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青春话汾中之五

曾经沧海

梦回青春话汾中之五

曾经沧海

我的发小，我的班。

73班是一个欢乐而火热的集体，我融入其中，度过了少年时代的三年快乐时光;结识了一批真诚而纯朴的少年，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老来怀旧，每每想念他们，想起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班内有一批聪明伶俐而又好学上进的少年，虽然那时汾中有一种强调“全面发展”，反对“只专不红”和“偏科学习”，鄙视“苦学精神”的不正常风气，但对于好学的学生而言，还是把学习作为学生的第一要务。虽然不敢公然“加班加点”，但彼此间却在暗暗较劲，在考试成绩上暗中比赛，你追我赶。

班中最突出的有三个“女杰”，宁文清、史爱蘭和李国蘭。文清活泼开朗而又热爱文艺体育；“二蘭”则内秀而文静，不事张扬。班内每次考试，她们的成绩都名列前茅，数理化成绩一般都在96至100分之间。

类似班里“三女杰”的图片

　　男生中的佼佼者，如左孝智、梁秦燕、赵贵元、孔兆立、程智良、刘世龙、徐树林、李逢春等。人不少，限于篇幅，择其二三简述之。

徐树林年龄最小，个头最矮，脑子却特别灵，他又属鼠，同学们便送他个绰号叫“牯儿”（汾阳土话称老鼠叫牯儿，形容他人小而机智。）他相棋下得最好，数、理、化上常能名列前茅，令人不敢小觑。毕业后，他辗转到省煤气化公司参加了工作，后来成了该公司的技术骨干。

刘世龙也是班内的“小不点儿”，聪明机智而天性贪玩。初中毕业后回老家左权当了兵，参军后竞在科技上闯出了名头;在军工科技上打开了另一片天地。退休后又籍此服务于南京一家私人企业;老板爱其才，赠其大楼房一套。而今赋闲在家，与老伴琴瑟和谐，寒来暑往，候鸟般往来于南京、左权两个家中，悠然而自得。

李逢春，离石人，是班里唯一说不了汾阳土话的外地人，同学们常笑他是“外路儿”。这傢伙很懒，作文常是三五百字一篇，懒得多写一字，但却语句通顺，文理清晰，别看他懒懒散散，好像不爱动脑筋，但学习却不落人后，外语学得尤其不错，毕业后，他和我、梁秦燕、赵贵元一起被调拨到了平遥中学。

　　兆立和孝智是与我交处七十余年，没有断过联系的铁哥们。

　　眼睛视力不好，看不清黑板上的试题。没办法 ，只得报告老师，让我爬到讲台上的讲桌边抄题。太丢人了。

在小伙伴们的你追我赶中，我也受到了激励，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

由于小学时就太贪看闲书，到临毕业的那年，我的视力已经严重下降，成了近视眼。来汾中后，上课看黑板更看不清了。尤其是代数、几何，每堂课下来，掌握不了知识，完成不了作业，心里十分懊恼。左孝智、梁秦燕、孔兆立等同学就主动来帮助讲解，才使得我的课程没有落下。

做作业还好说，考试時就难了，因为那时除了期中大考，一般是不发纸质试题的。看不清黑板上的试题，就无法完成考试，我不得不求邻桌的同学给我抄题。有一次考音乐乐理，邻桌同学刚把抄了一半的试题递给我，就被监考的冯幼兰老师发现了。她以为我们是在递条子作弊，就厉声喝止。同学未敢把剩余的试题再抄给我，害的我仅得了55分。

接受了这次教训，在以后的其它考试中，我不得不羞赧地举手报告我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老师便特允我爬在讲桌上来抄题。那時候的我很可笑，觉得“近视”是一件丢人的事，不敢声张。直到初二后一学期，实在不行了，这才不得不到汾阳医院做了检查，验了视力，又把验光结果寄到北京“大明眼镜公司”定制了眼镜，这才解决了问题。

买到眼镜后，还是因怕丢人的缘故，我只在上课时戴一戴，一下课就把眼镜摘了。因为那时学生近视眼少之又少，初中六七百号人中，只有两个近视眼;一个是我，另一个是72班的尹世杰。他是家传的天性近视，视力极差，眼镜镜片很厚，镜面上一圈一圈的，常受人嘲笑。

