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空军八年岁月中的喜与痛 在人民公安报任记者。（北京市公安局 刘永生摄） 在部队服役期间，许多战友都知道我曾绘制过大量毛主席像。实际上，我并未接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家庭成员中亦无人从事美术相关行业。若说与绘画有所渊源，或许是些许天赋使然。忆及上中直幼儿园时，我在石蜡画板上绘制的斯大林像，曾被老师选送参加中直机关展览并获奖；小学阶段，我曾临摹小说《十日谈》中的插图，画了百余个裸体小人，被母亲看到没收了。然而，直至参军，我对画笔的种类、色彩的细分仍一无所知。<br> 1968年，我最初服役于靶场，隶属于师司令部管理科。靶场虽远离师部核心区域，但各项要求与大部队无异，尤其学习教育活动从未间断。于是，编辑出版黑板报的任务便落在了我身上。板报出刊未几，司令部管理科协理员张贞在检查工作时，对黑板报颇为关注。不久后，我便被调往农村参与社教工作，工作队的黑板报也由我利用休息时间负责编辑、绘画与书写。<br> 社教工作结束后，我被调至司令部管理科担任公务员，负责办公楼的卫生清扫。每日清晨，我需挑着一副装有十个暖瓶的木架扁担，前往礼堂后方的开水房打水，再送至师领导房间。其余时间，则被安排在一间宽敞的房间内绘制毛主席像。科长与协理员张贞均为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同志，他们坚信我具备绘画才能，并反复鼓励我，称绘制毛主席像是锤炼对毛主席忠心的过程。在缺乏专业绘画材料的条件下，我想出了用油漆调色，在三合板上绘制油画的办法。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绘制《毛主席去安源》，画面中的青年毛泽东意气风发，背景中山峦草地色彩丰富。这些作品一部分悬挂于办公楼内，一部分赠予营区及家属。另有许多画作被复写多份，供各单位绣制红旗、锦旗及标语，为当时“红海洋”的营造贡献了力量。<br> 1969年5月，部队换防至临潼机场，我随之调至电影组。大礼堂后台两侧分别为电影广播室与图书阅览室，中间则是一个大厅。我时常到阅览室阅读书报、画报及美术类杂志，每期都反复翻阅，并将过期画报中喜爱的内容剪辑下来，作为学习资料。不久，师领导张孔铨被军委追记一等功，师部决定开展学习张孔铨事迹的活动，并成立了报道组与连环画创作组。该组成员由宣传科人员及陕西省出版社、省群众艺术馆的专业画家与编辑共同构成，我亦参与其中，负责安排老师们熟悉部队生活、搜集素材、写生及构思初稿。此项任务历时半年，连环画终在当年年底出版发行。在此期间，我跟随老师们在机场周边写生，平生首次完成了一幅油画作品，得到了老师们的高度评价。<br> 1972年，经过兰州空军军区宣传部的培训，我的彩色版画《颗颗命中》和国画写意《自己动手》在空军举办的美术展览中荣获优秀奖。1974年，空十一军组织美术创作班，我的一幅反映部队战备训练的工笔画在陕西省美术展览中获奖。<br> 自此，我几乎每年都会被调至师部参与部队思想教育展览的筹备工作。大约从1973年开始，师部安排我在礼堂绘制一幅三米高的毛主席油画像。这幅临摹作品虽技术性要求较高，但凭借数年积累的绘画经验，画起来的过程尚称顺利，唯因需反复攀爬，常感腰酸背痛。直至我复员当年，仍被派往镇川堡机场再绘制一幅。 正在画毛主席像。（政治处干事乔瑜 摄） 那些年，部队受“左”倾思想影响，尤以空军为甚。一次，宣传科科长陈晓冦找我谈话，称“你父亲属于‘黑六类’，而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应该跟你父亲划清界线”，并要求我改掉“自然红”的习气。其言论完全是文革时期的腔调，充满了造反派“怀疑一切”的思维模式，我对此根本无法接受。<br> 此后，宣传科长曾三次呵斥我：“滚到场务连去！”第一次是在电影组，一天晚上放映电影，因我疏忽，在倒新闻片时未检查影片正反，致使放映的武汉长江大桥画面倒置，江面在上，大桥在下。当时广场上即有人高呼“反革命！”，没两天我便“滚”到场务连。需要说明的是，按常规，放映员需经军放映队培训并取得合格证后方可正式上岗。电影组长李天增急于让我承担工作，仅指导数日，见我掌握基本操作便让我担任副手。第二次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刚发生时，我在兰空机关听闻消息，返回部队礼堂时，部队尚未传达相关文件。在礼堂图书室，有几位政治部和场站政治处的干事正在翻阅画报，我见其中有林彪的照片，便忍不住用指尖在上面划了叉。此事不知被哪位干事举报，翌日我便再次“滚到场务连”。一周后，部队正式传达了“九·一三事件”文件。