她累了一天，只是说一会儿话我就回家了。我曾问："阿姨，你们怎么会来洛阳？"她母亲道："那时我们都年轻，跟着你叔叔响应号召，报名就来了"。那代人的心思，真是单纯透亮。

可我性格内向，话又少，交往三个多月，关系始终温吞如水，渐至冷淡，终是分手。我连她的手都未曾牵过。是不是很笨？谭姐后来告诉我，人家嫌我太闷，一点都不主动。

　　谭姐跟我母亲开玩笑说："兄弟救过我的命，我一定给他找个媳妇"。果然，她又为我牵线搭桥。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五日——我为何记得如此清楚？因为再过十天，便是我的二十四岁生日。在谭姐家中，我与那女孩初见。她二十刚出头，比我小三岁半。那天，我来到谭姐家，她坐在那儿，身着黑底白花的衬衣，齐肩的卷发带着自然的弧度。第一眼看去，不是那种夺目的漂亮，却格外顺眼——像一本装帧朴素的书，乍看平常，却让人想静静读下去，眉眼间有种说不出的柔和与安稳。

从谭姐家出来，我送她回去。母亲早带着外甥女坐在楼后乘凉，专为偷眼瞧瞧我刚见面的女朋友。

　　那日后，经谭姐牵线得知双方皆愿继续了解，我要了她的电话号码。星期六（那时周六仍是法定工作日），我怀着几分忐忑的心情拨通了电话。听到她声音从那头传来，我鼓起勇气邀她次日同游王城公园，她欣然应允，我悬着的心这才轻轻落下。

翌日，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地点见面，并肩步行前往公园。人行道上，两人并排走着，肩距礼貌而微妙，中间那半个人的空位，是彼此心照不宣的缓冲地带。入园后右转，一座假山映入眼帘。拾级而上，二层凉亭翼然临于山顶。 我们登上凉亭二层，在石桌旁坐下，阳光穿过亭角的飞檐，在石面上切割出明暗的几何图案。没话找话间，我的目光不经意掠过她的手臂，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一个有趣的发现，她的肤色竟比我更深些。这念头像一粒石子投入水面——整日坐办公室的女孩，怎么倒比我这个小伙子还黑了？ 念头一闪，又赶紧收回心神，继续那小心翼翼的攀谈。

　　下面这张照片，是2025年5月我和老伴回洛阳，故地重游又去了王城公园，那个二层凉亭仍旧耸立在假山上。

　　在公园的凉亭上小坐片刻，我们又慢悠悠在公园里逛了一圈，回家的路上路过军分区俱乐部，便买好了晚上的电影票。当年的中州路沿途还没什么饭馆，我们也就各自回家了。

　　吃完晚饭，我与女朋友前去军分区俱乐部看电影。电影名字记不住了，看电影的人很多，基本上满场。散场时观众摩肩接踵，她走在我前面，我们挨得很近。她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的白色短袖，灯光下隐约透出少女肩背的轮廓。我跟在她身后，望着那青春洋溢的背影——她步履轻快，乌黑的秀发在脑后盈盈飘拂，似柳丝拂过春水，每一步都踏在我心尖最柔软的地方。一股温热的潮水忽然漫上心头，带着微微的涩意与甘甜，那是属于那个年代的悸动，是青春本身的温度。我下意识地放慢脚步，怕惊扰了这美好的瞬间，又忍不住加快步伐，想离那缕淡淡的雪花膏香气更近一些。那情愫清澈得像一汪不见底的泉水，天光云影流转其间，却容不下一丝浊物，这汪泉水从此只镌刻一个名字，在心底静静流淌，岁岁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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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朋友相见几次后，我们彼此印象都不错，都愿意相处进一步了解一下。这次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主动了许多。她家住在解放路口，离我家也就六七百米，走路十分钟都用不了。起初我们也不是天天见面，只在周末约着走走。一天晚饭后，同学王克江和闫风德来家里玩，坐了一会儿，我对他们说："我要去见女朋友了"。见面地点离家很近，两个同学便像路人一样从我们身边走过。事后闫风德跟我说："看着有点胖啊"，——其实哪是人家胖，是我那时候实在太瘦了，身高1米72，体重100多斤出头。

　　这就是我刚认识不久的女朋友，我们一起去公园，我为她拍摄的照片。

　　女朋友的祖籍是山东临沂，父亲1947年参加解放军，中国的四大战役除了辽沈战役没有参加，其余的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都参加了，腹部留下好几个弹孔伤疤，也是九死一生。解放后调到装甲兵部队，50年代末到洛阳装甲兵学校学习（014中心最早的前身），1960年转业到洛阳，1981年因病提前离休。女朋友接她父亲的班，在洛阳市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工作。

