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宅院

军旅汉子

贺喜原创

七律诗一首：

苔痕漫阶忆童顽

宅院檐低燕影还

白杨擎伞遮阴凉

勒斑酥枣嘎嘣甜

灶火温粥怜母苦

田埂扛犁念父艰

风穿叶隙如私语

恍若儿时膝下欢

　　在时光褶皱的深处，藏着一座老宅子，就像一本泛黄的旧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那青砖黛瓦的院落，承载着儿时无尽的欢乐和岁月温柔的抚摸。

在儿时的记忆里，每当天刚蒙蒙亮时，我总会在一阵清脆的吱呀声里醒转。那是父亲推开院墙轧拉门的声响，带着清晨的露水汽，混着院中大白杨和勒斑酥枣的叶香，直直钻进我童年的梦境里。

　　老家的宅院像一方被时光遗忘的砚台，盛着满当当的旧时光。黄沙土堆砌成的院墙被风雨浸得发褐，墙头上的几株小草，总会在晨风中左右摇晃。推开轧拉门，最先撞进眼里的是门旁的大白杨，粗粝的树皮上嵌着我用砖头刻下的歪歪扭扭的身高线，最高的那道，是我踮着脚刻上去的，总以为再长两年就能摸着树顶的云。

每到炎热的夏季，门口这棵高大的白杨树便撑开了一片浓密的绿荫，宛如一座天然的凉棚。每当到了午饭时分，左邻右舍便不约而同地端着饭碗聚拢到树下，或蹲或坐，在习习凉风中享用简单的午餐，碗筷的叮当声与家常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树荫下的话题总是围绕着村里的新鲜事儿展开。谁家盖了新房，谁的小子去当兵了，田里的庄稼长势如何，邻村又出了个什么稀罕事儿……这些琐碎而真实的见闻，在大家的咀嚼与交谈中流动，构成了那个时代农村生活最生动的脉搏。‌‌饭后，人们并不急于散去。碗筷搁在一旁，男人们卷起一支烟，女人们继续手里的针线活，孩子们在周围追逐嬉戏。大家就这样闲坐着，再喷（闲聊）上一个钟头。直到日头稍稍偏西，暑气略退，大家才陆续起身，收拾碗筷，拍拍身上的尘土，满足地回到各自的家中。这每日午后的聚会，不仅是避暑的必需，更是维系邻里情感、交换信息的重要场景，仪式感满满。‌‌

　　院子里有两棵枣树，紧挨着白杨的是棵冬枣树（又叫九月青），虽然比大白杨矮些，但枝桠却张得足够开，像个撑开的大伞。每年秋天，枣儿由青转红，像挂满了的小灯笼。母亲总在树下铺上一条床单。让父亲拿着长木棍轻轻敲枝桠，枣子就噼里啪啦往下掉，砸在床单上，也砸在我仰起的脸上。我捡最红的那颗塞进嘴里，甜丝丝的汁水漫过舌尖，母亲在一旁笑：“慢些吃，没人跟你抢。为了能使枣儿保存的久些，母亲总会捡些个头大且没有损伤的枣，放到瓦罐里，并洒些酒在枣上，然后盖上盖儿进行封存，大约两个月启封后，就成了酒枣，清清的枣香和酒香扑鼻而来，咬上一口，那酥脆甘甜，醇香浓郁的口感，非常独特。‌‌后来我吃过不少进口的车厘子、蓝莓，却再也没尝到过酒枣那纯粹的甜香，那是阳光和母亲用心一起酿成的味道。这棵冬枣树，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美味，更成了儿时与伙伴们爬高下低的道具，有时本事的比拚也会在树上上演。记得有一次与小伙伴比谁爬的高，结果当我爬到一个较细的枝叉时，一声脆响，便与树枝一同摔了下去。头搕到树下的砖垛上，鼓了一个大包但没出血，可造成了十几个小时的失语，现在想想还有些后怕。

西屋门口的那棵勒斑稣枣，是我童年里的最爱，我们都叫它“八月鲜”——这名字恰如其分，总是比别的枣早熟一个月左右，是初秋里除西瓜外又一个把甜意递到我嘴边的果儿。听老人们说，每年的腊八节往枣树上抹腊八粥，来年的枣儿会又多又甜。因此，每年腊八节，我都会端着母亲盛好的腊八粥，踮着脚往枣树干上抹，黏糊糊的粥汁顺着粗糙的树皮往下淌，我还会特意在枝桠的缝隙里也抹上些，生怕漏掉哪一处。“这样明年就能结得满枝满桠啦！”我一边抹，一边在心里跟枣树许愿，仿佛那粥里藏着让枣子变甜变多的魔法。可有一天，我放学后刚走进院子，就愣住了——西屋门口空空荡荡，那棵熟悉的枣树不见了。母亲说要打压水井碍事儿，便让父亲把树砍了。我的眼泪唰地就涌了上来。我蹲在地上号啕大哭，拽着母亲的衣角要她赔我的八月鲜。父亲蹲在一旁抽烟，眉头皱得紧紧的，没说一句话。可第二天放学，我刚走到院门口，就看见压水井旁边多了一抹新绿——是一棵枣树！树干还带着移栽的土痕，枝叶却精神得很，叶子在阳光下闪着油亮的光。父亲正弯着腰给树浇水，见我回来，直起腰说：给你移了棵新的，比原来那棵还壮，明年照样能结勒斑酥。我跑过去摸着光滑的树干，抬头看父亲的眼神里满是崇拜。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的肩膀宽宽的，仿佛没有什么事能难住他。那棵新栽的枣树，后来真的结出了甜脆的大枣儿，而西屋门口的原来那枣树处，第二年慢慢长出了新的枝桠，可我总觉得，父亲移来的那棵树，藏着他没说出口的温柔，比任何一棵枣树都更让我安心。

