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之行： 前天、昨天、今天和明天

Jining Han

古巴历史的脉络相对比较简单清晰。在欧洲人进入古巴前，那片土地的主人是各种土著部落，属于松散的酋邦社会。

1511年古巴成为西班牙殖民地，开始其387年的殖民史，直至1898年的独立战争。独立战争胜利后，用了三年时间赶走美帝国主义后，于1902年5月20日成立了古巴共和国。

独立后的古巴，与美国是邻居，两国是“大哥与小弟”的关系。在经济上和现代化发展上，这是古巴鼎盛时期。

然而，1952年3月10日发生了巴蒂斯塔政变，他不仅第二次当上了古巴总统，更糟的是搞起独裁来，从此结束了古巴的共和制度，也堵死了卡斯特罗试图通过选举获得领导地位的道路。

1959年爆发革命，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领导下推翻独裁，步入社会主义阶段至今。

离开美丽的比尼亚莱斯谷(更多请见我的美篇古巴之行： 乡村见闻), 我们踏上古巴游的最后一段行程。回想起来，我们似乎是沿着古巴的发展隧道一路逆行。

首先到达的是猪湾(Bay of Pigs)，原计划在这里游泳和潜浮，可是老天不作美，气温低、风浪大，只好作罢。猪湾这个名字其实挺突兀的，让人们第一时间想到那种四脚动物。其实这地名的西班牙文是Bahía de Cochinos，而Cochino不仅仅是猪的意思，它也是有一种叫妪鳞鲀(queen triggerfish)的鱼，而猪湾这个地方盛产妪鳞鲀, 因此得名。

但真正令猪湾出名的，不是它的海湾、沙滩、珊瑚和妪鳞鲀，而是一场令古巴人骄傲几十年的胜仗：猪湾战役(Batalla de Playa Girón)。

在猪湾，有个海滩叫吉隆滩(Playa Girón)。1961年的4月17日至19日，由美国CIA训练和支持的约1400名古巴流亡者（称为“brigada mercenaria” / 雇佣兵旅）试图从猪湾的吉隆滩登陆，用武力推翻卡斯特罗的革命政府。

古巴军队、民兵和民众迅速反击，在不到72小时内完全击败入侵者，俘虏1200多人，击毙/击伤数百人。

后来古巴政府在吉隆建立了这个革命博物馆，门口的大牌子写着“吉隆：人民与社会主义的胜利”。

1961年4月15日：8架伪装成古巴空军的B-26轰炸机从尼加拉瓜起飞，轰炸古巴空军基地，试图摧毁卡斯特罗的空军。古巴提前获悉并分散飞机，损失有限。

1400名叛军乘登陆船企图在吉隆滩登陆，但是因误判珊瑚礁而搁浅，补给船被古巴空军击沉，空中支援被肯尼迪取消（怕暴露美国直接参与）。

当地的古巴民兵数量不大，也就几百人，但他们奋力抵抗，导致叛军计划受阻，并给卡斯特罗的2.5万之众的主力军足够的时间赶到猪湾，大炮坦克飞机齐上阵，很快就大获全胜。

这是人民对帝国主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也是美洲大陆社会主义的首次军事胜利，它标志着古巴革命从此正式转向社会主义（Fidel Castro在入侵前一天已公开宣布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博物馆里有很多宣传画和历史照片，可是进馆后没几分钟就没电了。博物馆里除了我们别无他人，几位看管人员也许因为没电也就懒得为我们做任何介绍和解说。好在博物馆有窗户，我们借着外面透进来的光马马虎虎结束了参观。

离开革命博物馆，我们乘大巴驶向西恩富戈斯（Cienfuegos）小镇，古巴最具资本主义特色的海滨城市。

西恩富戈斯也是古巴南部海岸最优雅、最具欧洲风情的城市之一，被亲切地称为南方的珍珠”（La Perla del Sur）。它坐落在广阔而宁静的西恩富戈斯湾畔，距离哈瓦那约4小时车程（约250公里），是古巴最现代化和规划最整齐的城市之一。2005年，其城市历史中心因19世纪早期优秀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和独特的城市规划理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小镇的步行街干干净净。建筑物显然要比在老哈瓦那的新很多，保养得也好些。这条街以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Fernando VII）命名，建于19世纪法国移民规划时期（Cienfuegos是古巴唯一由法国人主导建立的城市，有浓厚的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

步行街直通市中心的何塞·马蒂公园(Parque José Martí).

