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那个没有母亲的年

土窑居士

年，总是这样隆重而来，悄然而去。它丰满了我的记忆，也催老了我的容颜。一晃四十五年，世间早已换了人间。唯有1980 年的那个春节，从未在时光里褪色——哪怕时隔再久，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伤痛，依旧清晰如初，从未被岁月抚平。
那是一个格外寒冷的早晨，几十盏煤油灯在教室里昏昏亮亮，映得满屋子微光。我和同学们在昏暗的光线下自习，翻书声、读书声、小声说话声混在一起，墙面和屋顶上，我们被灯光拉得变形的影子，也仿佛有了几分生机。突然，一股冷风猛地灌进教室。只见五叔和老师径直走到我面前，老师轻声对我说：“海斌，快跟你小爸回家吧，今天不用自习了。”我收拾好课本，吹灭眼前的煤油灯，默默走出教室。

室外，天还没有完全放亮，黑暗与寒冷一下子把我紧紧裹住，勒得我喘不过气来，身上的棉衣棉裤，仿佛瞬间失去了御寒效能。尤其走到牛王楼路口时，寒风吹得树叶、尘土漫天乱舞，噼啪作响，偶尔打在脸上，是一种钻到心里的疼。我袖着手、弓着腰，默默地跟在五叔身后，迎着狂风，跌跌撞撞朝家走。我心里隐隐不安，却怎么也想不到，等待我的会是怎样一幕。

等我们赶回家时，原本紧闭的大门早已敞开，窑洞里亮着昏黄的灯光。一进门，就看见三叔抱着妹妹，爷爷奶奶和父亲在屋里忙前忙后。我下意识扭头，竟看见母亲正坐在炕上。这时，奶奶和五叔连忙催我：“海斌，快叫妈，快叫妈啊……”我真的已经很久没见到母亲了，心里满是想念，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喊不出口。我只是呆呆地趴在炕沿边，一动不动，望着一直冲着我温柔微笑的她。
其实，从1979年秋天开始，母亲的身体就渐渐虚弱了。入冬后，她咳嗽得越发厉害，身子也有些浮肿。那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才八岁，妹妹只有三岁。一天放学回家，我发现家门紧锁。奶奶告诉我，父亲带母亲去苗庄医院看病了。那时的我还天真地以为，医院里的医生什么病都能治好，用不了多久，母亲就会平平安安回来。可那次，母亲在医院住了很久很久。每天望着紧闭的家门，我已经隐隐约约尝到了没妈的不安与滋味。还好有爷爷奶奶在，用他们的疼爱温暖着我和妹妹。母亲终于回家后，家里才算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她只是不能再下地干活，其他一切看似都还算正常。奶奶天天细心伺候着母亲，把全家省下来的白面，都拿来给母亲补身体。父亲学过赤脚医生，每天坚持为母亲打针、输液。我和妹妹依旧无忧无虑地玩耍，妹妹年纪还小，有时还会争抢母亲碗里的饭。我至今都记得，从医院带回来的奶粉，香香甜甜，那是童年里少有的美好味道。 那年冬天，雪稀、风硬、天寒刺骨。临近年关，家里再没有往年忙年的热闹，一家人整日守在母亲身边，屋里安安静静，剩下的只有满心的疼与冷清。
大年初一，天气格外晴朗。上午，暖暖的阳光照进窑洞，满屋都亮堂温暖。那天的母亲，脸上难得露出笑容，心情也好了许多。我和妹妹穿着她亲手缝制的新衣裳，在屋里跑来跑去。年幼的妹妹更是欢喜，时不时爬上炕，依偎在母亲怀里撒娇。母亲就那样温柔地望着我们，一次次把我们搂进怀里，轻轻摸着我们的头，还拿出面包、饼干，一点点分给我们吃。一旁的奶奶轻声叮嘱：“别总在你妈身边闹，让她好好歇歇。”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段看似平静的日子，竟成了我和母亲最后的温暖时光。 傍晚时分，阴云沉沉压下来，遮住了整片天空。这本是大年初一，应该是烟火热闹、阖家团圆，可天色一点点暗去，院里静悄悄地有些心灰意冷。那夜来得比往年更早、更冷，仿佛某种最珍贵的东西，正在随着沉下去的光，一同慢慢消散。
晚饭后，外面的鞭炮声被夜幕吓得不敢出声，整个村庄也消停下来。盼了整整一年的大年初一，就这样无声消失在漆黑的夜里。爷爷吹灭煤油灯的那一刻，一种莫名的失落、恐惧与悲伤瞬间涌上心头，那道微弱的光亮仿佛在紧紧拽着我，久久不愿被这黑暗吞没，我的泪水不由自主悄悄滑落。奶奶、父亲照料母亲的身影，妹妹天真的玩耍，母亲温柔的笑容……一幕幕在脑海里反复浮现。于是，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明天见到母亲，一定要鼓足勇气，大声喊出那一声——妈妈。 不知过了多久，在漆黑的睡梦里，恍惚听见父亲急促的敲门声。随即爷爷奶奶慌忙起身出门。又过了好大一阵，爷爷回来轻轻把我叫醒，牵着我默默往家里走去。
从奶奶家出来，院子里静得没有一丝声响，连呼吸都显得格外清晰。头顶满天繁星，偶尔有流星悄然滑落，寂静之中反倒生出几分怕意。腊月的寒风刺骨，寒气一路钻进心底，冻得我止不住地直打寒颤。
进门那一刻，眼前的景象让我浑身一僵。母亲穿着一身蓝色衣裳，静静地躺在炕中间，脸上覆着一块绿头巾。我呆呆地站在原地动弹不得。奶奶和父亲在忙着收拾，时不时地低声叹气。这时，爷爷缓缓开口：“海斌，快跪下给你妈磕个头。”我面向母亲重重跪在炕前，心里五味杂陈，悔恨像潮水般将我淹没——恨自己昨天为什么没有鼓足勇气，大声喊一声妈妈？
那天，