　　在院子的西南角，以前有一眼小压水井，铸铁的井筒和压杆磨得发亮，井台上生着薄薄的青苔。小时候我总爱帮母亲压水，这也是个技术活，压水前要先给井筒里续两碗洋水，并快速斗上几下，让井里的水吸上来，然后攥着井柄使劲往下压，清亮的井水才会咕嘟咕嘟涌出来，溅起的水花落在胳膊上，凉丝丝的。母亲把刚摘的黄瓜泡在井水里，捞出来咬一口，脆生生的，带着井水的甘冽。这眼压水井后来因上水越来越少，就又在枣树旁打了另一眼井。如今那压水井早被自来水取代，可我总想起，母亲蹲在井边搓洗衣服，父亲在一旁帮她压水，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幅不会褪色的画，永这烙在了我的脑海。

　　在压水井的旁边，有一口红薯井，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守着满院的烟火，也装着我半透明的童年。井是父亲年轻时挖的，井口不算宽，只容得下一个人进出。往下望，黑黢黢的井里飘着若有若无的凉气，像藏着个小小的冰窖。每到深秋，红薯井就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父亲会带着我把生产队分的红薯、红（白）萝卜一股脑儿往井里存放，看着井里的存货一点点堆高，像看着我们家的“地下粮仓”日渐充盈，心里便踏实得很。

红薯井冬暖夏凉，特别是到了冬天，屋里生着煤火还冻得人缩脖子，可掀开井盖，井里却暖融融的，红薯拿出来带着点温润的地气，蒸出来甜得能流蜜；到了夏天，日头把院子晒得冒热气，井里却像装了台天然空调，我总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溜到井边，趴在井口往下探身子，凉丝丝的风顺着领口往怀里钻，瞬间就把满身的暑气吹得一干二净。当然，这口井也是我童年的“秘密基地”。我总爱攥着个手电筒下到井里。红薯井有八九米深，直下直下的，井下左右各有一个贮藏洞，空间都非常大。井壁上有父亲挖出的小坑，踩着那些坑一步步往下走，像在进行一场冒险。井底铺着厚厚的干草，我坐在上面，手电筒的光在井壁上晃来晃去，也能照见井壁上渗出的水珠，滴答滴答落在干草上，像谁在暗处弹琴。有一次我在井里待得太久，母亲在上面急得直喊，我却捂着嘴不敢出声，直到母亲要拿一根长棍往下捅，才慌慌张张地往上爬，结果脚一滑，一个屁股墩坐在井沿上，疼得直咧嘴，却还是忍不住笑。现在想来，那口红薯井其实藏着不少危险——井壁湿滑，井底又黑，万一摔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夏天红薯井里空气稀薄，每次下去都喘不过气来，心里憋的难受，后来才知道那是缺氧，可那时候的我，哪里顾得上这些？只觉得那黑黢黢的井里，藏着数不清的乐趣，像个永远也逛不够的游乐场。后来翻盖西屋房子时垫地基和院子，红薯井也被填平了，可它却像一颗甜红薯，深深埋在我记忆的土壤里。每当想起它，就想起父亲搬红薯时的背影，想起井里凉丝丝的风，想起那个坐在井底听水珠滴答的午后。那口井，装的哪里是红薯和萝卜，明明是一整个鲜活的童年，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暖，是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老宅院里最暖的要数西屋的土炕了，屋里的煤火有个通气口，与炕内的预留的通道（火道）相连。冬天的夜里，母亲会提前把炕烧得暖暖的，我钻进被窝，闻着被子上晒过的太阳味，听父亲讲他年轻时的故事。窗外的风刮着白杨树叶响，像在伴奏，母亲在灯下纳鞋底，针穿过布的“嗤啦”声，是童年最安稳的催眠曲。

　　后来我去了部队，转业后在城里安了家，住上了有落地窗的高楼，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直到前年的秋天回去，把六间西屋瓦房重新整了一下，室内全部都吊了顶，墙上贴了扣板。在堂屋原房台上制作了三大间简易房。把院子里的树都砍掉了（包括枣树，由于长时间无人管理，树都不结枣了），院里只留下了大白杨和一棵椿树，并对院子地面部分进行了硬化，中间留下一块三十平左右的菜地。父母亲早已离我而去，但每次回到这个宅院，仿佛又听见父亲的笑声，看见母亲蹲在井边的身影。

　　原来所谓的老家，从来不是那几间土坯房，而是院里的树，井里的水，是父母的目光，是那些被时光酿成蜜的旧时光，无论走多远，只要想起，心里就暖得发烫，也会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