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港监狱档案， 一部非虚构的历史叙事

墨村明杰

《一部非虚构的历史叙事，摘录自亚瑟港监狱档案》

卷一：旧世界的气息

伦敦，1831年冬

那年冬天，泰晤士河冻住了。

玛丽·布里格斯站在河边，看着那些在冰面上玩耍的孩子们。他们尖叫着滑过透明的冰层，笑声在寒风中清脆得像玻璃碎裂。她想起自己七岁那年，也曾这样滑过冰——那时候父亲还在，母亲还没有病得下不了床。

七年过去了。父亲死于码头事故，母亲死于“监狱热”——一种在牢房里传播的疾病。玛丽不知道母亲犯了什么罪。也许是偷了一条面包，也许是偷了一块布，也许是根本什么都没偷。那年伦敦的监狱里挤满了人，罪名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需要腾出空间。

十四岁的玛丽站在河边，口袋里只有三便士。

她需要更多。

三天后，她在切普赛德街的一家布料店外被抓住了。手里攥着一条棉布手帕，价值十一便士。店主揪着她的耳朵把她拖进店里，叫来了巡捕。玛丽没有挣扎，也没有哭。她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破烂的鞋尖。

法庭上，法官问她：“你有什么要说的？”

玛丽抬起头，看着那个戴着白色假发的老人。他的脸藏在层层叠叠的毛发后面，看不清表情。

她说：“我母亲死了。我需要一块手帕给她擦脸。她躺在地上，脸上的土弄不掉。”

法官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敲了一下木槌，说：

“七年。流放。”

玛丽不知道七年有多长。她只知道，从今以后，她再也看不到泰晤士河了。

档案摘录：英国流放制度的历史背景

根据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资料，1788年至1868年间，英国共向澳大利亚流放约16.2万名罪犯。这一制度的起源可追溯至美国独立战争——在此之前，英国主要将罪犯流放至美洲殖民地，战争爆发后，这一通道被迫关闭。

与此同时，英国本土正经历深刻的社会变革。圈地运动迫使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涌入城市；工业化导致人口激增，犯罪率急剧上升。178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有7482名罪犯，其中够得上流放资格的有4059名。

然而，真正被流放的远不止这些“够资格”的人。英国当局的用心颇为复杂——既要疏散监狱人口，又要减少城市贫民，还要为新发现的南方大陆输送劳动力。于是，偷窃价值一先令以上物品者判流放十四年，以下者判七年；甚至意图行窃者，也同样被流放。妇女和儿童亦不例外——流放队伍中约七分之一为女性，最小的儿童年仅九岁。

这便是“第一批澳大利亚人”的真实来历。

“海德薇”号，1832年3月

船舱里弥漫着排泄物、呕吐物和海水腐烂的味道。一百四十七名女囚挤在不到二十平米的底舱里，像沙丁鱼一样层层叠叠。每个人只有不到半米宽的空间，躺下时肩膀挨着肩膀，翻身时必定压到旁边的人。

玛丽蜷缩在角落里，抱着膝盖，把脸埋进裙子里。她已经吐了三天，吐到胃里什么都没有了，只能干呕。旁边一个女人在发烧，说胡话，喊着她孩子的名字。再过去几个位置，有人在唱歌——爱尔兰的民谣，调子悲伤得像哭。

船摇晃着，一天又一天。偶尔有人被抬出去——死了，扔进海里。玛丽没有去看。她只是抱着膝盖，数着天数。她数到三十七的时候，不再数了。

看守偶尔会下来，提着灯，在黑暗中晃一晃。灯光照在那些苍白的脸上，像照着一排排尸体。有一次，灯光停在玛丽脸上。

“小孩，多大了？”

玛丽抬起头，看着那个模糊的影子。

“十四。”

看守沉默了一会儿，说：“别死。还有三个月。”

然后灯光移开了，黑暗重新笼罩一切。

三个月后，当玛丽第一次站在甲板上，看到那片无边无际的蓝色时，她以为自己死了，来到了天堂。

那是悉尼港。

档案摘录：第一舰队

1788年1月，由11艘船组成的第一舰队抵达植物湾，在悉尼湾建立了欧洲人在澳大利亚大陆的第一个定居点。船队共载来1493人，其中罪犯778人（男犯520人，女犯189人）。

这是一场极为仓促的殖民试验。千余人中竟无一名地质学家或生物学家，也缺乏有经验的农夫。播下的种子被害虫啃掉，存活的庄稼长势不佳；牛群走失，家禽病亡。粮食自给自足的美梦迅速破灭，殖民地不得不仰赖母国供应。

1790年，粮荒最为严重时，每人每周仅能分配到四磅面粉、一磅大米、两磅半醃猪肉——只相当于正常配给的一半。为了果腹，人们开始捕鱼、捉袋鼠、抓老鼠、猎乌鸦。菲利普总督以身作则削减口粮，而一名偷马铃薯的犯人被鞭笞三百下、禁闭六个月；六名结伙偷盗仓库粮食的士兵，被判处死刑。

这便是殖民地的开端——饥饿、严酷、充满暴力。

卷二：地狱之洞

亚瑟港，1833年

玛丽第一次看到亚瑟港时，以为自己看到了地狱。

三面是海，悬崖如刀削般垂直插入水中；唯一连接陆地的通道是宽仅百米的鹰颈地峡。地峡上，一条粗大的铁链横亘在道路中央，铁链旁拴着十几条凶猛的猎犬，日夜嚎叫。

“欢迎来到地狱之洞。”押送的守卫说，语气里带着某种自豪。

玛丽没有说话。她只是看着那些悬崖，看着悬崖下翻涌的浪花，看着远处海面上那个小小的岛屿——后来她知道了，那叫“死亡岛”，埋着死去的囚犯。

亚瑟港始建于1830年，最初只是一个伐木场，1833年正式改建为监狱。这里关押的是“屡教不改”的重犯——那些在英国犯了罪、在殖民地又再次犯罪的人。从1830年到1877年，超过1.2万名囚犯在此服刑，其中约2000人死于监禁期间，葬于死亡岛。

玛丽不知道自己是第几个。她只知道，从今以后，她将在这里度过剩下的四年——如果她能活到那时候的话。

档案摘录：亚瑟港的地理

亚瑟港位于塔斯曼半岛东南端，地理特征极为特殊。三面被悬崖和海水包围，悬崖高度约三十至五十英尺（约九至十五米）。唯一的陆路通道是宽仅百米的鹰颈地峡，被称为“狗防线”——夜间释放数十条凶犬巡逻，任何试图穿越者几乎不可能逃脱。

英国海军部1832年的测绘报告称：“此水域常有鲨鱼出没。”

这便是囚犯们面对的“围墙”——不是石头垒成的墙，而是大海、悬崖、鲨鱼和饥饿的狗。

女囚区的规矩

女囚区与男囚区隔着一个小海湾。玛丽被分到纺织车间，每天从清晨工作到深夜，把羊毛纺成线，把线织成布。看守们坐在高处，手里拿着鞭子，谁停下就抽谁。

但女囚区有自己的规矩——不是看守定的规矩，是囚犯们自己定的。

玛丽很快学会了。

最大的那个叫“红毛贝丝”，因为头发是红的，脾气也是红的。她统治着纺织车间的东北角，新来的必须去拜码头——带点东西，烟丝最好，没有烟丝，一块面包也行。

玛丽什么也没有。

贝丝上下打量她，像打量一条瘦狗。“小孩，你偷了什么进来的？”

“手帕。”

