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影傻子遇到文学傻子，‍，——有感于黄国兆将《酒徒》拍成电影

黃東濤（東瑞）

东瑞

听到刘以鬯先生经典代表作、长篇小说《酒徒》被拍成电影的消息，已有一段时间；奇怪的是，「只闻楼梯响，不见玉人来」。

原来，如果不是读了黄国兆的《把〈酒徒〉搬上银幕的挑战与困惑》、《把〈酒徒〉拍成电影的苦与乐》两篇文章，我还真不知道其中的原委和内情：香港一部文学名著要搬上银幕，原来是如此困难重重！

将文学名著改编成剧本，拍成电影，并非谁的发明或发现；中外电影史上早有先例。成功者如《乱世佳人》（《飘》）、《魂断威尼斯》、《静静的顿河》、《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祝福》等等，都是极为成功的例子。

（年轻时期的刘以鬯）

然而，香港将文学原著搬上银幕的，不是没有（例如张爱玲、亦舒、李碧华、金庸等的作品，不少已拍成电影），但都偏向于流行作品；武侠小说属于另类通俗文学，李碧华许多小说根本是为电影度身订造。进入二十一世纪，香港电影改编自文学作品（狭义的，指纯文学）的，更是凤毛麟角或每况愈下了。

是香港缺乏好的、文学价值较高的作品，还是电影圈某些人士，价值观不同，并没有把心力放在这方面？看来是后者。除了刘以鬯写了很多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之外，还有舒巷城、海辛、林荫、周淑屏等一系列香港作家，都是以写反映香港城市现实为特色的「本土文学」。

如果不以香港城市特征为卖点，那么，文学性特强的香港文学作品，长篇比较之下，确是少一些（不是没有），但中、短篇之多，却有如天上星星。问题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发现和发掘而已；正如黄国兆之钟爱《酒徒》，十几年前买下改编成电影的版权，十几年后，为实践诺言，终于成功拍成电影。表现了极大的诚意。

黄国兆的《酒徒》电影剧本和电影，普遍获得「忠实于原著」的好评。何况，《酒徒》拍摄的难度太高！可见，香港不是没有优秀文学作品，而是缺乏像黄国兆这样的有心的好导演。香港电影向下滑落的时期（近二十年）以迄于今，题材仍然毫无新意，大部分圈内人士，始终只是将电影当作一盘生意，又以观众的胃口和需求作为借口，既没有承担失败的勇气，更缺乏一种拍摄高素质电影的理想和追求。

在这种电影生态里，香港银幕怎能不充斥黑社会、暴力、血腥、宫廷阴谋……黄国兆以电影《酒徒》为第一炮，呼唤香港「文学电影」之魂回归，又怎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怎能不叫人肃然起敬？

黄国兆以《酒徒》作为香港「文学电影」来拍摄，具有一种很大意义的示范作用，可以肯定，他已将个人的得失（尤其是经济上的）置之度外。正因为我们的商业社会有这样的「傻子」，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电影才更多样，人们才有更多的选择。

（黄国兆）

以我看，起码有着这几点意义：其一，鼓励电影人士拍摄改编自文学作品的电影。一方面有助于提高香港电影的素质，加强其文学元素，不要老是给外人浅薄、胡闹、无厘头、暴力等等坏印象；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纯文学在香港处境艰难，改编成电影，有助于宣传，广为人知。

其二，有助于香港电影题材的扩大。香港电影从六七十年代鼎盛时期的高产量到近年的大锐减，除了成本的暴涨、电影运作模式的变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题材的匮乏，像《岁月神偷》、《月满轩尼诗》、《志明与春娇》那样的电影，其实在香港中短篇中不少，剩下的只是您愿不愿去挖掘而已。

其三，提供了从文学原著改编为电影剧本的范例。从原著文本到剧本文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本。不是说《酒徒》剧本编得特好，说实在的，在香港，电影剧本很少公开发表。原因很多。一些导演拍电影，没有写好的剧本，只凭自己的心血来潮拍摄；一般读者不习惯于阅读剧本这种形式；于是，市场上也就造成恶性循环，销行情况好坏按小说、散文排列，评论、诗和剧本向来都并居第三。

黄国兆的电影剧本分三次发表于《百家》文学杂志上，在香港非常罕见。香港愿意从事电影行业的，大不乏人，初学写剧本的文学爱好者，可从黄国兆的《酒徒》电影剧本中看到两种不同文体的特征，以及如何写剧本。《酒徒》剧本写得很好，用颇有限的文字抓住了《酒徒》的精髓。

好处说完，我们再看黄国兆如何「傻」。不知为什么没有申请到香港电影发展基金？申请到的二十万，竟是香港艺术发展局拨出。香港艺术发展局在资源「满溢」的多年前，拨款给一些较巨型的文学编篡计划，数额惊人，偏偏值得拨钱的，像《酒徒》电影的拍摄，却是给得那么少！

