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上的如火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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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篇号：42716425

文 字：蔡 策

图 片：部分源自网络（侵删）

那条河，其实一直都在。

少时在苏北老家，一到夏天发大水，大人就说：运河水漫过来了。我那时不知道运河在哪，只晓得它很远，比县城还远。更没想过，后来一伴，就是十八年。

运河是什么？它是一条河，又不止是一条河。它是隋唐堤上的柳，明清漕运的粮，民国往来的船，也是共和国炉膛里烧过的煤。它像一根绵长的线，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一一串起，让中国大地的水系，有了一张贯通南北的骨架。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这根线上一个小小的结。

1982年春天，我正式参加工作。

报到那天，我从三楼厅政治部拎着行李，走到二楼丁字形楼的拐角。安全监督处一共十一人，分两大间办公室。我们这间摆着五张桌子，靠墙有一扇小门——有门框，没门扇，连着里间四五平方米的小屋。那是处长室。

孙老处长就在那小屋里办公。一头银发，坐姿笔挺，一身仙风道骨。我的办公桌，正对着那个门框。一抬头，便能看见他的背影。

另外四张桌子，坐着都是五十上下的前辈。对我这个刚入职的年轻人，他们都曾引路点灯。

那个门框，我看了四年；门框那边的声音，我听了四年。船闸、航道、底高、冻土、围堰、吹填——那些词从门里飘出来，我半懂不懂，却莫名觉得，那是我往后要经常接触的。

我们处既管陆上安全，也管水上安全。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自然是重中之重。老同志们常说：这条河，江苏段四百零四公里，是全省的黄金水道。苏北的煤、粮、沙、石，全指望它运出去。咱们水上安全监管，就是给这条黄金水道保平安。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段河，不只是煤和粮，不只是404公里——它是命。几百万人的命，几千万吨货的命，几万条船的命。我们这些人，站在岸上、船上、闸上，就是给这些命托底的人。

1983年底，楼下的牌子换了。省汽车运输公司搬走，新挂的牌子端正醒目：江苏省京杭运河疏浚工程指挥部。整一层楼，都成了指挥部的处室，运河上的许多大事，就在这不大的空间里，一次次敲定。

其实运河的大工程，早在两年前就已开始。1981年9月，江苏省成立京杭运河续建工程指挥部，杨大年副厅长任副指挥。他是“三八式”老干部，朴素、刚正，眼里揉不得沙子。

他常到我们处里找孙处长商议工作，有时走进那间小屋，一谈就是大半天。我坐在外间，能隐约听见他们的对话。那些话从门缝里飘进来，听着听着，就觉得这条河离我近了一点。

杨厅长待我们年轻人极好，见面总笑着打招呼，问长问短，没有半分官架子。可他对工作，严得让人敬畏。运河的事，在他那里，没有小事。

有一回在扬州督查施工进度，他当着众人，对一位局长拍了桌子：“我撤了你！”

这句话，我记了几十年。不是记住场面有多紧张，而是记住他对事业那份不容半点含糊的忠诚。他让我明白：这条河，不是可以敷衍的。

指挥部的人，都是从各处抽调来的骨干。淮安的陈志明、无锡的陈佩佩，两人都是河海大学恢复高考后的首批研究生；嗓门敞亮的蒋天府、和我年纪相仿的孙道新，还有镇江的赵永生，大家吃住都在一个大院，很快就熟了。

中午吃饭，我端着饭盒下楼，走进他们办公室，边吃边聊。桌上总摊着图纸，用茶缸压着四角；墙边立着几卷航道工程设计图。开水瓶一排摆在地上，木塞子被热气顶得嘭嘭响。

我们就在图纸旁边吃饭，蒋天府最爱讲工地上的见闻，运河边的人和事，被他讲得活灵活现，连饭菜都跟着有了滋味。走廊里，总留着新鲜泥脚印——那是从运河工地上带回来的。指挥部的人常年扎在一线，裤脚卷起，鞋帮上沾着运河边的干泥，一碰就簌簌往下掉，满是河堤上的太阳味。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些泥脚印，会深深踩进我后半辈子的记忆里。