“值多少？”

“十一便士。”

贝丝笑了，露出几颗豁牙：“十一便士就判七年？英国那些老爷真是大方。”

她往旁边挪了挪，腾出一小块地方：“坐这儿。别挡光。”

玛丽坐下了。

后来她知道，贝丝判的是十四年——偷了一头羊。她本来想偷只鸡，但那头羊自己撞到她脚边，她就顺手牵走了。

“运气不好。”贝丝说，“要是那只鸡，我就七年。那头羊害我多蹲七年。”

玛丽问：“你后悔吗？”

贝丝想了想，摇头：“不后悔。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肥的一头羊。”

第一眼

玛丽学会了低着头工作，学会了不说话，学会了在鞭子落下时咬紧牙关不喊出声。她也学会了观察——观察守卫换班的时间，观察那条通往悬崖的小路，观察海水的颜色如何随着天气变化。

有一天，她在院子里看到了一个男囚。那是个年轻人，大概二十出头，瘦得像一根棍子。他正在搬运石头，弯着腰，背上的囚服被汗水浸透。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玛丽也看着他。

那一眼很短，也许只有两三秒。但玛丽记住了那双眼睛——灰蓝色的，像海的颜色。

后来她知道了他的名字：杰克·赖利。爱尔兰人。罪名：偷了一只鸡。七年。

她不知道为什么会记住一个偷鸡贼的名字。也许是因为那双眼睛。也许是因为那一眼里有一种她很久没有看到的东西——不是绝望，不是麻木，是别的什么。

她说不清那是什么东西。

卷三：逃跑的人

1834年，冬

逃跑是每个囚犯都在想的事。

但真正敢做的，很少。

亚瑟港的历史上，有过几次著名的越狱。最传奇的是马丁·卡什——他利用浓雾掩护，穿越狗防线，成功逃入丛林，后来成为丛林土匪，多次逃脱追捕，最终被捕后竟获得赦免，成为塔斯马尼亚的民间英雄。

最可笑的是威廉·杭特——这个倒霉蛋逃出监狱后，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张袋鼠皮，伪装成袋鼠蹦蹦跳跳想混过警卫线。谁知当时看守食物不足，看到一只“袋鼠”跑过来，竟信以为真，举枪瞄准想打点野味。杭特吓得屁滚尿流，掀开伪装举手投降。

最惨烈的是那些跳崖的人。1865年7月，三名囚犯从洞穴出口跳入海中。次日发现两具尸体漂浮于海面，尸体检查显示死因为撞击岩石导致颅骨碎裂。

玛丽听过所有这些故事——不是从囚犯那里，而是从守卫的闲聊中。她听过男囚们在放风时压低声音谈论越狱的计划；听过守卫们抓到逃跑者后的鞭打声和惨叫声；听过那些被打得半死的人被关进黑暗囚室——那是亚瑟港最严厉的惩罚，关进去的人出来时，十个有九个疯了。

但她从没想过逃跑。

直到那天，她在悬崖边看到了杰克·赖利。

他站在悬崖边缘，面朝大海。海风吹起他的囚衣，单薄的身影在晨光中像一个剪影。

玛丽站在他身后十几步远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她不知道他在这里做什么——男囚区不应该出现在女囚区附近。但他确实在这里，站在悬崖边，一动不动。

“你在看什么？”她问。

杰克转过身。那双灰蓝色的眼睛看着她，没有惊讶，也没有恐惧。

“看海。”他说。

玛丽走近几步，站在他旁边，也看着海。太阳刚从海平面上升起，把整个海面染成金红色。远处，几只海鸟在飞翔，翅膀在光里闪闪发亮。

“你知道吗，”杰克说，“我小时候住在爱尔兰的海边。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海边看日出。我父亲说，海是没有围墙的。你看它多远，它就有多远。”

玛丽没有说话。

“后来我去了伦敦，”杰克继续说，“那里没有海。只有房子，房子，房子，密密麻麻的房子，像牢房一样。我被关在里面，七年。然后他们把我送来这里。”

他低下头，看着悬崖下的浪花。

“你看，”他说，“这里又有海了。可是有围墙。”

玛丽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

“你说海是没有围墙的。”

杰克转过头看着她。

玛丽指着远处的地平线：“那里。你看。从那里出去，就是没有围墙的海。”

杰克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海面平静，金光闪烁，无限延伸。

“可是有悬崖。”他说。

“悬崖可以跳。”

“有鲨鱼。”

“鲨鱼不一定吃人。”

“有狗。”

“狗不一定咬人。”

杰克笑了。那笑容让玛丽想起很久以前，父亲还在时，带着她在泰晤士河边滑冰的日子。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玛丽。”

“玛丽，你想过逃跑吗？”

玛丽看着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

“想过。”

“那你为什么不跑？”

玛丽没有回答。

她只是看着海，看着那些飞翔的海鸟，看着远处那条连接着天与水的线。

过了很久，她说：

“我不知道跑出去之后，能去哪里。”

狗防线的夜晚

后来杰克告诉她，他早就开始准备了。

“你知道狗怎么训练的吗？”他问。

玛丽摇头。

“他们把生肉绑在假人身上，让狗去撕。狗咬习惯了，看见人就跟看见肉一样。”

玛丽看着远处的地峡，黑暗中隐约传来狗的低吠。

“那怎么办？”

杰克沉默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把干枯的草药。

“爱尔兰的土方子。我妈教我的，治失眠的。煮水喝，能让人睡着。我试过——给看守的茶里加过，他睡了一整天。”

玛丽盯着那把草：“狗也管用？”

“狗鼻子比人灵。我把草药捣碎，和肥肉混在一起，搓成丸子，扔给它们。它们吃了就想睡。”

“你试过？”

“试过。那只黑狗，就是拴在最前头那只，吃了三个丸子，睡得跟死了一样。”

玛丽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

“你早有预谋。”

杰克也笑了：“我从第一天进亚瑟港就在想怎么跑。你呢？”

玛丽想了想：“我从第一天进伦敦的牢房就在想。可是没想出来。”

“现在想出来了？”

玛丽看着远处那片漆黑的海，点了点头。

“现在想出来了。”

卷四：最后的守卫

1877年，托马斯·哈德森

四十年后，托马斯·哈德森站在同样的悬崖边，看着同样的海。

他是亚瑟港的守卫，在这里服役了整整四十年。从二十三岁到六十三岁，他守着这座监狱，守着那些囚犯，守着那把挂在腰间的铁钥匙。

四十年里，他见过无数次逃跑的尝试。有的成功了，大部分失败了。他见过摔死在悬崖下的人，见过被鲨鱼咬碎的人，见过被狗撕烂的人，见过在丛林里饿死的人。他也见过那些被抓回来的人——被鞭打，被关进黑暗囚室，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他从没想过这些事有什么不对。他是守卫，他的职责就是防止逃跑。钥匙在他手里，门就应该锁住。

但现在，监狱要关闭了。

1877年，英国已停止向塔斯马尼亚输送囚犯多年，亚瑟港即将正式关闭。最后一批囚犯将被转移至霍巴特，守卫们被遣散。托马斯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他的人生就是这座监狱，监狱没了，他还剩下什么？

最后一夜，他坐在悬崖边，看着黑暗中的海。

他想起那个年轻的女囚——玛丽。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他几乎已经忘记了她的脸。但他记得她说过的一句话。

那是她最后一次放风时说的。她站在悬崖边，看着海，自言自语般说：

“海是没有围墙的。”