广场上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是政府宫，或称省级政府大楼/ Asamblea Provincial de Poder Popular), 一面巨大的旗帜上面写着“7月26日”。原因是1953年7月26日，年轻的卡斯特罗率领起义者袭击了蒙卡达兵营（Cuartel Moncada），虽然行动失败，但被视为古巴武装革命的起点和象征。 古巴虽然没有国庆节，但每年的7月26日，古巴举国上下欢庆这一“全国起义日”，有如国庆节一般。

这座纪念碑纪念的是古巴著名教育家和爱国者José de la Luz y Caballero（何塞·德拉卢斯·伊·卡瓦列罗，1800–1862)。他被誉为“古巴青年的导师”（El maestro de la juventud cubana), 是19世纪古巴独立思想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推动世俗教育、理性主义和反殖民启蒙，对古巴民族意识形成影响深远（常与José Martí并列为古巴教育与思想先驱)。

市中心最著名的宗教建筑——Catedral de la Purísima Concepción（纯洁无玷圣母大教堂，简称Cienfuegos Cathedral）

恩里克·何塞·瓦罗纳(Enrique José Varona)是古巴19–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作家、教育家、诗人、批评家和政治思想家之一，被誉为“古巴的最后一位启蒙者”或“古巴思想的桥梁”（连接19世纪独立思想与20世纪现代)。

这是何塞·马蒂（José Martí）的雕像，建立于1929年。他右手高高举起指向前方（象征指引未来、号召独立与革命）

经典的凉亭/音乐台/圆亭，建于20世纪初。

Palacio de Valle（瓦列宫，或称Palacio del Valle）是古巴最著名、最华丽的建筑之一. 它被誉为古巴20世纪初建筑的瑰宝，并于2000年被宣布为古巴国家纪念碑（Monumento Nacional）。

建造时间：1913–1917年，由意大利建筑师Alfredo Colli设计。建造者是西班牙的阿斯图里亚斯移民Acisclo del Valle Blanco（或称Acisclo Valle），一位富有的糖业商人/企业家。他和妻子在Punta Gorda买地，建这座宫殿的目的除了作为家宅，更是当时炫富的天花板级。

他买下项目并完成建设后，全家（包括妻子Amparo和七个孩子）搬入，但糖价暴跌导致经济压力，加上健康问题，他很快离世。1922年左右，他的遗孀决定永久返回西班牙，将宫殿放弃，并将他的遗体运回Asturias老家。

大金主去世后，他家无力维系这一大白象，也没人买得起诺大的宫殿。被遗弃多年后，终于迎来了古巴革命。

革命后，这一豪宅归国家所有。有段时间用作学校/社会俱乐部，后转为博物馆（展示装饰艺术、家具、历史文物）、餐厅（主打海鲜，露台用餐超受欢迎）、酒吧和文化中心（举办音乐会、展览), 也算是物尽其用。

这一晚上的旅店是在古巴所住过的硬件做好的旅店。

恩富戈斯市，仅仅看外表，十足的资产阶级情调。上个世纪初，古巴有钱人相互攀比，纷纷在这个地方盖豪宅，你的大我要比你的更大，你的豪我要比你更豪。这才有了瓦列宫一类的历史遗产。

第二天一早，我们开往下一个目的地：特立尼达。 路上先参观了位于Santa Clara 的切·格瓦拉(Mausoleo del Che Guevara)陵墓、博物馆和广场。

1952年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总统普里奥·索卡拉斯，自己上台实行独裁统治。这次政变让卡斯特罗彻底失望——他原本计划通过合法选举参政（他当时是律师，准备竞选国会议员），政变直接堵死了和平改良的道路。

参加革命前，切·格瓦拉(Mausoleo del Che Guevara)在阿根廷当医生。但他更是一个热血的革命青年。1955年结识卡斯特罗后，不久便离开家乡阿根廷到古巴参加革命。起初他只是个军医，但很快在战争中显示出英勇善战、有理论会实践的军事指挥家，因此成为卡斯特罗格外欣赏的助手。

1958年12月31日：切·格瓦拉领导的革命军在圣克拉拉发动决定性进攻。他们成功地颠覆了一列装甲列车，这列火车运载着巴蒂斯塔政权的大量武器、弹药和300多名士兵。

这辆装甲列车从此就再也没有动弹过。

这一节铁路，也为后人们展示曾经的辉煌。

切在古巴人民的集体记忆中，是那么高大英俊，气场非凡。

革命胜利后他在古巴政府担任过监狱检察长 / 革命法庭负责人、工业部主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

