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逍遥居士（上海）13842293

图/文：逍遥居士（上海）

美篇号:13842293

自我记事起，父亲与母亲的形象便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深深烙入我的生命。父亲的温厚与大度，母亲的慈爱与严厉，如同阳光与土壤，共同呵护着我的成长。

父亲是一位抗战时期投身革命的老干部。我们祖籍南通，那里曾是苏北革命根据地的重镇。儿时，我常听他讲述青年时代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每每听到他与战友们在枪林弹雨中穿行的往事，我对他们那一代人便油然而生无比的敬意。我常常自问，若置身于那个年代，我能否在刀光剑影的生死考验前，如他们一般坦然。父亲是幸运的，在无数战友倒下后，他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在我心中，父亲的形象数十年来未曾改变。他身材高大，衣着朴素，一张被岁月刻满皱纹的褐色脸庞，写满了人生的沧桑。他的举手投足间，总透着老革命者的沉稳与威严。父亲讲话从不拐弯抹角，为人坦诚，棱角分明，感情朴素而爱憎强烈。

父亲长期在基层担任领导职务。他的敬业精神，在我所见过的干部中实属罕见。他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只读过几年私塾。他们那一代人，与其说是靠卓越的能力，不如说是靠一颗炽热的事业心在支撑工作。除了白天忙碌，晚上他也常去单位“转悠”。在旁人看来或许多余，但我明白，那是父亲对事业难以言喻的热爱与执着。

然而，文化大革命成了父亲的噩梦。一夜之间，他从盐场场长变成了“走资派”，无休止地接受审查与批斗。他无法理解，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何以瞬间成了“人民的敌人”。面对狂热造反派的诬陷，父亲唯有报以横眉冷对。每天清晨，无论风雨，他都要挂着沉重的牌子，扛着稻草人，步行数公里到路口示众。尽管骤然苍老，他的身影却依旧挺拔。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种令人震撼的精神力量。那时，十三岁的我仿佛一夜长大，变得勇敢。我每天清晨陪着父亲，一起扛起牌子，在寒风中站立，以沉默表达我的愤怒与抗拒。于是，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人们总能看到一个高大的男人身后，跟着一个肩扛更高稻草人的瘦弱少年，默默行走在清晨崎岖的小路上。这条路，我陪着父亲走了将近一年，它无声地见证了一段荒诞的历史。父亲凭借坚定的意志支撑着自己，他始终相信，黑暗终会过去，光明必将来临。从他身上，我真正领悟了一个老革命的坚强，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愈发巍峨。

我的母亲娇小而瘦弱，却是我眼中世上最美的女人。她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解放后，父亲同许多老干部一样，解除了由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关于他与母亲如何结合，是一段他们都不愿多提的往事，她比父亲整整小了十岁。

母亲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外祖父家曾颇为富足，但到了他那一代已然中落。外祖父是位老牌大学生，据说在一次火车旅途中，邂逅了当时在南京蚕桑专业学校读书的外祖母，一段浪漫佳话由此开启，也造就了我们这一脉的传承。好景不长，参加新四军的外祖父在归家途中不幸遭遇土匪被害。顶梁柱崩塌，外祖母不擅理家，生活顿时陷入困顿。作为长女，年仅十几岁的母亲，便被迫扛起了养活全家的重担。母亲共有八个兄弟姐妹，为求生计，不得已送养了两个妹妹。她亦姐亦母，含辛茹苦十余年，付出的心血甚至超过了外祖母。这段辛酸史，家人很少提及。每当谈及，母亲、姨妈和舅舅言语间总会克制地流露出一丝对外祖母无力持家的无奈，而外祖母面对我时，也总带着深深的歉疚。但血缘终究是斩不断的，过往的艰辛虽不堪回首，生活总要继续向前。在母亲的全力操持下，两个舅舅得以外出求学，自立门户；一位姨妈本也前程可期，却因健康原因辍学，此后一直由母亲照料；其他兄弟姊妹则在乡务农。时至今日，舅舅姨妈们提起母亲，言语中不仅是手足之情，更多的是一种对长姐如母的由衷敬重。