香港的个别天皇巨星，所拿的一部电影的片酬常常以千万港币计，肥了自己，穷了香港电影，不知对香港社会有什么好处？二十万！实在还不够大明星片酬的零头啊！居然，黄国兆接受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请来的那一批演员，居然也不计较经济上的得失，都愿意为友情演出，义助黄国兆，而且尽职尽情尽力将戏演好，也确实演得很投入很好。

（2001年10月董建华颁发荣誉勋章给刘以鬯）

可见，她（他）们同样是「傻子」，同样值得我们肃然起敬。没有这一批好戏之人，《酒徒》不可能拍成。难怪黄国兆写了两篇文章，语多感慨了。

我想到了文学色彩颇为浓郁的、岩井俊二导演拍摄的脍炙人口的日本电影《情书》，看来也不是什么大制作，可是该片外景较多，美丽的外景和特殊的叙事风格为它赢来声誉；《酒徒》什么都好，就是外景稍少，连黄国兆在香港书展与也斯对谈时也谈了因为经费不足的苦衷。有钱好办事，没钱什么都困难。经费少，黄国兆就得倾囊而搏，连他的几个好友都孤注一掷了。

这是黄国兆遇到的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是，《酒徒》在创作技巧方面用了意识流或内心独白，这些存在于人物内心深处的流动意识，在靠光影、形象取胜的电影映像艺术里，不容易表现，舍弃这些，等同于割裂了《酒徒》的灵魂；执着于这些，忠实于这些，无疑捆绑了自己的手脚。

何况，这样的电影技巧，一般的观众是否接受，是否喜欢，都属未知之数，很大的可能是吃力不讨好。黄国兆选择了后者。电影配合了旁白、以及用了银幕突然一片黑、出现几行反白字的形式来表现，这虽然不是黄导演的发明，但传统电影已非常少用或根本已弃用。

再说，《酒徒》的重点在于通过一个酒徒酒后的意识流，发表了对中外文学的见解，以及对好几位名家恶劣生活处境和伟大文学成就逆反的感叹，并把它们夹插在日常生活里。这基本上属于非情节小说，较难吸引一般看惯了传统通俗电影的观众。对这第二项挑战，黄国兆依然迎战而上。

经费少、拍摄难度难度大，一般商业味重的导演都不会感兴趣，而国兆非常执着，十年来，魂萦梦绕，一定要遂自己心愿。这就是他的「傻」。倾家荡产已全被他置之度外。至于刘以鬯先生，他的「傻」乃是从四十年代末，他从中国大陆来港，没有任何谋生技能，唯一能运用和操作的就是一支笔而已。

他这一支笔，尽管高产到每日要写一万二三千字（即十二三个专栏，平均每个专栏一千字），但却是为生活所逼，并不是自己情愿的；所谓「娱乐别人」乃是刘以鬯出诸对自己的「急就章」的自谦之语，「娱乐」的背后，却充满了不为外人知的辛酸。

刘先生从年轻时候就热爱文学，以笔谋生，非常辛苦，赚的是辛苦钱，痴情不悔。这是他的傻；不懂转型，所写下的「娱乐自己」的《酒徒》又有自己的影子、堪称夫子自道（难怪黄国兆千思万想，想不出电影主角该用什么名，干脆让他姓「刘」，刘先生欣然应诺）；

历来电影或小说中以作家为主角的不胜其多，但似乎爱情占了较大的篇幅，像《酒徒》这样以作家在香港商业社会窘迫困境为主要内容的，始终比较少。有人称之为「文人小说」。这样的小说题材，当然不热门，很难引起读者兴趣，这又是刘先生的另一种「傻」！

比较那些另类的流行小说写作机器，创下二三百本的单行本纪录，版税袋袋平安，刘先生出书，都经过严格挑选（纵然他那些「娱乐别人」的小说，随便挑选一部，也可能比不少人强），迄今为止，主要也不过那二十几部，这不是又是一种「傻」是什么？

创作了七十年的刘以鬯「傻人有傻福」，尽管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迟迟都还没颁给他，但1994年他获邀香港临时时政局「作家留驻计划」第一任作家，2010年他获选香港书展第一届「年度文学作家」，娄次第一，实至名归。

正是无数「傻子」造就了香港文学艺术的美丽风景！

因此，当电影傻子黄国兆遇到文学傻子刘以鬯，一拍而成，我们受到了无限感动。好想流泪。

小说《酒徒》已成文学经典；电影《酒徒》的艺术成就得失我们将另文讨论，在票房上可能未必理想，但那怕死，也是死在战场上，死得壮烈。

从这意义来说，我们也应颁奖给黄国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