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曾漂洋过海》

墨村明杰

写在前面

去年春节前，我们几个人商量着要去养老院做一场慰问演出。

墨尔本鲁之花艺术团每年都有这样的传统，春节前后，组织一些文艺节目，去几家和华人关系密切的养老社区转转。今年轮到我所在的这个小组负责联系康年村——东区那家开了快三十年的华人背景养老院。

我先给社区经理打了电话。对方姓陈，广东人，说话很客气，但客气里有种职业的清晰。她说：来演出当然欢迎，老人们每年都盼着。不过有几件事，想先和你们说一下。

我记了满满一页笔记。

第一，时间要准。老人们的作息规律，下午两点到四点是最合适的时间，太早影响午休，太晚影响晚饭。第二，节目要考虑到观众的年龄和听力，节奏别太快，音量要够，但别突然大声吓着人。第三，最好有几个互动的环节，让老人们也参与进来，哪怕只是拍拍手。第四，安全措施——你们的人如果看到有老人摔倒，请千万不要去搀扶，我们有专业人员处理这种紧急状况。第五，有些老人会坐在轮椅上，有些会戴着助行器，留出足够的通道。

还有一句她特别强调的：有些老人，可能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不是节目不好，是他们需要休息。你们别介意。

我把这些话记在心里，觉得比节目本身还重要。

后来我又去了几次，一是送节目单，二是确认场地和设备。每次去，都顺便在社区里坐坐。茶室坐坐，湖边坐坐，有时候在走廊里碰见推着助行器慢慢走的人，就点点头，笑一笑。

慢慢地，开始有人说几句话。

有一次，一个老人指着节目单上的“粤剧”问我：唱哪一出？我说《帝女花》里的“香夭”。他点点头，说：我老婆以前爱听这个。然后就不说了。

有一次，另一个老人看着我们排练用的红绸子，忽然说：我小时候过年也穿过红的。那是在西贡。后来就没有了。

还有一次，一个不怎么说话的老人，坐在湖边那张长椅上，我正好路过。他看了我一眼，又看着远处的羊群，说：你看那只棕色的，像我以前养过的。然后滔滔不绝。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在旁边站了好一会儿。

后来经理告诉我，那个老人姓陈，俄罗斯裔，从哈尔滨来的。以前在本迪戈养羊，养了五十年。

我后来把那些断断续续听到的话记下来。越记越多，越记越觉得，这些话不能就这么散了。

演出那天很顺利。老人们看得高兴，有人跟着哼，有人拍手，有人真的睡着了。结束后我们收拾东西往外走，几个老人还坐在那儿，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很安静。

我后来一直在想那些话。

那条船。那四年。那个永远到不了的地方。那只认不出主人的羊。那封没有回的信。

它们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它们只是一个人一生里，那些忘不掉的瞬间。但凑在一起，就是一代人的路。

我把它们写下来。

名字改了。细节合并了。时间地点也模糊了一些。但那些话，那些眼神，那些停顿，都是真的。

这篇文章，就是从这些零碎的记录里长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调查，也不是纯粹的虚构。它是我坐在湖边、茶室、走廊里，听来的那些话，和那些话让我想到的东西。

如果你读了，能记住其中一个人，记住他走了多远的路才来到这里，记住他坐在这儿看羊的时候心里可能在想什么——那就够了。

谢谢康年村的陈经理，帮我了解那些“注意事项”。谢谢那天坐在一起聊天的老人们，你们说的话，我记在心里。

春节过去了。春天来了。羊还在山坡上吃草。

“康年村”三个字，是我对这些老人最深的祝福：

愿漂泊的人，终于安康。

愿剩下的日子，都是好年。

愿这个地方，可以叫做“村”。

羊还在山坡上吃草。

云还在天上飘。

他们坐在这里，晒着太阳。

这就够了。

二零二五年二月

山坡的那边

一 村子

从Box Hill往东开，过几个红绿灯，再过几个环岛，城市就慢慢松开了手。两边的房子矮下去，草场铺开来。路窄了，弯了，起起伏伏的，像被人随手扔在丘陵上。

二月末那天，我开车去找康年村。阳光把方向盘晒得发烫，天蓝得让人想眯起眼睛。云在山坡上投下影子，慢慢移，慢得让人忘了时间。空气里有股草晒过太阳后的味道，说不上香，但闻着心安。偶尔风从车窗缝钻进来，夹着一点点牛羊粪的干燥气息——我小时候在乡下闻过这味道，没想到隔了三十年，在墨尔本东区又碰上了。

