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里，二月二的故事

莫语

　　二月二这天，陇中的山梁上还刮着些硬邦邦的风，可地底下的阳气，到底是往上蹿了。老人们说，这是龙抬头的日子——那蛰伏了一冬的苍龙，在东方地平线上缓缓昂首，龙角星初露，龙吟声未闻，雨意却已在云层里悄悄酝酿了。于是，家家户户的炊烟都升得比平日早些，仿佛要去接应那初醒的龙气。

“二月二，狼下狼儿子；三月三，引出山；四月四，引到阳坡里晒一晒……”

这民谣，小时候只当是顺口溜，摇头晃脑地念着，并不解其中的意思。如今回想起来，才听出那是庄稼人从祖辈口里传下的节气密码——二月里龙抬头，春雷乍动，万物复苏，连山里的狼都开始繁衍后代了；待到三月，要把新生的幼崽引出山洞；四月里，再引到向阳的坡地上晒晒暖阳。这哪里是哄孩子的童谣，分明是一部写在黄土里的农耕日历，一字一句，都踩着节气的鼓点。

儿时的二月二，记忆里最先浮起来的，是父亲那把推子“咔嚓咔嚓”的声音。陇东的老讲究里，正月不理发，要等到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剃了头才算吉利，叫做“剃龙头”。父亲信这个，每年这一天都要把我们兄妹几个按在凳子上挨个儿推。大哥、二哥乖乖地坐着，碎发像细密的春雨，从他们低垂的眼前簌簌落下来。轮到我时，却总是扭捏——一个小女孩家家的，怎么也不愿意被剃成个光光头。

有一年，我大约七八岁了，终于起了“反抗”的心思。那天晌午，日头暖洋洋地照着院子，父亲又在磨推子、找毛巾。我瞅准他转身的工夫，猫着腰溜出了院门，爬上驴圈顶上的窑背，趴在那里一动不动。大哥二哥满村子喊我的名字，喊了半晌也没找见；父亲等了又等，终于收了推子，回了屋。我趴在窑背上，心里又怕又得意，怕的是抓回去要挨训，得意的是保住了自己那一头乌黑的头发。从晌午一直趴到傍晚，夕阳把沟沟峁峁都染成了橘红色，我才悄悄溜下来，藏到厨房窗根底下。本以为父亲会发火，会把我揪过去剃个精光，结果——风平浪静，什么也没发生。

从那以后，父亲再没有在二月二那天给我理过发。我那一头长发辫，就那样保住了，一年年地长起来，成了我童年里最珍视的东西。长大后我才渐渐明白，父亲那份威严底下，藏着的是怎样的慈爱。他把我当小子一样剃了那么多年光头，不过是他以为的那就是“对”的；可当我无声地反抗、暗暗地坚持时，他便悄悄放了手。就像庄稼人懂得，种子要破土，就得给它留出缝隙；孩子要长大，也得学会适时地放手。

母亲在二月二这天照例要炒面豆豆。和了猪油的开水面团，擀成圆饼，烙到半熟，再一刀刀切成菱形的小块，回锅炒干，酥酥脆脆的，满屋子都是焦香。我们揣一把面豆豆在兜里，边嚼边唱那首老民谣，觉得日子就是这样悠悠地、香香地过下去的。

可二月二最要紧的事，还不止剃头和吃面豆豆。在我们陇中，二月二是灯影戏开台的日子。天一擦黑，村头的戏台便支起了牛皮影人，搭起了亮子——也就是幕布。锣鼓一响，四里八乡的人都聚拢来了。那牛皮刻成的影人，在油灯的光影里活灵活现地舞着，唱的尽是些忠臣良将、才子佳人的老故事。可最要紧的，是那些祈雨的戏文。

陇中十年九旱，庄稼人最怕的就是天不下雨。二月二龙抬头，戏班子唱的便多是请龙布雨、禳灾祈福的戏。有时还要“打醮”——那是比唱戏更隆重的仪式。道士们设坛作法，念经诵咒，全村的老少都要来磕头烧香，求龙王爷爷早早降下甘霖，好让地里的庄稼有个收成。我记得有一年旱得厉害，打醮的那几天，空气里都弥漫着香火的气味，戏台上唱得格外卖力，台下的人听得格外虔诚，连平日最调皮的半大小子，都老老实实地跪在尘土里。

打醮是敬神，唱戏是娱人，可说到底，都是庄稼人与天地对话的方式。那些年，没有天气预报，没有水泵灌溉，庄稼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最诚恳的心，去求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牛皮灯影戏里的每一声唱腔，每一段鼓点，都像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带着泥土的腥气，也带着麦苗的渴意。精雕细琢的牛皮影人，一刀一彩都刻着西北人的风骨；走村串户的戏班子，一驴驮着全部家当，却驮着十里八乡人的念想。

如今想起来，二月二这个日子，实在是把陇中农耕文化的根脉都串起来了。父亲剃头，是祈愿孩子一年精神抖擞；母亲炒面豆豆，是盼着日子过得酥脆香甜；唱灯影戏、打醮，是祈求天地神灵护佑风调雨顺。那些民谣、那些习俗、那些在油灯下舞动的牛皮影人，都不是无缘无故流传下来的——它们是一代代庄稼人，在黄土里刨食、在旱涝里挣扎、在希望里活下来的印记。

我家院墙外的那棵老槐树，到了二月二，枝条上也微微透出些青意了。母亲说，龙抬头了，地气动了，该种瓜点豆了。我站在树下，恍惚间又看见父亲拿着推子、围着毛巾的样子，听见母亲在灶房里翻炒面豆豆的声响，听见远处戏台上锣鼓家什咚咚锵锵地敲起来。那些影影绰绰的记忆，就像牛皮灯影戏里的光影，明明灭灭，却怎么也散不去。

这就是我们陇东的二月二啊——龙抬头了，春天的雨，也就快来了。

2026.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