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给我的滑冰帽

南衡旧事

灌木丛枯黄，落叶铺地，三个孩子在风里跑着，一个举着树枝当冰刀，一个蹲着假装系鞋带，还有一个站在中间，仰头看天——那样子，多像我十岁那年，攥着姐姐从东北捎回来的滑冰帽，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一遍遍比划怎么戴才像电影里那样飒。帽子是深蓝色的，毛绒绒的边，帽檐硬挺，扣在头上，耳朵暖得发痒。我舍不得戴出去，怕弄脏，怕弄丢，更怕别人笑：男孩戴滑冰帽？可那帽子在我手里，就是冰场，就是风声，就是姐姐隔着千里捎来的、没说出口的爱。

我10岁那年，姐姐从东北兵团回家，在哈尔滨给我买了一个滑冰帽。

在北京滑冰的日子很少，并且，大部分都是用自制的滑冰车，冰鞋太贵。所以，戴滑冰帽的机会太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电影中戴滑冰帽的都是女的，没看见有男的戴。

即使这样，我还是非常喜欢，珍惜保留了很多年。

今年我都66岁，无意中看到老电影《冰上姐姐》海报，想起了我的滑冰帽，想起了我们的姐弟情。

岁月不欺少年穷，自制玩具乐趣多。

严冬下大雪，

北风如刀割。

铁丝滑冰板，

自钉小冰车。

冰场人声喧闹，长椅上坐着歇脚的人，帽子压得低低的，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里一晃就散。我远远望着冰面，有人滑得歪歪扭扭，有人稳稳当当，还有孩子蹲在岸边，把脸贴在冰上听声音——说冰底下有小鱼游过去。我忽然就笑了：那年我蹲在火车站宿舍前的冰洼边，也是这样听，一边听，一边把滑冰帽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小块没化开的冬天。

冰面上站着几位姑娘，穿紧身衣，戴冰帽，冰刀鞋尖点地，笑得敞亮。她们不像是在训练，倒像刚赢了什么，又像只是路过冰场，顺手把青春踩在了刀刃上。我盯着其中一人微微扬起的下巴，忽然想起姐姐寄帽子来时，信纸上用铅笔画的小人儿——圆脸，翘辫子，头顶一顶大大的、毛茸茸的帽子。信纸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弟，戴上它，你就比我先滑进冬天了。”

　　两个身影掠过冰面，蓝与红，快得只剩残影。冰刀划开冷光，像写了一半的字，又像一句没喊完的话。我站在场边没动，手却下意识摸了摸口袋——六十多年了，那顶帽子早不知去向，可指尖还留着毛边蹭过的微痒，像它一直没走远，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我滑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结冰的年。

　　红衣姑娘和黄衣姑娘面对面站着，笑得眼睛弯成月牙。她们没说话，可那笑意里有风、有光、有冰屑飞溅的脆响。我忽然懂了：姐姐当年没给我冰鞋，却给了我一顶帽子；没带我去松花江，却把整条江的凛冽与温柔，一针一线缝进了那圈毛边里。

　　冰上列队，旗子招展，仪式庄重。可我记住的，不是口号，不是队形，是姐姐临上火车前，把帽子塞进我棉袄里，说：“别让人看见，先捂热了再戴。”——原来最郑重的仪式，从来不在冰场中央，而在离别站台，在毛线未干的针脚里，在一个孩子把帽子捂在胸口、一路小跑回家的喘息中。

　　又一对身影疾驰而过，红与蓝，俯身如弓。我数着他们滑过的圈数，数着数着，数回了1970年的冬天：北宿舍前的那片冰，薄得能照见人影；我戴着帽子，蹲着，假装自己正滑向姐姐所在的北方；风卷起帽檐，像一面小小的、无人认领的旗。

　　三位姑娘高举双手，蓝、红、深色，像三簇不灭的火苗，在冰天雪地里烧得热烈。我站在人群外，没鼓掌，只是慢慢摘下自己头上的毛线冰帽——它早已不是当年那顶，可那股暖意，那点倔强，那点“我也能”的亮光，一模一样。

原来姐姐给我的，从来不止一顶滑冰帽。

她给了我一个支点，让我在贫瘠的童年里，也能踮起脚，够到风，够到光，够到她没说出口的那句：

“弟弟，你值得滑得比谁都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