我第一次真正站在运河边，是1984年那个凛冽刺骨的冬天。

说来荒唐，那时我干水上安全工作已快两年，运河堤岸、船头船尾，本是我时常踏足的地方。可记忆偏偏薄情，不肯认那些匆匆时光。此前无数次“站在河边”，在它眼里，通通不算数。那时我眼里只有船，心里装着吨位，嘴上念着安全，河就在脚下静静流淌，我却像个睁眼的路人，从未真正看着它。

直到那个冬天。

徐州段不牢河要疏浚，指挥部组织前往现场。我跟孙处长说，想去看一看。他只轻轻一点头，语气淡得像晨雾：“去吧，看看也好。”我心头一热，莫名觉得，他懂我。我想去看的，从来不是工程，不是任务，而是这条河本身。

车停在岸边。河床半干，挖掘机伸着铁臂，一铲一铲啃噬着河底的淤泥；民工挑着土筐，在窄窄的木板上颤颤而行。新翻上来的黑泥摊在岸边，腊月寒雾里，竟冒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热气。

有人递来一双胶鞋：“下去走走，站河床上看看。”

我接过鞋，在岸边找了块干爽处坐下，脱下棉鞋。脚刚探进胶鞋，一股刺骨的冰凉便顺着脚底直往上窜——腊月里的胶鞋，硬邦邦的，凉得像两坨冰。我咬咬牙，把脚猛地塞进去，踩进河底的淤泥。

一步，两步。

淤泥没过脚背，又软又滑，裹着一股说不清的腥气。我走得很慢，不是因为脚下不稳，是因为每走一步，寒意都从脚底钻进去，钻进骨头缝里，也钻到心里。

走到被挖开的断面前，我站住了。

那断面像一道被生生切开的伤口，一层叠一层的淤积，是几百年的岁月压成的肌理。我就站在那里，低头望着。黑泥翻在两侧，露出深浅交错的纹路，像是河的年轮，又像是它憋了百年的话，终于被人扒开，袒露在天光之下。

我没有蹲下，没有伸手去摸——腊月天把手插进泥里，那是自找苦吃。可我就那样站着，静静地看着，看得连眼睛都忘了眨。

风从河套里灌过来，吹得后背发紧，耳朵生疼。我攥紧拳头，把手缩进袖管，却一步也没有后退。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儿时，趴在父亲所在的国营响水小尖粮油厂旁的河堤上，看运煤船鸣着汽笛，在响水河上缓缓驶过。那时只当河就是河，水就是水，从不知道，水底下竟是这般模样，是这样沉甸甸的一片天地。

同来的人都远远立在岸边，缩着脖子，围在领导身边听介绍。没有人注意我，也没有人打扰我。

就我一个人，站成一个真正第一次遇见运河的人。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

这，就是我往后要守的河。

它会占满我的白天黑夜，装下我的喜怒哀乐，拴住我一生的光阴。

河没有水，我却看见了它的一生。

1985年五月，苏北运河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交通部与江苏省组织千吨驳顶推船队试航，这项国家“六五”计划重点航道工程，按二级航道标准扩建徐州至扬州段，从此可通行千吨驳、两千吨船队，一举打破苏北运河五百吨通航的瓶颈，江苏内河航运正式迈入大吨位时代。

试航整整一周。

老淮阴监理处姚庭和主任只能在首尾到场，中间行程由谷云科长统筹，王锦荣与我一路随行。整整七天，船行河随，日出日落，我们与这条河，寸步不离。

锦荣生在运河边，一米八八的个子，俊朗挺拔，写得一手好字，更会吹笛。他的笛声清越，满是少年意气，也满是少年心事。那时他二十出头，刚经历失恋，常常一个人立在甲板上，望着缓缓流淌的河水，沉默许久。风过水动，他眼底的心事，也随运河一起，流向远方。

