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匡亚明老校长

方延明

今天，2026年3月17日，是匡亚明老校长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先生之德，历久弥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四十年前，阴差阳错，我曾在匡亚明老校长手下工作两三年，参与筹建中国思想家研究室，后来是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我与洪家义、阎韬和贾平年三位老师一起参与撰写《孔子评传》。

我是1976年底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毕业，留在党委宣传部工作。开始负责管理学校的广播站，后来专职负责对外宣传报道。

当时的广播站，每个学生食堂和学校的主要路口，都有大喇叭，早中晚都要广播。每天早上6点半，转播中央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天天有自办节目，传递学校发生的重要新闻。大概有四五个学生播音员，十来个学生编辑。那时我就住在广播站。

当时的广播站藏龙卧虎，后来的两届中央委员、民政部部长黄树贤和南京大学前任书记张一兵，都曾是广播站的编辑和播音员。

前排左一是黄树贤，中排右五是韩星臣（时任宣传部副部长，后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中排左五方延明。照片拍于1977年黄树贤等同学毕业前夕。

三中全会以后，百废待兴，学习风气，蔚然成风。

或许是出生于齐鲁之邦的缘故，我一段时间喜欢上传统文化，写了一篇《试论孔子的理想人格》。一份送到《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一份寄到上海的《社会科学》杂志。学报编辑部的老师很热情，让哲学系的王友三教授审阅我的论文，王老师厚爱，同意推荐发表。经过几次编校，于1982年第四期正式发表。

南大学报发表之后，我立即给上海《社会科学》编辑部寄去一封信，表示致歉。编辑部很客气回信，实际上他们也打算发表，这封信至今我还保留着。

当时杂志很少，没想到这篇小文被刚刚卸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校长看到。他正在筹备成立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老人家光杆司令，正在招人。

老校长托人找到我，客气的对我说，“小方，非常希望你能参加到我的工作里。”后来，经与宣传部领导商量，同意我到老校长那里工作。

记忆中，学校在鼓楼校区图书馆四楼最西南一间，大概是407房间，作为思想家研究室的办公室。

从一张稿纸到一个信封，都是我设计弄的。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

思想家研究室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写《孔子评传》。当时我们连匡老一共五个人。那时匡老住在高云岭，他卸任后是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兼任江苏省人大副主任。我们每天都准时到匡老家上班，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去上班。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风雨无阻。

记得我们写《孔子评传》最忙的时候，全国都在进行整党，我们没有时间回到自己的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匡老就说，把《孔子评传》写好，就是最好的整党。

我们一起讨论章节目录，分头撰写。我记得我是负责文献整理家和教育家两章的撰写工作，包括孔子周游列国图的制作。洪家义和阎韬两位老师撰写的章节多一些，贾平年老师负责孔子年表。匡老主要负责序言和统筹改稿。我们每人写好一章，先交给校长审读，然后大家讨论修改，几上几下。经过一年时间完成初稿后，我们于1984年暑期，到青岛一个国家核工业部的疗养所，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完成最后的定稿工作。

那时没有电脑，都是靠手写，食指和中指之间都磨出了老茧。我们每个人抄写的底稿，摞起来都是很厚的一大捆。记得老校长曾有把所有撰写《孔子评传》的底稿搞一个展览的想法，后来因多方面原因，未能做成。

初稿完成后，我计划不在思想家研究室了，又回到宣传部干老本行，对外报道。出版过程中有点小插曲，在我们几个人看后记时，里面没有写我们几个参与工作老师的名字。那时我年轻冒失，有点不太懂事，直接给老人家提出来，一定要加上。后来老校长实事求是地加了一段话：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洪家义、阎韬、贾平年、方延明、石连同等同志，一二年来一直和我在一起，共同探讨、研究、写作和不断修改，各自对本书做出了贡献。对以上老中青同志们的宝贵帮助，我一并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后记里删掉了另外两个人的名字。这件事惹得老人家很不高兴，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想，真是大可不必。搁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去计较的啦。

1985年，这部凝聚了我们集体智慧和艰苦劳动的《孔子评传》由齐鲁书社出版。这时，我已经离开中国思想家研究室，老校长不忘旧情，专门题字赠我一本，托人送给我，至今我一直珍藏。