她在公司办公室当打字员。那时的打字机，可不像如今键盘这般，二十六个字母，拼音或笔画输入即可。当时的打字机，将四千多个常用铅字码放在长方形字盘内，每个字的位置须烂熟于心。机身上只有一个手柄，操作时用手移动手柄至所需铅字上方，按下手柄，夹头便将字夹住；再用力一按，夹头夹着铅字敲在蜡纸上；抬起手柄，装有蜡纸的滚筒便移过一个字符。

后来，她调任劳资员，主管公司人事，便是如今的HR；再后来，又转岗到业务科室，做了出纳。

　　女朋友的工作照，摄影师是他的男朋友我。

　　恋爱之初，我们并不常常见面。只是周末相约散散步、看看电影。相识月余，双方都还没见过彼此家人，登门拜访的时机，总觉得还欠些火候。

那次我约她看《夕照街》，地点在供电局俱乐部，离我家很近。我悄悄多买了两张票，位置选在我们前几排。想让我爸妈见见她，却又不愿让她察觉这份刻意的安排，徒增紧张。我们在老地方见面，一同走进俱乐部。落座后，爸妈不时回头探望，我与妈妈的目光相遇，会心一笑。

电影开场约莫十分钟，我的右手缓缓移向她搁在扶手上的左手。她微微一怔，随即翻转手掌，手心向上。我握住那只手的瞬间，掌心开始沁出汗来，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跳动。银幕上的光影在我们脸上流转，她的侧脸忽明忽暗。我不敢转头看她，只能盯着那束穿过黑暗的光，她的手心也在冒汗，掌心滚烫，却舍不得松开，像攥住了一块炭火。

她说看过《夕照街》，不想看了。我们躬身从一排排膝盖前穿行。跨出俱乐部大门的瞬间，夜风扑面而来，我深吸一口气——这才发觉，手心还留存着她的温度，潮潮的，像捂热了一颗将熟未熟的青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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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日久，我们感觉登门拜访各自家长的时机已成熟。一日晚饭后，我们相约见面，我带她来到我家，没有带什么礼物，事先并未告知爸妈，他们正在看电视，见我突然领回一个姑娘，先是错愕，继而热情起来。我家那台单门50升的小冰箱，在当时还是稀罕物。爸爸忙不迭地打开冰箱，取出冰镇西瓜招待她。大家互相问候，爸妈简单问了问她的情况。在家坐了一会儿，我们便出门散步去了。

过了两天再见面时，她说那夜吃了冰镇西瓜，回去便腹泻不止。我心疼不已，又有些哭笑不得——爸爸那份热情，反倒让她受了罪。

第一次去她家的情景，如今已记不真切了。只记得也是个寻常的傍晚，也没有带什么礼物，仿佛这不过是一次平常的串门。

　　交往渐深，她得知我爱好摄影，还会自己洗相。一次，我问她要张照片。那个年代，互赠照片似乎是男女交往的平常之举，可她答应的那一刻，我还是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她愿意继续走下去。

一天，她来到我家，递给我三张底片。我接过来，心里暗笑：这是要考考我这男朋友，是不是真会洗相吗？

几天后，我来到她家，把三张放大的照片递过去。她低头看着，嘴角微微扬起，在灯光下翻来覆去地瞧，指尖轻轻摩挲着照片的边缘。那一刻，我在她心里，想必是加分了吧。

　　这三张照片就是她给男朋友底片，男朋友放大的照片。

　　这些都是她高中时期的照片。第一张摄于冬日，衣着臃肿，显得略胖。她并未当过兵，只是那个年代的女孩都羡慕女兵飒爽英姿，便借来军装，圆一回军人梦。第三张最接近她与我相识时的模样，这张照片被我特意放大成虚光照——估计如今很多人已不知那渐淡的虚化边缘是如何做出来的：放大照片时，底片夹于放大机上方，灯光透底片经镜头投射在相纸上；于镜头与相纸之间，持一张剪有椭圆孔的黑色卡纸上下移动，相纸曝光时，边缘便自然形成柔和的虚化效果。

　　我们的周末总是安排得满满当当。那天上午，我们去了西苑公园，晨光透过梧桐叶洒下来，在地上碎成点点金光。我们并肩沿着小径慢慢走，她偶尔侧脸说着什么，发梢被风轻轻扬起。走到湖边时，我们请路人帮忙拍了第一张合影——两个人并排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笑容却藏不住心中的喜悦，背景是粼粼的波光和远处的拱桥，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照片能把幸福定格。

