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湖广铁路债劵前世今生铭记历史浩瀚风云变化珍重的史料记载记述着百年硝烟和民间资本保路运动保真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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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清政府为修建湖广铁路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600万英镑，年息5%，以盐税等收入作担保。

合同刚签不久，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民国政府曾零星偿付利息，到了1930年代中期财政崩溃；抗日战争爆发后款项全部中断，本金到期为1951年，自那时起无人再正式追索。

这些债券后来成为收藏品，在美国民间流通，有人以古董身份低价收购。

进入21世纪后，名为美国债券持有人基金会的组织出现，主席乔娜·比安科代表数千名持有人推动索赔。

她自2001年起收购相关凭证，基金会宣称全球类似旧债合计可能超6万亿美元，美国部分约为1.6万亿。

2020年5月，福克斯商业新闻网将此事称为对华施压的新杠杆，并引述比安科称特朗普曾承诺处理此事。

特朗普曾在新泽西高尔夫俱乐部会见比安科，她带去债券样本，特朗普表示会关注。

正值中美贸易摩擦高峰，比安科公开称特朗普会兑现承诺，用此事追究中国责任。

2020年8月，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玛莎·麦克萨利在参院提出决议，要求中国偿还这笔债，并将疫情责任一并提及。

田纳西州众议员马克·格林在众院提交类似动议，议员们在听证会上展示债券复印件，试图将历史债务变作当下政治工具。

那些决议本质为表态，缺乏法律约束力，但媒体渲染后引发关注。

中方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新中国1949年成立后废除旧政权通过不平等条约签订的债务，不承担此类欠款，这符合国际法中“恶债不继承”原则。

所谓恶债，指以武力或不平等条款强加、对国家不利并用于维持旧统治的债务，新政权无义务承接。

历史上美国吞并古巴时亦未承接西班牙债务，处理殖民债务时多采用此一原则。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梁淑英认为，这些凭证属历史遗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具效力，关键在于恶债不继承与主权豁免两项原则。

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指出，这类索赔在政治与法律上难以成立，更多反映美国部分政治圈对中国的非理性关注。

美国法院已有相关判例。

1979年中美建交前后，阿拉巴马州联邦地方法院受理湖广铁路债券诉讼，初审缺席判中国赔偿数千万美元，中国未出庭后美国国务院介入，援引《外国主权豁免法》，上诉终被驳回。

此后到2005年莫里斯案等数起起诉，多因主权豁免而失败。

美国财政部门评估认为，这些陈年债务无法用于抵消中国所持美国国债，后者为市场行为，与百年旧账无可比性。

这一年，清朝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外强压迫、财政枯竭，整个国家摇摇欲坠。1911年5月，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代表清政府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名义上是为了修铁路，借款金额600万英镑，期限40年，年利率5%。

这条铁路就是后来常被提起的湖广铁路。从武昌出发，向南经湖南到广东，另外还有一段从湖北通往四川。放在当时，这确实是国家层面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修不修铁路”，而在合同的具体条款。

账面上是600万英镑，实际上到手的钱却远没有这么多。四国银行团层层扣费，各种手续费、管理费算下来，真正能用的不到400万英镑。

更关键的是，修路所需的钢轨、机车、建材，全部必须从英、法、德、美四国高价采购。工程技术人员也清一色是外国人：湘鄂段由英国人负责，宜夔段交给德国人，美国方面同样要参与其中。

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得把湖南、湖北的盐税和厘金全部抵押出去，财务直接交由列强派人监管。

换句话说，这根本不是一笔单纯的借款，而是把铁路主权、地方财政一起打包抵押给了外国资本。

更讽刺的是，这份合同刚签完没几个月，清朝就走到了终点。而这条铁路，恰恰成了直接的导火索之一。

当时，盛宣怀推动“铁路国有化”，把原本由地方商人、乡绅集资修建的铁路强行收归国有，再统一抵押给外国银行。这一下，等于让地方社会多年投入的资金瞬间打了水漂。

湖南、湖北、四川反应最为激烈，保路运动迅速爆发。四川局势尤其紧张，清廷调兵镇压，导致武昌兵力空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随之展开。

清朝覆灭。而盛宣怀本人，也很快被革职，上谕中明确写着“永不叙用”。两个月后，他登船前往日本，开始流亡生活，五年后在上海去世。

可以说，这张“借条”从签下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埋下了炸药，既炸垮了清朝，也埋葬了签字的人。

