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当兵心最红之西线河口战事（3）

LXW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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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说完了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整体态势，这一篇，咱们回到正题，接着讲那段真实的军旅岁月。

七月初，卫训队半年的培训接近尾声。我们这批年轻的卫生员，心里头早就飞向了南疆——红河岸边，炮声隆隆的阵地，那里有我们脚下的国土，有我们身后的亲人，更有我们同生共死的战友。

一九八〇年七月六日，团卫生队曹副队长亲自来接我们，把我们带回老部队的营区。

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军旅生涯，才算真正开始了。

可这时候，大部队早已开赴云南河口，驻守在边境一线，进入反炮袭防御作战状态。我们归队后的营区，静得有些不习惯。往日里震天响的口号声、歌声、训练声，全都没了，跟着主力部队一起走了。

但每日的起床号、出操号、就寝号及熄灯号依旧萦绕耳畔……

说起来，早在1979年2月战前，部队就完成了战前编组。谁上前线，谁留守后方，都是师、团两级指挥机构反复研究、严格审定的。那时候全团官兵参战热情高得很，人人写请战书，个个争着上前线，没有一个愿意留守。可任务总得有人干，后方也得有人守。按照师里下的编制标准，团里明确留守名额后，各单位主官挨个找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这才把前后方的摊子都撑起来。

营里定了三条硬杠杠：

一是人员，营部派专职干部统管留守，各连队原则上留二到三人；

二是任务，重点管好营区、搞好警戒、做好保障；

三是纪律，留守人员照样得保持军人作风，随时准备补位上前线。

那时候没手机没网络，一封信在路上要走好多天。留守的人虽然待在后方，心却天天挂在前线。前方指挥员也惦记着营区，只能靠一封封书信了解情况、部署工作。那些信，每一封都沉甸甸的。

我们团卫生队，是全团的医疗卫生保障核心。全队编制不大：正副队长各一人，军医六人，医助一人，化验员、药剂师各一人，各营卫生所各两人，连队卫生员九人，拢共不足三十人。人虽不多，却个个顶用，能打仗、能保障、能救死扶伤。

早在前年二月，部队开拔前线的时候，卫生队的留守名单就定下来了：一共四人——医师一名、卫生员两名、药剂师一名。四个人，要管留守部队的看病吃药，还要给驻地群众提供诊疗，担子不轻，活儿也最累。

我们团卫生队虽说是基层，可内科、外科、理疗室、X光室、药房一样不少，技术力量也扎实。那时候打针、换药、基础处理，全是医生手把手教。等到一九八二年部队从前线撤回驻地后，刘汉金队长、曹副队长，还有李加林医生、黄永帆医生，更是倾囊相授，把外科缝合、拔牙、理疗这些实战本事，一点一滴地教给我们这帮年轻卫生员。

平日里，门诊值班、打针换药、理疗护理，基本上都是我们卫生班的战友在干。大家伙儿勤学苦练，技术熟了，动作规范了，不光医生们满意，全团指战员也信得过我们。就连驻地的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小伤小病的，也愿意来找我们这些“小卫生员”看。

我被分到了药房，另外六名新战友编进卫生班。全员二十四小时值班，随时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就这么过了一个来月，日子平静，可谁都清楚，这份平静是暂时的。

果然，前线老兵卫生员退伍了，编制要补缺。最后定下来：黄可、晓林、泽俊、健康，中强五个人，奔赴最艰苦的上河口前线。

而我，和湘玉同志，留在后方营区，继续守着药房，守着这份暂时还轮不到我们的平静。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