　　从西苑公园出来，我们坐上公交车，在西苑桥下车，然后沿着河岸慢慢步行过去。青草没过脚踝，我们找到一处平坦的地方，面对面坐着。风从河心吹来，带着淡淡的水腥味，几只水鸟贴着水面掠过，翅膀尖儿点起细碎的光。我把相机放在地上，用石头支住，设好自拍模式。倒计时开始了，她以为自拍已经结束，头微微一扭，看向别处——就在这一瞬，快门自动按下。照片定格下来，她的侧脸状态秀发被风吹得微乱，目光落在远方的河面上，而我正对着镜头，面带微笑。背后是浩浩汤汤的河水，那一刻，大堤上只有风声和我们的心跳，我忽然觉得，这条河见证了我们，而我们会一起走向很远的地方。

　　一天吃完晚饭，我去她家，走进她的房间。她病了，发着烧躺在床上，见到我却格外开心。我当时很担心，她说只是感冒发烧，没事。我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她的额头还有些烫，我把凉毛巾给她换上，看着她虚弱却含笑的眼睛，心里又疼又软。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原来牵挂一个人，是这样的滋味。

我拉着她的手，在灯下细细数她指纹上的簸箕和斗。一圈一圈，像是藏着命运的密码。数完她的，我又数自己的，忽然惊奇地发现——我们只有左手的无名指是斗纹，其余全是簸箕。这是不是冥冥之中的注定？我捧着她的手，又把自己的手掌贴上去比较大小。她的手比我小了一圈，精巧秀气，指节纤细，掌心柔软。我握着那只小手，忽然感受到一种少女的珍贵，让人心里发紧，想要好好护着。那种怜惜的感觉涌上来，比任何言语都重。



　　交往日久，浮心渐沉。彼时我家住八一路，住房宽裕，楼梯间两侧各有一套。我居一侧套间，两室相连，外带厨房；爸妈则住楼梯另一侧独室。每至餐后，爸妈自回那边看电视消遣，我与女友便留我房中。

我有一台"砖头机"——单卡录音机，无收音之功能，唯能录放磁带而已。一日，她带来一盘磁带，轻启仓门，置入其中，按下按键，一阵细微的磁流声过，《踏浪》的旋律便如溪水般潺潺漾开："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歌声清越，绕梁低回。我们或并肩看书，或低声细语，或共翻我订阅的杂志，我看着《无线电》《电子世界》，她翻阅《大众摄影》《世界摄影》《人像摄影》，她见佳片便唤我同赏，我埋首阅读技术文章时亦不时抬头，与她相视一笑。

她家住二楼，三室紧凑，中有过道而无厅，她自有小室一间。我们往来两家，皆有一处私密空间，无人打扰。磁带转动，乐声如诉，杂志为媒，静默相伴，日子如老茶般慢慢泡开，浮躁渐消，安稳渐生——这乐声与书香交织的时光，便成了我们心底最深的积淀，不喧哗，自有声。至今每闻《踏浪》，那年的旋律便又轻轻走来。

　　我爱好摄影，尤喜亲力亲为。彼时135胶卷皆藏于铁质暗盒，我则购来成盘长卷，价廉而耐用，按需裁剪，装入相机暗盒。每逢分装胶卷，必以厚被蒙窗，室内漆黑一片，再仅将双手探入衬有深色衣服的被窝，在那没有一丝光亮的黑暗里摸索操作——量片、裁断、引头、入轴，全凭指尖触感，如盲人读写般谨慎。

拍摄既毕，不必等整卷拍完，便又躲入被窝，剪下已拍部分，装入显影罐，自配药水，亲手冲洗。待底片晾干，便是放相时光。我于住室挂棉被遮窗，隔绝室外光线，仅留一盏红色安全灯，如豆焰般悬于墙角，将满室染成温暖的暗红。架起放大机，调焦、构图、试条，默数曝光秒数。她则在一旁持夹静候，待我口令一出，便将相纸浸入显影液，轻摇盘中，看影像在药水里渐次浮现，由淡而浓，由模糊而清晰，如记忆慢慢显影。定影、水洗、晾干，一张相片方成。

那间小屋，红灯如豆，药水微腥，唯有放大机投射的光束与显影液里渐显的影像在流动。那个时期，我为她拍了许多照片。侧影、回眸、低头浅笑，皆在暗房中一一复活。她从不催促，只在旁递纸、计时、轻搅药水，偶尔抬眼，与我在红光中对视。无需多言，唯有水流与钟摆的声响，以及两张年轻面孔在暗红色光晕里的专注——这是属于我们的私密仪式，是光影与时间的共谋，是爱情最安静的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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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城建志》编纂工作结束，我又被调回技术科。赵科长升任城建处副处长，仍兼任技术科科长；同时，一位姓乔的部队技术干部转业到城建处，挂职技术科副科长。技术科的力量由此得到充实。