　　

这些年通讯发达了，失散多年的同学们，终于有一部分又有了联系。每年有机会回汾，总要与他们聚聚。可是还有不少同学至今音讯全无，令我好生惆怅。

我爱我的同学，常常怀念和他们在一起时的日子。

李新开、王士川、贾润生、王海明、张清玉等是我体育场上的玩伴。李、贾、王三人都是从实验小学上来的，是与我相处了九年的同学，情分更不一般。

新开与我同是汾阳运输公司的家属，父辈们在一起相处的好，我与新开志趣相投，处得像兄弟一般，形影不离。记得困难时期，家家布票不够用。有一次，他妈妈和我三姐在街上发现有卖不收布票的书包;书包是用红蓝相间的再生条格布做的。她俩就买了几个，裁开来，给我俩一人做了一个短袖T恤。我们穿在身上美滋滋的，还有一种炫耀的感觉。

新开兴趣广泛，爱体育、爱文艺，学习也不错。他百米、跳远都很突出，和我同是我们班里田径场上的主力军。他对文艺有特殊的兴趣，（见前述）毕业后在汾运公司工作，其后又子承父业当了汾运公司的工会主席，与文娱工作打了一辈子交道。他爱人王幼俊更是学校的文艺尖子，舞蹈已届专业高水平，夫妻琴瑟和谐，传为美谈。（事见我的《汾阳文工团的故事》）他后来又爱上了摄影，一生活得潇洒、惬意。

贾润生个头不高，四肢健壮，从小学时就是体育运动队的主将，短跑尤其突出，同学们不叫他名字而称他“健将”。初中毕业后听说他参加工作到了榆次，之后就再没了踪影，多方打听也打听不到，也不知他现在境况如何。

王士川是农村来的同学，也是个大个子，性格憨厚，篮球打得尤好，是我们班的中锋大将。

　　孝智在部队的那些年，每次回乡 总要邀我在“中心饭店” 聚聚。复原回乡到汾酒厂工作后，更是你来我往，相交不绝。

有些同学，因上学时性格志趣相投，后来又工作地域相近，几十年相处下来，关系更非一般。

左孝智素有大志，性格随和而文静;爱思考、有思想，办事持重;初中时就十分关心时事政治，班内订的报纸他总是每天抢着去取，他看完了才能转给别人。

孝智与我气味相投，感情最笃，初中时曾多次邀我去他家玩，并带我去地处边山的他舅舅家吃核桃。升入高中后，他在汾中，我在平中;但二人联络始终未断;特别是文革中，我每次回汾都要到汾中去看他和兆立。

高中毕业后，他参军到了河北获鹿，但也是书来信往，从未间断。他每次回汾探家，总要约我到饭店相聚。那时生活困难，我在农村插队，他虽有微薄津贴，但也比我强不了多少。对于他的深情厚谊我常感念于心。由于他和兆立的关系，我也与汾中38班的同学们混得很熟，像38班刘建刚、杨宝平、李文哲、张学斌、武力元、刘玉涛、等同学都是通过他俩的关系接交的，都成了我的朋友。其中，刘建刚慷慨豪迈，他是孝义人，我在孝义工作时，俩人常相往来，成为莫逆之交。楊宝平，文水人，爱绘画，头脑活络，为人热心，改革开放后是最早走向致富道路的人。1998年我筹资买房时曾热心资助我10000元，我很感念他。刘玉涛是汾中才女，她的散文文辞清新，叙事感人，是我不多的文友之一。张福安是我初中同届，与我同时调入平遥中学，后又转学回汾中的旧友，几十年来心心相印，关系更非一般。福安毕业后与兆立同在“汾阳催化剂厂”任副厂长，他分管技术，在化工科研上很有建树。总之，由于孝智、兆立、福安的引荐，我也俨然成了38班的一分子，他们班在太原的同学聚会，总要邀我到场。我也不自外，因为如果我未去平遥，本应和他们是一个班的。孝智复员回汾后，被安排在杏花村汾酒厂工作，后来升为汾酒集团副总，在我众多的初中同学中，他是混得最好的，也是和我关系最铁的。