切在卡斯特罗政府中是最激进的意识形态推动者和经济激进改革执行者，同时也是最浪漫的“世界革命”倡导者。他与卡斯特罗在革命输出、对苏联模式的看法上逐渐产生分歧（切更反对官僚化、更强调道德激励和全球游击战）。

1965年4月，他向卡斯特罗递交辞职信（后公开），放弃所有职务和古巴国籍，离开古巴去刚果（金）和玻利维亚继续输出革命，最终于1967年10月在玻利维亚被捕并被处决。

基座铭文：照片中清晰可见的”HASATA LA VICTORIA SIEMPRE”（应为”Hasta la Victoria Siempre”，西班牙语，意思是“直到胜利，永远”或“永远走向胜利”）。

要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或革命医生），最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革命本身。这是他人生观转变的关键时刻，也是古巴革命纪念中反复强调的“名言”。

切·格瓦拉：强烈批评苏联的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他认为苏联已偏离真正社会主义，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特权阶层主导的经济模式，使用物质刺激（如奖金、利润激励）会腐蚀革命道德，导致“新阶级”出现。他主张彻底摒弃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如市场、利润、货币激励），强调道德激励（moral incentives）和“新人”（hombre nuevo）的培养——通过意识形态教育让人们为集体而非个人利益工作。

在古巴国内，调查显示切往往比卡斯特罗更受欢迎（尤其年轻人），因为他被视为“完美革命者”——无私、严于律己、早逝没卷入后期官僚争议。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切不看好革命后的古巴，于1965年4月正式离开古巴政府（辞去所有职务并放弃古巴国籍), 去刚果（金）和玻利维亚继续输出革命. 1967年10月在玻利维亚被捕并被处决。他的行踪是如何暴露的至今仍有不同说法，其中包括卡斯特罗向CIA传递信息，借用玻利维亚军队之手将他杀害。传说在被包围后切说，“别开枪！我是切·格瓦拉，我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他也许不该说这句话。 美国情报局坚决反对处死切，但玻利维亚军方在第二天就将其枪毙。

至今古巴人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当时如果民主选举，古巴的领导人也许是切而非卡斯特罗，古巴也就不会走上完全依赖苏联的道路。

参观了博物馆后，我们来到了特立尼达。

古巴的特立尼达（Trinidad） 是古巴最迷人、最具代表性的殖民小镇之一，被誉为“活着的博物馆”或“加勒比海的博物馆城”。它位于古巴中部圣斯皮里图斯省（Sancti Spíritus），1988年与附近的洛斯因赫尼奥斯山谷（Valle de los Ingenios）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特立尼达主广场(Plaza Mayor)修建于18-19世纪，当时古巴的糖业贸易和奴隶贸易让特立尼达变得非常富有。糖商们在这里建造了豪华的宅邸、教堂和宫殿。广场就是当时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中心。几百年几乎没怎么改变，时间仿佛停在了殖民时代，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原因是其保存完好的西班牙殖民建筑和城市布局。

我们的民宿，就在主要街道旁。 街道不宽，大多数地段还是古时候留下来的鹅卵石路。

民宿内是个情调十足的小庭院。

殖民时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特立尼达，因为周边山谷大规模种植甘蔗 + 奴隶制糖厂经济，一度成为古巴第三大城市，富商云集。

19世纪中后期，特立尼达的糖业断崖式衰落，主要原因是本地土壤耗竭 + 地理劣势 + 技术/投资西移，封闭落后的奴隶制败给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即便是这样，只要有美国这个大买家，特立尼达的甘蔗种植和糖业还能维持其经济命脉。但是革命后的古巴，与美国决裂，古巴开始依赖苏联和中国。 我们中国在60年代的时候进口了大量的古巴糖(跟苏修关系的恶化以及中国糖业的自给自足使得进口量大跌）。

凡事有利有弊。特立尼达地区偏远、与外界相对隔绝，反而意外地保留了大量原始的殖民建筑，几乎没有受到20世纪现代化的破坏。要说古巴革命有啥优点，就是它不太破四旧，这也使得特立尼达因其保留完好的殖民文化而成为旅游热点。

所以行走在特立尼达的镇中心，就是回到殖民时期的古巴：破旧不堪，但古色古香。

殖民建筑博物馆(Museo de Arquitectura Colonial)的内部庭院，座宅邸建于18世纪，由当地糖业富豪Sánchez Iznaga家族拥有。

浪漫博物馆(Museo Romántico), Conde Brunet（布鲁内特伯爵），一位19世纪富裕的糖业商人/贵族，他的宅邸建于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这里的“浪漫”并非一段爱情故事，而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生活浪漫与优雅。饱暖思淫欲似乎不分年代也不受制度的影响😄