托马斯当时站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听到了这句话。他没有回答，只是握紧了腰间的钥匙。

很多年后，他站在同样的地方，想起那句话，忽然明白了什么。

他掏出那把带了一辈子的钥匙，握在手心里。铁的冰凉传遍全身。

然后他站起身，走到悬崖边缘。

钥匙从他手中滑落。

他看着那把钥匙在空中翻转，月光在它表面一闪。然后它坠入大海，溅起一朵几乎看不见的水花。

第二天早上，守卫们在悬崖下发现了托马斯的尸体。

官方档案记录为“意外坠落”。

但有人记得，托马斯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这辈子守着一扇门，从来没想过，门那边是什么。”

档案摘录：钥匙的下落

1952年，一位渔民在鹰颈地峡附近海域打捞时，从渔网中发现一把铁钥匙。钥匙表面附着大量海洋生物沉积，经清洗后确认其形制与亚瑟港监狱档案记载相符。

档案中无任何记录说明钥匙何以落入海中。

如今，这把钥匙陈列在亚瑟港监狱遗址的博物馆里，标签上写着：

亚瑟港监狱主门钥匙

1877年监狱关闭时遗弃

1952年渔民于鹰颈地峡附近海域打捞所得

捐赠人：托马斯·J·威尔逊

卷五：丛林深处

1835年，塔斯马尼亚内陆

玛丽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

那天夜里，她和杰克从悬崖跳了下去。

跳下去的那一瞬间，她以为自己会死。风在耳边呼啸，海水扑面而来，冰冷得像刀子扎进骨头。她沉入黑暗，呛了几口又咸又涩的水，手脚拼命划动，不知道往哪个方向游。

等她浮出水面时，已经离悬崖很远了。

她回头看——月光下，悬崖黑黢黢的，像一个巨大的怪物蹲在岸边。没有人追来。没有狗叫。没有枪声。

她转头向前看——前方是无边无际的海，浪头一个接一个涌来，拍打着她的脸。

杰克就在她身边。他在黑暗中朝她喊：“游！往那边游！”

她不知道往哪边。她只是跟着他，拼命地游。

游了很久很久。久到她以为自己会死在海里。久到她手脚失去知觉，只能机械地划动。久到她开始产生幻觉，看到母亲的脸浮在水面上，朝她微笑。

然后，她碰到了沙滩。

她趴在沙滩上，喘着气，吐着海水，浑身发抖。杰克躺在她旁边，也是一样的狼狈。但他们活着。

他们活着。

天亮时，他们发现自己在一片陌生的海岸上。没有建筑，没有道路，没有人的踪迹。只有无尽的森林，从海边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脉。

他们开始往森林里走。

走了三天。没有吃的，就摘野果、挖草根；没有喝的，就喝溪水、接雨水。晚上躲在树洞里，听着野兽的嚎叫声瑟瑟发抖。白天继续走，不知道方向，不知道目的地。

第四天，他们遇到了土著人。

那是几个黑皮肤的人，身上涂着白色的条纹，手里拿着长矛。他们站在树林里，静静地看着这两个狼狈的白人。

玛丽以为自己会死。她听说土著人会吃人，会用长矛把人扎成筛子。她闭上眼睛，等着那一刺。

但什么也没发生。

她睁开眼睛，看到那些土著人正在打量他们，眼神里没有敌意，只有好奇。其中一个年长的男人走上前，伸手摸了摸玛丽的头发，说了些什么，她听不懂。

杰克试着用手势比划——他们饿了，渴了，没有恶意。

那个年长的男人点了点头，朝他们招招手，示意他们跟着走。

玛丽和杰克对视一眼，跟着他们走进了丛林深处。

历史背景：囚犯与土著人的接触

在澳大利亚殖民史上，囚犯与土著人的接触是一个复杂而鲜为人知的篇章。

据历史学家研究，确有部分逃犯成功进入土著部落，被部落接纳并生活下来。这些逃犯往往面临着与土著人完全不同的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生存极为艰难。但也有少数人成功融入部落，与土著人结婚生子，形成了独特的混血群体。

这些人的后代，往往同时继承了两种文化传统。他们可能从母亲那里学会土著语言，从父亲那里记住英语单词；可能遵循土著人的狩猎方式，同时保留着欧洲人的某些生活习惯。这种文化交融产生了独特的“混合语言”——一种融合了英语词汇和土著语法的方言，至今仍有一些偏远地区的土著社区在使用。

然而，这一历史进程伴随着深刻的痛苦与冲突。欧洲殖民者对土著土地的掠夺，导致无数土著人被迫离开祖辈居住的家园；疾病、暴力、文化冲击，使土著人口急剧减少。正如澳大利亚人类学者W.H.斯坦纳所言，澳大利亚的历史上，“有一条神秘的血河，也就是由白人与原住民间的关系所构成的鲜血之河”。

卷六：两个世界之间

帕拉瓦部落，1836年

玛丽用了整整一年，才学会说部落的语言。

那是一种她从未听过的语言，发音在喉咙深处，许多词需要用舌头抵着上颚才能说出来。刚开始时，她只能用手势比划，像哑巴一样生活。部落里的人很有耐心，一遍遍地教她，指着树说“lata”，指着水说“mapi”，指着太阳说“paltana”。

最难适应的是名字。在部落里，他们没有名字。或者说，他们的名字太复杂，部落人记不住。年长的男人给他们起了新的名字——玛丽叫“Milay”（意思是“从海上来的女人”），杰克叫“Jalik”（意思是“会打猎的白人”）。

刚开始时，玛丽觉得自己永远不可能属于这里。她怀念面包和奶酪，怀念用刀叉吃饭，怀念睡在床上而不是地上的感觉。她有时候半夜醒来，会想起伦敦的街道，想起泰晤士河上的雾，想起母亲的脸。

但慢慢地，她发现自己在改变。

她开始习惯吃烤袋鼠肉，习惯睡在兽皮上，习惯用木棍挖草根。她开始听懂部落里的笑话，跟着一起笑。她开始喜欢上丛林里的清晨——阳光穿过树叶洒下来，鸟儿在头顶唱歌，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露水的味道。

有一天，她坐在溪边洗衣服，抬头看到杰克走过来，手里拎着两只野兔。

“今天的收获。”他说，把野兔扔在她脚边。

玛丽看着他。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的皮肤晒成了棕色，头发乱糟糟的，穿着一件用兽皮缝制的衣服。他已经完全不像一个爱尔兰人了。

“你在看什么？”杰克问。

玛丽笑了：“看一个野人。”

杰克也笑了，蹲下来，把手伸进溪水里。

“你知道吗，”他说，“有时候我想，要是我们能回去，回到英国，会怎么样。”

玛丽没有说话。

“我想我回不去了。”杰克说，“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了。不是英国人，不是爱尔兰人，也不是这里的人。我卡在中间，哪边都回不去。”

玛丽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

“我也是。”

那天晚上，部落里举行了一场仪式。篝火燃起来，人们围成一圈，敲打着木棍，唱起古老的歌谣。年长的女人拉着玛丽的手，让她坐在自己身边。

火光映在那些黑色的脸上，映在那些涂抹着白色条纹的身体上，映在那些专注而虔诚的眼睛里。歌声在夜空中飘荡，传向无尽的远方。

玛丽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母亲带她去教堂做礼拜的情景。同样的火光——那是蜡烛的光；同样的歌声——那是赞美诗的声音。那时候她相信上帝，相信天堂，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现在她不知道还相信什么。

