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二八大杠”/杨新榕

杨新榕

前些日子在中山路闲逛，看见一家店铺门口摆着一辆老式自行车，黑色的车架，粗壮的横梁，正是记忆里的“二八大杠”。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久到店主出来问我要不要进去坐坐。我摇摇头，笑着走开了。

可那辆车，却把我带回了七十年代。

父亲的那辆“永久”，是我童年里最深的印记。那时候我大概四五岁，刚有记忆。每周一一大早，天还蒙蒙亮，父亲就把那辆“二八大杠”从屋里推出来。车是黑色的，锃亮锃亮的，前头的大杠上，绑着一把藤制的小椅子。那是专门给我坐的，藤条编的，夏天坐着凉快，冬天垫块棉垫子，也不觉得冷。

父亲把我抱起来，放进那把藤椅里，叮嘱我“坐稳了，手扶好”，然后长腿一跨，蹬起车子，往相公巷我外婆家去。那时候父亲在泉州糖厂上班，糖厂在城外，离外婆家近，离我们市区的家却远。所以每周一，父亲要把我送到外婆家照看着，周六下午下了班，再接我回去。从市区到糖厂，来回两铺多路。

自从有了这辆“二八大杠”，我们家的活动范围便拓宽了许多。到惠安洛阳的姑姑家，二十多公里；到晋江东石父亲的学徒那里，三十来公里。那时候没有汽车，公交车也少，父亲就骑着这辆车，前面载我，后座载我妈，吭次吭次地骑过去。路远，骑得慢，常常是天没亮出门，太阳老高了才到。可一路上说说笑笑，倒也不觉得累。那时候的路不像现在，水泥铺得平平整整。大多是土路，坑坑洼洼的，父亲骑着车，得绕着那些坑走。遇到上坡，他就下来推着走，让我坐在车上别动，我妈也跟着下来，在后面帮着推。父亲的背弓着，额头上沁出汗珠，嘴里喘着粗气，可脸上是笑着的，偶尔还哼两句闽南歌仔戏。

我坐在前头的小藤椅里，看着路边的风景一点点往后退。累了，就在路边找个阴凉处歇歇。父亲从车后座解下水壶，先让我喝，再递给我妈，最后自己咕咚咕咚灌几口。有时路边有卖甘蔗的，父亲就买一根，削了皮，我们一家三口分着吃。那甘蔗甜得很，嚼完了，嘴里还留着淡淡的甜味，能甜一路。

后来上了小学，周末或者寒暑假，父亲偶尔会带我去糖厂。我坐在后车架上，两只手紧紧抓着车座下的弹簧，看父亲的背影在我眼前一晃一晃的。父亲的背很宽，骑着车的时候微微弓着，两只脚一下一下地蹬着，裤腿被风吹得鼓起来。

糖厂里热闹得很，有轰隆隆的机器声，有热腾腾的蒸汽，有工人穿着蓝色工装走来走去。父亲把我放在办公室里，自己去车间忙活。那时车间里有个刚分配来的女大学生，叫杨新蓉，父亲就请她抽空辅导我功课。

可我这人从小就不安分，哪里坐得住。杨老师给我讲题，我眼珠子四处乱转，一会儿问这，一会儿问那，就是不往书本上看。没多久，她就跟父亲说，宁愿去热火朝天的车间一线，也不愿辅导我了。父亲听了哭笑不得，回来用手指点着我的脑门说：“你啊你，把人家老师都吓跑了。”

最让我惦记的，是制糖车间里一个叫“狗母昌”的师傅。这是他外号，真名我倒不知道。人长得壮实，力气大得很，据说还是个武林高手。他演过电影《忍无可忍》，里头那个红衣喇嘛就是他。可私下里，他一点没有架子，爱开玩笑，跟谁都嘻嘻哈哈的。夏天中午歇息的时候，工人们都在车间里找地方打盹。狗母昌师傅最厉害，往长条木椅上一躺，不出三分钟，呼噜就响起来了。那呼噜声，跟打雷似的，整个车间都能听见。有几个工友被吵得睡不着，就动起了歪脑筋。

他们把我叫过去，指着熟睡的狗母昌师傅，压低声音说：“敢不敢放他个‘火跳蚤’？”

