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动“她”

路和平

那塔，我是见过的。

那年秋天，我从大同府坐汽车往南走，一路上的景致，荒荒的，黄黄的，忽然就看见它了。远远的，像一个黑点立在那平原上。车越走越近，那黑点慢慢大起来，显出塔的样子——不是寻常的塔，是木头的，颜色深得发黑，像是被几百年的雨水泡过，又被几百年的太阳晒过，晒成这么一种沉着的老颜色。

应县的城墙早就塌得差不多了，可这塔还在。六十七丈高，从底下望上去，帽子要掉。那些斗拱一层一层地摞着，密密的，像蜂巢。一共五十四种斗拱，每一种都有名字，每一种都有来历。站在塔下，人就小了，小得像一只蚂蚁，仰着头，看那些木头在天空底下静静地站着。

我绕着塔走了三圈。第一圈看它的样子，第二圈看它的病。

它病了。二层的身子歪了，歪得厉害，柱子和柱子之间，有了好大的缝隙。人站在底下，心里头慌慌的，总觉得它要倒，可它偏不倒。九百六十年了，它就这么歪着，歪了不知多少年。

塔里的木头，有的裂了，有的朽了。用手摸一摸，那些木头还是硬的，可那裂纹，深得能伸进手指。塔里有梯子，能上去，可现在不让上了。守塔的老人说，怕出事。

我说，那怎么办？修不修？

老人摇摇头，半晌不言语。后来他说：

“修不得。”

他指着塔身，说：“你知道这塔为啥能站九百多年？因为它是活的。地震来了，它让着，风来了，它顺着。那些榫卯，松松的，恰恰好的松，恰恰好的紧。地震的力气，传到这儿，斗拱就把它吃了，化了。你要是把它修得死死的，钉死了，粘死了，它反倒站不住。”

我听着，不大懂。

他又说：“我年轻时候上过塔，上头有块匾，是明朝皇帝写的，叫‘峻极神工’。还有一块，是另一个皇帝写的，叫‘天下奇观’。站在顶上往下看，风呜呜的，整个应县城都在脚底下，庄稼、房子、人，都小小的，像棋盘上的子儿。那时候我就想，这塔，它看着多少朝代过去了，看着多少人生生死死，它自己不说话。”

我问他：“那现在这歪的样子，就不管了？”

他说：“管是要管，可怎么管？有人想把它拆了，一根一根木头记下来，修好了再装回去。可拆了，还是它吗？那些榫卯，拆开再装，还能咬得那么准吗？九百年的木头，一拆，就散了。还有人说，给它加钢架子，托着它。可加了钢，它还是木塔吗？那不成了铁塔穿木衣裳？”

他顿了顿，又说：“我有时候夜里睡不着，就走到这儿来。月亮底下，它黑黢黢的，歪着，可歪得有道理。它歪，是因为它老了。人老了要驼背，它老了也要歪。你非得把它掰直了，那它就死了。”

我听着，心里忽然一紧。

想起日本的法隆寺，也是木头的，一千三百多年，每隔几十年就修一次，拆了重装，装完还是老样子。可那是日本的法子。中国的法子呢？这九百多年的木头，一根一根，都是当初的匠人用手掌量过、用眼睛瞄过的。那匠人早死了，可他的手还在这些木头里活着。

塔里头，还藏着东西。七几年修的时候，从佛像肚子里掏出一批辽代的经卷、绘画，还有佛牙舍利。那些东西，在黑暗里藏了九百多年，不见天日。要不是塔歪了，要不是人来修，它们还在那黑里头待着。这塔，不光是木头，它还装着那么多秘密，装着那么多人的念想。

守塔的老人最后说：“我天天来，看它一眼。它还在，就行。它倒了，也是它自己倒的，不是我们弄倒的。我们这些人，哪有资格弄它？”

我想起梁思成，三十年代骑着毛驴来找这塔，找到的时候，激动得给林徽因写信，说“好到令人叫绝”。那时候塔就歪了，可梁思成说，它还能站很多年。

他说的对。它又站了快一百年。

也许，有些东西，就该让它老着，歪着，像老人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都是活过的证据。它不是不倒，是时候没到。时候到了，它自己会倒。可在那之前，我们就这么看着它，陪着它，不打搅它。

这是对时间最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