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治方集邮六十年的故事—《我的光影生涯（52）》

曾湘敏

↑（1）姜治方（后左二）和他的邮友（1957年）。 摄影 丁 一

接着发我的《我的光影生涯》。
姜治方是一位湖南大学的退休外语教师，通过联系得知，他的儿子在北京一座小学当体育老师。姜治方的珍藏邮品，在文革期间怕被抄走，他让儿子都存放在中国邮政公司。关于老人家的集邮故事都由儿子讲述。在拍摄邮品时邮政公司十分配合。估计现在可能不会随意拿出来给拍摄了。
姜治方十二岁开始集邮，最初他叔父从国外来信上的五花八门的邮票，引起他的兴趣。他的老师也说集邮可以增进外语和地理知识。于是他翻其父亲的信箧，并剪下邮票。姜治方的父亲，曾做过长沙知事，湘军潭延闿总司令的秘书长，交游很广，这对姜治方集邮提供了方便。一年间，他已有五六百枚邮票了。姜治方父亲曾在黄埔军校任责，他知道毛泽东的信件多，还曾向毛索要过邮票。
一开始，姜治方也是热衷于收集外国邮票，他有意收齐世界各国的邮票至少弄到一枚。1927年姜治方去日本长崎商业学校学习，他的集邮兴趣有增无减。在日本著名集邮家林勇的启发下，他懂得了收集明信片和实寄封的价值。两年后，他的邮册中已有两千多枚邮票了，可其中90%都是外国邮票。中国邮票却寥寥无几。从此他开始有意努力收集中国邮票。
以后他赴欧洲留学、工作二十余年。为了收集华邮珍品，他走遍了欧洲许多国家和城市的邮票店。我采访时，国内存有的大龙邮票、小龙邮票，不多是他从国外收集来的。1944年在葡萄牙举办的国际邮展上，他以一千多枚大龙邮票和小龙邮票参展，获镀金牌奖。为获得珍贵的中国邮品，他把自己收集的两千多枚外国邮票去换取。
在国外，他通过长沙的邮友，收集到不少国内红色政权各个根据地的邮票和实寄封。这些邮票和实寄封如今都成了珍贵文物。
1933年在比利时举办的航空邮展上，姜治方以我国1921年发行的五、六十枚首航信封获得银牌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任驻波兰代办的姜治方，向国内发电，表示“脱离旧政府，投靠人民”。他回国时带回的全部财产，就是两箱邮票。回国工作后，他继续收集各历史时期的邮票。1957年在莫斯科国际邮展上，他用两张排单、火票和十几枚中央苏区的实寄封参展，荣获一等金质奖章和奖杯。
文革后，姜治方将不知走过多少国家，费了多少心血，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全部邮集捐献给了国家。据他儿子说，国家给了一定的奖励，赠与他从建国以来出版发行的全套新邮票。并给予了应有的荣誉。
↑（2）《姜治方集邮六十年》的报道发表在《人民画报》1980年第三期上。 ↑（3）报道的版面共四页，选用了18张图片。 ↑（4）我国发行的第一套大龙邮票。 ↑（5）这一套大龙邮票，当时是由法国设计印刷的，流失在国外很多。 ↑（6）姜治方珍藏的大龙邮票都是他从国外收集的。 ↑（7）贴有大龙邮票的实寄封。 ↑（8）据说这套我国发行的第一套纪念邮票，是为了庆贺慈禧生日而印制的。其中面值九分的这一枚，是姜治方二十多年多方寻找才获得的。 ↑（9）这一张排单和下一张将军火票，是姜治方从胡同小贩手上发现收集的。图为清朝同治六年（1867年）的排单。 ↑（10）经确认，这是我国创办邮政之前“排单”是由文职衙门传送公文使用，“火票”是由武职衙门使用。图为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将军火票。 ↑（11）八国联军侵华后，英、俄、日帝国主义，在本国邮票上盖章在中国使用，这是侵犯我国邮权的罪证。 ↑（12）中央苏区在发行自己的邮票之前，凡贴旧政府邮票的信件都盖上“苏维埃政府保护邮局准予通行”的红色戳。 ↑（13）我国人民邮政第一次发行的邮票共三张一套，面值分别为一分、二分、八分，其中八分的邮票全国只存十几张。贴有八分邮票的实寄封仅此一枚。图为寄给张平化的贴有人民邮政八分邮票的实寄封。 ↑（14）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凡是用大清帝国邮票的都加盖“临时中立”的戳暂应急需。邮件上贴有五元面值邮票的实寄封，是一枚世界孤品。 ↑（15）退休后的姜治方，依然关注集邮。 摄影 孙忠靖 ↑（16）这枚贴有我国第一次发行的航空邮票，1921年7月1日由北京发至上海的首航封，是姜治方1933年在比利时获奖的参展邮件之一。 ↑（17）图为1920年5月7日由北京发至天津的首航实寄封正面。 ↑（18）图为1920年5月7日由北京发至天津的首航实寄封反面。 ↑（19）姜治方参加国际邮展获得的部分奖章和奖品。摄影 王 平

我也曾在上小学的时候开始集邮。起先也是从信封上剪下来泡水晾干。也有几枚外国邮票，觉得很珍贵，至今还在邮票簿内，可我并没有去搞清是哪国的。上大学时，每次给家里写信都是买成套的邮票，分多次寄给家里，还要求家人把邮票剪下寄回给我。一直到明白了12生肖邮票要成套收集后，才渐渐懂得四方连、大全张的珍贵。但我很少特意花钱去买，所以根本算不上是一个集邮人。
现在集邮的人还是不少，但像前几年那样高价邮票，已经大跌了。
当《姜治方集邮六十年》的报道发表后，七十三岁的姜治方，踏上了上京之路。我也十分高兴地觉得能和姜老见上一面。谁知他一下火车，便得了感冒。并发了其他病症，不幸去世。我参加了他在八宝山的遗体告别会，还见到了也在外文局任法文翻译的姜老的女儿。