但她知道，这一刻，她坐在这里，身边是这些黑色皮肤的人，听着这些听不懂的歌谣，她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

年长的女人转过头看着她，用生硬的英语说：

“你，我们的。”

玛丽愣了一下。然后她点了点头。

“是的，”她说，“我是你们的。”

卷六续：丛林里的法则

帕拉瓦部落，1836-1837年

一、火的规矩

玛丽学会的第一件事，是火的规矩。

那天傍晚，她捡了一堆枯枝，想在住处生火取暖。她刚把火点燃，年长的女人——她让玛丽叫她“Nana”，意思是“奶奶”——就从棚屋里冲出来，一脚把火踩灭了。

玛丽吓了一跳，以为自己犯了什么大错。

Nana蹲下来，用粗糙的手捧起一把被踩散的炭灰，嘴里念念有词。她念了很久，然后把灰撒向四个方向，站起身，看着玛丽。

“火，不能随便生。”她说，用那种生硬的英语，“火有火的规矩。”

后来玛丽慢慢明白了。

在部落里，火不是随便点的。每一堆火都有它的主人——那个负责保管火种的女人。火种是从上一代传下来的，从不让它熄灭，迁徙时用湿树皮包着带走。外人不能碰别人的火种，不能从别人的火堆里取火，不能把不同火堆的炭混在一起。

“火混在一起，”Nana说，“人会生病。火会生气。”

玛丽一开始觉得这是迷信。直到有一天，她亲眼看见两个女人因为火种的事吵起来——一个说另一个偷了她的火，偷火的那个说只是借一下，还回去的时候混了。两人吵了一整天，最后请头人来裁决。头人让那个借火的女人重新去远方取新火种，取回来之前，不能碰任何人的火。

玛丽问杰克：“你信这个吗？”

杰克想了想，说：“在爱尔兰，我们家也有规矩——不能把面包倒着放，不能在晚上扫地，不能从梯子下面走。我妈说，那是老辈子传下来的，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别犯。”

玛丽点点头。

从那以后，她每次生火，都会先看看是谁的火种。

二、袋鼠的魂

打猎的日子，是部落里最重要的事。

男人出去打猎，女人不能跟着。这是规矩，比火的规矩更严。

玛丽问过为什么。Nana指了指远处的丛林，说：“女人身上有血。袋鼠闻得到。女人去了，袋鼠跑。”

玛丽不明白：“什么血？”

Nana看着她，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她指了指玛丽的下身，又指了指月亮。

玛丽忽然懂了——月经。

“女人流血的时候，不能碰猎物，不能碰男人的武器，不能去打猎的地方。”Nana说，“袋鼠会知道。袋鼠的魂会告诉它们。”

玛丽想起在伦敦时，女人们来月经也只是偷偷处理，从不提起。但那是羞耻，不是规矩。这里的规矩不一样——不是因为女人不干净，是因为血有力量，会惊动动物的魂。

后来有一次，部落里的男人们打到一只大袋鼠。他们把袋鼠拖回营地，Nana带着女人们迎上去，用木棍敲打地面，唱起歌来。

玛丽站在人群里，听着那些听不懂的词。Nana后来告诉她，那是在向袋鼠的魂道歉。

“你们杀它，是为了吃，不是为了坏。”Nana说，“你要告诉它的魂，谢谢它把肉给你。不然它的魂会跟着你，让你生病。”

玛丽看着那只死去的袋鼠，看着Nana虔诚的脸。她想起伦敦的肉铺里，一扇扇挂着的猪肉、牛肉、羊肉，没有人向它们道歉。

谁是对的？

她不知道。

三、不能吃的鸟

部落里有一种白色的鸟，长腿，细脖子，常在沼泽边走来走去。玛丽第一次看见时，觉得它很漂亮。后来她发现，从来没有人打这种鸟。

“为什么不吃？”她问杰克。

杰克摇头：“我问过。他们说不能吃，是祖先变的。”

“祖先变的？”

“他们信这个。死了的人会变成动物、变成树、变成石头。你吃的那个动物，可能是你奶奶的奶奶变的。”

玛丽觉得这说法又奇怪又可怕。她想起自己的母亲——母亲死在牢里，尸体不知道被扔到哪里去了。如果母亲也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什么呢？泰晤士河边的乌鸦？还是伦敦街头的野猫？

她不敢想。

有一天，一个部落里的男孩不小心打死了一只白鸟。他哭着跑回来，抱着他母亲，浑身发抖。整个部落都惊动了。

头人走过来，看了看那只死鸟，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宣布：男孩必须离开部落一个月，自己住在丛林里，不能和任何人说话，不能吃任何人给的食物。一个月后，如果他还活着，鸟的魂就原谅他了。

男孩走了。

玛丽问Nana：“他会死吗？”

Nana说：“不知道。看鸟的魂。”

一个月后，男孩回来了。瘦得像一根棍子，但活着。全族人围着他唱歌，往他身上撒灰。Nana告诉玛丽，那是让鸟的魂离开他的身体，回到该去的地方。

玛丽看着那个男孩，看着那些唱歌的人，忽然觉得，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那些动物真的有魂。也许杀生这件事，本来就应该害怕。

四、树皮与药

部落里没有医生，但有治病的女人。

Nana就是治病的女人之一。她的棚屋里堆满了各种东西——树皮、草根、树叶、石头、动物的骨头、干枯的虫子。玛丽不知道那些都是什么，只知道每次有人生病，就会来找Nana。

有一次玛丽发烧了，浑身滚烫，头疼得像要裂开。Nana让她躺下，用凉水浸过的树皮敷在她额头上，然后煮了一锅黑乎乎的水，让她喝下去。

那水苦得要命，玛丽差点吐出来。Nana按着她的嘴，逼她咽下去。

“喝。喝了就好。”

玛丽喝了。第二天，烧退了。

她问Nana那是什么。Nana带着她走进丛林，找到一棵树，剥下一块树皮，递给她。

“这个。煮水，喝。”

玛丽后来学会了认那种树——当地人叫它“Mapi”，学名是什么她不知道。她也学会了认别的：治拉肚子的草根，治伤口的树叶，治牙疼的树胶，治蛇咬的藤蔓。

每一种药都有自己的规矩。

有的要在月亮圆的时候采，有的要在月亮缺的时候采。有的只能用手采，不能用工具。有的采之前要对树说话，告诉它你要用它来干什么。

Nana说：“树有耳朵。你说话，它听见。你不说，它生气，不给你药。”

玛丽学会了对着树说话。一开始她觉得傻，后来习惯了。再后来，她发现那些树好像真的在听——不是真的听，是她自己在听。她在说话的时候，会认真看着那棵树，记住它的样子，记住它长在哪里。下一次需要药的时候，她能准确找到它。

也许这就是规矩的意义——让你记住，让你认真，让你不敢随便。

五、梦的时间

部落里的人常常说起一个词：“Dreaming”。

玛丽听不懂。她问Nana，Nana想了很久，用英语说：“梦里的时候。”

“梦里的时候？”

“人睡觉的时候，魂会出去。去别的地方，见别的人，见死掉的人，见还没生出来的人。那些地方，那些人，都是真的。不是做梦，是真的。”

玛丽想起自己在监狱里做的梦。她梦见母亲，梦见泰晤士河，梦见那条她偷过的手帕。那些梦太真实了，醒来时她常常分不清自己在哪里。

“那些是真的吗？”她问。

Nana看着她，眼神很深。

“你的魂想回去。你在这里，魂在那里。你要把它们叫回来。”

