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子的美篇

汇子

（十九）井底方能知寒凉

一九五九年底，父亲的组织关系转至南市区了，南市区政协和南市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每月的信函，通知如约而来。个别好事的邻居，常常会从邮差手中夺过印有鲜红字样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上海市南市区委员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南市区委员会”的信函，高声呼喊着：“看哪，国民党来了。”有意无意间，挑起周围人的好奇与纷扰。弄堂里的孩子们，也常常无端起哄，对着我嘲弄着，高喊着：“看那，国民党的狗崽子，小赤佬。”每逢五一劳动节、中秋节、国庆节、春节，那些特制的红字大信封，装着邀请函，还有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特邀嘉宾函，出席国庆、春节、中秋节招待会的邀请函，上海各界人士春节招待会邀请函，如约而至。有时他们还会故意拆开探究其中，总会让那些好事者陷入尴尬，困惑不解，父亲总是泰然处之地淡然一笑。

王家的“鸿弟”还是那样豁达、洒脱，即便是在人生的低谷，即便无人能懂他的孤独和委屈。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阁楼中。

只要有机会，父亲总会带我前往茂名南路上的锦江小礼堂。我身着舅舅寄来的表姐的旧衣服，虽然略显陈旧，却款式新颖，料子讲究，做工精细，我穿梭于贫民窟的弄堂里，格外招人耳目。弄堂里的孩子们，背后当面唤我“小赤佬”“小香港”。临出门前，父亲总会严肃地告诫我礼仪规矩。我被“吃”诱惑着，表现得乖巧听话，举止大方得体，给足了父亲面子。

小小年纪的我，亲眼目睹上流社会体面精致的生活方式和为人处世，与贫民窟里的人情冷暖，苟且偷生，天壤之别，刻骨铭心地烙在我少年的记忆之中。

（二十） 鸿雁拒歇寒枝头（1960）

我的父亲，病中的：“二娃”自行开方，喝中药调理身体。从那时起，他就每天清晨三点钟起床，趁弄堂里没人，开始在弄堂里锻炼了，后来被隔壁邻居何功德知道了。他还捡了一个两头高低不平的木头凳子，盘腿而坐。他不言自威，让人肃然起敬，他站如松、坐如钟，盘腿打坐更像一尊菩萨。

王家的二娃始终保持了一颗善良之心，坚韧不拔，初心不改。那些年一直没有人知道，这位默默无闻的川江汉子，竟是三十年代闻名武林的武术大师。

（二十一）只为心中有傲骨

为了生计，大概是（1963年）父亲去街道办事处申请工厂外招的临时工，每天可赚八毛到一块钱，为吴淞煤气厂运煤，干的全是强体力活，往返都是步行，只为节省上下班的车费。他走路的速度飞快，他曾自豪地说：“老子走路的速度可以和自行车一比，常常惹得路上的行人驻足观望。”

吴淞码头煤气厂在上海的北部，很多年以后我亲自去了那里才知道，那时我家住在市区的南部，从河南南路乘66 路公交车到终点站，再转 52 路，从起点站到终点站，车程一个多小时。父亲为了节省四毛多钱的车费，始终坚持步行往返上下班。每周三班倒的工作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的。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听他说过一个“苦”字。

（二十二） 家规家法

大抵是我三年级了吧，父亲去上班了，母亲在无锡，我好自在啊！又成了无人管教的野孩子啦，且迷上了街角路边的小人书摊，为了看小人书，有时还忘乎所以地逃课。父亲知后，怒不可遏，赐我以“竹笋拷肉”之宴，他气急败坏地以鞋底替代——（戒尺早被我扔了），边打边厉声问道：“小子哎，你倒是给老子记住了，老子上班，就是为你。”还不许我哭，越哭越打得厉害。罢了，还要罚我长跪，还需写保证书，贴于壁上。保证书中，须详尽记录犯错时间、地点、缘由，以观后效等等。我想，我的记叙文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练就的吧。打过了，罚过了，父亲早已是雨过天晴，他倒是像母亲般的温柔，为我倒水洗脸，拥我入床，而后他才安心离家去上夜班。

自幼，我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唯有此刻，才能享受如此之待遇。父亲哄我入眠之时，轻声嘀咕道：“小子哎，你妈不在家，老子拿你没辙啊。”在父亲心中，我就是他的儿子。

父女俩相依的日子里，我就觉得，只要有父亲在，有他相伴，我什么都不怕！

（二十三） 移居新家

母亲终于从无锡回来了，她去了里弄加工组工作，一天能赚七毛钱。我也长大了，六个平方的阁楼已容不下三口之家了。

一九六四年十 月，我们搬家了。新家就在附近的天柱山路 3 号（天主堂街），对面就是普育西路育婴堂。我们的新家大概就是十二个平方的底楼，地面就是普通的泥土地，每逢雨天，地面就变得狼藉不堪。房间东边没有山墙，直接靠着隔壁人家的西山墙。房间东边有两根木柱子，中间的空档大概有一米多长，八十公分宽。母亲找了几块木板架在上面，铺上厚厚的垫子，再用布帘围起来，就成了我人生旅途中的第一架专用卧具，我很开心，亦更满足。朝南有四扇窗户，靠着马路边，白天有点吵，新家比起原来的阁楼，条件好多了。父亲母亲也有了他们自己的大床，眼看着一家人就要团聚了。尽管全家的收入捉襟见肘，勉强维持生计，每月父亲都要坚持寄八块钱给成都的祖母。

母亲思儿心切，这也成了她心底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几经周折，联系上了我家居住地的户籍警，打算把儿子接回上海。一家人都盼望着能团聚了。但祖母不愿意，哥哥自己写信来说“要等祖母去世后再回上海”读来字字扎心，母亲又把父亲责备了很久。

其实，我也是无比思念哥哥的。自幼兄妹分离，他的模样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模糊了。平日里，我总是眼巴巴地望着邻家的孩子和同学们，他们可以和哥哥姐姐们一同上学、嬉戏打闹，甚至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抢食，那种手足相伴的温暖和其乐融融的情景，令我心生向往。特别是遭受康平哥哥的冷落时，那份孤独感与失落的情绪，愈发让我对亲哥哥的渴望，成为我童年时期最为奢侈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