这是我绘制的孔子周游列国图。

我非常感恩老校长约我在他手下近三年耳濡目染，为我今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在一起讨论，各抒己见，有时也争执，但大家都服从真理，目的只有一个，保证质量。记得有一次我谈到对孔子思想体系的的四个来源与四个组成部分。老校长听后当场表扬我，“小方啊，概括能力强！”，这是我在老校长那里两三年中唯一的一次表扬。这个思想，后来我写成稿件投到《求索》杂志，上了封面要目，《新华文摘》转发论文摘要，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专家引用这一学术观点。

在思想家研究室的短暂几年时间，我把自己的想法都融进我撰写的章节里面，我也把我的想法及时写成文章。那时学术杂志编辑部的风气比较好，不唯年资，只看稿件质量。

我投寄文章，都不和老校长通气 自我感觉良好，贴上邮票，直接寄出。有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华文史论丛》的文章，老校长看到样刊后，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说，“嘿，小方的文章也在上面！”

与匡亚明和张岱年先生的文章同框，与有荣焉。

那几年，我发了十几篇论文，按现在的学术评价，都是C刊，都是名刊。现在回过头去看看这些文章，应该说还不脸红，很欣慰。记得恩格斯在晚年为他二十四岁时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再版序言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写道："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也有的翻译为：“也不为此脸红/羞愧。”

洋洋洒洒一万五千字，至于头条。

《新华文摘》从1984年就开始转载我的学术文章四十多年了，一直感恩在心。，

非常感谢老校长要我在他那里的二三年时间，没有这个两三年，就没有我后来二十多篇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论文，也就没有我七十岁生日时，中华书局给我出版的《方延明文化三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其中重要一论。

我曾写过一个匡亚明老校长的小传，经老校长审阅后发表。我把这篇长文附在后面，为大家提供一个了解老校长生平的阅读方便。

教育家匡亚明

匡亚明同志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曾用笔名何晨，梦苏。1906年生于江苏丹阳一个农民家庭。他早年在本村读小学，刚满18岁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投身革命。在苏州第一师范学习时，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后就读于上海大学。1926年秋，匡亚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组织并领导了著名的苏南宜兴秋收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他积极撰写了许多呼唤光明，抨击黑暗的文章，大部分发表在当时光华书局出版的《读书月报〉《新学生〉《文艺新闻》等杂志上。他主要写小说和文艺评论。1930-1931年，光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社会科学论著《社会之解剖》和描写大革命的短篇小说集《血祭》。他曾被反动派逮捕。1937年他到延安学习和工作，1938年步行到山东解放区与刘导生同志创办《大众日报》，任社长兼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同时兼任华东革命大学副校长。1954年底，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区撤销后，陈毅同志曾征求过他的意见，考虑是否去江苏或浙江主持工作，但匡亚明同志坚决要求到基层去，并提出到高校工作。当时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都需要加强领导，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东北更急需，于是舍弃北京大学而毅然赴吉大。1955年5月，亚明同志正式就任吉林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当时他刚刚49岁，年富力强。

匡亚明去吉大是有抱负的，他深深感到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不足。他常说，人才很重要，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办好大学教育。他决心用自己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全部心血把吉林大学办好。因为这不仅对吉林省，就是对整个东北地区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东北是重工业基地，长期以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很严重，大学较少，质量也不高。他来到吉大后，感到吉大的基础还是不错的，加之又有他在老区的办学经验，因此没有包袱，中央和省，市领导也都十分重视并大力支持。早在院系调整时，中央就将大批学有专长的教授和骨干教师以及图书资料调往吉大，他感到信心十足，完全有能力把学校办好。

进校后，他和其他领导同志通力合作，团结广大师生员工，以革命家，教育家的创业精神，对党的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感，高瞻远瞩，雷厉风行，在很短时间内就为吉大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他从东北地区和吉林大学的实际出发，制订一个长远的战略规划。特别是1956年他出访苏联回国后，提出要把吉大办成世界水平的第一流大学。他充分认识到，办一流大学不能只提出一个口号，而必须有确定的实际内容和行动目的。