　　那时，幼小的我们，充满了憧憬和幻想。

孔兆立，祖籍平遥人，自小家境贫寒，兄弟姊妹众多;其父没有正常职业，拉过大锯，卖过水，修过自行车，靠打杂工养家糊口。

兆立从小热爱学习，性格文静而不事张扬，但处人却实心实意，与我关系最好。1971年我父死后，我回老家处理家事，在文水汽车站踫到从太原出差回汾的他。得知我回老家办事，便问我，“带钱了没有？”我说：“回老家办事怎能不带钱？”他立刻从兜里掏出身上仅有的15元钱硬塞给我，说，“穷家富路，以备不虞。”那时，我插队在农村，回家时仅向队里借了20元钱，结果带我小妹妹从沁县往回返时，兜里花得仅剩了5元钱。路费不够了，不敢走太原，只好在东观镇下车，抄近路、绕平遥才回到汾阳。如果不是兆立的接济，我恐怕这趟回乡就办不了事，也返不回汾阳了。要知道，那时候15元钱可不是个小事，是他多半个月的工资了。人在急难之中方知真情，对于兆立的真情厚谊，令我感叹终生。

　　福茂家在几十里开外的大山里，名叫“紫家墕” ，那年，他请我去他家玩。一路上，从杨家庄到南偏城公社，这一带名花果山， 漫山遍野长满了核桃秋果，我第一次领略了汾州是核桃秋果之乡的盛况。

历史转过了一甲子的年分，我忘不了与73班同学的情分，尤其忘不了那些来至农村的同学。他们纯朴善良、热爱劳动、待人真诚的天性，给我留下了无尽的怀念……

靳福茂、邓生甫、张富致、程智良、李世英、王恩仁、韩德温、王九孝、张树茂、王锡云、黄润环、郭彩琴、贾春娥等等。

这些同学中，靳福茂与我是处的最亲近的。1962年秋，他曾邀我去他家住过两天。他家在汾阳南偏城公社紫家墕村，在离城四十里开外的山里。我俩沿着“汾离公路”，穿过“不算沟”，经过靳家庄、楊家庄，再翻上杨家庄往西沟南的山墚，又翻过两三个山头，终于到达紫家墕村。

边山一带，滿山遍野尽是核桃树、秋果树。处暑、白露之间，核桃即将成熟，累累果食掛满枝头;秋果已到采择季节，满山的秋果树杂映于核桃树之间，红绿相间，妆点的山川田野美丽动人。那秋果红里透白，白里映红，掛着果霜，令人垂涎欲滴。一路上，福茂偷偷摘了好几个果子，我们边走边吃，秋果又脆又甜，从齿夹流入喉咙沁人心脾。福茂对我说，“秋果树是一种很娇嫩的树木，上树采摘秋果时，穿着鞋上树怕把树皮蹭破了；光着脚板上树又怕把树皮烫坏了；所以必须穿着布袜子才能上树。”那时，絲袜子、尼龙袜子还不普遍，农村人大多是穿着白布缝的布袜子。秋果是早年间北方的特产，也叫“槟果”或“大果子”，味道特别香甜。城里人在家里放几个果子，满室生香。如果用它揽柿子，柿子催熟得更快，味道更香甜。我在福茂家住了两晚，他们村一带虽然风景秀美，但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尤其缺水，吃的是“旱井”水，做饭时从水缸里舀出来的水混浊不清，我心里说，“这样的水还能吃吗？”，可是山里人天天吃的就是这种水。对他们来说，水太珍贵了，每天洗脸时，脸盆里舀一碗水，全家人轮着用;洗过脸的水还要澄清了，留做它用。改革开放后，听说南偏城乡一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千年的艰苦条件终于改变了。秋果味道特别，比苹果好吃多了，但由于保质期短，不便于储存和贩运，那时汾阳人就把果子切成片，晒干了，卖果子片，那时，汾阳还有“果干厂”，就是专门加工果子的。再后来，有了苹果树后，秋果树就逐渐淘汰了。

而今，秋果成了一种稀罕物，只在一些山村农家的庭院里还有些栽种，市场上只能在白露前后的短暂时间里偶或能买到。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在市场上满世界的转悠，寻找能否买到秋果，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福茂，想到和他在一起时的故事……