他倾心的那个姑娘，我也曾见过，眉眼清秀，在市保险公司工作。是个值得争取的人。

船行水上，夜色渐浓时，我试着替他写了一封挽回信。

船舱里的灯安静悬着，唯有船身在水波中轻轻起伏。我一笔一划，将那些他难以启齿的挽留与不舍，尽数落在纸上。其实，那时的我，也是个未婚的小伙子，正遭遇情感上的困惑，深陷两难的选择之中，满心迷茫无处安放。锦荣的失恋，像是一个恰好的出口——我借着他的心事，写下自己藏在心底、从未敢言说的深情与执念。

信中字句，皆是运河夜船里的真心：

此刻我身在运河的夜船之上，窗外是溶溶月色，身下是潺潺流水。水波轻晃，一如我此刻翻涌难平的心绪。

本以为投身这一周的试航，能暂且藏起心底的疼。可夜色一沉，水流声漫进耳畔，月光洒进舷窗，所有关于你的回忆便铺天盖地而来，压得我喘不过气。原以为匆匆启程能冲淡几分愁绪，却不知这悠悠水路，步步皆是煎熬。

我带着满心的惶恐踏上这段航程，没有半分洒脱，唯有挥之不去的懊恼与不舍。

这一周，于我而言，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每一次船身轻晃，每一声水流轻响，每一缕月光洒落，都在提醒我——我有多害怕失去你。

船行运河，夜凉如水。望着窗外皎洁月光，总恍惚你在身侧。可一转头，终究只我一人，守着这一舱夜色。水流声声不息，恰似我对你的思念，在心底一圈圈漾开，从未停歇。那些朝夕相伴的时光，那些温柔细碎的点滴，在这寂静的夜里被无限放大，成了我辗转难眠的缘由，也成了我撑过这段旅程的唯一念想。

我知道，是我不好。

月光照得到的地方，我错过了你；水声传得到的地方，我喊不应你。如今满心悔恨，却不知该如何挽回。

我不求你原谅，只盼你别走得太远——给我一个方向，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个还能努力的机会。

思念入骨，折磨在心。

月色为证，水流为声。

我在运河的夜船之上，隔着漫漫夜色与悠悠流水，将满心悔恨与不舍寄于月色，盼它能飘到你身边，告诉你。

我从未停止想你，从未放下过你。

等我归航，等我回到有你的地方。只求你能回头看我一眼，再给我一次珍惜你的机会。

锦荣接过信纸，久久凝视，指尖轻轻摩挲着纸页，似是触到了字里行间未说尽的软意。他小心地将信纸折好，贴身放进衣袋，如同珍藏起一段不敢轻易示人的少年心事。

船外，运河水声潺潺，月色漫过舷窗，落在安静的灯光里。我望着眼前的一切，忽然分不清，方才落笔时那阵莫名的鼻酸，究竟是为了锦荣，还是为了我自己。

那封信最终是否寄出，是否抵达姑娘手中，唯有锦荣一人知晓。

而那段在运河夜航中，借着他人的故事，写尽自己心事的时光——伴着悠悠流水，伴着皎皎月色，成了我这一生镌刻在心底、永远难以忘怀的温柔印记。

经过各方努力，千吨驳顶推试航圆满成功，总结会在省运河航运公司会议室召开。会前一晚，试航安全组副组长、运河闸管处董步华处长特意嘱咐我：“明天，省厅顾处长不在，你代表安全组发言。”

他说的顾处长，名叫顾一宝，是刚提拔的副处长。这次试航，是他特意安排我随行的，只因另有工作，提前返回厅里。我问董处长：“您不发言？”他摆摆手：“我是下属单位的，你代表厅里，合适。”我这才明白——他是把这次发言的机会，悄悄让给了我。

为此，我在心里打了整整一夜的腹稿。

翌日，我就坐在颜厅长身侧。轮到我发言时，面对台下济济一堂的专家与领导，我刚要开口，气息骤然一紧，心也悬到了嗓子眼。

身旁的颜厅长并未侧目，只是微微倾身，用极轻的气声，悄悄送我三个字：

“别紧张。”