第一流大学需要有大批学术水平较高的教授，副教授，讲师，需要有现代化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需要有科学的后勤管理。而要实现这些，必须有一个懂业务的坚强的党的领导，没有这样一个领导，一切都将是空话。他在领导工作中提出三靠：一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二靠不断探索教学，科研，政工，后勤相互促进的规律，按此规律的节奏，方向(新动向，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前进；三靠党和群众(特别是骨干)，做到雷厉风行，切忌拖拉，是非分明，赏罚分明，团结一致。大家心情舒畅地在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随时发现偏差错误，随时纠正，勿使其积累成堆。

匡亚明在吉大的8年(1955一1963)就是围绕这些方面的工作开展的。他认准了方向就抓到底，不出成效决不罢休。功夫不负苦心人，花香源于泥土中。当他1963年离开吉林大学时，吉大已成为一所在国内具有相当影响的重点综合大学，由原来的8个系8个专业发展到10个系18个专业。今天的吉大，又发展成了13个系34个专业。有硕士学科专业49个，博士学科专业15个，已被国家批准首批试办研究生院。这些都与匡亚明同志的辛勤耕耘分不开。匡亚明离开吉大去南京大学时，许多老教授都挥泪赋诗相送。直到今天，虽然亚明同志已经离开吉大20多年了，可每当人们提起他，大家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一位难忘的好校长，好书记。

1963年，匡亚明调至南京大学任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当时正是三年灾害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正是这一年，全国科技规划确定，高等学校成为国家科研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匡亚明一来到南大，首先深入细致地调查了解情况，然后根据科技发展规划的精神，对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工作进行通盘考虑，作出一系列调整，制定了短期工作安排和长远规划建设。他认为，南大不仅基础好，而且拥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教授，完全可以在教学科研上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他常说："大学既要出人才，又要出成果。""学校办好了，必须是教学科研两朵花一起开。"在亚明同志的领导下，仅用几年时间，就把南大的教学科研水平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形成了以"华南花岗岩研究""晶体缺陷研究""计算机软件系统""分子筛""内蒙古草原综合考察"等五朵金花为特色的带头学科。

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在"文革"中，匡亚明是全国范围内最早被点名批判的人物之一，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非人的折磨和摧残。当然，他治理南大的一些宏伟设想也就付之流水了。粉碎"四人帮"后，匡亚明从身心上得到解放，1978年5月重新工作后，继续担任南大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当时他已是年逾古稀的人了，但他仍励精图治，使南大这个"文革"中的重灾区，在短短三年时间内，一跃成为全国高校中最有起色的学校之一。1982年初，匡亚明同志退居二线，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匡亚明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多年领导文教工作。他在兼任华东革命大学副校长时，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他熟悉知识分子，理论修养和政策水平都很高，办学经验丰富。特别是从1955年开始担任高等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后，积累了丰富的高等教育经验。在长达三十年的教育实践中，他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国内教育界的尊敬。

善于开拓新局面

匡亚明是一位善于开拓新局面的有魄力的领导干部。吉林大学的前身是东北行政学院，她是我党1946年10月在哈尔滨创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1948年沈阳解放后迁至沈阳。1950年，为适应全国解放后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需要，学校改名为东北人民大学，成为一所财经政法性质的正规大学，抗美援朝时期又迁至长春。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学校改为综合性大学。在中央和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家将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以及大连工学院，东北工学院的部分教授及骨干教师调进来，加强了学校的师资力量。与此同时，清华，北大等兄弟院校又按中央调整要求支援了大批图书资料。学校当时的任务是全面贯彻综合大学的精神，深入进行教学改革，处在一个向新型正规化前进的新时期，有许多新问题亟待解决。当时主要有三个不足：1。在干部学校的基础上办综合大学是学校性质的重大改变，领导经验不足，领导班子也不健全；2。院系调整后，调进了大批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如何依靠他们，办学经验不足；3。校舍，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严重不足。三个不足中，最关键的是领导班子问题。匡亚明同志是在吉大发展的关键时刻就任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的。他刚到学校时，校址还没有确定，学校也没有定局，各方面工作头绪很乱。匡亚明首先确定校址，然后立即抓学校的基本建设，绘制发展蓝图，制定了远景规划。为了实现总体规划，他煞费苦心，亲自领导，使总体规划得以实现。

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是做学问的场所，必须有一个好的环境。匡亚明亲自领导成立了美化校园小组，进行校园总体规划。他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按办好一流大学的要求抓基建。他到吉大之前，吉大总建筑面积只有八万九千多平方米(包括大量旧房),到1963年，八年时间共新建面积为七万七多平方米，每年以近万平方米的速度增长。

