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州古城非遗行：在秀容书院触摸三晋文脉

塘朗山屐履

推开那扇半开的深棕色木门，门楣上“忻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金字牌匾在斜阳里微微发亮。红灯笼垂着流苏，轻轻晃动，像一声温厚的问候。我驻足片刻，门内壁画的斑斓色彩漫出来，与青砖灰墙撞了个满怀——原来非遗不是锁在玻璃柜里的标本，它就在这开合之间，在光影里，在呼吸里。

再往里走，一座门额题着“三川文化”的老门楼静立着，墨色对联垂落两侧，字字沉实。门内，那件红金相间的大型装饰物静静伫立，纹样繁复却不喧闹，仿佛把整条汾河的水脉、五台山的云气、雁门关的风骨，都凝在了这一方结构之中。我忽然明白，“三川”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文脉奔涌的三条支流——忻州的秀容、代州的忠烈、定襄的匠气，全在这门里汇成一脉。

另一处门楣悬着“三关文化”四字，屋檐下雕花如云卷，门侧对联墨迹犹润。我轻抚门框上细密的格栅，指尖触到木纹里未干的岁月。三关——雁门、宁武、偏头，曾是铁马秋风的隘口，如今成了非遗的渡口。门内那幅蓝底壁画，画中人执笔、捏泥、牵线、调色，动作未停，仿佛六百年前的匠人刚放下刻刀，转身便递来一盏新焙的清茶。

“濯魄冰壶”“胜境文化”——这两块牌匾分别悬在两处门额，字如清泉漱石。门内浅色地砖映着天光，展柜里静静躺着几页泛黄的手抄曲谱，旁边是半截未雕完的面塑坯子。我俯身细看，谱上“北路梆子”四字旁，还有一行小字：“光绪廿三年，秀容书院乐班手录”。原来所谓胜境，不在远山，就在这低头一瞥的纸页之间。

砖墙上嵌着一方石刻牌匾：“文明气象天光照，昌盛江山地脉承”。字是魏碑体，刀锋凌厉又含温厚。我站在它面前，忽然想起书院讲堂里那副老楹联：“山川形胜钟灵秀，诗礼渊源启后贤”。天光与地脉，从来不是虚词——它照在拓碑少年额角的汗珠上，也承在捏面人指尖的微颤里。

旁边石碑刻着“烟霞舒卷漫书声，藤榭参差飞檐树”，竖排两行，如竹枝词般清越。我默念着，脚步不觉慢下来。书院后院果然有藤榭，一架紫藤正抽新芽，檐角翘起，勾住半片流云。几个孩子蹲在石阶上画糖画，竹签轻转，龙形初成，糖丝在阳光下亮得像一句未落笔的诗。

穿过石板小径，两旁灌木修剪得齐整，几株老树虽光秃，枝干却虬劲如篆。书院正厅飞檐如翼，灰瓦覆顶，木门半掩，门缝里漏出一缕墨香。我驻足，听见里面传来清越的琵琶声，间着一句悠长的北路梆子：“一盏灯，照见千年秀容月……”

廊下挂着一幅线描人物像，官袍端肃，双手交叠，眉目间却有笑意。像旁小字写着：“秀容书院山长徐润第，道光年间主讲经史，亦授剪纸、面塑、弦子书”。原来文脉从不单走一条路——它既在《四书章句》的朱批里，也在剪刀游走的红纸间；既在砚池墨香中，也在面团捏塑的憨态里。

展厅一角，十二幅红剪纸排成三行四列，是十二生肖图样。忻州剪纸题材丰富，还有“麒麟送子”“五福捧寿”“忻州八景”，也有新样儿：“书院晨读”“古城修缮”“非遗进校园”。一位老师正教孩子剪“秀容”二字，红纸翻飞，像两簇不熄的火苗。我站在旁边，看那稚拙的“容”字最后一笔落下——原来文脉之“容”，是容得下古调新声，也容得下童子指尖的微光。

最惹眼的是那顶红金轿子，四面雕着年年有鱼等吉祥图。忻州古代民间雕样还有“孟母三迁”“程门立雪”“白鹤传书”“秀容课士”等。轿顶盘着一条青龙，据说这是按清代书院迎师礼复原的。我伸手轻触轿身，木纹微凉，却仿佛触到三百年前学子们抬轿迎师时掌心的温热——礼未远，人未散，只是换了种方式，在今日的课堂里，在孩子的剪刀下，在年轻人直播的镜头前，继续抬着。

一只白瓷瓶静静立在展柜中央，瓶身绘着几位仕女，或执卷，或抚琴，或凭栏远眺。衣袂如云，眉目含春。瓶底落款：“光绪廿七年，秀容书院女红课习作”。原来女子也曾在此习文习艺，只是旧日名姓多已湮没。如今瓶上仕女笑意依旧，而窗外，一群穿校服的女孩正举着手机拍瓶影，笑声清亮，撞在青砖墙上，又弹回来，像一声久违的应答。

展厅深处，一方“元遗山先生墓碑”拓片静静悬着，字迹苍劲。我久久凝望那“遗山”二字——原来山不在远，遗山即是留下文坛高峰；文脉亦不在古，行处皆是秀容。

走出书院时，暮色已染透飞檐。我回头望去，门楣上“秀容书院”四字在夕照里泛着温润的光。风过处，檐角铜铃轻响，一声，又一声，像一句未写完的诗，正待人续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