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春味

张文

江南春味

二、三月的江南，总笼着几分温润的湿意。细雨如丝，织就一张轻柔的网，覆住白墙黑瓦，也唤醒了沉睡一冬的土地。此时，春意不仅挂在柳梢头，更藏在菜市场的喧闹与寻常百姓的餐桌上。随着春笋、蚕豆、苋菜、马兰头、蒜苗等时令鲜蔬纷纷上市，江南人讲究的“春味”便正式登场了。

对于江南人家而言，这不仅仅是一顿饭，更是一场与春天的郑重约定。在我家中，从爷爷到父亲，对于“吃春”都有一种近乎执着的仪式感。每当时鲜上市，特别是每年的“第一餐”，桌上必定琳琅满目。家人们吃得津津有味，那些流传已久的典故，便随着腾腾热气，在饭桌上娓娓道来。

江南春味首当其冲的，便是春笋。万物复苏之际，春笋被誉为“菜王”。记忆中第一次吃“腌笃鲜”——那时还叫“笋笃肉”——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爷爷年近七十，身子骨还算硬朗。依靠上海伯父每月寄来的五元生活费（总共十五元，十元给奶奶做日常开支），日子尚算过得去，爷爷便常去秦巷小镇的老虎灶茶馆喝早茶。茶馆里有个叫“籁籁根福”的小店，专卖卤菜小炒，是当时镇上唯一的营业性饮食店。偶尔，爷爷会和几个老伙计凑个几角钱买几个菜拼在一起喝早酒，有时也会带上我去吃碗小馄饨。

1970年初春的一天，爷爷突发兴致，说要带我去石塘湾镇上吃“春味”。我一听有好吃的，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早上，祖孙俩一路西行。因凌晨下过毛毛雨，乡间小路有些泥泞，爷爷穿着半新的中山装手持拐杖，边走边指点风光：“今儿带你踏青，你看这油菜花开得多好看，小麦绿油油的，今年又是好收成；那杨柳清明有用，路边这是马兰……”我跟在后面，边走边听，似懂非懂。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到了石塘湾镇上，父亲已在公社门口等候。中午祖孙三人下馆子，父亲点了春笋笃肉、马兰头、蚕豆等。虽只是三四个菜，祖父却吃得有滋有味。他夹起一块嫩笋，眯着眼对我说：“这叫‘尝鲜’。古时候大画家李渔最爱这笋，说它‘此蔬食中第一品也’。他讲过，笋之所以鲜美，是因为它甚至不需要肉来提味，若是加了肉，反而显得俗气了。但咱们江南人，讲究个‘鲜上加鲜’，这肉汤煨笋，便是要把春天的精气神都吸进去。”听着爷爷的话，再咬一口脆嫩的笋，仿佛真的尝到了泥土的芬芳与春雨的甘甜。

紧接着上桌的，是一盘青翠欲滴的“马兰头”。这是江南田间地头最常见的野菜，红根绿叶，清香扑鼻。处理马兰头极需耐心，焯水、挤干、切碎，拌上同样细碎的香干丁，淋上麻油。这道菜，讲究的是“挖”的乐趣。父亲说，他小时候春天一到，孩子们就拿着小铲刀去田埂上“挑”马兰头。他总爱讲那个传说：“相传马兰花是神仙坐骑脚下的草，生命力极强。咱们吃它，吃的就是那股子‘野性’和‘生命力’。吃了这马兰头，眼睛亮，腿脚轻，一整年都有精神。”

再看那碧绿如玉的蚕豆，那是江南春味中不可或缺的一抹绿。新鲜的蚕豆嫩得连皮都能吃，只需用葱油一炒，便是满盘春色。爷爷又讲起了村上有个做生意的，去上海、苏州、东北开饭店但他一生漂泊，最想念的就是家乡的嫩蚕豆。他每年吃蚕豆季节便要回家乡收购几大袋，自已先吃上一盘家乡风味的蚕豆，再卖给顾客，说是这豆子里有家乡的魂，能勾起乡愁。在爷爷口中，这小小的蚕豆，竟也承载了沉甸甸的文化分量。

到了八、九十年代，生活条件好了，物质丰富了，家家户户都吃得起春味，且是想吃尽吃，可惜爷爷已不在了。每逢清明时节，在上海的大伯回乡祭祖，一大家子聚餐，父亲总会挑那些笋尖嫩黄、根部白净的春笋买回来，剥壳、切片，无需过多调料，只需一勺咸肉或鲜肉同炖，便是那道名扬天下的“腌笃鲜”。除了这些，还有那红汤红叶的苋菜，炒出来汤汁红艳，用来拌饭是孩子们的最爱；那名为“乌炬”的或许是马兰头的变体，亦或是“乌塌菜”一类的珍馐，乌青油亮、入口滑润，带着独特的草本清香，是清热解毒的佳品；更有那青翠的蒜苗，不仅提味，更寓意着生机勃勃，满桌春味，一家人围坐桌前，窗外是江南的蒙蒙烟雨，桌上是时令的春蔬。伯父、父亲、叔父、姑姑们轮流讲着他们小时候“吃春”的趣事。这些从田埂上长出来的典故，像是一根无形的线，串联起味蕾的记忆与家族的情感。

如今菜场上的春笋、马兰头、蚕豆、蒜苗等春味应有尽有，只是比以前本地种的早了些时节。

所谓的“江南春味”，不仅仅是舌尖上的鲜嫩，更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爷爷那辈人吃的是传统，父亲那辈人吃的是回忆，而我们这辈人，在这些生动的典故中，品出了文化的传承，也品出了对过往亲人的深深思念。在这二、三月的春风里，这一席春味，让我们一饱口福的同时，更觉生活是如此的鲜活、明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