康年村就在路左手边。白色的墙，红瓦顶，和周围的牧场长在一起，不像个养老院，倒像个从地里长出来的村子。门口立着块木牌，“东区华人康年村”，字是描金的，底下种了一排玫瑰花和青绿的翠竹。

我后来才知道，这地方是九十年代华人社团凑钱盖的。那时候澳洲刚放开对亚洲移民的限制没多少年，第一批来的华人老了，没地方去，几个慈善团体就张罗着买了这块地。现在归社区理事会管，和专业护理机构一块儿运营。

澳洲的养老体系分好几层，我也是跑了几趟才弄明白。像康年村这种，属于退休村和护理院的混搭——老人们自己买居住权，每月再交一笔服务费，丰俭由人。联邦政府有津贴，自己也有退休金，加上年轻时的积蓄，凑一凑，够在这里安安稳稳过完剩下的日子。

村里一百多户，按身体情况分开住。还能自己做饭的，住独立别墅，带小花园。腿脚不太利索的，住服务式公寓，可以去公共餐厅吃饭，有人每周来打扫。再往里那栋红砖楼，是护理院，二十四小时有护士，住着需要全天照顾的老人。我去过几次，走廊里没有消毒水味，倒是老远就闻到谁家炖汤的香气。那些房门上贴着照片，儿孙的、老伴的、年轻时候自己的，和普通人家里挂的一样。

公共活动室常年开着。麻将桌、书法台、小图书室，还有一间茶室，每天下午都有人在里面泡功夫茶。窗外是个小湖——人工挖的，但水清得很，养了几条锦鲤，几只黑天鹅弯着长脖子在水里拱来拱去。湖那边是牧羊场，铁丝网隔着，网那边草坡连绵，白的灰的棕的羊群散在上面，低着头啃草，啃一会儿，抬起头望望天，再低下头。阳光照在它们身上，羊毛白得晃眼。

我每次去，都先在湖边站一会儿。不为别的，就是想看看那些羊。

二 老人们

陈德安

湖边有张长椅，陈德安每天都坐那儿。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注意到他——九十二了，走路要扶着助行器，但眼睛不浑，看见我走过来，还点了点头。

后来熟了，他会指着草坡那头说：“你看那只棕色的，夹杂着白色的那只——和我以前养的一只一模一样。”

他说这话时，脸上没什么表情，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我后来知道，他说的“以前”，是八千公里外，是五十年之前。

陈德安是俄罗斯裔，生在哈尔滨。二十年代初，他祖父那一辈为了逃俄国革命，从西伯利亚一路跑到中国，最后落在哈尔滨。那时候哈尔滨满街都是白俄，东正教堂的钟声和中央大街的面包香混在一块儿。他父亲在铁路局当技师，母亲开了间小面包房，烤俄罗斯黑面包，也学着做花卷。他小时候的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到日本兵——说那些马靴踩在冻硬的雪地上，咯吱咯吱响，他们小孩子就躲在门后头，不敢出声。

二战结束，苏联红军进了东北，白俄又慌了。他家跟着一批难民往南跑，天津、上海，最后在1949年初上了去澳洲的船。那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安排的航线，专门安置欧洲流离失所的人。澳洲那时候刚打完仗，缺劳力，就接收了一批。

“我那时候十二岁，”他说，“在船上吐了一路。我妈说，吐吧，吐干净了，到了新地方重新吃。”

他们先被送到Bathurst的移民营地，那是新州最大的接收站。他爸在附近农场打工，他妈继续烤面包。后来搬到丹德农市，他爸在那里开了间杂货店，卖俄罗斯香肠，也卖酱油和面条。陈德安在墨尔本大学读了农业，毕业后去本迪戈买了块地，养羊，一养五十年。

