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了农民

静写春秋

1、我的理想是当木匠

1977年元月我高中毕业。那天早晨班主任来到教室，讲了几句话后宣布毕业。教室即刻就喧闹起来，有人掏出香烟互相散发，烟雾开始弥漫在教室上空。大家相互说些毕业时会常说的话，有一种离别之情散发于空气中。我悄然走出教室，走过那条两边柏树相夹的道路，走出了大门，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心情变得很轻松。这时还是腊月，天气寒冷，太阳远远的停在天边，发出冷淡的白光，似乎连它自身点燃的力量都不具备，看上去象个月亮一样惨淡乏力，但我却感觉到它依然有一种亲切温暖。路上见到的景物似乎也变得亲切美好起来，走出学校就象是走出了监狱一样，有一种被解放的轻松感。当时我内心最为真实的想法是: 这辈子永远都不想上学了，因为我实在是上够了。与此同时，另一个想法也坚定了，那就是好好学做一个木匠。

十六七岁的我选择了做个木匠的理想，似乎也太缺乏远大志向了。毕业的当年就有同学穿上绿军装，临入伍前走亲访友作告别，我不敢想。高中好象是上学的终点站，大学什么样子没见过，高考也没听过，工农兵大学生都是“推荐”去的，一个公社每年只有一两个名额，我做梦也不敢想。当工人，既不可能也不愿意。…，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村干部，哪一个都不是我所能奢望的。回农村学个木匠，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当时情形下的近乎唯一一个比较现实的选项。

我的资源支撑不起更高的理想。我的局限(眼界)使我看不到更远的地方。

2、不能总呆在家里

回到家里感到很惬意，晚上想啥时睡就啥时睡，早晨总是睡到饭时才起床，一天里想咋样就咋样，优哉游哉。父亲和哥还有嫂子依然每天按时出工干活，母亲在家做饭带孩子，那时侄子也就八九个月。我刚回家里，还没加入到生产队这个集体之中，父母也说先歇歇再说吧。我没有每天要去上学的压力，也没有每天必须出工干活的压力，呆在家里挺享受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心里的轻松感越来越少，而焦虑不安却会时常袭上心头。我不能总是这样呆着，我不知道该怎样开始接下来的生活，时时会感到惶惑不宁。

再说，家里人都在忙着下地劳动，我整天在家里无所事是，也不好意思到处闲转，让人说闲话。心里越来越不磁实，越来越觉得有愧疚感。天亮时往往是睡意正浓之时，睡梦中传来了一阵铁铃铛铛响起的声音，这铃声粗暴地将一场美梦撕破，把熟睡的意识推醒，讨厌的铃声！使劲睁开眼睛，房间还是黑的，白纸糊的窗户开始变亮，天刚开始亮。心里很不情愿看到这天亮的光，夜要是再长些该有多好。动了动身子，被子盖住头，想接着睡觉。刚天亮时房间里很冷，蜷缩在被窝不敢动弹。睡意还浓，但却再也睡不实在，蒙朦睡意中黑夜的残余正在悄悄褪去，而白天正不由分说地走来，我能确切的感觉到这黑夜和白天在我的房间里做着交易。父亲大概早就出门了，这时他一定就蹲在十字口的大铁铃下面，他还要等着打第二遍铃。父亲是副队长，他就是打铃排活领人下地里干活。我知道还会响第二次铃声，我害怕听到这声音，时时在盯着这铃声一点一点向我挪过来，终于铛铛铛响了，我吓了一跳。我抗拒白天的来临，我抗拒真实的生活。我喜欢长夜，喜欢梦境。

嫂子开门出来，一会又回来把侄子抱到了母亲房间，跟母亲说了几句话，大概是叮咛管娃的事哩，就出工干活去了。母亲房门响了，她先去后院，再开始扫地生火，侄子还没睡醒。这新的一天在我极不情愿中拉开了序幕，我的睡意已消却又懒得起床，脑子里不由得想到自己的处境，心里掠过一阵悸动。我再也不能这样呆着了，不然没法交待。

3、我揽下担水的事

家里吃水是一件大事。水井在油坊后边的城墙下，离家里远。由于机井抽水灌溉农田使得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吃水就变得越来越困难。父亲总是天亮之前就会把水瓮担满，要是稍晚些担水的人就多了，得排队，每次只能打上半桶水，且又浑又黄。毕业后，每次听到父亲担水时沉重的脚步声，我都会有一种自责和内疚，我就决定把担水的事揽了下来。

第一件难事是每次担水时要去借水桶，巷里有水桶的只有两家，就是大妈家和双鱼家。我去借水桶时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十分不情愿，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了。遇到的第二件难事，是要搬轱轳从井底把水桶绞上来。长方形井口，井口有点过大，四边铺石条，站人的这边石条又光又滑，湿漉漉的，从口井朝下看，井底的水不停泛着波纹，还能映照出人的影子，开始时还是很胆怯的，生怕有所闪失。井口上边有砖垒成的井台，直往40公分的木轱轳的芯子就被固定在井台上。从井下取水的粗绳就一圈挨着一圈整齐的缠在木轱轳的身上，用力搬动木轱轳的L形手把，就能把盛水的水桶从井下慢慢吊上来。先用铁链套牢水桶，再把水桶撒到井底，稍停，等桶吃满了水，再用力绞轱轳，水桶出井口时一手接过来，放井边石条上，解下铁链，就算完成一套打水程序。经常担水的人在撒桶入井过程中会使用"打bie轱轳"的绝活，就是借用水桶的重力带动轱轳自动转起来，并且越来越快，飞也似的，在估计桶快要触及水面前的某一刻，人会朝两手心呸呸唾两口唾沫，然后两手上下相对抱住轱轳，加大摩擦力，使水桶接触水面时的速度恰到好处，这样就会节省时间，后面排队的人就少些怨气。还有一件难事，就是担水看起来简单，其实并非如此。最难过的一关是肩膀先得磨出血肉模糊、再长出一层硬皮来。然后还有换肩，还有步子和扁担的和谐一致等技巧。