她让玛丽躺下，闭上眼睛。然后她坐在旁边，开始唱歌。那歌声很低，很慢，像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玛丽不知道唱了多久。她睡着了。

等她醒来，Nana还坐在旁边，看着她。

“你的魂回来了吗？”Nana问。

玛丽想了想。她不知道。但她觉得，心里好像没有那么堵了。

后来她学会了“叫魂”的歌。每当有人生病、受惊、做噩梦，她就坐在那人旁边，唱那首歌。

她不知道魂是不是真的会回来。但唱完歌的人，总会平静一些。

也许这就是够了吧。

六、生孩子的秘密

玛丽第一次看见部落里的女人生孩子，吓得脸都白了。

那是在丛林深处，一个临时搭起的草棚里。女人蹲在地上，双手抓着一根插进土里的木棍，满头大汗，咬着牙不喊出声。旁边围着几个年纪大的女人，用树叶给她扇风，用凉水给她擦身，在她耳边说话，说的什么玛丽听不懂。

杰克不能靠近。男人都不能靠近。这是女人的事。

孩子生下来以后，Nana用一片锋利的贝壳割断脐带，用清水把孩子洗干净，裹在柔软的袋鼠皮里，递给那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

女人抱着孩子，笑了。

玛丽站在旁边，不知道说什么。她想起伦敦的产房里，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那些冰冷的器械，那些尖叫的女人。这里没有医生，没有器械，没有尖叫。

“为什么她不喊？”玛丽问。

Nana看了她一眼，说：“喊了，魂会跑。孩子的魂，母亲的魂，都会跑。不能喊。”

后来玛丽自己生孩子的时候，也没有喊。

她咬着牙，抓着那根木棍，听着身边那些女人的歌声，想着Nana说的话。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她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小东西，忽然明白为什么不能喊了。

因为你喊了，就听不到那些歌了。

而那些歌，是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

七、禁忌的重量

玛丽在部落里住了很多年，始终没能记住所有的禁忌。

太多太多了。

不能指着月亮——指了月亮，月亮会割你的耳朵。玛丽不信，指了一次。第二天，她耳朵上真的长了一个小疮。巧合，她知道是巧合。但她再也没指过月亮。

不能在晚上吹口哨——吹了口哨，蛇会来找你。玛丽不信，吹了一次。第二天，她真在棚屋外看到一条蛇。巧合，她知道是巧合。但她再也没在晚上吹过口哨。

不能踩别人的影子——踩了，那人会疼。玛丽小心地躲着所有人的影子，包括孩子的。后来孩子们学会了躲她的影子。一家人走路，像在跳一种奇怪的舞蹈。

杰克说：“我们变成什么了？”

玛丽说：“变成这里的人了。”

杰克笑了，笑里有点苦涩：“这里的人？他们在这里住了几万年。我们才住了几年。我们永远不是这里的人。”

玛丽沉默了一会儿，说：“可是我们也回不去了。”

那天晚上，玛丽坐在棚屋外面，看着月亮。她没有指它，只是看着。

她想起伦敦，想起泰晤士河上的雾，想起监狱里那些女人的脸。那些地方，那些人，好像越来越远了。

她想起部落里那些规矩，那些禁忌，那些她永远也记不全的东西。那些东西也在慢慢进入她的身体，变成她的一部分。

她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

但她知道，此刻坐在这里，看着月亮，听着丛林里的虫鸣，她没有想要逃跑。

也许这就够了。

卷七：混血的孩子们

1840年，帕拉瓦部落

玛丽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1840年的春天。

那是个男孩，皮肤比部落里的孩子浅一些，眼睛是灰蓝色的——像杰克。接生的老妇人把他抱起来，用清水洗了洗，裹在柔软的兽皮里，递给玛丽。

玛丽抱着他，看着他皱巴巴的小脸，眼泪流了下来。

杰克蹲在她身边，轻轻碰了碰孩子的脸。

“他叫什么？”他问。

玛丽想了想。她想起那个古老的英格兰名字，想起母亲曾经讲过的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叫威廉的国王，征服者，从海那边来的。

“威廉。”她说。

杰克点点头：“威廉。好名字。”

但部落里的人不会发“威廉”这个音。他们叫他“Wilyan”——听起来像是某个古老的部落名字。玛丽没有纠正他们。也许威廉本来就是属于这里的。

后来她又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他们的皮肤一个比一个浅，眼睛一个比一个更像杰克。部落里的人叫他们“混合的孩子”，没有恶意，只是描述事实。

玛丽教他们说英语——那些她记得的单词，那些母亲教过她的歌谣。杰克教他们爱尔兰的民谣——关于绿野仙踪，关于勇士，关于爱情。部落里的人教他们追踪袋鼠，辨认毒蛇，在丛林里生存。

孩子们在三个世界里长大——父亲的世界，母亲的世界，还有这片土地本身的世界。

他们说着三种语言——英语，爱尔兰语，帕拉瓦语。有时候一句话里混杂着三种语言的单词，别人听不懂，他们自己却明白。

玛丽有时候看着他们，会觉得恍惚。这些孩子，这些混血的孩子，他们是谁？他们属于哪里？

后来她不再问了。

因为他们就在这里，在这片丛林里，在这个部落里，在这个她曾经以为自己永远不可能属于的地方。他们属于这里，就像她一样。

帕拉瓦部落，1840-1850年

威廉三岁那年，部落里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玛丽带着他在溪边洗东西，一个白人骑马经过。那人穿着脏兮兮的猎装，脸上胡子拉碴，腰间别着一把枪。他勒住马，盯着玛丽看了很久。

“你是逃犯？”他问。

玛丽没有说话，把威廉往身后拉了拉。

那人下了马，走近几步。玛丽看清了他的脸——不是守卫，不是士兵，只是一个普通的猎人，皮肤晒得和杰克一样黑。

“别怕，”他说，“我也是逃出来的。十年前。从霍巴特那边的监狱。”

玛丽仍然没有说话。

那人看了看她身后的威廉，又看了看她身上的兽皮衣服，忽然笑了。

“你过得不赖。”他说，“比我在丛林里一个人强。”

他翻身上马，临走前说了一句：“他们还在抓逃犯。别往东边走，那边有巡逻队。”

然后他走了。

玛丽站在原地，看着那匹马消失在丛林里，很久没有动。

那天晚上，她问杰克：“我们会被抓回去吗？”

杰克沉默了一会儿，说：“也许吧。”

“那怎么办？”

杰克看着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在火光里闪烁。

“我们在这里住了五年了。我们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规矩。我们有了孩子。如果被抓回去，威廉怎么办？下一个孩子怎么办？”

玛丽没有说话。

杰克握住她的手：“我们回不去了，玛丽。不管是被抓回去，还是自己回去，都回不去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玛丽低下头，看着威廉熟睡的小脸。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她重复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了很多遍。

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出生在1843年。

玛丽给她起名叫艾琳——那是她母亲的名字。接生的老妇人叫她“Ilina”，听起来像是帕拉瓦语里“小溪边的花”的意思。

艾琳的眼睛是棕色的，像玛丽，皮肤比威廉更浅。部落里的人看见她，总是忍不住伸手摸摸她的头发，轻声说着什么。玛丽后来听懂了，他们在说：“她的魂是从海上来的，所以皮肤这么浅。”

艾琳三岁的时候，玛丽开始教她说英语。

“This is water.”玛丽指着溪水说。

艾琳眨眨眼睛：“Mapi.”她用帕拉瓦语回答。

“No, water.”玛丽摇头。

艾琳歪着头看她，忽然笑了：“Water mapi.”

