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国忠：米寿学人邓伟志： “马虎居”里写春秋

微读馆（庆乐随笔）

邓伟志，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终身教授，曾任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并连续担任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民进中央副主席，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在家庭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与城市社会学等领域成就卓著，是上海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奠基者之一，在学校创设“邓伟志教育基金”。

编者按

米寿之年，笔耕不辍；“马虎居”中，初心滚烫。作为与邓伟志、管国忠二位先生相交多年的老友，我深知这篇文字里藏着最真挚的情谊与最鲜活的风骨——管国忠先生以细腻而深情的笔触，将邓伟志先生六十余载治学之路娓娓道来。从“三门干部”到“双脚沾泥”的学者，邓先生以“读、走、写”三字为钥，踏遍田埂险途、深入工厂巷陌，在争议中提出“邓氏三论”，在议政时坚守民生立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问做进百姓心坎里。生活里他是“马虎居”里的质朴老顽童，学术上却是敢闯敢试的学界泰斗，用一生践行“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誓言。这不仅是一位知识分子的人生侧记，更是管国忠先生以文为媒，为老友立传、为时代存照的赤诚之作，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学术永远在泥土里生长，在人民中发光。

管国忠：米寿学人邓伟志： “马虎居”里写春秋

六十余载光阴，邓伟志用治学之诚、创新之勇、为民之心，书写了一位知识分子的精彩人生。桌上一杯热茶，几页泛黄的手稿，这两年老先生多次声明“封笔”，集中精力整理回忆录，但各地报刊仍频繁向他约稿。2026年3月22日星期天夜光杯封面人物谈及去年年底获得的第八届上海文化艺术奖终身成就奖，邓伟志连连摆手，语气诚恳：“这个奖绝不能算在我一人名下，它属于整个上海社会学界，是上海这座文化之都给学人的厚爱。”在他眼中，“终身成就”的核心是“终身”二字：“我做了65年学术，从未离开书桌与社会一线。这个奖不是终点，而是鞭策——只要脑子清楚、手能写字，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这位米寿学人话语朴实有力，眼神里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从“三门干部”到“双脚沾泥”的学者邓伟志用“读、走、写”三字概括治学之路。这简单三字背后，是数十年的甘苦。先生是学界出了名的“书痴”，家中28个书架摆满古今典籍。可比起读书，他那些“走”出来的故事更让人动容。1961年，刚从上海社科院毕业的邓伟志还是个标准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进机关门）。他被派往江苏常熟白茆公社调研，拿着本子挨家挨户问，却发现自己讲的话农民“听不进去”——那些书面语言、学术概念，到了田埂上就水土不服。苦恼了几天，领导点拨他：“白茆是山歌之乡，你去采采风。”他半信半疑地去了，坐在田头听农民唱山歌，歌词里藏着政策变迁、家长里短、喜怒哀乐。

这一听，让他恍然大悟——劳动者生活在变革最前沿，他们的语言最生动。这段经历，成了他一生“转文风、走基层”的起点。年轻时的邓伟志更惊险的经历在1976年。为研究古人类遗址，他与同事深入云南金平县边境的苦聪人村落。先坐小火车，再转汽车，到了县城只能骑马进山。在十万大山中，马失前蹄，他连人带马滚下悬崖，幸亏被一棵粗壮的古树拦住才保住性命。他抓着野草荆棘往上爬，双手被划得鲜血淋漓，衣服撕破好几道口子。走出雨林，要过红军长征时的那种铁索桥，桥下是滔滔洪水和万丈悬崖，木板早已朽烂，只能踩着一根根铁索挪过去；过了桥，还要徒步趟激流、爬陡坡，再走一百多里山路。“下要防荆棘下的毒蛇，上要防趴在荆棘上的蚂蟥。”

他回忆，几个大男人走一段就要脱掉衣服互相拍打蚂蟥，拍得满手是血。正是这种“沉到底”的调查，让他听到了“老百姓嘴里没套话”的真声音。20世纪70年代，他还曾到上海一百多家工厂跟班劳动：在江南造船厂当过搬运工，扛过几百斤的钢板；在上钢一厂当过炉前工，面对一千多度的钢水，脸上的皮烤脱了一层又一层；在机床厂当过钳工，手指被砸得淤青也不下火线。工人师傅看他是个书生，劝他歇歇，他摆摆手：“不跟你们一起流汗，怎么知道你们的甘苦？”用他的话说：“社会学的根在社会，学问的源在人民。”在争议中前行的“邓氏三论”“做学问不能守旧，要敢闯敢试。”六十余载学术生涯，邓伟志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邓氏三论”——平衡论、适度论、渗透论。

1981年，他首开家庭社会学课程。当时有人认为“家庭无学问”，甚至有人私下嘀咕：“家庭的事，关起门来谁知道，这也能成学问？”他却在课堂上提出“家庭淡化问题”，主张建立平等的家庭关系——淡化父权、夫权，而不是淡化亲情和责任。这在当年堪称石破天惊。有一次在高校讲座，话音刚落，一位老教授当场站起来反驳，声音洪亮：“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几千年的伦理，怎么能‘淡化’？”全场鸦雀无声，都盯着台上。邓伟志不急不躁，微笑着解释：“我说的淡化，是淡化不平等的关系，让家庭更和睦，而不是不要家庭。”全场愣了片刻，随即爆发出掌声。讲座结束后，那位老教授走过来握住他的手：“小邓，是我没听明白，你这个观点有新意。”这场风波，反而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家庭社会学这个新领域。