城建处承揽的新建、改扩建工程，施工图皆由我们自行设计。赵科长负责道路设计，我负责给排水；赵科长绘的图由唐师傅描，我绘的图则自己动手。所谓描图，是在铅笔绘于白色绘图纸上的图形之上，覆盖一张透明描图纸，以黑色描图笔依样描绘，称作"底图"。晒图也是我们亲力亲为，用的是最原始的晒图架——可翻转的木架，支在办公楼前的空地上，借太阳光一张一张地晒。将底图与晒图纸重叠，经阳光曝光后，再以氨水熏显，便呈现出蓝色线条，俗称"蓝图"。一张透明底图可晒制多张蓝图，那个年代许多晒图社都是这般操作。后来技术科购置了连续晒图机，才不必再看天脸色，可在室内随时作业了。

同年，在老杨工主持下，城建处着手申请设计资质。因自身技术人员数量不足，便与市政工程处联合申报，对方调入四五名技术人员，具体申报工作由我负责。一九八四年七月，我们顺利取得市政设计丙级资质。彼时资质管理尚不严，派给城建处的工程，无论大小皆由我们自行设计。中州西路慢车道新建工程，从七里河至谷水，全长近七公里；建设路扩建工程，长达六公里有余——按资质规定，这些本该甲级设计院才能承接的项目，却也由我们一手完成。所幸设计质量确有保证：设计前的纵横断面测量，均采用经纬仪照准、钢尺丈量，每二十米打一木桩，再逐桩施测。这般认真劲儿，如今怕是没有哪个测量单位还肯这般下功夫了。



　　一九八五年，老杨工从江苏公路部门引进混凝土路面真空吸水工艺——采用325低标号水泥浇筑路面，借真空设备将拌和时多余的水分吸出，使水灰比降至极低，从而获得更高的路面强度。施工设备从镇江订购，杨工遂安排我与设备科同事、一队施工人员同往考察，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差。

当时洛阳恰有发往南京的始发车。抵宁后，我们先游览了中山陵、雨花台诸胜，又参观了南京长江大桥。幼时曾看过大桥施工的纪录片，此番亲临其境，方真切感受其雄伟壮观。离宁后，我们乘大巴赴镇江，厂家详细介绍了设备操作与施工工艺，又带我们参观了金山寺。待设备科同事签订采购合同，一行四人便顺道赴上海旅行参观——这是我首次踏足南京与上海两座城市。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急着回去，就买了上海到南京的火车票，再中转从南京回洛阳。到了南京以后，一出站，站前广场排满了购票的人，排成了长龙。心想这下完了，买不到票，回不去了。这个时候，我就到附近的邮电局买了信封信纸，给未婚妻写了封信，简单地说了一下我们可能不能按时回去的消息。我的同事在排队时见到一个认识的老乡，就插了个队，买到了南京回洛阳的火车票，我们连夜乘车回到了洛阳。

几天后，她才接到信，信上只有简短的几句话，只是告知不能按时回去。她用娇嗲的语气埋怨我，也不多写几句。我知道她是埋怨我信中没有写想念她的甜言蜜语。



　　设备既已到位，工艺亦已掌握，唯独混凝土配合比尚属空白，我们便自己动手做配合比试验。技术科又调来一位老中专生，姓索，年近五十，学的是水泥工艺，我唤他索师傅。我与索师傅二人负责试配，须做十余组配合比试块，从中择优。苦于没有压力试验机，养护好的试块只能送往市建公司，做抗压、抗折强度试验。

配合比既定，便可用于施工。首项工程是邙岭立交——铁路部门已将下穿陇海铁路的通道顶进完成，市政部门负责两端引道及连接匝道。图纸原由市规划院设计，当时规划院的曲工忙不过来，我便被派去协助，做了部分设计工作。曲工也是五十年代从上海来洛的，乃洛阳给排水界颇有名望的女工程师，向我传授了不少宝贵经验。邙岭立交引道的混凝土路面施工，终获预期效果。这是城建处首次成功浇筑混凝土路面，由此奠定了我们在洛阳真空吸水工艺领域的主导地位。

混凝土路面施工须现场取样制作试件，以检验质量。大批试块送外单位试验室检测，花费不菲，自建试验室势在必行。杨工主持组建工作，我负责具体实施：先配置一台二百吨压力机，后又陆续添置三十吨抗折试验机、六十吨万能试验机等大中小型设备器具，终使施工质量检验之需得以满足。