1963年匡亚明来到南京大学，经过一番调查了解之后，发现学校领导的指挥系统有待完善。有一次召开全校大会，会前再三强调要保证拉线广播正常，但由于具体工作人员粗枝大叶，线路中断一个多小时。事情发生之后，匡亚明以此作为突破口，严肃处理。他说，指挥系统不灵就无法开展工作。通过这件事的处理，全校教职员工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纪律教育，对于转变学校校风，提高工作效率，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南大十几年基本没有增加职工宿舍，教职员工住房条件很差。1978年匡亚明重新恢复工作后，用了很大力气抓职工宿舍的建设，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当时，他住在全校建筑质量最差的十四舍，那是一幢集体宿舍，只有两间房，学校几次催他调换新房，他都谢绝了，大家亲切地称他是"平民校长"。由于他的努力，仅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时间，学校就有十几幢家属楼拔地而起，基本解决了讲师以上教师的住房问题。南大是"文革"中遭受破坏的重灾区，教学科研受到很大影响。匡亚明同志一手抓改善知识分子生活条件，一手抓教学科研。仅仅在他工作后的三年中，学校就有138项科研成果获全国和省级重大科技成果奖。当时南大的各项工作在全国高校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模范执行者

匡亚明关心知识分子，依靠知识分子办学，在全国有口皆碑。

依靠什么人办学的问题是学校建设的根本问题，匡亚明在三十年高教实践中，模范地执行，贯彻，并在具体工作中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成为知识分子的知己。1955年，他在到吉大后的第一次全校人员大会上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学校没有校长可以，没有教授就办不成。""标志一所大学水平的，是教授的数量和学术水平。"他在另一次会上又说："学校教学主要依靠教师。依靠的问题很重要，刘备依靠诸葛亮不惜三顾茅庐，我们也要真心诚意地依靠知识分子。"他主持工作后，针对当时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倾向，提出"不要担心大权旁落"。同时，很快起用一批学有专长的教授，学者担任校系的领导工作，大力支持他们，让他们有职有权。现任吉大校长，著名量子化学家唐敖庆教授就是匡亚明请出来任副校长的。

为了加强教师队伍，他经常主持到社会上去招聘人才的工作。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教授就是他三顾茅庐请来的。应聘时，于教授赋闲在家，对党的政策不甚了解，曾提出三个应聘条件，其中条件之一就是不参加政治学习。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是很难接受的，但亚明同志以革命家的胆略毅然同意于教授的条件。于省吾教授来校后，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特别是亚明同志亲自与于教授交朋友，谈思想，于教授进一步了解了党的政策，转变了态度，主动参加学校各项重要活动和政治学习，而且热情很高。近三十年来，于省吾教授在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古文字学研究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亚明同志就是他的知心朋友。于教授去世的前一年，还亲笔写了一副对联赠给匡亚明，寄托了他们这种彼此之间的深情厚谊：

空山过腊犹藏雪，

野岸先春已放梅。

1957年反右时，匡亚明同志对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尽一切可能加以保护，对那些家庭出身有某些问题的有真才实学的同志，尽量保护并委以重任。一位研究红外接收器的同志，父亲有点历史问题，当时在"左"的思想支配下，有关部门认为他不能参加此项研究，但这项工作必须他参加，中途不好换人。亚明同志甘冒风险，承担责任，决定让这位同志照常工作，并和有关部门说明情况。他兑这就叫"榜上无名，内部通行"，不仅有利于工作，也保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关心知识分子是匡亚明一贯的工作作风。1978年他重新工作后，多方招贤纳士。我国著名戏剧家陈白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张春桥，江青的残酷迫害，直到1978年还没有安排工作。匡亚明亲自登门，请他出来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我国著名古典文学家程千帆，外国文学专家张月超，"文革"前都在武大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迫害，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两位先生直到1978年还没有落实政策，并勒令退休，每月只有四十九元钱的工资，住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土棚子里。这两位老先生的处境，在当时好不凄凉。匡亚明听说后，派专人去武大联系把他们调进学校，除支付过去工资外，每月另加一百元，较好地安排了住房，并给他们创造治学条件，使他们深为感动。匡亚明就是这样，不仅有发现人才的眼力，更有用才的魄力，还能选拔人才于弃之不用时。这在极"左"思潮还很有市场的年代是很难得的。现在，陈白尘，程千帆都是博士研究生导师，程千帆已经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个文学博士，还承担着整理全清词的重任。