是1980年大年初二的凌晨，母亲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

改革开放前，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紧巴清贫。自从母亲生病，长期吃药看病，早已把本就单薄的家底掏空，家里一贫如洗。母亲病逝后，置办棺木成了父亲最难迈过的坎，最后，还是爷爷借来六十元钱，才解了这燃眉之急。
母亲入棺那天上午，年幼的妹妹看着棺木，还天真地说：“妈妈躺在柜子里睡觉了。”姥姥家的亲戚，是一位大爷爷领着红霞表妹来的。一进门，红霞便放声大哭，一声声“姑姑、姑姑”，哭得撕心裂肺。我站在一旁，手足无措，心里又酸又愧，无地自容。恨自己身为儿子，竟连表妹都不如，母亲在世时都没能大声喊她一声妈。那几天，父亲每天上午都带我到母亲灵前磕头。他说话声音哽咽，难掩内心悲痛，总一遍遍给我念叨：“你妈真是个好人啊，哎，没个好命……”我每次都跪在灵前许久，上完香后，不停往火盆里添纸。望着那忽明忽暗的长明灯，盆里随风移动的纸灰，我甚至痴痴地幻想，那会不会是母亲的灵魂？说不定哪一天，母亲还能好起来。第三天，烧纸送灵的晚上，我抱着母亲的灵牌，五叔扶着我的胳膊，在村里转了街，最后来到村口，朝东脑山的方向烧香、磕头，父亲高喊母亲一路走好，随即用力把盆摔在地上，刹那间清脆的声音划破夜空，回音响彻山间。

叮当、叮当、叮当……
铁锤一锤一锤，重重地落在棺木盖上。每一声撞击，都像狠狠砸在我的心头，疼得喘不过气来。盖棺之后，母亲被抬到院子的灵堂。我趴在地上久久不愿抬头，任由冰冷的地面触碰我的脸庞，让我最后一次近距离感受母亲温暖的抚爱。委屈、自责、悔恨一股脑涌上来，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心里清清楚楚，从这一刻起，母亲，真的永远离开了这个家。
出殡那天中午，母亲的棺木被大人们合力抬到小坡底。我穿着孝衫，怀里抱着母亲的遗像，独自跪在棺木前静静等候。只是，心里明明堵得发慌、痛得窒息，眼泪却像被堵住一般，怎么也哭不出来。妗奶奶见我这样，走过来狠狠在我屁股上打了几下。刹那间，疼痛、悲伤、悔恨一股脑冲破了喉咙，我突然放声嚎啕大哭——怨母亲只陪了我短短八年，恨无情的病魔夺走了她年轻的生命，更悔母亲在世时，没能听到我大声喊她妈，此后，这世间再无让我喊“妈”的人。

起灵的那一刻，我早已懵懵懂懂，慌得六神无主。还是五叔上前扶起我，陪着我送母亲最后一程。在街坊邻居满是怜惜的目光里，我紧紧抱着母亲的遗像，攥着粗粗的孝绳，跌跌撞撞走在母亲的棺木前。一路经过小台儿、街口、庙前、水河、阁隆窑、媳妇掌等地，足足步行六里多地，终于把母亲送到了东掌凹。
东掌凹，坐落在村外东北方，东、西、北三面群山相拥、山体相连，中间卧着一片肥沃的田地，南向地势平坦、视野开阔，是我家祖坟的所在地。当年，风水先生曾说，这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母亲安葬于此，定能保佑子女平安顺遂、阖家安康。或许，真是母亲在天有灵。如今，我们一家人都过得健康平安、安稳踏实。年近八十的老父亲，依旧精神矍铄、身体硬朗；妹妹心地善良、贤惠能干，把自己的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我当年毅然参军入伍，在部队服役国防三十年，不负韶华、不负初心。三个孙辈也都争气，先后顺利大学毕业，学业有成。这一世的安稳顺遂，这一家人的平安喜乐，正是母亲当年最深切的期盼，也是她从未停止的守护。 有人说人生不过三万天，漫长又短暂。可母亲陪伴我的日子，仅有短短两千九百多天，不及漫长人生的十分之一。这一别，便是一生；这一别，再无归期。母亲虽已远去，早已化作东掌凹的一抔尘土，可她的爱从未真正离开——藏在童年的奶粉香甜里，藏在亲手缝制的新衣裳里，藏在每一次午夜梦回的牵挂里。
东掌凹，这个藏在家乡东北角的小小山坳，因为有母亲长眠于此，它成了我心底最深的牵挂。您用短暂的一生，护我懵懂一程，我便用往后余生，念您岁岁年年。
愿天堂再无病痛缠身，愿母亲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