　　一九八四年，洛阳市成立节约用水办公室，姐夫的舅舅任主要负责人。节水办是个好单位，二十个事业编制，正缺技术人员。毕业时自来水公司没去成，如今倒是极好的机会。我向赵处长吐露想法，她说城建处正需要我们这样的年轻技术骨干，不同意放人。彼时调动工作，纵有接收单位，现单位不放也是枉然。

一日晚饭后，我骑自行车带着母亲去赵处长家，想说服她放行。我本打算从节水办福利优厚、有望分房说起，赵处长却道："我们正在为职工盖房，也可以分你一套。"城建处无房职工甚多，大多是七八年招工的知青，下乡算工龄，都有八年以上。以前单位分房，八年工龄是一道坎，我来城建处才三年。赵处长拍着胸脯保证给我分房，我便打消了调往节水办的念头。



　　城建处确实紧缺能干事的技术人员。我的同班同学王克江，也从二队调到了机关工程科。他是毕业时手续直接到城建局分配到城建处的，由于我的手续走了一段弯路，克江比我早到城建处报道分配到二队。我们虽不在同一科室，我俩却配合默契，搭档得极好。

记得我们一起做中州东路给水干管的竣工测量——管道是二队施工的，须绘出竣工图方可移交自来水公司。老杨工安排我俩负责这项工作，无论该属技术科还是工程科，我们都不曾推诿。中州东路距城建处办公楼甚远，我俩骑着自行车，背着仪器、扛着塔尺，从西工区穿老城而过，直抵瀍河区。到现场停好自行车，便开始测量；测出五百多米，再背着仪器返回取车，骑至前点继续测。就这样，四公里多的管线，我俩往返穿梭，步行、骑车、再测量。我看仪器、自记手簿，他扶塔尺，一段一段，终完成了测量任务。回来后，克江根据测量资料绘制竣工图。



　　城建处成立后，城建局将洛阳桥南岸安乐仓库的一部分土地划拨给我们。城建处分作三个院落：一处家属区，盖了一栋家属楼；二队和机械队各占一处办公区。机关则在凯旋西路一栋办公楼办公，旁连一栋家属楼。由此向北，进环保巷约百米，还有一块地皮属城建处，原是机械队的停车场，大型车辆往来出入。一九八四年，机械队迁至安乐，城建处便在这块地上盖了两栋家属楼。房子的平面布局由乔科长绘制，规划院据此修改设计成施工图。

　　两栋家属楼开始施工，我也想争取分到一套。房子盖的很快，分房在即，要赶紧把结婚证开了，否则不能申请分房。我和女朋友商量办理结婚证的事。她问我能保证分房吗，我说开了结婚证有可能分，不开就一定不会分。

我到工会开结婚介绍信，女工委员核查了我的年龄，符合晚婚要求，随即询问女朋友的年龄。我只能如实相告：二十二岁。彼时计划生育工作抓得极严，未到晚婚年龄，城里单位一律不予开具介绍信。

我连忙解释，此次仅为申请住房，并非即刻成婚；我已到婚龄，单位理应开证明，女方那边自有她们单位负责。女工委员却道：她未到晚婚年龄，若结了婚便有了孩子，未到晚育年龄，同样违反政策——那时晚育年龄规定为女二十四、男二十六。我说我开的是结婚证明，并非生育指标。她又追问：你们如何保证不违反晚育政策？简直有意刁难。

我也来了气，不客气地回道：你把证明开了，我去办结婚证。我们本无早育打算，生育指标由女方单位发放，即便违反晚育政策，罚也罚不到你头上。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日，我俩骑着自行车来到玻璃厂路办事处。掏出单位开的介绍信，工作人员接过，在两张卡片纸上郑重写下我俩的名字。没有合影，封面上烫金印着"结婚证"三个字，盖着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政府鲜红的印章，却重若千钧。

拿到证的那一刻，心里又慌又甜，一股说不出的激动涌上来，手都有些微微发颤。我们低头看着并排的名字，只觉得这辈子，就这样稳稳地拴在一起了。她的指尖在名字上摩挲了一下，我的眼眶就热了。原来用一辈子换这两个名字并肩站立，只需要这样安静的几秒钟——安静到能听见办事处窗外的梧桐叶，正一片片落进我们往后的年年岁岁里。