现在他坐在湖边，看别人家的羊。风吹过来，草叶的气息，羊粪的气息，和他年轻时闻的一模一样。

“羊这东西有意思，”他说，“它们认得你。不是认得脸，是认得你的步子，你走路的声音，你开栅栏的动静。我在的时候，它们不躲。换个人，它们就跑了。”

他在康年村住了八年。每周四下午，护理院有活动，他有时候去。去的多半是因为护理院三楼东边那个房间，住着他妻子，头发全白了，已经认不得人。他每次去就坐她旁边，不说话，坐一个多小时然后走。他们结婚五十四年。三年前她开始糊涂，一年前搬进护理院。她认不得他了，但他还认得她。

这事情他没说。是护理员告诉我的。

林月珍

林月珍的故事，从一条船开始。

1979年，她二十一岁，和母亲、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挤在一条渔船上，从越南南部出海。船不到十米长，挤了六十二个人。发动机坏了三次，淡水第三天就没了，第五天遇到海盗，抢走了最后一点金饰和干粮。

“我妈那时候把自己绑在船舵上，”林月珍说，“她说，要死，就死在一块。”

她们在海上漂了九天，最后被一艘马来西亚渔船拖到比东岛难民营。那是越南船民潮最高峰的时候，马来西亚沿海全是难民营，铁皮棚子一排挨着一排，热得像蒸笼。她们在那儿等了八个月。联合国难民署的人来面试，问愿不愿意去澳洲。她母亲问：澳洲在哪里？人家在地图上指给她看。她看了很久，说：比越南远，比海宽，那就去吧。

林月珍家是福建裔，祖上清末从泉州下南洋，在西贡做生意。到她父亲那辈，在堤岸开了间不小的米铺，日子过得还算殷实。1975年西贡解放，生意没了，产业充公，父亲被送去改造。1978年中越关系紧张，华裔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她母亲卖掉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一对银镯子——换了上船的机会。

“我妈不识字，”林月珍说，“但她懂得一件事：留在那里，孩子们没有未来。”

1980年她们到墨尔本。移民接待中心在Maribyrnong，一排排铁皮房，冬天冷得缩手缩脚，夏天热得像蒸笼。政府给难民发英语课、发生活费、帮忙找工作。她母亲进工厂流水线，林月珍白天学英语，晚上去餐馆洗碗，周末带弟弟妹妹去教堂领救济面包。

我问她累不累。她想了想说：“不记得了。就记得每个星期天下午，妈给我们一人一颗糖。澳洲的硬糖，水果味的。我们坐在门廊上慢慢吃，吃很久。那是甜的。”

她在Footscray一家制衣厂做了二十三年车工。工厂倒闭后，她去读了老年护理证书，在养老院当护工，直到自己退休。五年前搬进康年村。两个女儿都在墨尔本，一个做会计，一个当老师，每周都来看她。

“我有时候做梦，还梦到那条船，”她说，“梦里我在海上漂，漂着漂着，突然看见岸了。岸上有灯，亮亮的，有人等着。”

我问她那是澳洲吗。

她想了很久：“不知道。也许是。也许不是。也许是那个永远到不了的地方。”

杨振和

下午三点，杨振和准时在茶室出现。我几次去，他都在那儿。

他泡功夫茶，潮汕那套，烫杯、洗茶、高冲、低斟，一套动作不紧不慢，做了几十年。他说小时候在香港跟祖父学的。祖父从汕头去香港，一辈子只喝凤凰单丛。

杨振和是马来西亚华侨，祖籍广东潮安。祖父那辈下南洋，在槟城落脚，后来搬到吉隆坡做锡矿生意。到他父亲手上，生意败了，一家搬到香港，在筲箕湾开了间杂货铺。杨振和在香港长大，读中文中学，后来考进香港大学念土木工程。

1967年毕业，香港乱，很多朋友出国。他投简历到澳洲，被一家工程公司录用，拿着工作签证来了墨尔本。那时候“白澳政策”还没完全废，对亚洲移民限制很严，他能留下来是因为公司担保，也因为土木工程师是澳洲缺的人才。

“我来的时候，身上一个皮箱，”他说，“两件衬衫、一套西装，还有一本《论语》。”

