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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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瞬间，母亲去世三十八个年头了。

这些年来，每当听到人们谈论到父母，或一个人静处时，母亲的音容笑貌便会在我脑海中浮现。随着年岁的增长，对母亲的那份思念之情，也便如陈年的老酒，越发地浓烈醇厚。

母亲的厚道、善良和坚强，在村里是岀了名的。1959年春的一个黎明时分，正在熟睡的我被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惊醒，爬起来到堂屋一看，靠西侧墙的地上铺着一副门板，上面躺着已去世的父亲。邻居们进进岀岀，帮忙着张罗后事。这一年，正是国家三年困难岁月的开端，虚岁算，哥哥14，我8岁，弟弟4岁，38岁的母亲用单薄之躯，领着我们未成年的兄弟度日，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故而，在我早年的记忆里，那些年是难得看到母亲的笑颜的。

我清晰地记得母亲笫一次面露笑容，是我入学第一个学期放寒假时。那天，我从学校捧回了一张画纸奖状，连蹦带跳地跑到母亲跟前，高喊着：“妈妈，妈妈，我得奖了。”母亲接过奖状，仔细端祥，嘴角露岀一抹久违的笑意，轻搂着我夸了两句，随即喃喃道：“要是你爸在，看到这个，该有多高兴啊……”话未说完，眼里已泛起泪光。母亲这一笑，让我暗下决心，一定好好学习，多得奖状，让母亲高兴。之后直到小学毕业，我每学期都领回一张奖状，整齐地贴在堂屋墙上，只为能换来母亲眉梢片刻舒展。

我印记中母亲再展舒心笑脸，是哥哥圆了婚姻大事。父亲去世后，为了帮衬母亲，哥哥放弃了上初中的机会，辍学当了生产队会计。三年灾荒熬过后，哥哥长成了大小伙子，关心他亲事的人也多了起来。那天，母亲哼着小调，从七八里外的大姨娘家赶回，喜滋滋地告诉我们：“大哥的亲事定了，就是大姨娘家的大姑娘兆宝。”我们一听，也都很高兴，兆宝姐姐心地善良，又通事理，这亲上加亲，多好啊！大哥成家以后，嫂子视我毋亲为亲娘，待我们如亲弟，一家和和睦睦，直到弟弟结婚生子后才分灶吃饭。几十年里，我和弟弟一直喊嫂嫂为“大姐”，这不变的称呼里，盛着感恩与敬重。哥哥卸了后顾之忧后，更加追求进步，努力工作，从大队青年书记当到村党支部书记，被戏称为村里年轻的老干部。

我印记中母亲又一次爽心的笑，是弟弟被录用为乡镇医院医生。弟弟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当了赤脚医生。他头脑聪慧，勤于学习，把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读的烂透，医学知识和诊治能力都不断提高，再加上他服务态度好，为人谦和，村里哪家有人病了需上门医治，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或者天寒地冻，都一请就到。对手头紧一时无钱付的，他也从不计较，记个帐照样打针拿药。时间久了，好口碑也传开了，不光本村人看病找他，外村也有不少人慕名而来。1985年，卫生系统决定从赤脚医生中招一批人到乡镇医院工作。弟弟各方面底子好，顺利通过考试和政审，被列入卫生事业正式编制，分配到乡镇卫生院工作，端上了“公家饭碗”。消息传来，庄上人都为他高兴，母亲更是喜上眉梢。我从部队回来探亲，她欢笑着紧拽着我的手，直夸弟弟争气。说你们兄弟三都出息了，我这辈子没心事操了。

母亲这辈子最灿烂、最开心的笑，是村里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那一年。当年，政策发力加上老天眷顾，粮食棉花都获得了大丰收，家家仓廪实、笑语喧，告别了一天三歺稀饭的清贫日子，条件好的每天中午都煮上干饭，一般的隔天也能吃上一顿干的。各家卖棉花和其他农副产品所得也都有大几百元不等。村民们串门闲聊的话题，不再是为生计烦心，而是探讨着来年的生产规划安排，言语间满满的都是盼头。

这年秋我探亲归家那几日，门槛几被乡亲们踏平。大家在和我聊一些部队和外边的事情后，更多的是讲些我所关心的各家各户的收入生活情况，和村里的一些新鲜事情。银大爷消息多也会说，他绘声绘色地讲起洲二妈过六十岁生日趣事：那天，她娘家人吹嗽叭挑担子前来祝寿，庄上一些看热闹的人，见担子上既无鱼也无肉，仅有一只精致的小合子，感到好奇，都跟着去洲二爷家一探究竟。担子挑到那后，只见来人将合子捧给洲二爷，洲二爷满目孤疑地开盒一看，原来是一只价值一百多元的海欧牌手表。这在当时农村，可谓是重礼。洲二爷笑眯着眼连声叫好，众人也都一个劲地拍手称妙！

银大爷说到这，我母亲随即大笑着接茬道：“现在是家家好，新事多啊！”这笑声，这话语，发自肺腑，是从心底里透出来的酣畅，是苦尽甘来后最真实最自然的流露。那一刻，我被深深感染。多年过去，当时的场景一直烙印于心，每每想起，仍温热如初。

遗憾的是，母亲赶上好日子没几年，便因病去世，我们也失去了多尽一些孝心的机会。如果她见到、品尝到今天的生活，那该有多开心幸福啊！……母亲，祈愿您天堂安好，笑容，洒满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