近年来，总算又联系上了富茂，富茂回村后，自学成才，成了老中医，名气不小。他知我爱吃秋果，就好几年千方百计给我踅摸买秋果，但那东西不好保存，等他联系到我，再托人把果子送给我，大部分就腐烂不能吃了。即使如此，我怎能忘了这份情意。

　　聚会是短暂的，但每一次相见都有扯不完的陈年旧事，诉不完的悠悠衷肠。

农村同学中，陈智良、李世英、张富智、王恩仁等也是和我相处最好的。

陈智良个子不高，冬天时，常穿一条臃肿的棉裤，穿一双不太合脚的粗布棉鞋;跑起来发出“不塌、不塌”的声音，好像是罗圈腿跑的样子，很不精干。同学们于是会偷偷地笑他。但他十分聪明，不声不响地成绩总是考的很好。1963年毕业后，他与李国兰考上了“大同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太钢，李国兰则到了南京。

智良初为技术员，后成为车间主任。但他性格耿直，不善谀上，尤其是在产品质量上较真，不得领导喜欢，早早退休回老家务了农。而与他同为太钢中层干部的陈川平却钻营到了太钢总经理的职位，后来又成了太原市市委书记，终因贪腐被依法处理了。

智良父亲是老革命，抗战时曾在汾阳边山与汾阳民兵英雄张玉玺一道打游击，解放后历任村党支部书记。智良传承了其父的光荣品质。而今他独自在家，劝他找个老伴，他不肯。经我规劝，他学会了玩手机微信，日日转文章，发帖子，自得其乐。

其他同学因篇幅关系，不复一一赘述。他们老实忠厚，待人实诚，如李世英年过八十，仍从事农业劳动不辍，前年百露时，我回汾有事，召集同学聚会。他事忙，无暇进城，却电话催我一定要去他家一趟。去时，他正在家中忙收核桃的事。见我后，指着一大麻袋核桃一定要我拿上。我哪里要得了许多，不得已，拿了他一小袋。他们就是这样，老实憨厚，待人热忱，我忘不了他们。

　　那时，我们正值豆蔻年华，处于无忧无虑 ，人生最幸福的时光

1963年秋，初中毕业，全班在册人数加上插班补习的同学约五十四、五人，其中升入高中、中专和参军的共十四人，升学率仅百分之二十五.六，這与学校学习抓得不是过紧有一定原因。其实，我们班有不少同学学习是不错的，平时，成绩平均在75到85分以上的同学至少还有十四五人，如：王梅英、雷金香、李新开、李彦春、李毓玉、阎日普、吴玉珠、张清玉、贾润生、王海明、任汝杰、李秩爱、李金荣、徐树林、徐惠明、刘世龙、张鑑明、朱巧萍、李如梅等同学学习都是很不错的;如果学校当时学习抓得紧一些，有些同学再少贪玩一些，是完全可以达到中考及格线以上的。如李新开、李彦春等就是因酷爱体育、文艺而心有旁鹜，影响了学习。李彦春心思灵巧，体育之外又喜欢绘画，他画的中国地图，色调匀称而精美，深得老师和同学的赞赏。王梅英、雷金香、李秩爱、李金荣等平时成绩直追“女生三杰”之后，本来是看好可以考上的，或因学习还不够扎实，或因临考发揮失常，而未能通过达标线吧？像刘世龙、徐树林、徐惠明等这几个小不点，则完全是过于贪玩，影响了学业。

从来升学不是学生的唯一出路，各人有各人的缘法，是金子总会发光，走上社会之后，各人自有各人的一片天地。

我热爱我的母校，我的母校精心哺育了我们，恩师们教给我们很多东西，使我们在德、智、体多方面得到了健康发展。这也是我们在走上社会以后得以自立于社会的坚实基础。凭着母校给予我们的滋养，提高了我们自立于人世，适应环境、接受考验的能力，在祖国各条战线上发光发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比如：阎日普，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后成为“北门村委党支部书记”，凭着他灵活的头脑和对家乡、村民灼热的情感，在改造建设“北门村”的工作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听说他前几年不幸逝世，但他留下的业绩仍然福荫着北门村民。古语有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北门村民由是感念他，日普不愧是汾中的学子，不愧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