结婚证封面

结婚证

　　领了结婚证后，我们仍各住各家。婚礼未办，总觉得还差一道仪式，不便公然同居。那个年代，规矩重，人言可畏，我们小心守着这份"未完成的体面"。

然而名分已定，我们对双方父母的称谓都改了口。我叫她的父母"爸妈"，她叫我的父母"爸妈"，叫得自然，叫得温热，仿佛早已是一家人。只是每日无论多晚，我们终究要各自归去——她回她的二楼小室，我回我的八一路套间。

那些日子，我们反倒比从前更贪恋相处的时光。白天各自忙碌，傍晚便急急相聚，或在我家，或在她处，或只是并肩走一段夜路。明知有证在手，却仍在享受着恋爱的甜蜜，那种名正言顺而又不外张扬的默契，让每一次牵手、每一句私语，都多了一层隐秘的欢喜。

我们像是两个揣着秘密的孩子，守着一张红纸，却迟迟不肯拆开最后的糖衣。那份悬而未决的期待，那份"终将属于彼此"的笃定，让那段时光成了婚后最柔软的序章。



　　家属楼尚未完工，房子便已分配。我工龄短，能分到一套五楼顶层、五十多平方米的住房，已是万幸。一进门是个六平方米的小厅，置一书柜，矮柜上叠放樟木箱，再摆上冰箱、洗衣机，加之入户门及两间卧室、厨房、卫生间的门，厅内便无转身余地，俨然一条过道。两间卧室均朝南，采光甚好，一间十六平米，一间十四平米；厨卫皆不大，阳台倒是从厨房延伸出去，颇为宽敞。

这是单位自己盖的房子，纯福利分配，个人零投入。一套用努力工作换来的婚房，既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情温度，也是我被单位看中、被领导赏识的明证。我每天爬上去，年轻不觉得累，反而当是锻炼。

新房户型

　　那个年代，结婚通常住男方家里。我未婚即分得一套房，虽是顶层五楼，已觉知足，心中甚感赵处长与单位领导的照拂。

一九八五年初，房子交工，我如愿拿到钥匙。克江也分了房，住我隔壁。我俩既是同学，又是朋友、同事，如今还成了邻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居民楼停水停电本是家常便饭。八十年代停电渐少，停水却仍普遍，白天四楼五楼常无水可用。单位遂给四、五楼每户配发一水缸。五楼一般要到半夜十二点后才来水，每日接水甚是辛苦，白天用瓢舀水也颇不便。我从废旧市场购得一只装食用油的铁桶，以火烧除残油，内壁用环氧树脂浸透玻璃布制成玻璃钢内衬，外壁刷漆防锈。将桶架于卫生间高处，上部装浮球阀，下部接出水管，与自来水管道相连，以阀门切换。夜间来水时，水从上部流入桶内，水满则浮球阀自动关闭，可储水百升，形同小水塔。白天拧开水龙头即可用水，改造为自动储水供水系统，免了半夜接水之劳。我学给排水出身，动手能力尚可，此对我而言不过小事一桩。

结婚前，我曾对女朋友许诺：等分了房，便做一个电动窗帘，一按按钮，窗帘自动开合。我的构思是用小直流电机，以四节五号电池供电，经齿轮减速带动滑轮，滑轮上的绳索牵引窗帘环；按键采用继电器自锁，窗帘轨端部设限位开关，窗帘到位即触开关停转。电气控制与传动原理皆简单，终因无合适齿轮减速箱，又缺机械加工手段，自动窗帘未能如愿制成。



　　一九八五年，我被评为洛阳市先进工作者。城建局及下属单位仅两个名额，市政公司分得其一，公司领导决定推选我，这是对我工作的肯定。我披红戴花，参加了洛阳市总工会在工人文化宫举办的表彰大会，按规定奖励上调一级工资。

一九八五年工资改革方案出台，八六年七月实施。改革后我每月工资六十二元五角，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一级奖励工资。此次改革，企事业单位开始发放奖金，市政公司每人每月十五元。

一九八六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国发(1986)27号〕，恢复了停止多年的职称评定。赵经理晋升为工程师，我考核认定为助理工程师。当时翻阅职称评审文件，见中专学历晋升工程师须毕业后满十五年，我要到一九九六年方能晋升工程师。



　　一九八五年，城建处更名为"洛阳市政工程公司"，这名号才恰如其分。处长改称经理，赵处长虽为副职，大家称呼时却惯将"副"字省去。改称赵经理后，她玩笑道："叫经理真难听，像个做生意的商人。"更名后，原一队、二队、机械队皆改为"处"，又增设三处。