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成立，承认了这笔湖广铁路债务，断断续续支付利息，一直持续到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财政彻底吃紧，利息也付不动了。1951年，债券本金到期，但已经无人继续处理。

从那以后，这些债券基本成了历史遗留物，在美国的阁楼、地下室里一放就是几十年，偶尔被人翻出来，当作古董在拍卖网站上出售，价格也不过几百美元一张。

但正是这些被当作收藏品的旧债券，后来却被人拿来打起了官司。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就在这个节点，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几名公民，向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带头的人名叫杰克逊，代表三百多名债券持有人，要求中国偿还湖广铁路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总额计算为2.2亿美元。

更出人意料的是，这家地方法院居然立案受理。

同年11月13日，一份传票从阿拉巴马州寄往北京，收件人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黄华，要求中国政府在20天内出庭答辩，否则将作出缺席判决。

从国际法角度看，这种操作本身就站不住脚。国际法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叫“主权豁免”。主权国家不能被另一个国家的法院随意传唤和审判。美国地方法院向中国外交部长发传票，在任何国家看来，都是难以成立的。

中国外交部直接将传票退回，明确表示：作为主权国家，中国不接受这种司法管辖。

但法院并未就此止步。1982年9月1日，该法院作出缺席判决，要求中国赔偿4300万美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还声称如果不执行判决，将扣押中国在美资产。

事情随即升级为外交问题。

中国外交部向美国国务院递交正式备忘录，明确指出，如果美方司法机构敢于采取行动侵害中国财产，中国政府将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

中美刚刚建交，这样的案件如果继续发酵，显然会对双边关系造成严重冲击。

1983年初，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华，与外交部长吴学谦会谈，湖广铁路债券案成为重点议题之一。随后，邓小平接见舒尔茨，也专门谈到了这一案件。

在外交压力下，美国政府出面干预，要求法院重新审视此案。中方也调整策略，决定通过法律途径应对，聘请美国律师，依据美国法律进行抗辩。代理律师索陆，来自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

辩护的核心逻辑非常清晰：原告援引的是1976年通过的《外国主权豁免法》，认为国家从事商业行为时不享有豁免权。但湖广铁路债券发行于1911年，1951年到期，1976年的法律不能追溯适用于此前发生的事件，这违反了美国法律本身所坚持的“不溯及既往”原则。

案件持续多年。1984年，法院重审并撤销原判。原告继续上诉，案件一路打到联邦巡回法院，最终进入美国最高法院。

1987年3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请求。

至此，这场持续多年的诉讼彻底终结，中国在法律层面取得胜利，这一判决也成为此类案件的重要先例。

但事情并没有完全画上句号。

三十多年后，又有人把这些旧债券重新翻了出来。

围绕“新政府是否必须继承旧政府债务”，国际法中有一个概念，叫“恶债不继承”。所谓“恶债”，是指旧政权为了压迫本国人民、巩固统治，或满足侵略者需要而举借的债务。债权人明知资金用途仍提供贷款，新政权没有义务继续偿还。

这一原则并非源自中国。

最早明确运用这一逻辑的，正是美国自己。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接管古巴，西班牙要求美国继承古巴的债务。美国明确拒绝，理由是这些债务强加于古巴人民，古巴人民并未受益。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联邦政府同样宣布南方邦联发行的债券全部作废，不予承认。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萨达姆政权留下的大量外债，美国也明确表示伊拉克新政府无需继承。

同样的逻辑，在不同对象面前，结论却并不一致。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事实常被忽略。1943年，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签署《中美新约》，明确废除包括庚子赔款在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旧债。

这是白纸黑字写进条约的内容。

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2019年开始，美国又有人重新炒作此事。一个名为“美国债券持有人基金会”的组织宣称，中国欠其1.6万亿美元，算法来源于1911年的600万英镑，按通货膨胀和复利方式滚算至今。

这些债券在二手市场上，依然只是几百美元一张的收藏品。甚至曾有美国牧师利用此类债券诈骗退休老人，被证券监管机构起诉。

即便如此，仍有人试图把这些债券当作谈判筹码，甚至放出“美国可以不认中国国债”的说法。

从现实角度看，这类说法更多停留在舆论层面。美国国债规模已超过36万亿美元，其核心支撑在于信用体系。一旦信用动摇，影响的不只是某一国债权人。

历史和法律层面的账，早在1987年就已经算清。判例仍然有效，事实并未改变。

这张一百多年前的旧借条，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