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高坪二队

大唐春秋

　　在马年正月的最后一天，国历3月18号，我的老家高坪二队发生了一件大事，——高坪二队的乡里乡亲，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回来吃坝坝宴。

光是吃个坝坝宴，也没啥好说的。然而，这不是一般的坝坝宴，是高坪二队全体住户的散伙宴。

好端端的，为啥要“散伙”？因为这片土地不久后要被征用，要成为工厂，农民必须按政府的安排统一搬迁。这意味着，高坪二队的住户即将永远离开这个地方，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地方落脚。

对于搬迁，高坪二队的住户也没什么不愿意。他们晓得，一是国家建设必须支持，二是国家也给了搬迁户足够的经济补偿——几乎家家户户现在都摇身一变成了有钱人。

人是有情感的动物。大人物一个个都胸怀大志，远走高飞。普通百姓往往留恋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地方，认为老家才是自己生命的根。《汉书·元帝纪》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人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感情自然而生。一抬眼，遇见的是亲戚家门，是乡里乡亲，“骨肉相附”。一旦分开，总是万分不舍。按照上面的安排，今年4月份要搬迁最后一批住户。也就是说，高坪二队所有的住户都即将告别这片土地，各走一方。这样，摆个“散伙宴”就此别过，也在情理之中。

3月18号上午，我到了举行坝坝宴的地方，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十几张餐桌一字排开。他们应该跟我一样，与其说是赴宴，不如说是来叙旧。见面的人都互相问候，拉手，拍肩，然后或站或坐，随意地聊着。我认识的，多半是一张张沟壑纵横、写满沧桑的脸。我看到的样子，便是他们看到我的样子。那些年轻人，有叫唐伯伯的，有叫唐爷爷的，几乎都不认识。晃眼间如同隔世，人事变迁之大，不由人不生感慨。

眼下的高坪二队，我能说的并不多，更多的，是我心中的高坪二队。我下面要说的，是跟其他生产队不一样的人和事，当然都是陈年旧事。

我是高坪二队的“土鱼”，出生在高坪二队，成长在高坪二队。放牛、割草，后来栽秧、打谷挣工分，都没离开过高坪二队。高坪二队记工分是真正的“按劳取酬”，男劳力评10成，女的8成。这个不算性别歧视，是真正体现了公平，而绝不会因为要实行男女平等就给女的也评10成。我这个农民要特别一点，从小体质差，十六七岁了还没什么气力，挑稻谷顶多只能挑120斤，人家一般的男劳力能挑160斤以上。所以我只能评到8成工分，跟女社员一样。实际上集体没亏待我，我做的活路就值那么多。有时候，队长会对我格外照顾，叫我去晒稻谷，筛小麦，后来又安排我去挂面房。这些活路不需要那么大力气，而且不咋晒太阳。

筛小麦是技术活，多少老农民都做不了，我却得心应手。一只大筛子用一根绳子从梁上吊下来，几十斤重的小麦把筛子装满。我双脚叉开，左手控制筛子的边沿，右手提起筛子的一根竹片（4根竹片固定在筛子的边沿上，上面交叉在一个点上，由绳子吊着），左右手配合，把小麦筛得在筛子里打漩涡，那些有麦壳包着的小麦就自动跑到筛子中心，聚集成一小堆，把这些“半成品”捧在一个箩筐里再加工，筛子里就是干净无杂质的小麦了。

再说做挂面。挂面房做的是机器面，是用手动操作的压面机压出来的。压头道皮很费力气，我扳不转。我通常是压二道皮，或出面条。出面条最轻松，但也考技术，一只手扳动转盘把面条压出来，另一只手及时拿棍子捞面条，每根棍子上的面条都要长短一致。至于把小麦往磨坊里搬运，再把磨好的白面运回面房，则由一位“大力士”负责，他每一次可以挑200斤以上，总是弓着背慢悠悠地走着。

每到年底，我还有一件轻松的事情可做——帮会计算账。我当时打得一手好算盘，速度快还不出错。会计就叫我去当他的助手。一个人报数，一个人打算盘，要的就是提高速度，以便在规定时间内搞完年终决算。

再后来的某一天，大队干部来告知我，说“公社”（行政级别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政府）抽调我去公社听候使唤。我的身份还是农民，挣的还是工分。但有两点变化，一是不下地了，二是工分评到了10成——由公社开具介工单，写明10成。高坪二队的人对我的离开没任何流言蜚语，有人还对我说，你看，这娃肚子里有点墨水，就是不一样，太阳不晒雨不淋。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听着却是无比的温暖。