为了照顾知识分子的生活，匡亚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为系主任宿舍安装电话，为教授配助手；设粮食供应站，送粮到家；设特诊室，教授副教授随到随诊，优先取药；优先理发；讲师以上教师在食堂吃饭实行送饭制度，不排队；设浴池，俱乐部；副教授以上教师由财务处送工资到家等。

匡亚明常说，科学研究要有连续性，后人总要超过前人的。他还说："在用人问题上，不要像剪冬青树那样一刀切，要允许冒尖。"吉大理科有两位教授，都是1954年本科毕业生，因为成绩突出，毕业后两年就被提升为讲师，1963年又提升为副教授。文科一位教授，29岁就提升为副教授。一位年轻教师，因为教学效果好，提工资时连升三级。这样破格提拔年轻人，使得同辈和老一辈都有些不服气，遇到一些阻力，但亚明同志果断地冲破这些阻力。他这样做很有魄力，在当时震动很大，后来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这样做的作用和意义。

匡亚明不仅注意破格提拔一些优秀人才，使他们冒尖，更注重在平时给他们创造条件，因势利导。早在1962年，他在吉大就主持通过了关于重点培养提高教师工作的意见和决定，对重点培养对象提出的培养目的是：使他们能在十年左右，基本达到目前学术造诣较高的教授的水平。培养途径是：尽可能取得校内老教师的指导，必要时可与校外有关专家建立联系，并有目的地短期请教。党委和校委会还作出决定：1。他们所担任的党和行政方面的职务应尽可能解除，不能解除的必须经党委和校委会批准；2。免除他们应参加的定期劳动：3。允许他们不参加集体政治学习，可以自学的方式自修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一般会议和报告，他们可以自由参加。后来又在具体执行中增加了房子可以从闹市区换到清静的地方；可以寻师访友，向名师求教；借书优先，不限期，不限量；外地学者来校讲学可以优先听讲。

根据条件规定，吉大在19621964年先后确定了重点培养对象和缺门学科，学校主动帮助他们到兄弟单位寻求名师。如物理系一位教师拜波谱专家王天眷教授为师，中文系一位教师拜美学专家朱光潜教授为师，请他们帮助培养。重点培养的效果十分明显，据1983年6月统计，78人当中，除已不在校或情况不明的12人外，其余66人中现为教授的有15人，副教授，副研究员45人，因各种原因仍为讲师的6人。实际上，绝大部分都成为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其中6人已成为博士研究生导师。

匡亚明平易近人，无论对老教师还是青年教师，他都帮助他们不断地提高思想觉悟和业务水平，还经常到一些老教师家中促膝谈心。在他的帮助下，像著名量子化学家唐敖庆教授，著名先秦史专家金景芳教授，印度史专家王藻教授都相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还经常到课堂听课。南大中文系吴新雷讲课精练，生动，有创新，匡亚明说"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把他从助教破格提升为副教授。

用党风带出一个好的校风

一个学校的校风直接反映了学校的精神面貌。匡亚明十分注意创造一个良好的校风。早在吉大时他就提出建立和形成四种空气，即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空气，高度的社会主义学术空气，高度的社会主义文明空气和高度的社会主义体育文娱空气。他认为，要形成这样一种好的校风，关键是要做到党风正。他常说，我们是执政党，要做好学校工作，首先要加强党的建设，用好的党风带出好的校风。他认为，要发扬党的作风，应该学习列宁的风格，加强党的思想建设。1962年，他在吉大学报发表的《学习列宁的风格》一文中指出：

诚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我们党已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等等。虽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很早就预见到全国胜利后很容易发生这些不良倾向而一再敲起警钟，因而大大约束了这些倾向的发展，但这些倾向仍然不同程度地在一些同志身上存在和滋长着。看看列宁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风格，对纠正和防止这些倾向的发生和滋长，对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和正确贯彻党的政策，对加速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都是有深远意义的。