他在澳洲做了四十年工程师，修桥修路，还参与过雪山水电工程后期维护。七十年代入籍，八十年代把父母接来，九十年代退休。

“我有时候想，我这辈子算哪里人？”他一边泡茶一边说，像是在问自己，“生在马来西亚，长在香港，工作在这儿。回去？回哪儿去？潮汕没去过，吉隆坡没我的房，香港变得不认得了。”

他停了一下，把一杯茶推到我面前。茶汤金黄透亮，香气在阳光里慢慢散开。

“后来我就不想了。这儿就是家。”

去年春节，他在活动室门口贴了副春联：四海漂泊皆是客，一壶沸水便为家。

阮玉明

阮玉明不爱说话。

九十三了，瘦，背微微驼着，走路拄拐，但每天早上坚持自己走到湖边，绕一圈，再慢慢走回来。有人和他打招呼，他点点头，很少开口。

他是越南人，不是华裔。他的故事和许多人不一样。

1975年西贡解放前夕，他在南越政府做文职。他是天主教徒，家里有人在南越军队服役。解放后日子不好过。1978年，他和妻子、两个女儿、岳母一起上了船。

船在海上漂了五天，被泰国渔船救起，送到马来西亚难民营。等了两年——那是联合国难民署在东南亚设的众多难民营之一，专门安置涌出印度支那的人。1980年，他们作为难民被澳洲接收。那一批越南船民，后来成了澳洲战后最大规模的难民群体之一。

“那两年，”他说，声音很轻，“最难的不是没吃的，不是没地方睡。是不知道前面有没有路。”

他们被安置在悉尼西区Cabramatta。那时候Cabramatta刚开始聚集越南难民，后来成了悉尼最大的越南社区。他在工厂做清洁工，妻子在制衣厂做工。两个女儿在澳洲上学，一个当了护士，一个竞选了当地议员。妻子五年前走了，他搬进康年村。

他房间床头柜上放着一张黑白照片，已经泛黄。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穿着奥黛，站在西贡一条街上，笑得很淡。

“那是我妻子，”他说，“年轻时候的她。”

照片旁边是一串念珠，天主教的，黑珠子，有些年头了。

他每个周日去附近小镇的天主教堂做弥撒。社区有义工开车送他去。做完弥撒，他在教堂门口和老朋友聊几句，然后慢慢走回来。天气好的时候，他在湖边坐一会儿，晒晒太阳，看那些羊在远处吃草。

黄美莲

黄美莲闲不住。周二麻将她张罗，周五书法班她组织，逢年过节联欢会她总在台上跳舞。七十八了，走路带风，笑起来声音很亮。

她是柬埔寨华人，祖籍海南文昌。祖父那辈下南洋，在柬埔寨马德望开了间杂货铺。她生在柬埔寨，在家说潮州话，在学校学高棉语和法语，也会点粤语。嫁给一个做小生意的华人，生了三个孩子，日子平淡安稳。

1975年，红色高棉进城了。

“那天的事，我一辈子忘不了，”她说，“他们让我们离开城市，说只走三天。我们锁上门，带了一点米，一点衣服，就走了。一走，就是四年。”

那四年的事，她很少细说。偶尔漏出几个词：劳改营、饿、病、死人、分开。

丈夫死在那几年。三个孩子，活下来两个。

1979年，越南军队进柬埔寨，她和两个孩子趁乱逃到泰国边境难民营。那是联合国难民署设在泰柬边境的难民营之一，收容了几十万从柬埔寨逃出的人。在难民营等了十个月，1980年被澳洲接收。

“下飞机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她说，“悉尼机场，天蓝得晃眼。有人给我们发面包、发牛奶。我女儿那时候六岁，她问我：妈，我们可以吃吗？我说可以。她就抱着面包，吃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像怕吃完就没有了。”

她在悉尼住了四十三年。两个孩子都在澳洲长大，成家、生孩子。她现在有五个孙辈，最大的已经上大学。

“我有时候想，我这辈子，这辈子……”她说着说着，忽然停下来，看着窗外那些羊群，眼睛没有焦点。

“算了，不想了。”

她站起来拍拍手：“走，打麻将去。”