玛丽愣了一下，也笑了。

“好，water mapi.”

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出生在1846年。杰克给他起名叫汤姆，随他父亲的名字。

汤姆出生的时候，玛丽已经不那么害怕了。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蹲下来，抓着木棍，听着女人们的歌声。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她亲手用贝壳割断脐带，把他抱在怀里。

Nana在旁边看着，点了点头。

“你学会了。”她说。

玛丽笑了。她确实是学会了。学会生孩子，学会生火，学会认草药，学会在丛林里活下来。她学会了太多太多东西，多得她有时候会忘记自己曾经是谁。

但有时候，半夜醒来，看着棚屋顶上的星空，她会想起泰晤士河上的雾，想起伦敦街头的煤烟味，想起母亲躺在牢房地上的样子。

那些记忆还在，只是越来越远了。

第四个孩子是个女孩，出生在1850年。玛丽给她起名叫露西，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喜欢这个名字。

露西的皮肤是最浅的，眼睛是灰蓝色的，像杰克。部落里的人看见她，总是沉默很久，然后轻声说：“她的魂一半在这里，一半在那边。”

玛丽不知道“那边”是哪边。

她只知道，这个孩子，还有前面三个孩子，他们的魂都在这里。他们在这片丛林里长大，学会追踪袋鼠，学会辨认毒蛇，学会在月亮圆的时候采药，在月亮缺的时候打猎。

他们会说帕拉瓦语，比玛丽说得还好。他们会说英语，带着奇怪的口音。他们会在两种语言之间自由切换，有时候一句话里混着三种语言的词，自己都没意识到。

他们是混血的孩子。

他们不属于任何地方。

但他们在这里。

卷八：语言之河（续）

塔斯马尼亚西北部，1865年

那年的冬天格外冷。

玛丽坐在棚屋外面，裹着袋鼠皮，看着远处的海。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树皮一样深。杰克坐在她旁边，也是一样的老态。

他们很少说话。在一起三十年了，该说的都说完了。不说话的时候，只是坐着，看海，看树，看那些跑来跑去的孩子们——他们的孙子孙女，还有部落里其他混血的孩子。

“你听。”杰克忽然说。

玛丽侧耳听。远处传来孩子们的声音，他们在玩游戏，一边跑一边喊。

“Gone roo that way! You catch him!”

“No, him run too fast!”

“We go alonga creek, maybe find him drink water!”

玛丽听懂了——袋鼠往那边跑了，你追不上，我们去小溪那边找它喝水。

但她用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这是英语。

不，是英语，但又不是。那些词的顺序不对，那些语法是帕拉瓦语的语法，只是套上了英语的单词。

“混合语。”杰克说，声音里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他们真的在说混合语。”

玛丽没有说话。

她看着那些奔跑的孩子们，看着他们浅棕色的皮肤，灰蓝色的眼睛，还有那些她听不懂又听得懂的话。

三十年前，她从悬崖上跳下来，游过那片没有围墙的海，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她以为自己只是换了一个地方活着，活着就好。

但她没想到，她留下了别的东西。

不是那把钥匙，不是那些记忆，是这些孩子。这些说着两种语言、属于两个世界的孩子。他们活着，就会继续生养孩子，那些孩子也会活着。一代一代，这些语言会混在一起，这些血液会混在一起，变成一种新的东西。

她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她知道，那是她留下的。

那年冬天，部落里来了一个人。

是个白人，穿着体面的衣服，骑着马，带着几个士兵。玛丽远远看见他，心往下沉。

但那人没有带枪。他下了马，站在部落边缘，用英语喊：“我没有恶意。我是来记录的。”

杰克走过去，用英语问他：“记录什么？”

那人说：“我是霍巴特的学者。我在研究土著语言。听说这里有混血的孩子，会说一种特别的话，我想听听。”

玛丽站在远处，看着杰克和那个人说话。她看见杰克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那人拿出一个本子，一支笔，跟着孩子们走进丛林。他听他们说话，问他们问题，在本子上飞快地写着什么。

天黑前，他走了。

临走前，他对杰克说：“你们的孩子说的话，很重要。不是英语，不是土著语，是新的东西。应该记下来。”

杰克没有回答。

玛丽走过来，站在他身边。

“他会把我们的事说出去吗？”她问。

杰克摇摇头：“不知道。”

那天晚上，玛丽很久没有睡着。她想起那个学者手里的本子，想起他飞快移动的笔。那些话被记下来了，写在纸上，以后会有人看到，会有人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曾经有一个女人，从海上逃来，在这里生了孩子，孩子们学会了一种新的语言。

她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她知道，那些话被记住了。就像那把沉入海底的钥匙，总有一天会被人捞起来，放在玻璃后面，让人看。

塔斯马尼亚西北部，1870年

杰克死的那天，阳光很好。

他躺在兽皮铺成的床上，握着玛丽的手，看着窗外——那扇用树枝编成的窗户，可以看到海。

“海。”他说，声音很轻。

玛丽点点头：“海。”

“你知道吗，”杰克说，“我小时候……在爱尔兰……每天看海。我父亲说，海是没有围墙的。”

玛丽握紧他的手。

“后来我去了伦敦，”杰克继续说，“没有海。只有围墙。再后来，亚瑟港。又有海了，可是有围墙。再后来……”

他停下来，喘了口气。

“再后来，我跳下去了。从那座悬崖上。我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没有死。我到了这里。”

他看着窗外，看着远处的海平面。

“你看，”他说，“这里又有海了。没有围墙。”

玛丽低下头，眼泪滴在他手上。

杰克转过头看着她，笑了。那笑容和她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灰蓝色的眼睛里，有光。

“谢谢你，”他说，“让我看到了没有围墙的海。”

然后他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玛丽坐在他身边，坐了很久。

她想起第一次看见他，在亚瑟港的院子里，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也许只有两三秒。但她记住了那双眼睛——灰蓝色的，像海的颜色。

三十五年过去了。

那双眼睛闭上了。

卷九：最后的日记

塔斯马尼亚西北部，1890年

玛丽又活了二十年。

她一个人住在小屋里，和儿子汤姆一家一起。白天帮他们照顾孩子，晚上坐在屋前，看着海，看着太阳一点一点沉下去。

有时候她会想起伦敦，想起泰晤士河上的雾，想起那艘把她运到天涯海角的船。那些记忆越来越模糊了，像褪了色的布，只剩下淡淡的影子。

她记得更清楚的是别的东西。

Nana教她认草药的每一个细节——哪种树皮治发烧，哪种草根治拉肚子，哪种藤蔓治蛇咬。她记得对着树说话的感觉，记得树好像真的在听。

她记得那个女人生孩子时不喊出声的样子，记得那根插进土里的木棍，记得那些围在旁边的女人唱的古老的歌。后来她自己生孩子的时候，也是那样做的。

她记得那只被男孩打死的白鸟，记得男孩被赶进丛林一个月，回来时瘦成一根棍子。全族人围着他唱歌，往他身上撒灰，让鸟的魂离开他的身体。

她记得火的规矩，记得不能踩别人的影子，记得不能在晚上吹口哨。她知道那些都是迷信，但她还是遵守着。因为那些规矩让她记住——你不是一个人，你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影响别人，影响那些看不见的魂。

她不知道自己相不相信那些魂。

但她知道，遵守那些规矩的时候，她心里很安静。

就像现在，坐在这里看海，心里也很安静。

1895年冬天，玛丽病倒了。

她躺在兽皮床上，看着窗外那棵老树。树叶落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蒙蒙的天空。

汤姆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

“妈，”他说，“你害怕吗？”