一九八四年，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赵经理与索师傅担任我的介绍人。考察期满，原定一九八五年发展入党，岂料机关支部全体党员大会上，有人提出对我不太熟悉，建议再考察一年。的确，我与工作接触较多的同志来往甚密，其他部门的同志却极少搭话，这皆是我内向性格所致。机关支部书记与我谈话，嘱我不能只顾埋头苦干，亦须多团结同志。我便努力与工会、党办等工作接触不多的部门同志往来，见面时主动点头打招呼。一九八六年六月，建党六十五周年前夕，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的婚期定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二日。此前，未婚妻陪嫁的高低柜及大件物品已早早拉到了新房，静静伫立，等待着日子的到来。

那些红色的双喜窗花，皆是我亲手用红纸折叠剪裁，字体方方正正，甚是喜庆。朋友帮我把喜字贴在单元门和家属院大门的拐角处，远远望去，满目皆红。

婚礼当天，父亲借来单位的一辆北京吉普，送我前去迎亲。车至未婚妻家，按照寻常礼仪，我向她的爸妈郑重表述了愿娶她为妻的心意。彼时我们没有彩礼，没有改口费，一切就是那么的自然，两情相悦便结为连理，有情人终成眷属。随后，装了随身的被褥、皮箱等便携嫁妆，一行人便前往新房。

父亲的一位战友开来一辆大巴，能坐三四十人，载着部分亲朋好友前往婚礼的酒店——华山路厨师饭店，其余能自行前往的宾客则采用自己的交通工具，陆续到了饭店。那是饮食公司下属的厨师教学附属饭店，厨艺颇负盛名。酒席安排了八桌，每桌皆有一瓶父亲珍藏多年的茅台。婚礼简单而隆重，司仪是父亲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席间，宾客纷纷为新人祝福，我们逐桌敬酒，杯盏交错，喜气盈盈。

宴至中途，窗外忽降暴雨，雨势颇急，却来去匆匆。待酒席散去，已是雨过天晴，明媚的阳光重新洒落，仿佛天地也为新人作贺。

午后，我们在新房中稍作休整。晚间，我的两位朋友与她的三位女同学前来祝贺，相聚甚欢。朋友为我拍下了一张照片——那是这场婚礼中唯一留存的一张，其余皆因曝光不足，无法洗出正常的彩色。照片中，我携着她的手，伴着舞曲漫步，彼时心境无比安定，只想这一辈子，与她白头偕老。

窗外月色正好，屋内灯火温柔。我们相视一笑，知道新的生活，正缓缓开始。

结婚当晚在新房，我们携手共舞。

婚后照片

　　结婚时，屋里没有洗衣机，也没有冰箱。黑白电视也不想买，想着等挣了钱，直接买台彩色的，一步到位。

　　结婚三个多月，我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全家人都很高兴。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的一天晚饭后，妻子独自在家。离我家不远的八一路商业局家属楼突然着火，火光冲天，在我家阳台上看得清清楚楚。家住隔壁供电局家属院的妻子一位同学来访，提议去现场看看，妻子便随她一同前往。我当时正在西关丽景桥施工工地，回家路上见多辆消防车拉着警笛驶过，骑车到八一路才知具体失火地点。我挤进人群看热闹，现场停了好几辆消防车正喷水灭火，指挥车升起高高的灯杆，探照灯将现场照得如同白昼。我突然发现不远处拥挤的人群中，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正踮脚张望，赶紧挤过去把她带回家。失火的楼房建于五十年代，坡屋顶，内里多木结构，着火的是顶层三楼，悉数烧毁，所幸灭火及时，一楼二楼未受殃及，我前女友家，便住在这栋楼的二楼。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一大早，妻子出现分娩前兆。父亲叫了一辆车，将她送往第三人民医院（现河科大第一附属医院）。到了医院，反应反倒小了，随即住院待产。上午，姐夫的舅妈送来一张彩电购买票——那时彩电供应紧张，凭票方能购得。下午，我带着钱、攥着票，来到景华路天津路口旁的一家机电公司，买了一台金星牌十八吋彩色电视机。心里那个高兴啊：又得儿子（当时还不知是男是女），又得彩电，真是双喜临门。

双喜临门的金星牌18吋彩电长的就这个样。

　　彩电送回家，我折返医院，妻子尚未生产。母亲与岳母都在病房陪护守候。夜里十一点多，众人说此处无需这么多人，便让妻嫂先回，担心夜路不安全，由我护送。待我骑自行车赶回医院，妻子已然分娩，还未出产房。母亲和岳母见我回来，告之"生了，是个女孩"。我忙说"女孩挺好"，众人见我神色坦然，竟信以为真，这才告诉我实情——是个男孩，六斤七两。那一刻，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次日上班，我在单位楼梯口遇见赵经理。我说"生了个男孩"，她笑道："看你上楼三步并作两步的架势，就知道是男孩。"其实我并非重男轻女，男女都一样，只是男孩更好。

