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记忆六:庙前街的日子：郑大娘与陶家的烟火

青春奉献基层

郑相珍大娘总把那本边角磨软的《圣经》揣在手里，人走到哪儿，书就跟到哪儿。平日里无事，她便靠着堂屋门框静静坐着，话不多，只偶尔轻轻翻过一页，像是在同岁月慢慢絮语。说起大儿子庆一家中堂挂着的那幅铁字，她脸上缓缓漾开一层温和的笑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是仁志老弟2003年给庆一打的，字是郑锐书记写的。铁字硬邦邦，道理也硬气。”

1946年出生的她，这辈子就像一块被雨水反复浸过、又在日头下晒干的粗布，纹路里藏着洗不净的岁月印记。因父亲当年的缘故，她成了下放知青，在东岗大圩村的田埂上踩了大半辈子泥，直到九十年代才踩着土路回到庙前街。“回来时街还是那条街，就是脚下的泥路，换成了青石板，走上去‘噔噔’响。”

她一生拉扯大五个儿子。大儿子陶毅生于1968年国庆节，奶奶给取小名叫“庆一”。庆一在金香果农家乐掌勺八九年，一手红烧土公鸡拿过“最佳乡村特色菜奖”，卤制的吴山贡鹅还评上了长丰名菜。“庆一的爸和他爷爷，都是拿锅铲的手艺人。”郑大娘提起丈夫陶学明，神色平静。老陶早年在一门饭店做事，公公陶丙模——街坊都喊“陶六”——蒸的包子更是当年吴山庙的招牌，褶子匀得像模子刻出来的，香气能勾着人绕街走，早市队伍常常排到巷口。

五个儿子里，三个都沾了厨艺的光：二儿陶强靠厨艺谋生，三儿陶然在合肥双岗开着饭店。唯有四儿陶银辉，是她心底一块碰不得的旧疤。“那孩子争气，考上马鞍山商校，是咱庙前街第一个大学生。”她声音低了下去，手指不自觉攥紧了衣角，“供他读书那几年，家里紧巴得很。孩子懂事又勤奋，可二十七岁那年得上肝病，没钱医治，硬生生给耽误了。人走那天，我抱着他，只觉得天塌了一块，再也补不上。”

也正是那段最难熬的日子，她接触了基督教。“心里苦啊，像被大水淹着，祷告声里，才算抓住一块浮木。”几十年光阴慢慢淌过，那些刻骨铭心的痛，终于被岁月磨淡了些，不似当年那般撕心裂肺。寻常日子依旧是柴米油盐，她也习惯把沉重藏在心底，就像手中这本《圣经》，翻过去的是一页页过往，留下来的，是一天天的平静与安稳。

年轻时的日子，常常是提心吊胆地过。那个年代粗暴的男人多，动手打老婆的比比皆是。郑大娘性格柔弱，小心翼翼操持家务、伺候丈夫，即便如此，也没少挨打骂，在旁人眼里，她就是个典型的受气包。长年累月的委屈与辛劳，一点点压弯了她的腰。如今出门，她总要拄着一根拐杖，一步一步慢慢移动在庙前街上，成了老街一道独特的风景。大娘看着身形单薄，身子骨却格外硬朗，一生风雨蹉跎，终究平平安安守到如今，也算是苦尽甘来、好人长寿的一份福报。有人问她腰怎么弯成这样，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年轻时挨打落下的，还是后来病痛所致，只淡淡一句：都是日子熬出来的。

庆一哥对陶家早年的旧事记得格外清楚。“陶三爷那时候虽在饭店上班，家里也穷得叮当响。”他说，三爷刚结婚那阵，住的茅草屋墙都快塌了，一张用土坯砌的腿的床挤着夫妻俩，锅是缺了口的，就架在屋角一只破缸上——缸肚掏个洞，就算是锅灶了。后来三爷从饭店调出，先到胜岗开代销店，又从胜岗转到界碑，再到五十埠杨大郢，代销店做不下去，就跟外号“小老虎”的人去蚌埠贩玻璃，在边角料上画双喜、梅花、喜鹊。“三爷手巧，画的喜鹊跟要飞起来一样，就为换点买米的钱。”

最折腾的一回，是做卤鹅生意。“那是吴山卤鹅头一回走出吴山，在合肥中菜市开了店。”庆一哥笑着摆手，“宰杀、拔毛、卤制全在吴山，就在陈万春门口那块地方，全靠三婶沈照婷一个人撑着。我们这帮半大孩子嘴馋，总偷着啃，卤鹅胗没少被我们偷吃。三爷总说中菜市卖鹅的账本对不上，到最后也没闹明白是咋回事！”那时候卤鹅虽供不应求，生意看着红火，三爷却没挣到什么钱。卤鹅生意失败后，他转头钻研铁字，谁也没料到，这一敲，竟敲出了一番名堂。

郑大娘忽然一拍手，像是想起一桩要紧旧事：“说起来，我婆婆还是仁志和照婷的媒人呢！”当年见仁志有份正经工作，人也踏实，婆婆便把娘家侄女沈照婷介绍给了他。“哪想到后来这么多年，照婷跟着他吃尽苦头，住快要倒的房子，饥一顿饱一顿，直到后来铁字做出名气，才算真正熬出头。”

庆一哥望着窗外，忽然念叨起大操（陶有国）的小刀面：“一毛五一碗，浇上卤鹅汤，香得能把人舌头都吞下去。”他咂了咂嘴，“现在馆子的面配料再齐全，也吃不出当年那股热乎劲了……”恍惚间，仿佛又看见当年蹲在街边吃面的自己，身旁是拎着铁字半成品匆匆走过的三爷，叮当锤声混着面香，在老街的风里飘出很远。

日头偏西时，郑大娘轻轻合上《圣经》，指尖在封面慢慢摩挲。这辈子苦过、痛过，一路风风雨雨走到今天，老街依旧在，青石板路上人来人往。那些藏在岁月里的辛劳与坚韧，早已像刻进骨子里一般。日子再难，心里总有一股劲撑着——就像三爷敲出来的铁字，经得住敲打，也发得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