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军旅汉子

七律一首：

忆母亲

旱塔河畔有闺秀

巧手穿针绣锦绸

初嫁秀才逢乱离

再续良缘写春秋

井边忍泪因儿泣

辛勤劳作分家忧

百岁犹传擀脖术

慈恩如海记心头

　　母亲吴廷香，出生于五陵旱塔河村的大户人家。第一次听母亲讲她的故事时，她正坐在西屋的土炕上纳鞋底，顶针在青布上敲出笃笃的声响，像极了岁月的心跳。那时她的头发已全白，可眼神里的光，却比灶台上的油灯还要亮。

　　旱塔河村的吴家，有牛有地有房，在当地是个小有名气的大户，母亲兄弟姊妹4人，她是吴家最受宠的小女儿，八岁学女红，十一二岁就能绣出活灵活现的鸳鸯。十八岁时，邻村镇扶寨的李秀才托媒人上门提亲，姥姥说：“女人这辈子，得找个知冷知热的读书人。”姥爷不声不响去打听了一番，李秀才在村中口碑不错，人长的挺清秀，家境也比较殷实，算是门当户对吧，没过几天，就把这门亲事定了。

母亲说她对秀才的印象并不深，婚礼是在定婚后的当年年底办的。在当时算是比较风光了，红绸子从村头一直铺到村尾，四抬花轿来迎娶她时，很使让人村上人羡慕，唢呐声吹得旱塔河的水都泛起了涟漪。可幸福就像一场短暂的春梦，婚后第三个月，国民党军队抓壮丁队闯进了镇扶寨。秀才被麻绳捆着推搡出门时，回头望了一眼站在门槛上的母亲，眼里的泪砸在青石板上，碎成了八瓣。秀才这一走就再也没了音信，有人说他在徐州战死了，尸首都没找着；也有人说他跟着部队去了台湾，当了大官。旱塔河的水依旧流淌着，可吴家大院的笑声，却随着那个穿长衫的背影，一起消失在了黄土路上。

　　父亲托媒人上门时，母亲已经29岁。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老姑娘”的年纪了。姥姥抹着眼泪劝她：“小香啊，女人总得有个归宿。你爹去叶寨（岳儿寨）打听了，你张大哥家有三百多亩地，是个实诚人，又有漏粉的手艺，虽然有两个孩子，可他会疼人，你过门后肯定会有好日子过。”

母亲说：“第一次走进这个家门时，心里是发怵的。”大哥那年也就十一二岁，见了母亲，怯生生的躲到了奶奶身后；二哥才一岁多点，手里攥着半块红薯，眼神里满是警惕。奶奶坐在南屋冲门的太师椅上对母亲说：“我知道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可进了我张家的门，就得守张家的规矩。”奶奶的声音像冰碴子，并指着大哥二哥说：“这俩苦命孩儿是张家的根，你要是敢亏待他们，我饶不了你。”母亲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小声应着：“娘，您放心，我会把他们当亲生的。”

日子就像一个石磨盘，转得缓慢又沉重。每天天不亮，母亲就得起来生火做饭，先给爷爷、奶奶端上一碗热粥，再给大哥盛上饭，然后喂二哥吃饭。大哥总爱跟她对着干，把她缝的新棉袄扔在地上，说“我不穿后娘做的衣裳”；二哥夜里总哭着找亲娘，母亲就得抱着他在院子里走，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这对母亲来说都不算啥，最让母亲犯难的是奶奶。母亲说话直，有时一句无心的话，就会惹得奶奶大怒。后来姐和三哥相继出生，家里的矛盾更突出了。奶奶总觉得她偏向亲生的孩子，吃饭时多给姐和三哥夹点菜，都会被奶奶数落半天：“眼里只有自己的孩子，老大、老二就不是你儿子了？”后来我姐因病无钱救治而夭折，再后来又相继有了四哥和我。

婶子臧氏是本村人，生了三个闺女，奶奶把这三个孙女当成心头肉，连带着对婶子也格外亲近，总会把爷爷买来的梨膏糖拿出来给三个孙女，却从不让我和四个哥哥沾边。有次母亲给大哥缝了件新棉袄，婶子在旁边故意抬高嗓门说：“哟，这后娘还真舍得下本钱，是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呀？”母亲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疼。她躲在灶房里，一边烧火一边掉眼泪，父亲进来时，她赶紧用袖子擦脸。“她婶子说话就这样，你别往心里去。”父亲蹲在她身边，递过一块粗布手巾，“娘年纪大了，你多让着她点。”母亲点点头，把眼泪咽回肚子里。她知道，父亲夹在中间也难。可忍让并没有换来理解。那些日子，她总觉得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

那个冬天的夜晚，格外冷。奶奶因为母亲给四哥多盛了一碗粥，就跟母亲生气。父亲在外干活还没回来，三哥四哥已经睡熟，我在母亲怀里哭个不停。母亲抱着我，在冰冷的炕沿上坐了很久，眼泪打湿了她的衣襟。“我当时真的觉得，活不下去了。”后来母亲跟我说这话时，手指还在微微颤抖，“你奶奶的脸色，你婶子的白眼，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我想，要是死了，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她把我轻轻放在父亲的枕边，给我盖好被子，然后一步一步走向院子。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条无法挣脱的锁链。院东南边的那口古井，在夜色里像一只黑洞洞的眼睛，正等着她。