那三个字，像一只稳稳的手，轻轻托住了我慌乱的心。我缓缓开口，语速、语调一点点沉稳下来。发言结束，掌声响起。那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真正赢得的、发自全场的赞许。

后来我无数次想起那个上午，想起颜厅长那三个字，也想起那一刻心底忽然涌上来的那股劲儿。那是我真正成长的见证，是我职业生涯里，勇敢迈出的第一步。

可那时我并不知道，自此之后，等待我的，是整整十八年的运河坚守，是无数个站在河边看水、守水、护水的日子。

后来那些年，我无数次站在运河边。

春天去，两岸柳色发青，船队过邵伯闸，拖轮顶着十驳煤炭，汽笛低沉而悠长。夏天去，河面上虽有凉风，船民却依旧光着膀子掌舵，后背被烈日晒成酱紫色。秋天去，稻浪铺岸金黄，运粮船挤在河道，夜里船灯连成一片，像岸上又长出一条流动的街。冬天去得最多，我们下到一线排查安全，棉衣被寒风一吹，凉意瞬间透骨。

十八年。运河航道，从六级提至四级，又从四级提至三级；船队，从百吨驳换成五百吨，再从五百吨换成千吨；船闸，从手动启闭机，改成电动，再升级为集控。

这些变化，是一船一船泥沙挖出来的，是一米一米航道抠出来的，也是我亲眼看着楼下指挥部里，无数个深夜不熄的灯光，一点点熬出来的。

1986年，我下派基层。一去两年，再回来时，指挥部已经搬走了。

楼下空了。走廊里再没有泥脚印，没有开水瓶木塞的嘭嘭声响，没有深夜还亮着的灯。陈志明、蒋天府、孙道新、赵永生——那些天天一起吃饭、一起守河的同伴，后来竟再没见过。

但运河还在。

这条河和长江不一样。长江是大，大到一个人只是一粒沙；运河是长，长到你十八年的脚印踩进去，只填满那一个弯。

那个湾里还有几件事，几十年了，一闭眼，画面清清楚楚在眼前。

窑湾，是运河边一座重要的古镇，那里的窑湾汽渡，是大运河上唯一可以载车的渡口。九十年代治理“三乱”期间，汤厅长前往视察，黄经理为迎接特意拉了欢迎横幅，结果被汤厅长劈头盖脸批评了一通。

我私下让陪同的市局王成君科长劝劝老黄：汤厅长一向务实，最不看重这些虚头巴脑的形式，他批评也是为了工作，不必放在心上。

这股作风，与当年的杨老厅长如出一辙。

宿迁船闸反“三乱”，是我记忆里刻得极深的一段。

1995年前后，全省集中治理公路、水路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那次由汤厅长带队，我们扮成普通船民，跟着一条挂桨机船过闸。

我穿一件旧劳动布褂，袖口早已磨破，手里夹着烟——其实我并不会抽，只是点着，装作常年跑船的模样。汤厅长在一旁扮货主，低头仔细核对单据。

船闸职工在窗口验票，我递烟过去，手微微发颤，生怕露了馅。

那一趟，我们查实了违纪收费，通报下发，款项悉数退回，宿迁船闸的通行秩序，也从此规范了许多年。

九十年代后期，省里下发文件，要求建立企业安全管理新机制。省运河公司上下全力以赴，那种认真劲，至今想起来仍让人动容。

说到运河公司的认真，就不能不提一个人——安全科长戈兴。

戈兴是宿迁泗洪人，四十出头年纪，长脸，高个，南通河校毕业。他是接受我们检查的人，可每一次我们问起什么，他答得比一线职工还清楚。哪条制度、哪项台账、哪个站点的落实情况——但凡我们问到的，他张口就来，从不翻本子，从不打磕绊。我们下去检查，他陪着走遍每一个站点，每一处码头，事无巨细，桩桩件件都装在他心里。