1984年，他又首倡妇女学，被誉为“中国妇女学奠基人”。争议随之而来——有人质疑“妇女有什么可研究的”？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据理力争，拍着桌子站起来：“妇女能顶半边天，从五四运动起，妇女解放就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命题。不讲妇女的解放，就不是彻底的解放！”会场静默片刻，随即有女学者红了眼眶。为了论证妇女学的学科价值，他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发现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前辈学者提出类似构想，可惜未能成体系。他在文章中写道：“今天我们不研究妇女问题，明天社会就会出大问题。”这番话，让许多女性学者深受触动。后来，他主编的《妇女学概论》成为多所高校教材，有年轻女学者登门致谢：“邓老师，是您的书让我找到了学术方向。”2018年，80岁高龄的他再创“改革学”，提出改革“八大规律”。有人问他“创新累不累”？他笑答：“做学问像爬山，越往上风景越美。我80岁了还能爬山，是福气。”这些理论的形成，并非书斋里的空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跑遍全国调研，坐绿皮火车、住大车店、吃路边摊。一路上，他看到有些地方国企改革后大批工人下岗，蹲在厂门口和工人聊天，一聊就是一下午，本子记了密密麻麻十几页；他看到有些地方经济飞速发展但环境污染严重，站在河边久久不语；他看到有些地方扶贫款被层层截留，气得一夜没睡，连夜写内参向上反映。他慢慢琢磨出：社会发展必须兼顾平衡、把握适度、注重渗透。“邓氏三论”就这样从泥土里长了出来，带着田野的气息和民间的温度。骑自行车的参政者曾连续三届担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邓伟志的参政准则简单明了：“帮忙不添乱，到位不越位，白说也要说，说到不白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民主党派大厦落成典礼那天，邓伟志照旧骑着他那辆“老坦克”自行车去参加典礼。停好车正要进门，却被保安拦住：“你是干什么的？”任凭他解释，保安愣是不信这个衣着朴素的骑车人是民主党派领导。这辆“老坦克”还有更多故事。

1995年的一天，他骑车经过延安中路茂名路口，刹车失灵闯了红灯，差点摔倒。交警一把扶住他，按规定要罚款。旁边认识他的人急忙说：“这是邓伟志先生，他有急事！”交警愣了愣，敬了个礼放行，事后他纳闷：“我知道他是全国政协常委，怎么骑辆破自行车满街跑？”在他看来，骑车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感受上海的烟火气。直到后来生了一场大病，组织给他派了车，他依然珍藏那辆“老战马”。履职期间，他提交上百件提案——呼吁完善低保体系、提出“廉政十法”、批判形式主义。有人劝他安享晚年，他却说：“老百姓的事就是大事，知识分子的良心不能丢。就算‘白说’，我也要坚持到‘不白说’。”“马虎居”里的老顽童这位学界泰斗，生活中却是个简单纯粹的“老顽童”。他与夫人张耀新的家有个有趣的名字——“马虎居”。一来夫人属马，他属虎（虎马虎音）；二来他们信奉“衣食住行过得去就行”，马马虎虎过日子。可这“马虎居”一点也不马虎——屋里干净整洁，书报杂志堆得井井有条。他笑道：“这都是老伴的功劳。”他们的爱情故事朴素又温暖。1967年结婚时，婚房是单位租借的一间屋子，二三十平米。大床和书桌是租的，因级别不够没资格租书架，只好借了个“藤编小书架”。同事看他们太寒酸，搬来自家沙发借给他们。

万事俱备，唯独缺一床新被子——当时棉花票要排队，等了许久都没轮到。幸亏好心同事让出自家棉花票，才成全了这对新人。生活中，他是不折不扣的“低能儿”。夫人总笑他“太笨了”，最著名的笑话是“洗脚”。婚后每到晚上，爱清洁的夫人总会提醒在安徽农村长大的他：“小邓，脚洗了哇？”他有时随口应答“洗了”，夫人就去厕所检查毛巾是干是湿。几次下来，他再也不敢马虎。2019年春天，邓伟志拿出省吃俭用的积蓄与朋友的出资一起，在上海大学设立了“邓伟志教育基金”。他说：“快乐与财富无关。精神上的自由，比物质享受重要得多。”如今，88岁的他依旧每日清晨五点起床读书，每日写作两小时。被问起最骄傲的事，他想了想：“我没做过惊天动地的事，就坚守了读好书、走基层、写文章。一辈子没违背初心，这就够了。”夕阳余晖中，“终身成就奖”的奖状熠熠生辉，却不及先生眼中的赤诚。六十余载光阴，邓伟志用治学之诚、创新之勇、为民之心，书写了一位知识分子的精彩人生。正如他自己所言：“春蚕到死丝方尽。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把那一根丝献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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