三 春节

二月中旬，春节刚过，村里还留着过节的样子。活动室门口红对联还在，走廊挂着纸灯笼，电梯门上贴着一个“福”字——倒着贴的。

这是康年村一年最热闹的时候。每年春节，墨尔本几个华人社团都来慰问演出。今年来的是“墨尔本鲁之花艺术团”和“墨尔本山东同乡会”，二十多人，唱的跳的弹琴的，还有几个小孩穿红唐装，手里攥着小红包。

演出在活动大厅。厅不大，布置得用心——墙上挂满老人自己剪的窗花，桌上摆着瓜子和糖果，天花板拉着红彩带。

下午两点，老人陆续到了。有的拄拐，有的推助行器，有的被轮椅推进来。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在地板上洒下一片片金色光斑。窗外草坡上，羊群还在吃草，像什么都没发生。

陈德安坐第三排靠过道，年年坐那儿。林月珍和几个老姐妹坐前排，互相帮忙整理衣服。杨振和今天不泡茶了，坐靠窗那边，晒着太阳。阮玉明坐最后一排角落，不太引人注意，但眼睛看着台上，有一点点亮。黄美莲前前后后张罗，招呼人入座，给这个递水，帮那个调助听器。

节目一个一个上。先几个小孩舞狮——简化版，两个人披块红布，举着纸糊的狮子头在台上钻来钻去。老人们看得高兴，巴掌拍得山响。然后大合唱，《茉莉花》《剪羊毛》《我的祖国》。唱到“一条大河波浪宽”，几个老人跟着轻轻哼。

接着粤剧，《帝女花》里的“香夭”。唱戏的是个中年女人，穿戏服，水袖甩得慢，声音细细幽幽，在屋里回旋。林月珍坐前排，眼睛一直盯着台上，一动不动。她母亲活着时爱听粤剧，小时候在西贡家里，母亲常一边做针线一边哼这些调子。

然后是新疆舞，几个穿红裙子的女人转着圈进来，脖子一伸一缩，老人们又笑了。然后二胡独奏，《二泉映月》，拉得慢，拉得沉，屋里安静下来，只剩琴声。

黄美莲坐第二排，听着听着，忽然想起小时候在金边的事。家里有台留声机，父亲爱听广东音乐，周末就放唱片，她和兄弟姐妹在院子里跑来跑去。那是很久以前了，久得像上辈子。

节目演到一半，几个小孩提着篮子下来发红包。红包里不是钱，是一颗糖、一块巧克力、一张手写祝福卡。走到阮玉明面前，一个小女孩用英语说：Happy New Year。他接过来看了很久，嘴角动了动，没笑，但眼睛亮了一下。

最后一个节目是大合唱《恭喜恭喜》。台上台下一起唱，拍巴掌，有的老人跟着晃身子。唱完，大家一起喊：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陈德安站起来慢慢往外走。门口有人递给他一碗汤圆。他端到湖边那张长椅上坐下，慢慢吃。芝麻馅的，甜，烫，他吃得很慢。

太阳西斜，整个村子染成金色。湖面闪着光，几只黑天鹅还在游。远处草坡上，羊群拖着长长的影子往羊圈移动。空气还是那股味道，草晒过太阳后的香气，夹着若有若无的牛羊声。

他想起哈尔滨的冬天，雪很厚，屋檐上挂长冰凌。母亲在屋里烤面包，满屋子麦香。他趴在窗台上看雪，看远处教堂尖顶。那时候不知道，后来要走那么远。

林月珍端着汤圆走过来，在旁边坐下。

“想什么呢？”她问。

“没想什么，就是看看。”

她也看过去。草坡、羊群、远处青蓝的山影，白云还在慢慢飘。

“天气真好，”她说。

“嗯。”

“我有时候想，要是当年那条船，也遇上这么好的天，就好了。”

他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他们坐那儿，继续看，继续吃汤圆。汤圆慢慢凉了。天色慢慢变成金色，又变成橘红。羊群走得更远，变成远处一小团一小团的白点。