他经常号召党员和群众像列宁那样认真学习，刻苦读书。他带头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哲学，学习英语。他亲自给党员上党课。匡亚明在领导工作中善于"弹钢琴"，不论党委工作还是校行政工作，他既领导全面又抓重点。一般工作分工负责，大事他亲自过问一抓到底。他工作作风深入扎实。1966年，南大在苏南溧阳办分校，匡亚明和教师一同步行走几百里路到农场。当时他已年逾花甲。他常讲，高等学校的后勤很重要，他认为后勤是保证，是体现党的方针，政策最灵敏的地方。后勤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程度。他亲自检查后勤的工作，还经常下食堂了解情况。为了活跃学校的文娱空气，他在吉大时，还把家藏的《京剧丛书》献给校京剧团。1978年他重新工作后，目睹"十年内乱"在青少年中造成的影响，深感形成一个好的校风对培养一代青年人是多么重要。他亲自抓整顿校风校纪，提出要把南大办成具有高度政治空气，学术学习空气，文明空气和文娱体育空气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在同学中出现了讲理想，讲道德，讲情操，讲理貌，尊敬师长，创三好，争优秀的好风尚，学术学习空气也浓了。

自1980年起，每年5月20日校庆期间，学生都自己举办科学报告会，有许多论文受到专家和教师的好评。学校办起了大学生文工团，大学生俱乐部，举办周末舞会等。七十几岁的老校长匡亚明有时也兴致勃勃地参加大学生举办的舞会，活跃在年轻人之中。他永远是年轻的。

匡亚明对青年学生备加爱护，也十分严格。他反复要求学生认真读书，博学多才。他提出"四关(要求学生处理好红专关系，基础课与专门化课的关系，师生关系，劳逸关系)，三教(教材，教法，教师)，二堂(堂上堂下)，一调查"的口号。他说要让学生知道有"三难"(人学难，升级难，毕业难)，也要让教师知道有"三难"(当教师难，讲课难，晋级难)。吉大物理系有一名团支部书记，四门课果不及格，按规定勒令退学。决定公布后，学生有意见，反映到团市委，团市委又反映到团中央，教育部。最后经全面了解，教育部也同意学校这个决定。1979年，南大有些学生违反校规，有的打架，他亲自过问，严肃处理，取消了一名学生的预备党员资格，促进了整顿校纪校风的工作。

他一贯强调在学生中培养拔尖人才。在吉大时，他主持制定了《吉林大学学生奖励办法》，规定"学习努力，一贯刻苦钻研，成绩优异者"，可以受到奖励。每年评选一次，对科研有成绩的个人和集体要给以奖金，一等奖金六十元，二等四十元，三等二十元。在向科学进军时，历史系一名学生因为编写了八万字的剧本《陈胜王》被载人光荣簿。匡亚明决定拨给他一间房子，让他继续进行创作。

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副教授是近年来活跃在教育战线上一位锐意进取的改革者，他的成长道路有一段与匡亚明的培养是分不干的。1964年，温元凯才19岁，是南京大学化学系二年级学生。他学习成绩很好，当时已学习了三门外语，有两篇论文受到著名化学家戴安邦教授的好评，戴教授认为已接近吉林大学一位讲师已发表的论文水平。那时，他还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并写下了几万字的眉批和读书笔记，立志要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对于这样一位青年学生，校团委决定作为先进典型在全校宣传学习。尽管当时在师生和校领导班子内有不同意见，但匡亚明仍然坚持把温元凯的事迹在全校范围内宣传。他说："像温元凯这样的年轻人太少了，应该更多一些。"学校举办温元凯事迹展览会。他亲笔题词。后来，团中央转发了温元凯的事迹，称他是一个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学生。"十年动乱"中，匡亚明遭难，温元凯也被当作匡亚明的黑典型受到批判。今天，历史已经作了公正的裁判，匡亚明播下的种子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

高瞻远瞩的教育家胆识

匡亚明不但具有丰富的治校经验，而且有胆有识，能够提出许多全局性的问题。早在1956年，他出访莫斯科回来，就提出把吉大办成国际上第一流的大学。1978年他重新担任南大党委第一书记，校长时，已经73岁高龄，为了把高等教育搞上去，缩短我国与科技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他不顾年迈体弱，两次率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出访。1978年12月9日，他作为大学校长代表团团长，与北大，清华，南开，武大的同志一起赴日本考察。当飞机抵达东京上空时，他口占一绝赠日本友人前东京大学校长加藤一郎教授：