与父亲结婚后，母亲得以参加工作，生活稍显安定，但她对娘家弟妹的接济从未间断，直到他们全部成家立业。可以说，母亲的一生是为家人辛勤奉献的一生，在她身上，集中了中国传统女性所有的优良品质：勤劳、俭朴、善良。

母亲性格刚强，在家里说一不二。她对我和小我两岁的妹妹要求极为严格，我们稍有差错，绝不留情。她的爱，就体现在这种严厉的管教之中。她教导我们要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要善良宽容。多年来，母亲正是以她的宽容与谦和，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如果说父亲受人敬重是因为资历与职务，那么母亲赢得人心，则完全依靠她的为人与品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父亲工作中产生的许多矛盾，竟大多由母亲出面化解。父亲工作得以顺利，母亲功不可没。在父亲工作过的所有单位，母亲的影响力甚至不逊于父亲。自小，父母这种鲜明的个性就给我留下深刻烙印。父亲对事业的忠诚，母亲处世待人的智慧，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不知从何时起，“像父亲一样做事，像母亲一样做人”便成了我人生的座右铭。

文革开始后，母亲始终坚定地与父亲站在一起。她让我们坚信父亲是好人，并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重担。父亲工资被扣得所剩无几，母亲几乎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之物，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保证父亲能吃饱。在父亲被批斗的日子，母亲常彻夜不眠，带领我们默默等待，直到父亲平安归来。盐场地处偏僻海边，派系斗争残酷。一天，父亲不堪迫害，在一些老工人帮助下，深夜逃往县城金沙。父亲的突然“失踪”让造反派阵脚大乱，为推卸责任，他们竟告知母亲父亲可能已“畏罪自杀”。母亲坚信父亲绝非意志薄弱之人，凭借多年了解，她判断父亲一定是去金沙寻求庇护了。依据母亲的判断，十三岁的我，骑上自行车，日行百里，从盐场奔赴金沙寻找父亲。金沙是我出生的地方，但八岁就离开了。凭着幼年模糊的记忆，我半夜找到一位旧识，第二天终于打探到父亲的音讯。父亲毕竟是县里有影响的老干部，县里最终派出了工作组。由此，父亲才逐渐从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解脱，直至文革后期被平反，恢复职务。父亲靠着革命意志支撑，而母亲，则用她的坚强，为父亲提供了最后的港湾。在那个特殊年代，这位平凡的女性，用肩膀担起了一座山。

父亲复出后，担任县缫丝厂厂长。文革的磨难似乎未在他身上留下太多阴影，唯有肩上那几道被绳索勒出的深痕，诉说着曾经的痛苦。他鄙视那些迫害过他的人，却又不屑与之纠缠，认为历史自会公正评判。事实上，那些跳梁小丑最终皆无好下场。父亲仿佛要追回失去的时光，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不久，县里委派他筹建纺织厂。从此，他夜以继日，年复一年，用行动证明自己始终是一名忠诚的战士，一位称职的干部。在当时县里的工业战线上，父亲是响当当的好厂长。

父亲一生俭朴，唯好杯中物。他说，酒能壮胆。革命年代，穿越敌占区或上战场前，他总要饮上几杯。久而久之，酒成了他工作之余最好的慰藉。然而，或许也因饮酒过度，他的身体后来每况愈下。

父亲在与母亲结婚前曾有一子。或许对之前的婚姻抱有歉疚，父亲常背地里接济我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这种做法引发了母亲的极大不满，自我儿时起，便常见他们为此争执。其实，母亲通情达理，对父亲的长子也视如己出，时常给予资助。父亲改不了“暗中行事”的习惯，母亲则无法忍受这种“偷偷摸摸”。这种状况持续了许多年。我无法评判谁对谁错，既同情父亲，也理解母亲，常常充当他们之间的“和事佬”。后来才知，像父亲这样在解放后重组家庭的老干部，许多都存在类似问题。如今回想，我反而更深地理解了父母，这是他们真实情感的流露。与现今一些“始乱终弃”者相比，他们无疑高尚得多。