“新年快乐，”林月珍说。

“新年快乐，”陈德安说。

四 山坡的那边

天黑下来，星星一颗一颗亮了。墨尔本东区的夜空清得很，能看见银河淡淡横在天上。

活动室的灯还亮着，几个老人收拾桌椅。黄美莲叠那些剪剩的红纸，叠整齐，收进盒子。杨振和还在茶室，泡最后一壶茶，一个人慢慢喝。阮玉明已经回房间，坐床边，看着窗外，看着那张黑白照片。窗外远处，牧羊场的灯亮着，星星点点，像另一片天空。

护理院里，护士开始查房。三楼东边那个房间，陈德安的妻子已经睡了。护士调暗灯，轻轻关上门。

远处传来几声狗叫，然后牛羊偶尔的低鸣，低低闷闷的，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明天太阳还会从东边升起，先照亮丹德农山脉的山脊，然后慢慢铺满整个牧场。草坡上的羊还会低头吃草，茶室的水还会烧开，麻将牌还会哗啦哗啦响。陈德安还会坐湖边那张长椅，看羊，看云，想很久以前的事。林月珍还会做梦，梦见那条船，梦见那个到不了的岸。杨振和还会泡功夫茶，一杯一杯。阮玉明还会去教堂，还会在湖边坐一会儿。黄美莲还会张罗这个张罗那个，笑声还是那么亮。

春节过完了，但春天才刚开始。

那些走了很远的路才到这里的人，还会继续走剩下的路。很慢，很稳，像山坡上那些羊，一年一年吃草，一年一年看云。

山坡那边是什么？

不知道。也没人需要知道。

他们只是坐在这儿，晒着太阳，看着那些悠闲的牛羊，呼吸着这清甜的、干净的、让人心安的空气。

这就够了。

二零二五年二月末，于墨尔本东区。

后记：

写完这些故事，我想把康年村放回它该在的位置上。

这个村子是虚构的，但它背后的东西是真的——澳洲的养老体系，维州的历史，政府几十年来的角色，还有那些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政策和钱。老人们坐在这儿看羊，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代又一代人吵了无数架、改了无数次法案、拨了无数笔款，才让“坐在这儿看羊”成为可能。

我去查了些资料，越查越觉得，这事儿得记一笔。

二

澳洲的养老体系，说起来是三根柱子撑着：政府出的养老金（Age Pension），雇主强制的退休金（Superannuation），还有个人自己攒的钱。但真正让康年村这样的地方转起来的，是另一套东西——养老服务的补贴和监管。

联邦政府是掏钱的那个。从1963年开始，澳洲政府就补贴养老院了。到1997年《养老护理法》（Aged Care Act 1997）出台，算是搭起了现在的架子。那以后，不管是住养老院的还是在家养老的，政府都按人头给钱——钱的多少看你身体啥情况，需要啥样的护理。

皇家养老护理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into Aged Care Quality and Safety）2021年的报告说得很直接：这个系统“让太多老人得不到他们需要的护理，而且护理的质量常常糟透了”。报告里有一句话我记住了：问题不是意外，是几十年来政府一直想省钱，又想显得在做事，结果两边都没做好。

这话狠，但说得透。

三

维州的情况有点特殊。

别的州不敢说，维州的居家养老服务（Home and Community Care，HACC）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地方政府在扛。市议会出钱出力，和州政府搭伙干，每年掏一亿五千多万，把送餐、家政、维修这些服务送到老人家里。这套系统全澳独一份，做得细，做得稳。

后来联邦政府把活儿揽过去了，说要搞市场化，让老人自己挑服务商。想法听着不错，但一落地就麻烦——市议会干的那些活，算成本的时候把“社会责任”也算进去了，真放到市场上和大公司拼价格，拼不过。好些市议会只好撂挑子不干了。

维州政府倒是还在往里头砸钱。2018年，州长安德鲁宣布投725万澳元，在Springvale South建一座专门服务华裔老人的养老院，能住90个人。州长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华裔社区丰富了维州的文化和特色，做出了无价的贡献。我们要确保他们能得到应得的支持。”

这话听着像套话，但钱是真的。725万，地买了，楼盖了，服务开了。

四

2024年，联邦政府又出一部新法——《2024年养老护理法》（Aged Care Act 2024），号称“一代人以来最大的改革”。新法把老人的权利写进去了，给每个老人配自己的钱，让你自己选住哪儿、选谁伺候你。政府说这是“把老人放在中心”。

