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红皮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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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整理我的书柜，发现了一梱不属于我的书，解开一看，里边有一本红皮笔记本，才知是我父亲生前放在我书柜的"文物"。父母亲老年时住我弟弟家，来我家是小住，一年半载才来十天半月，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放进我书柜的。

红皮笔记本是1957年广东省农业厅赠给农业先进工作者的。大三十二开本，厚度约两公分。

笔记本扉页。姓名是我父亲的名字，地址是怀集县农业局。第一页是毛主席坐像。

第二页。

我国笫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当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这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道路。

一一摘自12月7日李富春副总理在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第三页。

广东省山区生产的方针是，以粮食生产为基础，因地制宜，全面发展农林牧副业生产，保证增产粮食，增加收入，繁荣山区经济，不断提高山区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一一摘自1957年9月广东省委关于发展山区生产的决定

笔记第一页，父亲的字迹：兔化猪瘟弱毒牛体反应疫苗制造。

随意翻几页内页，拍照。

清秀的没有一个错别字的笔迹，几乎把厚厚的（应该有两百页）笔记本填满。笔记本是广东省农业厅一九五七年赠，笔记应该是一九五八年开始写的。满满的兽医方面的具体工作记录。

我父亲是当年高州府（后来的湛江地区，现在的茂名市）一个叫高岭坡的小山村走出的农村娃。他自小聪颖，爷爷以下中农的家庭经济实力送他去读私塾，以致后来在解放前几年能考上高州农校。当年父亲去高州农校看榜，翻来覆去查看许久，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伤心啊，正失望呢，却发现自己的名字在最前几名。为此村中的族人捐米捐钱，送我父亲上学。

父亲很少与我们讲他的故事，以致我们对他的威水史知之甚少。解放军追击败退往广西云南的国民党部队时，枪林弹雨掠过高岭坡，是我爷爷与见多识广的伯父强按着要去参加战斗的父亲不许出门。战事过后，伯父还在山沟里找出几个国民党散兵，给他们指路回家，这是别话。

父亲在高州农校读了几年书，读的什么专业，我们不得而知。伯父曾经挑着大米番薯送我父亲走五六堂路（约三十公里）去学校。以致伯父每每讲起我父亲读高州农校，常常夸张地说是他送的我父亲读书。

农校的学生自带口粮，每餐洗好自己的米或木薯番薯，交给饭堂代蒸。

我父亲是第一个靠读书走出高岭坡的人，后来若干年还被村民津津乐道，视为榜样。

父亲后来就读于广州仲凯农学院，与同学们跟随老师教授上课解剖动物做实验，不到两年。政府有人来校作报告，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特别是贫困的边远地区，急需人才，动员在校生提前毕业，立即加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行列。

六个人，只有激情澎湃的六个人报名，并提前毕业分配了工作。当然都去了边远地方。我父亲从此来到了刚从广西划入广东的怀集县，成为怀集县第一个打猪针治牛病鸡病的兽医。七八十年代，据父亲说，曾有过通信联系的两三个同学，有一个在新兴县，有一个已调到经济相对富裕的佛山。

虽然响应政府号召提前毕业走进山区县怀集源于心血来潮的冲动，但父亲扎根怀集工作几年直至退休，无怨无悔。说起父亲的的冲动性格，我还想起了十九六八年的夏天。那时候派性斗争白热化，整个县城笼罩着打仗气氛，各项各业全部停摆。畜收局下属的耕牛站所有的职工，丢下四五头外国进口的良种猪与一头印度公水牛一头巴基斯坦公黄牛，都躲回乡下避难。父亲将我四姐弟托付给亲戚，在离开我姨家时，父亲掷地有声地说出了一句”与耕牛站的猪与牛共存亡"的话。说完与我妈二人前往耕牛站驻守至派斗平静。告别时的生离死别的悲壮场景记忆犹新。当时我十二岁。

父亲扎根怀集，几十年如一日，除短时间抽调去肇庆六步搞四清运动，文革时期有两三年作为走资派被批斗与去五七干校改造外，基本上没有离开兽医岗位。七十年代末，父亲有机会商调往肇庆地区畜牧局，被怀集县主管领导一顿”怀集县不可多得的兽医师和基层党政骨干又红又专的双料干部”表扬，没有走成。退休前曾选为县人大常委，上了两个月班，耐不得清闲，又申请回到畜牧局工作，直至退休。

父亲凭一辆三角架挂有大车袋有靠后轮摩擦电瓶点亮车头灯的廿八寸双梁凤凰单车，走遍怀集县的山山水水。用他的话说，去过怀集县所有的大队。据我所知，父亲为各个公社兽医站带出很多徒弟。父亲，一个土改那年，在大学提前毕业，到怀集县做兽医直至退休，为保一方牲畜平安，默默无闻地工作了三十七年。

这是被落实政策父亲离开五七干校重返畜牧局工作后的春节，我的全家福。

在怀集工作几年，就获得省农业厅表彰，成为省农业先进工作者，这也许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高光的荣誉。他在怀集县畜牧局默默耕耘几十年，前后得过什么荣耀，从来没有跟家人、子女提起过。

由于笔记本被严重蛀蚀，粉末如注，随意翻拍几页后被我处理了。这可能是我犯下的无法弥补的大错。在父亲去世十八年后，凭这几页翻拍照片，写下一点记忆，寄托一点哀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