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能较好完成担水的事了。为了避免借桶的难堪，我还发现了一个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那时生产队的饲养室有一付铁桶，黑铁皮制作，重。生产队的东西，不用欠人情，心里没负担。每当撒工时，别的人会回家后先歇歇或先吃饭，我第一件事是进饲养室把水桶先抢到手里，有两个好处，一是能把桶占住，二是这时恰好是担水的人最少时候，别人吃饭时我担水。直到1977年年前家里终于有了一付白铁皮水桶，父亲花20块钱买的，后来哥在给生产队做木工活时用下脚料出了一根扁担，又轻又软，当时心里很高兴。但随着时间推移担水这件事越来越成了我的一个负担。因为后来油坊的水井干枯了，我得到二队井上或是四队井上去担水，人多排队，路又远了许多。每次担两桶水到家里，我能要中间歇几次，并且总是气喘吁吁，我的体力实在是难以承受这样的重担。再后来，队上在高中门口的水泵边修了水池子，担水的路程就更远了。那时我最怕揭水瓮的盖子了，也最怕家里淘麦子或是洗衣服了。害怕担水除了体力不支外，更深原因是觉得担水耽误了我想干的事情，因此成了我一块心病。

4、最后一个革命化春节

我正式成为生产队的社员，不需要任何手续，甚至都没给队长说过一声。

很快到了年上，家里的小纸喇叭里女播声员的声音听上去总是尖锐刺耳，天天喊着要过一个革命化春节，听得人心里发毛。所谓革命化春节，就是大年三十和初一也要正常下地劳动，要人们站在政治的高度去对待。这意味着我仅存的有关过年的一点美好期盼也就彻底破灭了。

我被派去浇地，和两个老汉，就在高中前的"大jiao子"地里，一片百亩大的麦田。两个老汉一个是万XX，另一个是陈ⅩX，地主分子。老万是个"村盖子"，他几乎跟全队的人都闹过事，动不动就上手打人，他二弟也会立刻上前助威，队上人都是敬而远之，对他两弟兄心存畏惧。以前，老万经常会溜出去逛集市，倒猪贩羊，坑蒙拐骗，就是当时重点打击的"投机倒把"。干部知道惹不起，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装不知道。现在他年龄大了，过去的霸道行径也收敛了许多，在队上干些轻松的活。和他一块浇地，我很小心谨慎，始终保持应有的尊重和警觉。陈志平，地主，年龄更大些，平时喊他"志平爷爷"。他一身黑色棉衣，干净整洁，头戴黑色瓢飘帽，脸色总是显得有些阴郁，说话少，温和，条理清晰，我从心底里对他有一分敬意。大概是地主帽子戴着太重，他把自己所有的锋芒和所有亮光的东西都藏得严严实实的，生怕惹火烧身。能感觉到，他绝非一个平庸之辈，只可惜生不逢时，他只能憋屈着活在世上，这便是他的命。

水泵抽出的水量小，距离又远，水在地里几乎就流不动，三个人守着实在是多余。两老汉就在地里坐着，或者是躺在麦田睡觉晒太阳。我手拄着锨，看水在干枯的土地上缓缓地朝前伸展着触角，所到之处就会传来滋滋的细微声音，得到滋润的麦苗也会轻轻地摇曳身姿，在刚刚被浇过的麦田上方还会飘浮起轻轻的一层雾气。我时不时会沉浸在各种各样的遐想之中，但也会经常从这种状态中忽然清醒过来，回到眼前的现实中，心中又会生起浓浓的惆怅之情。时光在我身上就是这样一天又一天被磨完的，两个老汉倒也安然，可我总是惶惶然心有不安，总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有一种焦灼感、空虚感，也总觉得要去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而同时我又不知道什么才是我想做的又有意义的事，我只知道眼下的事绝不是我所想要的，我只知道我有一种想飞的欲望。但，我只能强忍着，熬着。

这天是大年三十，天气睛朗，阳光温暖，远处传来高音喇叭中郭兰英唱的《绣金匾》，歌声高亢深情，听得人心里暖暖的有些感动。不远处的村里到处到飘荡着过年的味道，那是一种特有的年的气息，虽然是革命化春节，但仍然抹不去这年的亲切。那房屋顶上飘浮的饮烟，那带有温度的微风和那暖洋洋的阳光，还有这荡漾在上空的喇叭里歌声，都在编织着一个春天的故事。"四人帮"被粉碎，最先感受到与前不同的，就是能听到郭兰英的如此深情动人的歌声，这歌声中有着深深的人性的温情和柔情，完全不同于那些所谓的"革命歌曲”。当时就是觉得好听，能打动人心，能教人产生一种美好的情感。现在想来，郭兰英的歌声，还有稍早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电影的解禁以及相关歌曲的迅速流行，都在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就要来到。只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然我也不可能会意识到这一点。

春江水暖鸭先知，我竟然比不上鸭的觉悟！呵呵。（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