皇家委员会提了148条建议，新法回应了58条。不能说没做事，但前头那个经济学家说得挺透：新法里写着老人有权“接受评估”，但不保证“得到护理”。而且白纸黑字写清楚了，这些权利“不能在法庭上强制执行”。这话的意思是：你有权利，但没人替你打官司。

钱的问题也没解决。老人能不能住进养老院，不是看你需不需要，是看财政部长和卫生部长商量完今年拨多少钱。这钱够不够，没人说得准。

五

维州还有一个老传统，值得一说。

1968年，有个小伙子在Pakenham开了个小店，慢慢发现镇上的“丛林护理医院”（Bush Nursing Hospital）里住的净是老人——要么需要照顾，要么在等死。产妇在家生孩子死掉的太多，镇上人凑钱盖了这医院，救活了无数产妇，后来又被老人占满了床位。

镇上一合计，又在医院旁边专门盖了个养老院。小伙子后来当了议员，几十年后在议会里讲这个故事，说：“养老应该是人生的另一站。不是终点，不是等死，就是换一种方式被照顾着。”

这故事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澳洲的养老从一开始就是“社区的事”——镇上人凑钱、出地、出力，自己张罗。二是养老院就该在镇上，在老人住了一辈子的地方，别把人弄到远处去。这叫“原居安老”（ageing in place）。

到今天，这还是个要紧的原则。

六

还有一群人和康年村最亲——那些来自不同国家、说不同语言的老人。

中文是维州除了英语以外最常用的语言，十九万人说普通话，七万八千人讲粤语。研究说，老人一糊涂，最后忘掉的是母语。护理员如果能和他们说一样的话，老人就觉得踏实。

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华裔养老院。不是搞特殊，是让老人到最后还能被听懂。

昆士兰民族社区理事会（Ethnic Communities Council of Queensland）去年发过一个报告，说现在改革改来改去，最容易被忘掉的就是这些“文化和语言多样性”（CALD）的老人。系统一折腾，他们最先掉下去。

康年村这样的地方，就是兜住这些人的网。

七

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我又想起康年村湖边那张长椅。

陈德安坐在那儿看羊。羊不知道自己是哪来的，不知道草场是谁的，不知道远处那些房子是干什么的。它们只是吃草，抬头看看天，再低下头。

陈德安知道。他知道自己是从哈尔滨来的，知道是联合国难民署的船把他送来的，知道是澳洲政府让他上岸的，知道是维州这片地让他养了五十年羊，知道是康年村让他坐在这儿看羊的。

他知道。他只是不说。

不说也罢。事情就在那儿——政策、钱、法案、报告、皇家委员会、州长讲话、议会辩论——一层一层叠起来，最后叠成一张长椅，叠成一个老人坐在这儿看羊的下午。

林月珍走过来，端着一碗汤圆，在他旁边坐下。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就是看看。”

这就够了。

八

需要说明的是，康年村是一个虚构的名字。但它的原型——那些由华人社区发起、政府支持、专业机构运营的养老社区——在墨尔本东区真实地存在着。陈德安、林月珍、杨振和、阮玉明、黄美莲，这些人物是合成的，但他们的经历，是成千上万华人移民共同走过的路。

这篇文章里的细节，有一些是我亲眼见的，有一些是听老人讲的，有一些是从历史档案里翻出来的。名字改了，时间地点模糊了，但那些话，那些眼神，那些停顿，都是真的。

如果读完之后，你能记住有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走了很远的路才来到这里，坐在这儿看羊，晒太阳，偶尔想起很久以前的事——那就够了。

参考说明

本文关于澳洲养老体系的介绍，参考了以下资料：

· 澳大利亚联邦议会记录中关于养老政策历史的讨论

· 皇家养老护理委员会最终报告及相关政策分析

· 维州政府关于华裔养老院的投资公告

· 地方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中角色变化的论述

· 2024年新养老护理法的政策说明

· 关于文化和语言多样性老人服务的研究

· 澳大利亚养老金三支柱体系的介绍

二零二五年于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