一衣带水邻里迩，

千古友情海样深。

今日亲临遂夙愿，

琵琶湖畔觅诗僧。

寄托了他的激动心情。1979年11月，他又为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团长率复旦，吉大，重大，华中和南大五个大学的校长去美国考察。这两次考察，分别同日本，美国的著名大学，像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等学校建立了科技交流关系，加强了校际和国际的文化交流，加深了对国外的了解，扩大了学校的影响，对于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回校以后，他提出要把南大办成国际上第一流的大学，提出了一些宏伟的设想，如办大学公寓等。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南京大学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成立了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84年，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大楼已经在南大破土动工。建成后的中心，设有中美两国的语言，文学，历史，经济，哲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律学和国际关系等课程，每年约招收一百名取得硕士学位或有相当学历的学生，中美学生各一半。中心由双方聘请六至八名教授分别担任和指导有关课程的教学，师生生活的管理，教学用房及费用，均由双方共同负责。

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许多大学生语文基础知识较差，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匡亚明深有感慨地说："试问，连祖国语文这一基本武器都不能掌握，如何能正确地理解科学知识和完善地表达科研成果呢?语文教学的光荣任务，首先就是使大学生能普遍掌握这一打开科学领域大门的基本武器。"为此，他在1978年亲自倡议在全国大学开设"大学语文"课，并首先在南大试行，还亲自讲语文课。几年来，全国文法理工农医师范财经等各类大学都陆续开了"大学语文"课，还成立了全国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由他担任名誉会长。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匡亚明虽然已经离开高校第一线，但他的心并没有离开高教事业，他仍然十分关心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经常考虑如何尽快发展我国的高教事业。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学科的高度综合是其重要特征，许多学科相互渗透，理工相通，文理结合，综合性趋势日益明显。世界上知名高等学校几乎是综合性的，多科性的。我国现有高等学校主要分为综合大学(文理科大学)，多科性工学院，单科学院。这种设置不符合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也不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就培养具有坚强理论基础，广阔专业知识，水平高，能独立研究解决问题的人才而言，也不是最有效，最经济的形式结构。我国高等教育目前已出现向综合性，多科性发展的势头：一是多科性工科院校中已有不少学校增设了一些理科和少数文科专业；二是有些大学已经开始校际合作，走向联合，成立校际协作委员会，以发挥综合性，多科性大学优势，提高教育质量，加速培养高级人才；三是一些新建立的大学也是综合性，多科性的。他认为这些趋势对加速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级人才是有好处的，是符合科技发展和高教发展规律的，应予肯定并加以提倡。

但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目前我国的教育经费少，条件差，智力投资和经济建设投资不成比例，不相适应，使得高等学校多年来一直处于房屋少，教学科研活动和师生生活不够稳定的状况中，发展提高都有困难。扩大招生没有宿舍，开展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缺乏必要的图书仪器和现代化设备，这种情况对学校是很不利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是基础，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遭到严重破坏，经济濒于破产，他们都只用了一二十年时间，不仅城乡建设，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而且急剧地发展了，主要原因就是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

为此，匡亚明专门写信给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赵紫阳同志，阐明自己的主张，建议加速投资重点建设一批重点大学。1983年夏天，他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座谈会上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大连工学院名誉院长屈伯川等四位老同志，联名建议国家重点建设一批重点大学。他们认为，应该在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下，从全国七百余所高等院校中选出几十所基础较好，师资力量较强，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较高，既能培养质量较高的本科生，又能培养合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规模也较大的院校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战略重点。将这些学校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增加重点投资，增加校舍，添置图书和现代化设备，推动这些学校迅速地扩大本科和研究生招生规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初步预计到1990年以前的七八年中，这几十所大学将能培养几十万高质量的各科本科生，几万名硕士研究生，几千名博士研究生，还能培养出大批相当于大学教授水平的各类学术带头人。这不仅对于90年代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将起巨大的作用，同时，这几十所大学本身迅速壮大，可向全国其他高校提供高质量的硕士，博士和本科毕业生作为补充师资，为90年代我国整个文教事业大发展打下深厚基础。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项战略性措施，有助于实现独立自主地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也符合国务院关于像抓重点经济项目一样抓教育建设这一指示精神。按照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是最重要的因素素的理论，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高质量的人才，不仅将是我国90年代高教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更将是我国在科技文化领域中赶超世界水平，加速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骨干力量。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决不亚于任何一个重点经济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因为智力投资的总效益是长远的，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匡亚明还认为，这样做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争取五年内把五十所大学先搞上去，我国科学技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急迫地派许多人出国学习了。

