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的第一次喜信

黄松树

1974年上半年至1978年3月，整整四年，是我人生中最质朴也最珍贵的一段时光——我当民办教师的岁月。

1974年上半年，胡琼英老师因年老多病回家休养，我接替她代课一学期。同年下半年，学校计划新增一名民办教师，消息一传出，村里想报名当老师的人很多，可名额只有一个。时任村支书的周祖述决定，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取，凡是初中、高中毕业，或是真心愿意来当教师的村民，都可以参加。

考试定在一个普通的下午。当时我还在田里干活，突然被通知到学校开会，到了才知道，所谓开会，其实就是这场决定命运的数学考试。我拿到试卷，静下心来认真答题，顺利交了卷。支书让大家先不要离开，等候结果。下午四点，成绩公布，我考了第一名。就这样，我从一名临时代课教师，正式成为一名民办教师。

至今我仍清晰记得试卷上的一道题：有3分田，按4×4寸的间距插秧，能插多少蔸禾？这道和农活紧密相关的题目，几乎难住了所有参加考试的人，只有我凭借平时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答对了。正是这道题，让我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抓住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机会。

我任教的是碧泉公社新湖大队新湖小学。那时候学校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操场，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学生们能有一间不漏雨、不晒太阳的教室读书，就已经很好了。我们几位老师放学后，还要在校园边上开垦菜地，种菜自给，在清贫的日子里，靠双手维持教学与生活。

学校的几位同事，相处得像一家人。王友意老师是老牌市一中高中毕业，学识扎实，平时说话总带着微笑，幽默风趣，不管是日常交流还是课堂教学，都深受师生欢迎。课余时间，我经常和周茂秋老师、周智明老师一起打乒乓球，说说笑笑，一天的疲惫也消散了不少。一到晚上，学校没有电灯，我们就点着煤油灯备课、批改作业，常常忙到深夜。

除了正常教学，我们还要抽时间家访，走访那些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家庭，和家长耐心沟通，争取家长配合，一起帮助孩子提高成绩。遇到公社的中心宣传活动，我们还要写门板报、刷写宣传标语，一身多职，却从没有人叫苦抱怨。

1977年，村里新增初中班，我和周智明、周茂秋、王友意四位老师，把初一、初二两个班的所有课程都承担了下来。我教初二班语文、初一班物理，同时担任初二班班主任。班里有四五十名学生，我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课堂纪律。

一开始，我总以为是自己教学水平不够，学生才不愿意听。后来慢慢观察体会才明白，影响学生学习状态和课堂纪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那么简单。经过不断反思总结，我逐步改进了方法：

一是放下老师的架子，主动找学生谈心，做他们的朋友，融入到学生当中，有时还和他们一起跳绳、玩耍，拉近彼此的距离；

二是改变上课高喉咙大嗓门的习惯，刻意压低语调，让学生只有在安静的气氛中才能听清讲课内容，课堂纪律自然就好了；

三是最重要的，不断提升自己，认真备好每一节课，从字词句到语法都仔细琢磨，板书工整清晰，同时讲究语言艺术，做到幽默风趣、生动形象、讲解准确无误，让学生愿意听、听得进、学得会。

那段日子，虽然压力不小，却让我成长得很快。我深知自己水平有限，便虚心向身边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师请教。周智明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他备课有条不紊，讲课语言干脆利索，平时言传身教、严谨认真，尤其是他的自学能力和教书育人水平，让我十分敬佩，也一直激励着我。我还坚持写日记，每天总结成绩、纠正不足，把学习和反思当成一种习惯。

成为民办教师，是我步入社会后的第一件大喜事，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喜信。父母知道后十分欣慰，连连夸我争气，更多的是勉励我好好学习、认真做人、老老实实做事；祖母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拉着我的手说：“你有工作了，要继续努力！”家人的鼓励，像一盏灯，照亮了我前行的路。

那时候民办教师的待遇很微薄，每月只有9元生活补贴，全年划拨工分400个。钱虽然不多，但我心里格外满足、格外珍惜。正是这四年的民办教师经历，让我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得到了巩固和提高，也让我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耐心，把压力变成了不断成长的动力。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报名参加了考试，并于1978年4月入学。也就在1978年3月下旬，我正式告别了三尺讲台，结束了民办教师生涯。

如今回望，那四年虽清贫，却过得充实而有意义；虽平凡，却闪耀着奋斗的光芒。它不仅是我步入社会的起点，更是我人生品格的熔炉。那段岁月里的坚守与奋进、真诚与温暖，早已深深印在我的生命里，成为我一生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