玛丽想了想。

“不害怕，”她说，“我这一辈子，经历过太多事。被关起来，逃出来，活下来。现在我只是累了。”

她转过头，看着汤姆。

“你知道吗，”她说，“你父亲说过一句话。他说，海是没有围墙的。我年轻的时候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明白了。”

“什么意思？”

玛丽笑了。

“意思是，不管你从哪里来，不管你经历过什么，总有一天，你会看到那片没有围墙的海。就像现在这样。”

她闭上眼睛。

窗外的风轻轻吹着，海浪拍打着岸边的岩石，一声一声，像古老的歌谣。

她想起Nana唱过的那些歌，想起那些围着篝火的夜晚，想起那些孩子奔跑的身影。她想起杰克的脸，想起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想起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谢谢你让我看到了没有围墙的海。”

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但她太累了。

她只是轻轻笑了一下。

玛丽·布里格斯死于1895年冬天。

汤姆把她埋在能看到海的地方。按照部落的规矩，他没有立墓碑，只是在土上撒了白色的灰，让她的魂能顺着灰飘回该去的地方。

他不知道她的魂会去哪里。

伦敦？还是这里？

也许两边都会去吧。她本来就是从海上来的，魂也应该能飘过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档案摘录：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的命运

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悲剧的消亡史。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塔斯马尼亚约有3000至7000名土著人，分为九个部落，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数万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语言。

1803年，英国开始在塔斯马尼亚建立定居点。随后几十年里，冲突、疾病、暴力导致土著人口急剧减少。1830年代，乔治·亚瑟总督发起了“黑色战争”，试图将土著人驱离白人定居区。幸存者被强制迁往弗林德斯岛，在那里大多数人死于疾病和绝望。

1876年，最后一位纯血统塔斯马尼亚土著女性特鲁加尼尼去世。她曾被科学家当作“最后的人类标本”研究，遗体被解剖、展览，直到1976年才被火化，骨灰撒入大海。

但塔斯马尼亚土著人并未真正灭绝。大量混血后代存活下来，他们保留着祖先的记忆和文化，努力寻找着自己的身份认同。2007年，澳大利亚估计约有400万人是当年流放囚犯的后代。这些人中，有多少人同时流淌着土著人的血液？没有人知道。

正如历史学家所说，澳大利亚的历史是一条“神秘的血河”。河流的两岸，站着白人、黑人和所有中间色的人。河水里流淌着鲜血、眼泪、汗水和希望。

尾声：博物馆里的回响

2018年，亚瑟港监狱遗址

展厅里恒温二十一摄氏度，湿度控制在百分之五十。

玻璃展柜里陈列着各种物品：锈蚀的铁镣、发黄的囚服、破损的圣经、刻着名字的骨制梳子。每件物品都有标签，简洁，客观，像医生的诊断书。

那把钥匙单独躺在一个较小的展柜里，长度约二十厘米，铁质，表面覆盖着墨绿色的锈迹。齿痕已经磨损，无法辨认原本的形状。

标签上写着：

亚瑟港监狱主门钥匙

1877年监狱关闭时遗弃

1952年渔民于鹰颈地峡附近海域打捞所得

捐赠人：托马斯·J·威尔逊

旁边的说明略微详细些：

据渔民回忆，钥匙卡在渔网中，随网一同捞起。档案中无任何记录说明钥匙何以落入海中。

无任何记录。

历史研究者站在展柜前，双手插在口袋里。他已经来过这里很多次，每次都会在这把钥匙前站很久。

但这一次，他注意到展柜角落里还有一样东西——一张残破的纸片，放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展柜里，标签上写着：

塔斯马尼亚西北部土著社区捐赠

据称为19世纪逃犯后代遗物

纸上文字为早期“混合语”样本

他俯身细看。

那张纸已经残破不堪，边缘发黄，字迹模糊。但依稀可以辨认出几行字：

…my father him say…

…water belonga sea no got fence…

…my mother her name Mary…

…we children belonga this land…

他站直身子，看着窗外。

亚瑟港的遗址就在不远处，那些残垣断壁静静地矗立在海边。阳光照在石墙上，泛着温暖的光。海风从窗口吹进来，带着咸腥的味道，和一百多年前一样。

远处，几个土著孩子正在草地上奔跑，他们的笑声隐隐约约传来，被风吹散。

他想起那把钥匙，想起那个跳崖的女囚，想起那个守卫，想起那些混血的孩子，想起那张残破纸片上的话：

water belonga sea no got fence

海是没有围墙的。

无论是一百多年前的囚犯，还是一百多年后的游客，站在这里，看到的都是同一片海。自由的海。没有边际的海。任何铁门、任何锁链、任何悬崖都无法囚禁的海。

而那些追求自由的人，那些逃跑的人，那些混血的孩子，那些说着混合语的后代——他们也是这片海的一部分。

风从海上吹来，穿过那些七隙八孔的石墙，发出低沉的呜咽声。

那声音像是在说什么。

也许是在说——

海是没有围墙的。

我们都是海上的人。

研究者转身要走，发现展柜旁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个年轻女孩。

她大概二十出头，皮肤是浅棕色，眼睛很大，灰蓝色的——那种在土著社区里偶尔能看到的、混合了两种血统的眼睛。

她也在看那张残破的纸片。

研究者犹豫了一下，开口问：“你认识这些字？”

女孩转过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很平静，像看一个陌生人，也像看一个久远的、说不清关系的亲戚。

“认识一点，”她说，“我奶奶教过我。她说这是我们家的老话。”

“你们家？”

女孩点点头，指了指纸片上的那行字：

water belonga sea no got fence

“这句我认识，”她说，“海是没有围墙的。奶奶说，这是很久以前一个从海上来的女人说的话。”

研究者心跳漏了一拍：“那个女人叫什么？”

女孩想了想，摇头：“奶奶没说。只说她是从海那边来的，后来留在这里，再也没回去过。”

她顿了顿，看着窗外那片海，阳光正照在海面上，金光闪闪。

“她说，那个女人跳过一次海。从很高的悬崖上跳下去。大家都以为她死了，可是她没有。”

研究者顺着她的目光看向窗外。

远处，亚瑟港的残墙静静矗立，悬崖如刀削般插入海中，浪花翻涌。

一百八十年前，有人从那里跳下去，游向了没有围墙的海。

一百八十年后，她的后人站在这里，看着同一片海。

女孩转身要走，研究者叫住她：“你叫什么名字？”

她回过头，笑了笑。

“玛丽。”

后记：

关于这个故事，以及它背后的故事

一、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

我第一次去亚瑟港，是在一个阴天的下午。

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只是作为一个游客，走在那些残垣断壁之间，看着那些被时间打磨得圆润的石块，听着导游讲述那些早已死去的人的故事。

导游说，这里曾经关押过一万两千名囚犯。其中两千人死于监禁期间，葬在远处的死亡岛上。那些囚犯中，有偷面包的妇人，有偷鸡的爱尔兰人，有九岁的孩子。

他说，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暴动。不是因为守卫仁慈，是因为不需要——三面是海，一面是狗，鲨鱼在悬崖下游弋，没有人能逃出去。

他说，监狱关闭的那一年，守卫们把钥匙扔进了海里。

我站在悬崖边，看着那片灰蓝色的海，忽然想起了什么。

我想到的不是那些囚犯，不是那些守卫，而是那把钥匙。它沉在海底，一年又一年，被海水腐蚀，被泥沙掩埋，被鱼群游过。七十五年后，一个渔民把它打捞上来，它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