　　在医院护士填写出生证明时，还出了一段小插曲。一九八六年，中国首次实行夏时制，自五月五日起实施。具体办法是：五月四日二十四时，即五月五日零时，将钟表时针倒拨一小时。儿子出生恰在倒拨后半小时，指针指向晚上十一点三十分。有护士说应填五月四日，有护士说应按正常时间填五月五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填五月五日——夏时制本为充分利用日光、节约能源而设，出生时间不能按夏时制计。若儿子再晚出生半小时，便无此争议了。

儿子10天我给他拍的第一张照片。

　　妻子坐月子在父母家。儿子出生半个月时，一日傍晚，妻子的同学来看她，妻子突然感觉乳房胀痛，原是积住奶了。那时没有出租车，院子里恰有一辆架子车，铺上被褥，我拉着妻子一路小跑，她的同学骑着自行车陪同一道去医院。送到二院，医生处置后病情稳定。妻子想喝面汤，同学陪着，我回家去搅。因心急，面未搅匀便倒入锅中，开锅即盛入饭盒拿到医院。妻子喝了一口便放下，说没熬好，一股生面味，像浆糊。同学后来与妻子闲聊时说，那日见我拉着车一路小跑、满头大汗，心里很感动。或许当时她心里暗想：嫁人便要嫁这样的男人。

两个月

百日照和四个月

　　彼时产假六个月，妻子任劳资员，若不及时返岗，岗位便会被他人顶替，遂提前一个多月上班。上班时，她将儿子带到岳母家——岳母家就在办公楼后，中间喂奶甚是方便。岳母老家来了一个女孩，帮着照看孩子。

儿子一岁时，母亲出钱托熟人寻了一个女孩，住家帮我们带孩子，带了一年多。后来这女孩与我一个堂弟成婚，竟也成了亲戚。儿子两岁半，送入西工区委托儿所，两个老太太照看七八个孩子；三岁，又送入六一二所幼儿园。

那个年代，人们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每月发了工资，须先留出生活费、幼儿园费用，一月下来所剩无几。数月后若有结余，再一并存入银行。

　　岁月如白驹过隙，往事已成城。那些苦与甜、得与失，都化作了生命的底色。此刻回望，我只想把这些都记下来——记下那个认真活过的年轻人，记下我们这一代人的平凡与热忱。回首这段从毕业分配到成家立业的历程，恍如昨日。从人事局里几番辗转的忐忑，到城建处技术科的踏实耕耘；从黄河岸边的自行车铃声，到八一路上的梧桐落叶；从深夜背人救命的惊险，到玻璃厂路办事处里那两个并排的名字——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印记，每一程都刻着青春的痕迹。

我曾为一套顶楼的五十平米小屋而知足，也曾为一级工资、一份荣誉而振奋；我在图纸上走遍了洛阳的大街小巷，也在实验室里配比出第一罐合格的混凝土；我救过三条人命，造过二十一级浮屠，也在夏时制的争议钟点迎来了自己的血脉延续。

那些年，我们骑着自行车穿越整座城，扛着塔尺丈量每一寸土地；我们在暗房里洗印照片；我为一个电动窗帘的构想而兴奋，也为职称评定文件上的年限而焦虑。日子紧巴，却从不匮乏热忱；物资匮乏，却从未稀释真情。

如今，当年的城建处已更名改制，老革命局长、老杨工、赵经理、索师傅、乔科长，连同那些并肩的工友、热心的邻居，大多已淡出视野或归于尘土。但每当我走过中州路的慢车道，看到邙岭立交的车流，或是望见某栋老楼上斑驳的"市政公司"字样，总会想起那个背着水准仪三班倒的年轻人，想起他在洛阳城里跌跌撞撞、却又无比认真地活过。

那一代人，响应号召而来，扎根河洛而生。我们不曾轰轰烈烈，却用图纸、用测量、用一砖一瓦，筑起了这座城市的骨架；我们用自行车丈量青春，用结婚证锚定余生，用每月结余的存款，一点点垒起平凡人的尊严与希望。

此生无憾，唯有感激。感激那个退回人事局的决定，感激城建局老局长的拍案一诺，感激赵经理拍着胸脯的分房保证，感激谭姐两次牵线的人情厚重。感激玻璃厂路办事处窗外的梧桐叶——它们一片片落进我的年年岁岁，铺成了一条回家的路。

这便是我，一个市政工程技术员的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