我在高坪二队的成长故事，说几天几夜都说不完，暂且打住。

高坪二队这个集体看起来与村上的其他生产队差不多，都是挣工分吃饭。但是，有两件事别的生产队却没做过，或者，根本没有眼光和勇气去做。

那个年月，物质生活困乏，但也不是整天都在忙三顿饭，一样的有文娱生活的追求，于是就发生了高坪二队买收音机的故事。

1967年的某一天，队上的会计带了个社员出了一趟公差，到绵竹城里的百货公司去抱了一台收音机回来。在当时，这可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到队上的保管室（集体装粮食、开会的地方）去看稀奇。收音机的外观很漂亮，台式，两波段6晶体管。价钱可高，108元人民币！生产队哪来的钱？队里的人都知道，外人不知道。生产队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即使有钱，也不准许拿去买收音机——那么贵的东西属于奢侈品。原来，队上的几个人商量好了，先去百货公司打听了收音机的价钱，回来就开始行动。当时正值秋收以后，把保管室里的干花生弄了些出来，交给一户农民拿回家去炒熟，然后安排几个人各自拿到生产队通往汉旺的公路边上卖，卖得的钱交给集体。汉旺的工业企业多，那些工人到拱星赶场，路过时就要停下来买脆花生吃。没过多久，就攒够了买收音机的钱。

收音机给大家的平静乏味的日子增加了些乐趣，至少是增加了些新鲜内容。收音机平常就放在保管室的窗台上，一打开，老远就能听见。新闻，音乐，毛主席最新指示，革命现代京剧，轮番播出。社员们既长了见识，又欣赏了艺术。收音机交给一个懂电器的小伙子保管，同时他也负责每天把收音机带到保管室，开机关机换干电池都是他的事。别的人如果想去摆弄，就会被批评制止，收音机成了高坪二队人的宝贝。

自从有了收音机，每天听得最多的是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好多人几乎把全剧的对白、唱词背得烂熟。于是有人提议，干脆组织个宣传队，自己来演《红灯记》。

一人提议，大家附议；再一开会，这事就成了。

要说文艺演出，高坪二队是有传统的。早在1964年，我刚刚上初中，生产队几个文艺份子就参加了全公社的文艺汇演，演出的剧目是《金钥匙》《三丑会》，好像还得了奖。现在我还记得《三丑会》里一个角色的开场白: 阴看坟，（那个）阳看房，哪个不晓得我付阴阳……

话说，《红灯记》剧组凑够了班子，主角、配角一个不缺。我同学老张演李玉和，李大女演李铁梅，大何两口子一个演鸠山、一个演李奶奶。

在高坪二队的观众眼里，每一场演出都很成功，哗哗的掌声可以作证。但是如果拿给《红灯记》的原创们看，可能要把那些搞专业的气得吐血。《红灯记》里有许多唱段，虽然有我作二胡伴奏，但基本上找不着调，节奏也十分散漫。如果哪一句唱错了说错了，就在中途停下来，商量好了接着演。

生产队的队长就是队里的最高领导，队长给了文艺演出极大的支持，给了演员们优厚的待遇，不是发钱，是队长在会上宣布: 下午5点，演剧的就收工回保管室排练节目，其余的社员要干到天黑才回家。

高坪二队的人，在晚上有演出的期盼中一天天度过，其中也免不了有春荒缺粮日子难过的时候。

春暖花开，田野里生机勃勃，风景秀丽。但家家户户几乎都青黄不接，没米下锅，哪有闲心去看风景。这个时候，就有能人出来，帮大家度过春荒: 到大山里去，找山里的生产队勾兑，借玉米回来，秋后给人家还大米，借1斤玉米还1斤大米。这样操作，双方满意。在我的记忆中，无论粗粮细粮，锅里没缺过粮，一天三顿饭一顿不少。

光阴似箭，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如果不是高坪二队要搬迁，也不会吃这台坝坝宴；如果不是要散伙，我也不会翻出发生在高坪二队的陈年旧事。我当年参加工作离开了高坪二队，但是心里一直牵挂着高坪二队，不仅因为哥哥嫂嫂大姐还在老家坚守，还因为那里有那么些熟悉的乡里乡亲。如今突然要散伙，要分手，心里感觉空落落的。村主任老马在祝酒时说，这不是“散伙”，是“聚会”，建议以后每年聚一次。大家知道这是安慰的话，今后不大可能如今天这样十三桌人在一起聊天喝酒，散伙才是真的。

跟坝坝宴相关的，有一件小事也值得一提。我们几个不是高坪二队户口的人，是带着伙食费去的。跟熟人寒暄之后，就询问该交多少饭钱。有人告诉我，不收饭钱，高坪二队集体有钱，是历年举办庙会的积余，办了席桌都还有剩。这让我们有些不好意思，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谢谢，谢谢乡亲们的盛情款待！

酒足饭饱，大家依依惜别。挥手之后便各走一方，消失在茫茫人海里……

别了，我心中的高坪二队！别了，永远的高坪二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