历史常有巧合。1958年，父亲带领包括母亲在内的创业者，创建了缫丝厂。文革后，父亲再度出任该厂厂长。三十年后，作为他们的儿子，我成为了同一家缫丝厂的厂长。那时，父母均已退休。我在父亲奠基的工厂里，运用全新的管理理念，开始书写新的篇章。我几乎推倒了父亲当年修建的所有旧厂房，建立起一个全新的企业。短短五年，缫丝厂更名为南通丝绸印染联合厂，成为全国最大的丝绸联合企业之一，规模扩张了至少四倍，一跃成为全县最大的利税大户。那时，我常从父亲眼中看出一丝复杂的神色，有不甘，但更多的是欣慰。在父母的晚年，父亲为我子承父业并超越他而感到骄傲，母亲则为她辛勤养育的儿子出人头地而扬眉吐气。

我上任之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外的新管理理念冲击着传统模式，商品经济意识渗透到企业经营中。父亲是传统的老革命，艰苦朴素是他们的信条。他很难理解社会数年间的巨变，将一些必要的业务往来与新的经营方式视为“公款消费”和“腐败”，心理一度失衡。直到有一天，我对他说：“爸，您该欣慰。因为您的儿子赶上了这个时代，正在经历和享受您未曾经历和享受的一切，也在实现您未竟的愿望。”父亲这才渐渐释然，从我身上找到了某种心理平衡，从那种不甘与失落中解脱出来。他觉得比老战友们幸运的是，他的儿子，正延续并拓展着他的生命轨迹。

父母含辛茹苦将我和妹妹养育成人，我们各自成家立业。正当我踌躇满志，欲大展宏图之际，1991年4月，我在深圳出差时，突然接到母亲确诊恶性肿瘤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母亲二十年前曾患子宫癌，治疗后一直稳定。退休后，本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谁知命运如此不公。多年的辛劳，终令母亲积劳成疾。我赶回家时，母亲已卧床不起。她见到我，脸上总带着淡淡的微笑，最常说的话是：“别担心，妈会好起来的。”这本该是我安慰她的话啊！听到母亲反而安慰我，我心如刀割，只能将眼泪默默咽下。母亲极为坚强，清楚病情复发意味着什么。她坚持每天起床散步，直到再也无法行走。她患的是晚期骨癌，癌细胞已转移，在当时就是不治之症。看着母亲被病痛折磨，我心如刀绞却无能为力。我知道，她所做的一切，更是为了给我们子女做出坚强的榜样。母亲住院期间，妻子、妹妹、妹夫及所有家人竭尽全力陪伴在侧。我的外甥和女儿当时虽还年幼，却天天来看望奶奶，这份童真的亲情给了母亲许多安慰。母亲的病倒对父亲打击巨大，相濡以沫数十载，父亲一夜苍老。他很少流泪，只是静静坐在病床边，用平静的眼神抚慰母亲；而当他独处时，眼中则是深不见底的悲哀。他在心中祈祷，尽管知道这祈祷多么无力。我们拼尽全力，终究未能留住母亲。1991年7月29日，母亲含笑而逝。我生命中最亲的人，就这样走了。母亲一生坎坷，终身辛劳，刚过花甲，便无缘更多世间温暖。作为儿子，我深陷于工作，悔恨平日关怀太少，在母亲病重时又觉无力回天，愧对养育之恩。

母亲去世后，阴阳两隔。父亲仿佛变了一个人，终日沉默寡言。只有我们回家时，他脸上才偶有一丝笑意，更多时候，是无尽的孤独与伤感。我尽可能抽时间陪伴他，他却总催促我以工作为重。他认为他自己和子女都属于“党和国家”，这大概是他们那一代人深入骨髓的革命情怀。我试图让他多参加老干部活动，以排遣悲伤，但收效甚微。父亲很少融入旧日的圈子，除了偶尔侍弄花草，更多时间是默默凝视母亲的照片，沉浸在无尽的回忆里。孤独是对老人最大的摧残。望着父亲清晨独自立于窗前的背影，我心中充满忧虑：这沉重的暮年，他还能承受多久？