我那时候小，不懂事，觉得好玩，就答应了。所谓的“火跳蚤”，就是拿一根火柴，点燃了，等一会儿闷熄，剩下那点火炭。然后悄悄把火炭放在睡着的人肚皮上，那火炭慢慢烧下去，烫到肉的时候，人就会像被跳蚤咬了似的，猛地跳起来。

我第一次干这事，又紧张又兴奋。火柴点燃了，等它烧一会儿，赶紧吹灭，那点小红炭还在发着微光。我踮着脚走到狗母昌师傅跟前，轻轻掀开他的汗衫，把火炭往他肚皮上一粘，撒腿就跑。刚躲到机器后面，就听见“嗷”的一声，狗母昌师傅从椅子上蹦了起来，摸着肚皮四处找。找不到人，他就站在车间中间，破口大骂，骂的话闽南话里都有，骂得可难听了。我们躲在后面捂着嘴笑，笑得直不起腰。这种事干多了，总有露馅的时候。有一回我正放“火跳蚤”，还没跑开，就被他一把抓住了。我吓得腿都软了，心想这下完了，非得挨揍不可。可“狗母昌”师傅看着我那副畏畏缩缩的样子，愣是没动手，只是在我头上狠狠摸了一把，那手劲大得，我脑袋都嗡嗡的。然后他咧着嘴笑：“小兔崽子，再敢来，把你扔糖锅里煮了！”

后来这事被父亲知道了。父亲没多说什么，晚上回家，拿起一根竹条，让我趴在凳子上。“竹笋炒肉”的滋味，到现在我还记得。打完了，父亲问我：“知道为什么打你？”

我抽抽噎噎地说：“知道，不该去闹人家睡觉。”

父亲叹了口气，把竹条放下，说：“狗母昌师傅人好，没跟你计较。可你不能仗着人家好，就老去欺负人家。记住了？”

我点点头，记住了。

后来，我毕业出了校门，那辆“二八大杠”便传给了我。那时年轻，心气高，骑着它上班没两年，就嫌它土得掉渣——黑乎乎的车架，笨重的车身，骑起来吭次吭次的，跟同事那辆锃亮的“凤凰倒流”一比，简直羞于见人。于是咬牙换了新车，把老永久推进储藏间，从此再没动过。它就这么光荣地下了岗，孤零零靠在墙角，落满灰尘。

时光这东西，真是经不起细算。一晃眼，老父亲走了好些年了。那辆老永久也不知去了哪里，大概是搬家时当废铁卖掉了。可每次在街上看到老式自行车，我还是会一下子愣住，眼睛跟着它走，走很远。

还是会想起父亲骑着它的样子。前头载着我，后头载着我妈，吭次吭次地骑在乡间的土路上。那时候的路不平，坑坑洼洼的，父亲总是绕着坑走，一边骑一边回头叮嘱我：“坐稳了，手扶好。”我坐在前头的小藤椅里，两只手抓着冰凉的车把，看路边的龙眼树一棵棵往后退，看田里的油菜花开得黄澄澄的。

想起累了的时候，父亲把车停在路边的树荫下，买一根甘蔗。他削皮，我妈接着，先递给我，我咬一口，再递给他们。那甘蔗真甜，嚼完了，嘴里还留着淡淡的甜味，能甜一路。我们三个人就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谁也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嚼着，看着远处的山，近处的田，和那辆静静靠着的老永久。想起那些上坡的路。父亲弓着背，双手紧握车把，一步一步往上推，身子弯成一张弓。我妈跟在后面，一只手扶着后座，帮着使劲。我则跟在最后，踩着父亲的脚印走。日头从头顶照下来，把三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一长两短，后来慢慢拉长，再拉长，长到几乎看不见了，坡也上去了。

那辆“二八大杠”，不只是父亲的车，更是我们一家人的车，它载着我从襁褓里的小人儿，长成能跟在车后面跑的孩童，再长成嫌它土气的少年。如今我懂了，土气的不是车，是年轻时的自己。那吭次吭次的声音，是父亲蹬车时的喘息，是他弓着背推车上坡时的喘息，是他扛着一家三口往前走时，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喘息。那声音跟了我整个童年，我却直到它消失了，才真正听见。

可惜，再也听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