鲁肃（172—217），字子敬，三国东吴名将，临淮东城（今江苏泗洪临淮镇）人。他出身士族，却从不摆架子；治军严谨，却最懂体恤下属。史书上说他“治军整顿，禁令必行”，又说他“内外节俭，不务俗好”。一千八百年后，运河边又出了一个泗洪人——戈兴。他不带兵，管安全，可那份“禁令必行”的认真劲儿，那份“不务俗好”的实在劲儿，隔着千年，竟是一脉相承。

鲁肃当年在临淮带乡民挖了七十二口井，至今还有一口叫“子敬泉”。那井水有个奇处——常年高于井外的池塘水一尺多，外面再旱，井里水位不变。泗洪人干事，大概就是这样：不显山不露水，心里有根深扎下去的脉，外面天旱地干，他那儿始终清泉汩汩。

我们去验收时，童小田局长当着同去的厅政治部叶坚、港监局姜凤春、省港航集团祝自胜等人的面，说了一句：运河公司的管理有水平，就如这运河一样，总算管出了模样。

河，是有样子的。四十年前刚上班时，它是一条正待疏浚的河；十八年后我离开时，它已是一条常年通航千吨级船队的黄金水道，夜航灯火绵延，能照出满河粼粼波光。

如今又二十多年过去，我不知道它又变成了什么模样。这些年偶尔路过，也只是远远望一眼。疫情之后，连远远望一眼也没有了。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从来没变。

那些名字还在——

刁兴夫　马庆生　戈　兴　王成君

王锦荣　冯　磊　吕士华　孙道新

朱德毅　陈士奎　谷　云　时长生

杨井言　陈志明　杜明纲　陈佩佩

杨培荣　佟　辉　张强典　张殿巧

郑连富　周　能　金凌光　林根宝

赵永生　祝自胜　姚庭和　郭泉水

徐梓卿　钱惠英　黄洪才　蒋天府

蒋同义　董步华　靳长权　蔡留成

这些与运河紧紧捆在一起的人，有的已化为尘埃，可他们在河上的那些岁月，一直都在。

还有两件事，是当年我在楼下办公室一起吃饭时，怎么也想不到的。

一是，张彩云。蒋天府的夫人，那位偶尔来单位找他的清秀大姐，后来成了公路局的党委书记，与我在一个班子共事十多年。当年我与蒋天府在办公室聊过的那些话，早已散在风里，偶尔提起往事，她总会笑着说：老蒋还记得你呢。

二是，王锦荣。那个一米八八的大个子，失恋时站在甲板上看水的年轻人，后来成了淮安市地方海事局副局长，国务院安全生产专家组成员，到现在还奔波在全国各地的事故现场。

那封信寄没寄出去，我没问他。但运河的水声，大概替他记住了那个夜晚。他还在替运河，记着更多的事。

很多年后我偶尔想起那个晚上：船舱里的灯晃着，外面是运河的水声，锦荣低着头看那封信。一米八八的个子，那时候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运河的水声陪着他，也陪着我，陪着一代又一代枕着运河歇脚的人。

还有那一声轻语——那个在主席台上轻轻送过来的“别紧张”。它后来也成了我的一部分。每当年轻同事紧张的时候，我也会微微侧过身，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把那三个字送过去。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问，怎么没写苏南呢？

镇江、常州、无锡、苏州那一段，不也是四百零四公里的么？

这，我不是不想写，是那十八年的记忆太满，满到一落笔，就只剩苏北的水声。

2000年冬天，我调离水上安全岗位。十八年，我最滚烫的年华，全都交给了这条京杭运河江苏段。

前日，写完《江声行》，家人劝我歇笔。可夜里总难安枕，运河仍在心头奔涌。起身临窗，天已微明，晨光漫过山脊，染亮一湖青碧。

独坐案前，光标闪烁。

距一九八二年那个春天，已是四十四年。

没错，四十四年了。

那条河还在流。闸开了又关，船来了又走，水还是那个流法。当年站在河边的人，有的远了，有的走了，可只要还有人记得，河就不会断。

能记的，我都记下了。能写的，都写在这儿了。

我合上电脑，窗外静静的。

画在纸上，人在河里。

二〇二六年三月

记于四十四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