一年后，父亲参加老干部体检，我接到医院电话，要求单独面谈。不安的预感瞬间攫住了我。医生沉重告知，父亲肝脏发现“实质性占位”（肝癌）。我强忍悲痛，只告诉父亲因长期饮酒，肝脏有些硬化。为求确诊，我带父亲前往南京鼓楼医院复查，结果依旧。看着父亲日渐憔悴的面容，一个念头无比强烈：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要让他好好享受一下生活！我带他住进鸡鸣寺山上的宋公馆，搀扶他游览中山陵、玄武湖，陪他品尝夫子庙的小吃、大三元的佳肴。我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奢侈的时光，可惜这一切来得太迟。父亲从我不寻常的举动中，或许已察觉端倪，但他什么也没问，只是我从他眼中，看到了对生命深深的眷恋。

两周后，我怀着一丝希望，又带父亲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和华山医院检查。当二军大的结论几乎将我推入绝望时，华山医院的诊断却让我欣喜若狂——他们推翻了之前的判断，认为是肝硬化而非肿瘤！拿到报告，我中午就让父亲美美地喝了几杯啤酒，父亲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没有多解释，但他肯定明白病情有了转机。那一刻，我感到上海这座城市如此亲切可爱，心情前所未有的轻松。

此后半年，日子恢复了平静。父亲遵医嘱治疗，心情也逐渐好转。我们多么希望他能彻底康复，走出母亲离世的阴影。

1992年下半年，我被提名为通州市副市长候选人。父亲开始频繁与老友聚会，显然，儿子的成长给了他最大的精神慰藉。如果说我之前的成绩已让他欣慰，那么这次的提拔，则让他感到无比的骄傲。我暗自发誓，已经失去了母亲，我定要将双倍的爱，倾注在父亲身上。

然而，1992年底，父亲身体急转直下，肝脏问题严重恶化。住院期间，我们用尽一切医疗手段，却回天乏术。望着父亲日益消瘦的面庞，我第一次对自己的人生追求产生怀疑：如果事业的成功必须以至亲的健康为代价，我宁可不要这成功。刚届不惑的我，感到了深深的茫然与无助。看到家人们欲哭无泪的神情，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无力。

病榻上的父亲，一直念叨着想看到我当选副市长的那一天。1993年3月12日，父亲病情突然恶化，经抢救，他顽强地苏醒过来——大概，心愿未了。1993年3月14日，我当选为通州市副市长。当我站在主席台上向代表们致意时，一股强烈的冲动涌上心头，我真想大喊一声：“爸爸！您的儿子没让您失望！您可以骄傲，因为您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儿子！他会继承您的事业，为您的人生增光！”

父亲在得知我当选消息的几个小时后，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灵堂里鲜花与挽联环绕，前来吊唁的领导、同事、亲友络绎不绝。这，是对父亲一生的肯定。父亲走了，他没有给我留下丰厚的物质财富，却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神遗产：他对事业的忠诚与敬业，将永远指引我的人生道路，使我受用无穷。

在我人生即将步入辉煌、有能力反哺双亲之时，我生命中最亲的两个人却相继离去。从此，耳畔再无父母耳提面命的教诲，也再无他们情深意切的唠叨。我必须独自前行，并以长者的身份，扛起家庭的责任。

十数年光阴，弹指一挥。一路走来并不平坦，但我从未对事业与人生失去信心。我的血脉中流淌着父母给予的基因：父亲的精神、母亲的品德，始终是我激情与动力的源泉。无论我在政界鞠躬尽瘁，还是在商界苦心经营，自信与果断从未离我而去。我可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儿子对于事业与家庭所做的一切，皆问心无愧。

亲爱的父亲母亲，我最亲的人，你们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2010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