匡亚明的建议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被作为重要战略问题由书记处讨论。1984年，国家已经决定在正常经费之外拿出五亿，重点投资几所大学，以后再根据国民经济状况逐渐扩大投资。这件事使教育界受到很大鼓舞，它必将对我国高教事业的迅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奋进的晚年

晚年的匡亚明，仍然是很忙碌的。在摆脱了繁重的党政工作以后，他又利用余热，根据以往积累起来的资料和治学经验，从事学术研究。自1982年以来，他潜心探索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思想的优良专统和特点，苦心孤诣地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以期对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些贡献，他撰写的《孔子评传》已由齐鲁书社出版。

匡亚明认为，孔子问题是个很难谈的问题，过去已经谈了两千多年，今后还可能再谈两千多年，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给孔子一个科学的公正的评价。对于这样一位古今中外有深远影响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我们既不应冷淡下去，也不应只是表面热闹一番，要用冷静的科学研究，拨开迷雾，给孔子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合理评价。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不仅是学术界的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推动对孔子再研究再评价的工作，他于1982年9月13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的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83年1月25日，教育部批准成立了"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室"。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一方面为的是组织人力，有计划地逐步撰写一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在自孔子至孙中山的两千多年中间选取三五十个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给他们撰写评传，像《老子评传》《孟子评传》《诸葛亮评传》《孙中山评传》等等。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学术思想理出一些头绪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带出一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并且有诚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作风的学术队伍。

对如何理解研究孔子思想，匡亚明提出了"三分法"的原则。即凡是对当前社会起着有害和消极作用的东西，必须实行彻底的决裂和批判；凡是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普遍性真理智慧或这种智慧萌芽的东西，都必须进行严肃的扬弃，使之古为今用；凡是至今仍保留着生命力而且有现实意义的东西，哪怕只是片言只语，都必须加以积极继承和发展。

匡亚明治学态度严谨，为了高质量地完成《孔子评传》，几年来，他全力钻研了大量中外文资料，凡是经他看过的都作了笔录，单是笔录过的卡片和资料就叠了高高的一摞。几十年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锻炼身体，看书，学外语，至今不辍。他每天都坚持工作八九个小时，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的休息。在学术上，特别是对于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他不轻易下结论。例如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以往研究的人大都从文献方面考虑。他认为，除此之外，还应该充分借助民族学的资料。他在研究了大量文献资料后，认为范文澜同志的西周领主封建制的说法不仅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历史发展规律，也符合孔子思想的内容和特点。为了更有利地说明西周不是奴隶制而是封建制，他不顾78岁高龄，亲自到云南西双版纳考察傣族社会，因为在解放前，傣族社会基本与西周的情况类似。

匡亚明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1984年9月，在曲阜全国孔子讨论会上，与会代表一致推举他担任全国孔子研究会会长和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

匡亚明很乐观，他特别喜欢孔子的一句话："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并书写了贴在墙上自勉，有时兴致来了，他也喜欢写写诗，以抒发自己的进取心：

同心黾勉六十年，赢得眼前尧舜天。老矣伏骥志千里，兴亡匹夫耻问田。

[原文载《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1982年，老校长约我去他那里筹建中国思想家研究室时，他76周岁，我31周岁。当时我们只知道要写《孔子评传》，开始计划写几十个古代思想家，每人一部书，后来增加到100部，现在是200部，皇皇巨著。“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

岁月如梭，倏忽之间。44年后，我们这个团队：

匡老仙逝30年;洪家义老师仙逝7年。

斯人已逝，音容笑貌常在。

现在，贾平年老师96岁，健康长寿，耳不聋眼不花。

阎韬老师，90岁了，身体杠杠的。

我也76岁了，小年轻，小弟弟。

今年是老校长入党100周年，我也入党50周年了。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老校长活到老，学习到老的革命精神。像孔老夫子那样，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争取做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