有人把它扔下去，有人把它捞起来。中间那七十五年，它在海里，没有人知道它在哪儿。

这个画面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后来我开始查资料，读那些囚犯的档案，读那些逃犯的故事，读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的历史。越读越觉得，那把钥匙，也许不只是钥匙。

它也是一个隐喻。

那些被流放的人，那些逃跑的人，那些混血的孩子，那些说着混合语的后代——他们也是被扔进海里、又被打捞起来的东西。他们被从原来的世界连根拔起，扔进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有些人沉下去了，有些人浮起来了，有些人变成了别的东西。

这个故事，就是关于那些浮起来的人。

二、虚构与真实之间

这篇作品被标注为“非虚构的历史叙事”，但读者可能会问：玛丽和杰克是真的吗？那些对话是真的吗？那些丛林里的规矩是真的吗？

答案是：不全是。

玛丽·布里格斯、杰克·赖利、托马斯·哈德森都是虚构人物。没有档案记载一个叫玛丽的十四岁女孩因偷手帕被流放，也没有记载一个叫杰克的偷鸡贼从亚瑟港逃出，和土著人生活了五十年。

但他们的经历，是真实的。

那艘挤满女囚的船，是真的。那些在船舱里死去、被扔进海里的人，是真的。亚瑟港的悬崖、狗防线、死亡岛，都是真的。女囚区有自己的规矩，“红毛贝丝”这样的人，是真的存在过的。守卫托马斯·哈德森最后跳崖的传说，在当地口述史中确有流传——虽然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那把被渔民打捞起的钥匙，是真的。此刻它就在亚瑟港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

至于玛丽在土著部落里学到的那些东西——

火的规矩，是真的。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确实有严格的火种管理制度，不同的火种属于不同的家族，不能混用。人类学家在十九世纪的记录中多次提到这一点。

向猎物的灵魂道歉，是真的。狩猎后举行仪式、感谢动物献出生命的行为，在许多狩猎采集社会中都存在，塔斯马尼亚土著人也不例外。

不能吃的白鸟，是真的。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禁忌的图腾动物，那些动物被认为是祖先的灵魂所化。

草药治病的规矩，是真的。土著人的传统医药知识极为丰富，对不同植物的采集时间、采集方式有严格要求。

“梦的时间”（Dreaming）的概念，是真的。这是土著人宇宙观的核心，他们认为梦境与现实并非截然分开，人在梦中可以接触到祖先的灵魂。

生孩子的规矩，是真的。女人生产时不能喊叫，因为害怕惊走灵魂——这个细节来自十九世纪一位传教士的记录，他亲眼目睹了土著女人生产的全过程。

禁忌的数量，是真的。土著人的禁忌体系极为复杂，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些“不能指月亮”“不能晚上吹口哨”的规矩，并非我杜撰，而是从人类学著作中借来的——只是把它们从其他土著文化移植到了塔斯马尼亚。

至于那些“混合语”的句子——

Gone roo that way, water him drink alonga creek.

这样的句子，是真的存在过的。在澳大利亚的某些土著社区，至今仍有人使用这种“克里奥尔语”（Creole）——英语词汇加上土著语法，形成一种全新的语言。那些混血的孩子，那些在两种文化之间长大的人，创造了这种语言，也用这种语言标记了自己的身份。

所以，玛丽和杰克是假的。但他们经历的世界，是真的。

三、那些没有名字的人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些被流放的人，后来怎么样了？

历史档案里，他们只是一行行数字。某某，罪名，刑期，船名，到达日期。偶尔有更详细的记录——身高，发色，眼睛颜色，身上有没有疤。但没有人记录他们后来的故事。

他们被释放以后，去了哪里？有没有结婚生子？有没有回过英国？还是死在某个没人知道的地方？

更没有人记录那些逃跑的人。

亚瑟港的档案里，有逃跑者的名单。名字，日期，结果——大多数写着“被捕”或“死亡”。只有极少数写着“逃脱，未寻获”。

未寻获。

这三个字后面，是什么？

是饿死在丛林里？是被土著人杀死？还是像玛丽和杰克那样，被部落接纳，活了下来，生了孩子，那些孩子又生了孩子，一百多年后，他们的后代站在博物馆里，看着那张残破的纸片？

没有人知道。

历史不会记录那些没有名字的人。他们消失在丛林深处，像沉入海底的钥匙，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儿。

但我忍不住想：也许他们还在。也许那些钥匙，有一天会被打捞起来。

四、关于“神秘的血河”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W.H.斯坦纳说过一句话，我写在档案摘录里了：

“澳大利亚的历史上，有一条神秘的血河，也就是由白人与原住民间的关系所构成的鲜血之河。”

这句话让我想了很久。

那条河的两岸，站着白人和黑人。河水是红色的，因为流过太多的血。但河里还有别的东西——眼泪，汗水，还有那些混血的孩子。

那些孩子站在河中间，不知道往哪边靠。

他们说着两种语言，遵守两种规矩，相信两种神。他们既是白人，又是黑人，又什么都不是。他们是那条河的产物，也是那条河的见证。

2007年，澳大利亚估计约有400万人是当年流放囚犯的后代。这400万人里，有多少人同时流淌着土著人的血液？没有人做过统计，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但那些血液确实在流淌着。在某个小镇，某个家庭，某个人的身体里。他们可能不知道，可能知道但不说，可能在很多年后才会发现——原来我的曾祖母，是一个从海上来的女人。

这就是那条神秘的血河。

看不见，但一直在流。

五、感谢

最后，想感谢一些人。

感谢亚瑟港监狱遗址的管理者，他们保存了那些档案，让一百多年后的我们可以看见那些名字和数字背后的生命。

感谢那些记录土著人生活的人类学家和传教士——尽管他们的记录带着时代的偏见，但如果没有他们，那些规矩、那些禁忌、那些语言，早就被遗忘了。

感谢塔斯马尼亚土著社区的口述史传承者。他们在最艰难的时代活了下来，把祖先的故事一代代传下去。这篇作品里的一些细节，就是从他们的口述史中借来的。

感谢那些没有名字的人。

那些从悬崖上跳下去的人，那些在丛林里饿死的人，那些被狗撕碎的人，那些被鲨鱼吃掉的人，那些被土著人接纳的人，那些生了混血孩子的人，那些说混合语的人，那些把故事传下去的人。

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故事。

六、最后的话

写完这个故事的那个晚上，我又想起了那把钥匙。

它沉在海底七十五年，被海水腐蚀，被泥沙掩埋。但它没有消失。有一天，它被捞起来了，被清洗干净，被放进玻璃展柜，被无数人观看。

那些打捞它的人，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在海里。那些观看它的人，不知道它曾经锁住过谁。但钥匙就在那里，不说话，只是存在。

我想，这个故事也是一样的。

那些死去的人，那些逃跑的人，那些混血的孩子，他们都已经不在了。但他们的故事还在，像那把钥匙一样，沉在某处，等待被打捞。

如果这篇作品能让读者感受到一点什么——不是同情，不是愤怒，只是一点遥远的、模糊的共鸣——那么它就没有白写。

因为那意味着，那些没有名字的人，被看见了。

哪怕只是一眼。

哪怕只是一瞬间。

哪怕只是一行字：

water belonga sea no got fence

海是没有围墙的。

我们都是海上的人。

2024年冬 于旅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