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资治通鉴·汉纪·楚汉之争》

蔡素毅

阅读《资治通鉴·汉纪》中楚汉之争，使我们了解楚汉之争的时间是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天前202年，共计4年，按内容分汉纪一、汉纪二、汉纪三三卷分段，每卷对应一个核心阶段，附原文与“臣光曰”对照。

一、第一段（前206—前205）：楚汉序幕，彭城惨败。具体内容有项羽分封、鸿门宴、刘邦入汉中；韩信拜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定三秦；刘邦东进、彭城之战（56万汉军被项羽3万精骑大破）；刘邦退守荥阳、萧何关中补给、韩信定魏破代。原文是这样写的：二月，羽分天下王诸将。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乃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又复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 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臣光曰（论项羽分封）原文是这样写的：臣光曰：羽以私憾王诸将，而徙故王于恶地，诸侯之叛，宜矣。羽遂王关中，而三分其地以王秦降将，距塞汉路，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二、第二段（前204—前203）：相持拉锯，战略转折。具体内容有荥阳—成皋反复争夺、陈平离间计（范增病死）；纪信救主、刘邦突围、彭越扰楚粮道；韩信破赵（井陉之战）、平齐、楚汉鸿沟议和；项羽东归、刘邦撕和约准备追击原文是这样写的：夏，四月，楚围汉王于荥阳，急；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亚父劝羽急攻荥阳；汉王患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谏曰：“今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也。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从之。臣光曰（论用人与成败）原文是这样写的：臣光曰：夫用兵之要，在于择人。汉王能用三人（张良、萧何、韩信），而羽不能用一范增，此其所以胜负分也。

三、第三段（前202）：垓下决战，楚亡汉兴。具体内容有刘邦追项羽至固陵、韩信彭越会师；垓下之围、四面楚歌、霸王别姬；项羽乌江自刎、楚地悉定、刘邦称帝。原文是这样写的：十二月，项王至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项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乃自刎而死。” 臣光曰（论楚汉兴亡）原文是这样写的：臣光曰：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汉高帝……能用人，故能取天下。

《资治通鉴》对楚汉之争的记述，始终贯穿着“得人者兴，失人者崩”的核心逻辑。刘邦与项羽的对比，在原文细节中尤为鲜明：1.项羽入关后“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放弃关中形胜之地而都彭城，司马光评其“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暴露其缺乏长治久安的战略眼光；反观刘邦，“约法三章”收揽民心，以萧何镇守关中“转漕给食”，构建起稳固的后方基地，正如张良所言：“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此天亡楚之时也。”2.项羽麾下虽有范增、钟离昧等“骨鲠之臣”，却因“意忌信谗”中陈平反间计，逼走范增，疏远功臣；刘邦则“捐数万斤金”任陈平施计，对韩信“解衣衣之，推食食之”，甚至违背本意封其为齐王以换取支持。司马光在“臣光曰”中直言：“高祖起细微，知民之疾苦，故能屈己听善，此其所以取天下也。”3.项羽分封十八路诸侯，试图恢复战国贵族共治的旧秩序，却因“有功未得封”引发田荣、陈馀等人叛乱；刘邦则推行“郡国并行”，既以军功授爵吸纳底层精英（如樊哙、周勃），又通过“推恩令”雏形逐步强化中央集权，为后世大一统制度奠定基础。

楚汉之争的历史评价，始终随着时代需求而流转，折射出不同王朝的政治诉求：汉代：正统叙事的建构：刘邦为确立政权合法性，通过董公“顺德者昌，逆德者亡”的论断，将项羽塑造为“杀义帝、屠百姓”的“逆贼”，甚至以“鲁公之礼”下葬以抹杀其霸王身份。司马迁虽在《史记》中为项羽立“本纪”，却仍批评其“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奠定了“勇而无谋”的基调。唐宋：战略反思的深化：唐代杜牧在《阿房宫赋》中以“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强化项羽的破坏者形象；宋代司马光则在《资治通鉴》中更强调“制度之失”，指出项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将失败归因于对中央集权趋势的误判。明清：文学化的悲剧重构：戏曲《霸王别姬》将项羽塑造成“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悲剧英雄，弱化其政治短视，强化其人性光辉。蔡东藩在《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中则平衡史实与文学，既肯定其军事天才，又批判其“不修仁德”，反映出传统史学对“德才兼备”的终极追求。

楚汉之争的文化遗产，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符号：荥阳广武山的“鸿沟”化为象棋棋盘的“楚河汉界”，红黑棋子对应汉楚军服颜色，“将帅不对面”暗合刘邦项羽对峙史实。这一符号不仅是娱乐工具，更成为“界限分明”“势均力敌”的文化隐喻，渗透至语言（如“楚界汉河”）、文学乃至现代商业竞争语境；刘邦“与天下同利”的统一战线策略，成为后世王朝整合各方力量的范本。汉初“郡国并行”、唐代“藩镇节度”、清代“满汉共治”，均可见“利益共享以聚人心”的影子；而项羽“任人唯亲”“资源垄断”的教训，则警示历代统治者“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司马光通过楚汉之争揭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制度创新者长治久安”等规律，成为后世帝王的治国教材。从唐太宗“以史为镜”到康熙帝“读通鉴以知兴替”，楚汉之争的成败逻辑，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核心组成部分。

多次阅读《资治通鉴·汉纪·楚汉之争》，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刘邦与项羽的个人对决，更是一场关于“如何治理天下”的制度实验。司马光的史论与历代评价的演变，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历史镜像：它既警示后人“力征经营”的不可持续，也昭示“共天下者得天下”的永恒真理。从鸿沟的地理分界到象棋的文化分界，从楚汉的军事对峙到后世的政治博弈，这场两千多年前的战争，至今仍在以不同的形式，续写着关于权力、人心与文明的永恒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