井有三十多米深，井水清冽甘甜，村里人祖祖辈辈都喝这口井的水。母亲走到井边，寒风刮得她脸生疼，井里传来水的滴答声，像恶魔的咒语在召唤她。母亲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正要往井里跳时，突然听到了我撕心裂肺的哭声。那哭声像一把锥子，狠狠扎进了她的心脏。她猛地睁开眼，脑子里闪过三哥四哥稚嫩的笑容，还有父亲每次安慰她时，那双布满老茧的手。

“我不能死。”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死了，这几个孩子怎么办？你爹怎么办？”她跌坐在井边，抱着膝盖哭了很久。月光洒在她身上，像一层薄薄的银纱。远处传来父亲的脚步声，他手里拿着一个烤红薯，见母亲坐在井边，吓得魂都飞了：“你这是干什么？”母亲扑进父亲怀里，像个孩子一样号啕大哭。父亲拍着她的背，声音哽咽：“都怪我，是我没照顾好你。以后有我在，谁也不能欺负你。”

第二天一早，奶奶站在堂屋门口，手里拿着一个煮鸡蛋，递给母亲：“昨天是我不对，你别往心里去。”婶子也提着一篮鸡蛋过来，脸上带着歉意：“嫂子，以前是我说话没分寸，你多担待。”母亲接过鸡蛋，眼泪又掉了下来。她知道，不是奶奶和婶子突然变了，而是她昨晚的举动，让她们明白了这个家不能没有她。

日子慢慢好了起来。母亲用她的双手，把这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的针线活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尤其是小孩子穿的虎头鞋，做的更是活灵活现，谁家生了孩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让她做双虎头鞋。“虎头鞋能辟邪，让孩子长得更结实。”母亲做虎头鞋时，总爱哼着这个小调。她先用粗布抹褙子（用浆糊把多层粗布粘到一起，贴在门板上），再用禙子纳鞋底，用红布绿布等剪出虎头的模样，用黑丝线绣出眼睛，用黄丝线绣出虎须。一双虎头鞋，要花上三天时间，可她从不说累。门上的张嫂生了个大胖小子，她婆婆提着一篮子鸡蛋来求虎头鞋。母亲连夜赶工，三天后，一双绣着“长命百岁”的虎头鞋就做好了。张嫂的婆婆拿着鞋，笑得合不拢嘴：“她婶子，你这手艺，比集上的鞋匠还好！”（现在虎头鞋的手艺都被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更神奇的是她“赶脖子”的手艺。农村人常干农活，脖子落枕是常有的事。只要有人来找，母亲就会拿出家里的擀面杖，在火上烤一烤，然后让对方趴在炕上，用擀面杖在脖子上轻轻擀，边擀口中还要不停的说“后婆得，擀脖子”。说来也怪，不到半个时辰，落枕的人就能活动自如了。“这是你姥姥教我的。”母亲说，“小时候我总落枕，你姥姥就用擀面杖给我擀，后来我就学会了。”有人背后议论，说“后婆子，赶脖子”不吉利，可母亲从不往心里去。有次村南头的张大爷落枕了，疼得直哼哼，母亲听说后，拿着擀面杖就去了。张大爷的脖子好了之后，逢人就说：“有嗯家是个好人，那擀面杖擀的不是脖子，是人心啊！”

九十岁那年，母亲还在给人“赶脖子”。那天她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阳光洒在她的白发，像一层金粉。国顺，我打小玩到大的老伙计过来找母亲，说脖子落枕了。母亲拿起擀面杖，在火上烤了烤，然后慢慢擀着。国顺看着她布满皱纹的手，眼眶湿润了：“有嗯奶奶，您歇着吧，我自己来就行。”母亲笑着摇摇头：“没事，这点活儿，累不着我。”

父亲年轻时开粉房，每天要漏几百斤粉面。母亲总是陪着他，帮着添柴烧火、直到深夜。粉房里的蒸汽很大，把她的头发都打湿了，可她从不抱怨。有次父亲生病了，卧病在床，母亲一个人撑起了粉房。她每天天招呼漏粉的叔叔大爷干活，自己也不停的干这干那，手上磨出了血泡，也只是用布包一下，继续干活。“你爹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倒下了，这个家就垮了。”母亲说，“我多干点，他就能少遭点罪。”

母亲对父亲的好，是刻在骨子里的，也是在门上人尽皆知的。她常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既然嫁给了你爹，就得把他伺候好。”打我记事儿起，每天吃饭时，母亲总是先把第一碗饭举过头顶，对着祖宗牌位拜一拜，嘴里念叨着：“列祖列宗，保佑我们全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然后小心翼翼地端给父亲。这个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直到父亲九十六岁去世，也从未改变。”

父亲去世后，母亲常常坐在西屋里，看着条机上父亲的照片发呆。她总爱跟我们说：“你爹这辈子不容易，拉扯你们五个孩子长大，受了不少苦。”每次吃饭，她还会把第一碗饭举过头顶，对着空中拜一拜，然后自言自语：“孩子他爹，吃饭了。”

母亲在98岁走的时候，我没能在她身边，成为了今生最大的遗憾和愧疚。二嫂说：“母亲闭上眼时，嘴角带着微笑，走得很安详。

站在家中的窗前，看着楼下万家灯火，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总在油灯下缝补衣服，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那时候我总盼着快点长大，离开这个贫穷的家。可现在才明白，母亲用她的一生，把我们这个家，聚成了一团温暖的火。

母亲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她就像一盏灯永远亮着。照亮着兆华家族的每一子孙，指引着我们，把这份温暖，一直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