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生在1976年4月。当时我在场站协助工作，与几位干事谈论刚发生的北京天安门事件（注：该事件在当时被错误地定为反革命性质，两年半后得到平反。它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一场正义的非暴力反抗运动，成为全民反抗“四人帮”的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直接推动了半年后“四人帮”的被粉碎）。当时流传着一些诗歌，有的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有的抒发对“四人帮”的愤怒之情。我记得自己曾激动地传阅过这样一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其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我因此再次被人举报。没过几天，一直关心我的董师长找我谈话，语气亲切，他说：“秦老兵，你是愿意到兰空后勤部营房处去，还是复员回北京啊？”我当即明白在部队已无法继续留任，便毫不犹豫地回答：“回北京！”<br> 上述经历，使我如同被按下水的葫芦，时沉时浮。下连队对我而言并非难事，我从不畏惧艰苦劳累，初心便是成为一名真正荷枪实弹的士兵。我所去的场务连，并非大营房中传说的那种收容犯错人员的“劳改营”。该连队住宿条件简陋，伙食亦简单朴素，但学习、操枪、队列训练、站岗执勤、土木砂石沥青公路工程、机场维护、灯光使用管理、消防救援及防化业务等任务一应俱全。连队的指战员来自六七个省市，上下团结一心，无人叫苦叫累，始终干劲十足。确有几位从其他单位调来的难以管理的士兵，但他们在连队中无法兴风作浪，一年后便复员了。<br> 在部队期间，最令我痛心的一件事是，参加美展后，中央美术学院招生办联系兰空，希望我能入学深造。然而，在征求师部意见时，师里不仅不同意，还询问是否可以更换他人。<br> 我并不知晓复员的真实原因。回到北京后，原想能当个工人便已满足，还能领取四十多元的工资。到家后才发现，自己背负着当时被视为弥天大忌的“罪名”——传播所谓“总理遗言”和“天安门诗抄”。所幸，部队师长乃至空军有关部门对我及家人采取了保护性措施，事先向我父亲通报了我复员的原因。一回到家，我便接到东城区景山派出所的传讯，此后每周需前往一次，每次均由同一位身着白上衣蓝裤子的民警进行谈话。派出所外屋总坐着一位未佩戴领章的军人，每当我经过，他便立刻将类似笔记本的东西塞进办公桌抽屉。这种状况持续了五个月，期间我既未被分配工作，也不被允许离开北京。<br> 数月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被人武部召回，提供了三个工作单位供我选择：第一个是东城区委宣传部，但文化宣传单位已让我心灰意冷，故未选择；第二个是市小汤山疗养院，拟任政委，负责整顿该院不良风气，我考虑到离家太远，亦未接受；最终我选择了到铁科院工作。<br> 未曾想，在铁科院辛勤工作八年后，我又被调至国家安全部门的对外刋物，随后又到公安部的刊物和报社担任我并不情愿的美术编辑及摄影记者，直至退休。<br> 我曾打听过景山派出所那位民警，得知他已调往东城公安分局工作。<br> 如今我已年逾七旬，无论是否刻意回想，数百幅画作或被索去，或赠予亲朋，书房中除了书籍和画册，便是数十年来积攒下的纸张与各色颜料。<br> 八年的军旅生涯，虽曾蒙受些许屈辱，但更多感受到的是家人的支持、战友们的情谊与师长的关爱。那段岁月于我而言，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从靶场到机关，挥油漆作画；在电影组放映电影、绘制幻灯；于大礼堂画室舞文弄墨；清扫跑道、背冲锋枪站哨位，再回到机关。其间有靶场的土黄色，有电影胶片与颜料盒里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而贯穿始终的，是一件件被汗水浸得泛白的军装。此后数十年，又经历了民警的橄榄色与公安的深蓝色。一路走来，这些不同的色彩交织融合，即便有过屈辱与不如意，依然构成了我生命中最亮丽的底色。人生大抵便是如此，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只要保持一颗热爱生活的心，便能在平凡中创造不凡。岗位虽有变迁，但军人的本色永不改变——那是一种不畏艰难、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这正是军人讲政治的体现。 家乡的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