在广场的钟楼上眺望四周，一片优美的田园环境令人心旷神怡。但我们发现，在这广阔的农村，却很难看到农田。我们在大巴上曾经路过一些甘蔗田，都是面积不大其貌不扬歪歪斜斜的甘蔗。 想想我们小时候中国农村，农民们没有机械化照样生产粮食养活一个大国。 古巴为什么不行？

特立尼达所处的 Escambray地区以小农（guajiros）、佃农、独立农场主为主，他们传统上拥有土地、牲畜和自治习惯，崇尚个人自由和地方自主（古巴独立战争时期就有“山地自由民”传统)。

古巴革命胜利后, 特立尼达人好处还没捞到，迎来的是土地改革，小农们一旦失去了土地还怎么活？ 因此这里成为反革命武装活动（Escambray Rebellion，也称“bandido”起义）的主要温床，这是古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卡斯特罗起义之一，持续约6年，涉及数千名武装人员。当然他们以失败告终。

古巴革命胜利后，切·格瓦拉曾经访问过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他希望通过这些访问能够为古巴找到一条合理的发展道路。 1960年他访问中国，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重要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参观了不少工厂、学校，医院。这次访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4-1965年：他第二次再访问中国。当时中苏已经分裂，他对苏联不满，更倾向中国模式。

可是卡斯特罗跟他想的不一样。

我就想，如果古巴从60年代开始就学习中国，自力更生，会不会也跟中国一样，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从小就不断地目睹国家的日新月异，哪里像古巴这样停滞在几十甚至几百年前？而且连那个时候都不如？

这里的人现在主要靠旅游带来的手工艺销售和小服务过活，结合国家低工资和家庭汇款。在古巴逛了一圈后，我得到的印象就是那里的制度造就躺平和摆烂。

次日清晨，我们要离开特立尼达返回哈瓦那。离开前导游带我们去参观糖厂谷(Los Ingenios Valley), 它是古巴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世界遗产的一部分（与特立尼达老城和糖谷一起于1988年列入）。

这座塔建于1750年（有些来源说1816年重建），高约45米（7层或136级台阶），是加勒比地区最高的糖业瞭望塔。

原主人Alejo María Iznaga y Borrell（一位富有的糖厂主）建造它是为了监视奴隶在甘蔗田里劳动，防止逃跑。塔顶有钟楼（bells），钟声用来指挥奴隶一天的工作开始/结束。

许多特立尼达人（尤其是中老年）会说“革命给了我们医生和学校”，这也许是古巴人今天能享受到的最令人向往的福利。 可是随着时光流逝，不缺医的古巴却连常用药都不够用。在旧糖厂被人们围着讨东西的时候，有人会直接说”medicine, medicine!” (给点药吧！）- 消炎药、止痛药、胃药、退烧药。

老头说他是革命游击队里的一名小军官，战争中腿受伤。我将信将疑，上世纪60年代的古巴军官起码得80多岁以上了吧？其实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同情心。毕竟他是个坐在轮椅中的残疾人。

在这个小小的村口，有在路旁做小买卖的

更有一帮女人缠着游客要东西。

孩子们张口要钱，吃的也欢迎。

每个时代都给古巴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如果仅从一个旅游者的视角看古巴，它的殖民时期痕迹是非常吸引人的。古雅的建筑质量都还很好，加以维修和保养都是活着的博物馆和旅游资源；其次是29世纪上半叶共和时期的古巴，它留下了一些民主的根基，也留下了大批老爷车和相对现代的基础设施。可是60年后乃至今天的古巴，成为了苏联体制的牺牲品，完全像一只失去了宿主的无寄生虫。虽然古巴政府在疫情结束后意识到不能管制太严，允许自由市场和私人企业的出现，但整个体系已经堕落到崩溃的边缘。用美国人的一句口头禅，这些似乎”a little too little and a little too late”。

古巴人似乎等不及了，连续多天的断电使得一些惯来老实巴交的古巴人走上了街头。 他们需要电、汽油和粮食。

在美帝的逼迫下，古巴政府承诺重大改变：允许那些“叛国分子”回国投资，规模可大可小不受限制。他们的底线：制度和政权不能变。 川普好像想法不同。制度和政权的改变，是他的前提。还是我们中国政府讲究实际：1月19日，也就是我们离开古巴的那一天，中国援助的3万吨大米运到了哈瓦那；3月19日，古巴驻华大使馆宣布另一轮援助：中国提供的6万吨大米首批已启运出发。这些古巴人可能根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